民间智库：中国的状态

[编者按：今年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民间思想库先后停办，象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被注销之后，连在市工商局注册一家名叫“天则”的公司也不允许，“天则”两字成了不能被涉及的字眼。这种状态使人陷入困惑。民间思想库不管各自的观点思想如何，总是反映中国社会的一面面镜子，如果将这些渠道统统堵塞，不仅将降低中国社会的思想活跃程度，也将使某些有用的信息遭到堵塞。因此，在此历史关头，各方面的人士都需要进行深刻反思，作为民间学者，一定要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尽量给社会和政府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尽量引导改革与发展向健康的方向行进，而不是钻牛角尖，专门唱反调。作为政府，应该宽容和平等地对待民间机构的存在，要与民间研究机构经常进行交流，听取意见。从目前的社会状况看，政府已经越来越需要从社会间买思想和买建议。我们希望今后中国能在思想产出方面出现新迹象。刘怀昭女士前些天采访过我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现把她后来写起的一篇文章刊载如下。]

中国民间智库的状态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  刘怀昭

2005年9月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六年，随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执政理念转变给民间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催生了民间智库在九十年代初的出现。二OO三年以来的“非典”、孙志刚案为代表的多个民权事件以及修宪等重大公共决策活动中，民间智库开始崭露头角，成功扮演了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对接角色。但今年初，先是吴敬链、江平和梁治平创办的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关闭，接着北京最著名的两家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先后遭到注销，中国民间研究机构的命运走向备加令人关注。

“不让搞了”

1993年中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民间团体的一轮快速增长。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介绍，中国民间智库集中出现在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间，主要涉及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法律、宪政，也有例如艾滋病、残疾人的教育政策等专业领域。

三年前在上海图书馆西馆二楼会议厅一场“法律与市场经济的对话”上，知名经济学家吴敬链、知名法学家江平和梁治平为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成立进行了简单的仪式，明确了这一民间机构的目标，即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自主性，和学术上的独立追求。吴敬链曾介绍说，该所的成立不仅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同时又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欢迎，所以选址上海，正式完成登记手续。在记者问及今年初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被取缔的原因时，江平只简单表示：“民间的研究所不让搞了。”

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更是早在一年以前就感觉出来自政府的“不友好”气氛，公开的研讨会要么明令取消，要么不得不改换地点。“有时候开会议的酒店都预定好了，临开会时酒店通知我们，迫于压力不能给我们提供场所，”天则创办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无奈地表示。据他介绍，天则是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注册的，但是在这个注册在2005年重新登记时被取消了。

不仅是以非企业、非营利机构注册的研究机构开始受到限制，以企业单位的名义注册的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最终没有逃过关门的命运。其掌门人曹思源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熟悉体制运作，所以当初为了应对非营利机构注册难的问题，同时为了减少做为民间智库的敏感度，不惜以工商企业形式注册。但自二OO三年六月，曹思源在青岛举办大型民间修宪论坛之后，他和他的研究所的日常活动开始受到监控，名存实亡了一年多后，今年三月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终于被正式注销。

注册难

“我们现在没事，没受到什么干扰，”同样以工商企业形式注册的另一家民间智库----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因为注册的是家工商企业，仲大军有时不得不应付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的报表等等琐事。就是这些事，有时挺烦人的。“你说我们这样一个小研究机构，又不赚钱，还要象那些工商企业那样每月填税表，浪费精力和时间！”

根据当前的政策规定，社团注册必须在广义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挂靠，而被挂靠单位既不能从社团中提取利益，又必须为社团的任何问题负责任，如果社团的工作触怒了政府，弄不好挂靠单位的领导就会影响乌纱帽，所以造成中国大量致力于社会公正、维护人权、公正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非营利组织，无法按照其宗旨注册为正式社团。结果不仅出现被迫到工商局按照企业来注册的民间智库，还出现不登记、不注册，自行其事地开展工作的研究机构，所以早在1998年颁布实施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特别是“合并了一批宗旨、业务范围相同相似的社会团体。”这导致目前中国被注册的社团，也成为了像股票上市企业指标一样的“壳资源”。

生存现状

据统计，中国智库目前有2500个，其中民办的不到5％。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调研显示，2001年抽查的五千家NGO中，有58.7％都说他们在一年之内向政府部门提出过政策建议，其中有近20％提交的建议在6项以上，而且有42％的建议受到采纳。记者在采访中，也往往听到各民间智库的负责人介绍说，他们有哪些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或重视，那幺，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智库仍然生存堪虞呢？

专门从事NGO研究的贾西津认为，智库的繁荣最后要涉及到的必然是民主政治决策体制的变革。决策体制的立法程序、监督机构，所有这些制度性的设计，是智库存在必不可少的空间。没有这样的空间，智库也仅仅是能够存在，但仍然地位不名。其次在资金制度上面，现在民间智库大多数是以国外资金为主导的，真正有智库的发展，一定有一种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比如说有政府的委托，拨款，有国外企业的援助，资金会的赞助，个人资助，还有他的经营费用等等。所有这些多元化才能保证它的组织运作，现在可行的就是政府购买和咨询服务使得这种投资的渠道可以多元化，另外一些适当的经营性的活动都是帮助智库获得资金途径的。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的经验之谈是，做为民间机构，“要跟政府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过于紧密，”他说原因是意识到“政治派系斗争非常可怕。”

但是，“跟政府保持太多的距离也不好，政府说：你们到底要干什幺？你们是不是要搞颜色革命，令人非常的害怕。我跟他（政府）解释，我们不是要搞颜色革命，他始终不信任，到现在恐怕还没有信任；可你跟它关系太好了吧，你跟这个人好，那个人就要整你，这是中国的特点，你就卷入了高层政治斗争之中，这是很麻烦的。”

重新定位再出发

一名熟知政策形势的体制内学者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目前的发展遭遇挫折，跟“两个文件”有关，“一个是去年年底的，一个是（今年）5月份的；一个跟颜色革命有关，一个跟政府对于民间智库的认识和有关的所谓事件有关。” 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提醒，实际上政府对民间智库的需求仍然强烈，“一方面从今年开始，其实从去年开始，对于社会团体，或者说对于思想的管制在趋紧，这就使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党中央、政府又在积极的寻求社会的声音。”

为了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定位和重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其注册的中评网的名义，在上周召集了一次大型民间智库论坛，除了广邀在京的民间研究机构群策群力，并延请了中国社科院等官方智库的学者献计献策。

此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余万里呼吁民间智库要“切入主流。”“既然要做到智库，必然要有一种现实的精神进去，”要在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互动和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慢慢建立起来信任感。

对于民间智库一向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余万里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用了很多年，我觉得带上了很多政治色彩，可能用政治发展的概念更适合。”他介绍说，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很多政府创新的问题，“包括法制政府的问题，我个人参与了一些NGO的工作，对于政府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做法治政府的问题。”他认为，既然法治政府是一个中国政治应该发展的方向，那幺“这个过程中间智库学者应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面临生存困境的不仅是民间智库，连挂靠在社科院的一些半官方智库也同样面临注册难的问题。她举例说，北京师范大学原来有个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但是最近因为“所谓公共政策是美国的说法，”上面要求把这个研究所改名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学院，而且正式报教育部。

她提醒说，中国的现实是“不注册也能做事情，”而且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发展仍然动力大于压力。“社会改革的这支大船已经出航了，已经驶出港口了，不是停在港口里面了。”她认为其实中国现在正是各类智库发展的大好时机，“因为什幺？有需求，需求非常强烈。”她认为“现在的改革很明显是改到了政府头上，”并以最近网络上出现的医疗改革全民大讨论为例说，“一篇报道出来，逼着（卫生部长）高强就承认了（医疗改革失败），说我们改革是有问题。甚至逼得吴仪副总理拍了桌子，说我们做的不好，老百姓不答应。所以可见全民的关注，全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杨团透露，本星期民政部要开一个民间非营利机构的评估会议，这对各类智库来说是一个契机。“因为他（政府）要买服务，他不评估怎幺买呀。”所以她认为，政府有太多的具体政策，太多的具体制度需要设计。“所以，我们开拓哪些方向，做哪些知识产品的设计，从什幺角度来用这个市场的机制自养，现在的空间范围是很大的，一点都用不着悲观，只是看清楚形势，然后运用一种应对形势的新的方面，我觉得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发展。”

Fact:

中国脑库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

最大的天则研究所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200万人民币

华顿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人员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

立足现实图生存，再谨慎些；面向未来谋发展，更大胆些

尽管自身生存面对合法性的危机，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仍坚持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实际上处于有非常大需求的阶段，处于进一步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这方面的难度非常大，需要更全面的知识上的支持。”对民间智库所遭受的政治压力，他表示要采取一种非常善意和积极的态度来化解，要寻找朝野共识。“在这个共识下表现出我们的善意，改进我们自己的服务，一方面我们强调民间智库最大的买主应该是政府，（一方面）要反思你自己，不要总是想政府要不要购买，你的东西很糟糕，政府不要购买，关键是你要改进，你要站在社会立场上去想，替政府去想，要超前的去想。”

茅于轼也表示，“政府不让你注册不等于没需求，所以政府还是需要你的服务，需要听你的意见，我们按照中国的特点来注册，你不能按美国的办法，不然就违反了中国的具体条件。要慢慢想办法把事做成。”

图：茅于轼、盛洪、仲大军、曹思源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