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熟识的军统老特务谷正文

我所熟识的军统老特务谷正文 

  每届细雨霏霏湿寒的冬月，一个人踽踽独行于昏暗的街灯下，我总会想起蜗居台北永康街那幢旧楼里的谷伯伯，一位让我既怀念而又敬畏的老朋友──他是国民党的老特务。我会认识他，是因为对国民党早期的历史特感兴趣，总想从他身上挖更多的历史记忆之宝。

九十五岁的谷正文到今天都还记得，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曾经在他的私人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按：郭同震是谷正文进军统之初用的名字，那也是他的本名，他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改用「谷正文」这个化名，现在不当特务了，年届九十五高龄，他还是没改回原名。）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在清点戴笠遗物时，逐字逐句过滤戴笠日记中记载的特工领导工作的各项细节，发现了这段和谷正文有关的记载，因而对「谷同志」另眼相看。

  提起戴笠的知遇之恩，谷正文记忆中，总忘不掉这个国民党情报组织开山祖师的各种人格特质，更难忘他提拔他的往事。

一个阴冷的下午，戴笠带领两名穿中山装的随从人员，到位在北平的军统局华北委员会巡视。戴笠那双像是苍鹰的眼睛，冷峻地梭巡着屋里每个特务人员面部表情，没有人知道戴笠这趟到北平的目的何在，他是来杀人的吗？空气中散发着一种肃杀的气氛，包括几个长期跟随戴笠的特务干部，都不敢正眼瞧他，怕又挨他的骂。

  冷不防，戴笠拉开嗓门，用浓浓的浙江江山口音高声问道：「郭同震同志在哪里？」谷正文连忙高声应答：「有！我是郭同震！」

  戴笠看了看谷正文，点点头说：「郭同震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懂华北，这里的情况他最清楚！郭同震同志，从现在起，我任命你做北平特别勤务组的组长。」戴笠的两个随从，一个当场负责写好了委任状，一个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即刻在上头写好郭同震的名字，中间写明「兹发给郭同震同志本月份工作费银元八百元整」，谷正文看得两眼发直，乖乖，八百银元，这笔钱在抗战前夕够在北平买下一幢大房子。

  谷正文心里明白，他投身军统，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是为了报效国家，杀日本鬼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之后，激起了包括谷正文在内的千万青年的强烈爱国心。那年，他刚考上北大，国族危亡，人民流离失所，艰难的现实生活迫使他无心读书。他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内心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他组织青年学生加入抗日救国行动的源源动力。

  从抗战军兴到大陆解放，这十几年间，谷正文潜伏在沦陷区的北平，不过是军统华北地区一个小小的组长，他没有机会和蒋介石正面碰头，更别说在蒋介石手底下工作了。因缘际会，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指挥办事，是谷正文在特务机关里边工作，最艰困却也是最得心应手的时期。

话说1949年冬天，国民党军政机关陆续从大陆退守台湾，百万军民飘洋过海，迁徙宝岛。早先，「军统局」已经改名「保密局」，保密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人员，一共有八百多人。因为蒋介石下野的关系，正牌的保密局留在南京，接受李宗仁的国民政府领导，尽管战火掀天，南京保密局的同仁每个月仍可按月支领薪俸和补给。可是，跟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蒋系保密局人员，却面临断炊的命运，因为，李宗仁的政府认定这批蒋系特务不听指挥，擅自行动，着即断绝了他们的给养和薪俸。

刚撤退到台湾那段日子，不论是军队或是政府机关，建制完全已被内战打乱，有的军政单位全部向中共方面投诚了，有的军政人员退隐山林，不愿意跟蒋介石去台湾。国民党军政单位建制残缺，人员不齐，再加上蒋介石以在野之身，身份上处于半蜇伏的态势，所以，撤退台湾的初期，真是群龙无首，朝不保夕，军政机关更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

保密局的这八百多人，初到台湾，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幸运的是，毛人凤把戴笠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物资得来的一大批金银珠宝、骨董字画，全都运到了台湾，存放在台湾北部桃园的一幢大仓库里。

谷正文感慨地说：「刚到台湾的那一两年里边，保密局上上下下吃的用的，全靠戴笠那批黄金珠宝和骨董字画。」再不就是依仗着保密局无远弗届的势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然而，初来乍到，保密局在台北居然连个落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谷正文和他的干员们，腰间插把手枪，口袋里一张保密局褪色的派司证，跑遍大半个台北县市，才在台北近郊的士林芝山岩，选中当时台湾大学农学院养马场那块土地。当时，台湾大学校长是自由派学者傅斯年，傅氏素以敢言能言著称，可是，秀才遇见兵，保密局指名要那块台大农学院的地皮，也只好一阵唯唯诺诺后，爽快答应。

择定保密局在台湾的落脚之地，堪称谷正文为保密局迁台后，做的头一椿大事。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自行恢复总统职务。在风雨飘摇的1950年代，连台湾况且都有可能随时不保，蒋介石却心心念念想要「反攻大陆」，许多国民党政军高官，心里都明白，这是一椿比登天还要艰难的任务。蒋介石意识到失去大陆政权除了军事上的失利，情报战场上的败绩，更是关键因素，斯时，谷正文的职务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军阶上校。

  「打从一开始我就认定反攻大陆是没有希望的，蒋介石也知道不可能反攻成功，但是，他觉得如果我们坚持反攻大陆的信念，只要我们保有一份坚实的力量，有朝一日中共内部发生分裂或内乱，就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大好时机，这是老先生坚持的原因。可是蒋经国不但不相信我们可以反攻得成，更认为没有必要做任何的反攻行动，他认为，即便是中共内部发生分裂，台湾也没有机会重新取得大陆的政权。」

  从零乱的相片簿子里，谷正文翻开一张张褪色陈旧的黑白照片，也开启了他脑海里沉寂了多年的历史陈迹。反攻大陆，在1950年代初一直到1960年代末期，这是多么动人而「伟大」的名词啊！千千万万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军民，无不深信蒋总统必定会带大家反攻回去的，有的人随身带了几十、几百条金条，也不愿置产买房买地，他们确信蒋介石喊出的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绝对会兑现，他们深信「再过两年就反攻回老家了！」然而这些人直到他们手边的金条花光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才发现受骗上当了。国民党政工人员甚至把「反攻大陆」编写成一首首振奋军民士气的「爱国歌曲」，你听哪：「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乡亲，大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乡亲。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不能让血肉尽受屈辱，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把大陆收复，我们要把大陆收复！……」对那个时代的中小学生来说，「反攻大陆」是一首唱起来又悲壮又苍凉的歌；对那个时期的台湾百姓来讲，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如人饮水，感受各不相同。可是，对谷正文来说，那可是他半辈子有血有泪、既有欢笑又有悲恸的「革命事业」。

  起先，谷正文除了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也是马祖岛「反共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

  谷正文的做法，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最初，他的办公室在台北近郊北投，在隐密的青山绿野深处，有幢用石头起造的大房子，名为「求实斋」，这儿，就是他搞「反攻大陆」情报活动的秘密总部。而「求实斋」实际上即是保密局和后来的情报局「反共救国军海上工作队」的队部。

他舍弃保密局正规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人员取得的管道。1950年代，台北西门町闲杂人等最多，因为国民党政府刚刚播迁台湾，许多从大陆涌来的单身难民，无家可归，也没有固定职业，久而久之，变成各处流浪的流氓地痞，这些人在台湾就他一个人，无家无眷，一人饱全家饱。谷正文下班没事也经常到西门町四处闲逛，发现这里大陆来的年轻人特别多，而且十之八九是无业游民，群聚终日，除了逞凶斗狠，几乎无所是事。谷正文心想：「老先生正愁找不着不怕死的人，这批流氓不正好派上用场吗？」

  战争年代，蒋介石政府虽然经费吃紧，可是保密局要用钱可从来不曾省过一块钱，只要有用途，保密局或是以后的情报局，花钱就像台湾海峡的海水一样。不光是台北西门町，即便是台湾中南部大城小镇，只要有失业流民的地方，谷正文都不放过。他手上握着一疊台币，告诉那些面黄肌瘦，两眼睁得老大的流氓说：「只要你们通得过我的训练，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

  从此，台北的西门町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搞「反攻大陆」行动，征集敢死队源源不绝的人力市场。那年头，台湾比大陆还穷，经常几天吃不上一餐饭的流氓，一听说只要跟着谷组长走，就可以每天领八十块台币，吃香喝辣。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流民，离乡背井，处处为家，暗想只要能够有吃有喝，天黑了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歇个腿，哪怕叫他们上刀山也心甘情愿。

  于是，成千成万的流民被送到台北近郊的淡水「蓝天海水浴场」附近，情报局所属的秘密基地，接受密集的情报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杀、搏击和通讯等，和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们去「反攻大陆」了。

  谷正文以情报局的名义，买了两艘铁売渔船，每艘船可以搭载四十几个受过基础训练的特务，趁着夜西风高之际，逼近进入大陆海域，再命令特务携带简单的武器和发报配备，登改坐M-1小艇，神不知鬼不觉地摸黑登岸，在岸上各自散开，奔向内陆。

  「我向老先生报告，我们可以学当年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或者明朝末年为患朝廷的倭寇，以袭扰大陆东南沿海的方式，不断地派人上去，今天福建，明天山东，后天广东，大后天江苏…，天天派人上去，搞得中共天天魂不守舍，穷于应付。」

有一回，谷正文的手下渗透登陆了山东半岛，还抬了好几箱「战利品」回来。所谓的「战利品」，不过是中共边防民兵某部队的几枝破旧步枪，或者民兵某部的被缴获的几份无关痛痒的内部文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机密内容，可是，在情报机关的大力吹嘘之下，蒋介石却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蒋介石龙心大悦之余，急急如律令地召见「反共救国军海上工作队」副指挥官谷正文，约他到士林官邸一块儿吃中饭晤谈。

那天老先生还把儿子蒋经国找来一同进餐，蒋介石面露喜色地对着蒋经国说：「你们都不相信反攻大陆会成功，你看看，谷正文同志带领的人把共产党的秘密文件都截了一大批。」老先生像个顽童似的，指着堆放一旁像是破铜烂铁的「战利品」：「你看，那不是文件和步枪吗？」蒋经国脸上堆满笑意应付着他的父亲，可是骨子里，他对这种完全只是徒具形式的「反攻大陆」，根本视若敝屣，毫无价值。

谷正文心里有数，蒋介石嘴巴上讲反攻大陆有希望，其实他老先生也明白，光靠国民党在台湾的几十万部队，和国民党军中有限的军事人才，即便有美式装备，只要美国老大哥不点头，不给后勤支持，甚至从中作梗，那是决计不可能成功的。国民党刚撤退到台湾之初，老蒋心心念念就是想反攻大陆，偏偏美国人始终不让他动手，国民党军队里边懂战略和战术，和共产党打过胜仗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老先生没法子可想，一度找了既是他老敌人也是老朋友的冈村宁次大将来台湾，当他的军师。冈村当过侵华日军统帅，统领过二百多万日本军队，他堪称是近代史上统帅过最多军队的将领。

冈村宁次来台湾那一年多时光里，谷正文是主要接待他的中方人员，他回忆和这个日本军阀互动的经历时仍不脱老顽童的稚气：「他来台湾那段时期，台湾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也没啥好玩的场所，闲暇时候，我只好陪他钓鱼。我和他的翻译官很熟，他叫王武，可我们都拿他名字寻开心，管他叫王加三，王五加三不就是王八吗？拿他开玩笑。」

冈村宁次也晓得谷正文奉蒋介石之命，执行派遣特务人员「反攻大陆」的计划。他本人也在蒋介石力邀之下，在台湾大搞所谓的「白团」，可是，冈村很明确地劝告蒋介石，以日本军队过去在中国战场和中共游击队斗法的经验观察，中共已经在大陆站稳脚跟，光是依靠在台湾这几十万大军，要以常规作战的方式反攻，何其不易，要用游击骚扰大陆沿海地方，也不会有战术上的成效。冈村劝老先生，还是暂时死了反攻大陆的那条心吧！

蒋介石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只在战略和战术上仰仗冈村，他一贯相信只要大陆内部产生变化，就是国民党反攻的最佳时机，大陆上的人民必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后，内部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扰乱和不稳，但，美国人不准蒋介石轻举妄动，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美梦从来不曾成为现实。

为了执行「反攻大陆」的突袭或渗透任务，谷正文得以有很多机会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接触，对他们父子俩的差异，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评价都很一般，对蒋经国尤其不佳，因为小蒋的器识和见解远远不及老蒋。

「老蒋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唐朝、宋朝哪个朝代在前边他都分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按：所谓不读书，是指蒋经国没有固定阅读的习惯而言），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识见和视野，器识不够！」谷正文一针见血点破了蒋经国始终成不了大事而且识人不明的深层原因。

谷正文认为，蒋介石是从中国历史的格局，看待他的反攻大陆行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军事眼光。他曾经告诉蒋介石，类似的反攻行动，固然短期之内不会有军事上的斩获，但是，只要有特务人员不断踏上大陆的土地，大陆人民就会发现，原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这对共产党的统治会产生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很称许谷正文的这套讲法，这和蒋介石后来提出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理论不谋而合。

为了遂行「反攻大陆」的任务，谷正文买了许多渔船，他们在渔船上载附了M1橡皮艇，每条渔船可以乘载40名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务人员。这些原本流浪台湾各地街头的流民，来自五湖四海，最初以逃难到台湾的内地人居多，后来几几乎百分之八十是台湾人。不论他们的省籍，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

执行过几次任务后发现，光是用渔船和M1橡皮艇载运特务，仍不符合夜间行动的诡秘性。谷正文向上面申请了3000美金，派人到英国去学习制作遥控船的技术。这批专家当中，最出名的便是台湾的飞弹之父韩光渭。

3000美金，不过是单一项目的经费，谷正文回顾，光是他经手的反攻大陆行动经费，就多达2455万新台币。在1950年代的台湾，这笔钱几乎是某些政府机关好几年的经费预算呢！蒋介石只要听部属说钱是作反攻大陆方面的用途，照例连吭不吭一声，蒋总是交代下属，你们尽管去干，不用担心钱的事！

为了一圆反攻大陆梦想，蒋介石纵容下头的人花钱如流水。可成果在哪里呢？

没错，北从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台湾情报局在谷正文的计划策动下，进行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攻」行动。

  每回只要隔天有行动，情报局淡水训练基地（位在淡水蓝天海水浴场附近）总不免要杀鸡宰猪，让出任务的同志吃饱喝足，然后再上船出发。最初，所谓的反攻行动，是真枪真刀地干，登上大陆之后，就依照作战计划，进行骚扰、破坏或是暗杀。大陆方面当然也不是手足无措，任凭宰割，也加强边防兵力，活捉了不少台湾特务。

  大规模的反攻行动，实质的回收成果相当有限，谈不上具有任何战略战术价值。后期，暴力活动锐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征意义的任务，比如，派特务到大陆沿海城市过个几天几夜，再不然就是要特务去看几场电影，然后再设法退回台湾。为了表功，有关方面总是在特工人员出任务回台湾后，安排蒋介石接见这些「有功人员」。而所谓的「有功」，也只不过是去厦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带回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大陆的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让老蒋看看，逗老先生开心。蒋介石只要听说某某人是反攻大陆有功人员，深入「敌后」冒险犯难，哪会管此人是真的有功于党国，或者只是唬唬人的去看了趟电影，反正一律当英雄接见，最后再由总统府「摄影官」拍上一张制式纪念合照，算是为任务划上句点。

  毛泽东搞文革之初，是蒋介石积极擘划「反攻」大业的全盛期。大陆方面则先后透过华沙会议等场合，不断向台湾的幕后老板──美国，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1970年代初期，美国试图改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关系，周恩来即借机向美国抗议台湾情报机关的沿海骚扰活动。蒋经国当时已逐步接班，他经不住美国的压力，下令全面停止对大陆沿海的骚扰行动。谷正文「玩」了近二十年的「反攻游戏」，终于正式歇手。

对大陆大搞海岸渗透、反攻突袭，国民党当局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蒋介石二十余年不改其志。谷正文这批老军统，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到两鬓斑白犹不改其志。一方面对大陆遂行「反攻大陆」的渗透突击活动，另方面则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肃清台湾岛内的中共地下党。谷正文运用他早年曾经为中共工作的背景（谷正文年轻时，曾于北平中共学生组织里搞学运，后来又到林彪挂名的解放军第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对中共北方的组织发展，有一定程度的人脉背景了解），在台湾大力搜捕中共派遣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党特工，先后逮捕了台湾地区七百多名中共特工。

谷正文表情严肃地开着他的冷玩笑：「任何人只要跟我谈一会儿，从他的眼神和身上的气味，我就可以知道和嗅出来他是不是共产党，我的敏感度很灵验，从来没有失过准头。」笔者开玩笑地反问他：「谷伯伯，您看我们这间房里有谁是共产党？」 谷正文开怀大笑：「你们都不是！你们一点都没有共产党的特质。」谷正文说，从我们的讲话的逻辑和内容里分析，我们都没有共产党的因子。

除了前面说过，谷正文在中共组织内执行过学运活动，担任过共军115师大队长，他自己第三任的妻子是共产党，妻妹还有很多女方家眷都有共产党背景。她们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思维模式，都是标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模式。

1950到1970年代初期，除了搜捕台湾岛内潜伏共党组织之外，谷正文也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要不是临时改变行程，差点搭上那班死亡飞机，成了空中冤魂。

1955年初，保密局得到切确的情报指出，该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奉命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身为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经呈报局长毛人凤的批准后，秘密指示保密局香港站负责人赵斌丞，策划暗杀周恩来。赵斌丞也是老军统，他曾经是戴笠十分信赖的国民党特务。协助赵某执行暗杀行动的，还有赵斌丞的手下陈鸿举。

周恩来在大陆受到层层保护，要想做出对周恩来总理任何不利的举动，完全找不着缝隙。可是，一旦周恩来离开大陆，在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路途中，大陆方面即便对首长的保卫做到滴水不漏，也难保没有百密一疏的可能性。保密局希望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截杀周恩来于印度尼西亚访问行程之中。赵斌丞是戴笠的老部下，他很清楚戴笠的死充满悬疑性，之后很多传说直指戴笠的死因可疑，认为那场空难显然是人为制造的谋杀事件。

纵使保密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恩来或中共方面，是戴笠空难遇害的策划者，但是，赵斌丞明白，制造人为空难，是杀害周恩来的有效方法。如果能以传说中的戴笠模式人为空难截杀周恩来，不也是为「党国」立下一件大功吗？

情报确认之后，保密局方面又从多重管道查明周恩来一行的行程，连搭乘的班机都有了谱。剩下的最关键的工作，是派谁到香港启德机场执行施放炸弹的行动。机场有比较严格的人员管制，几经过滤和接触，赵斌丞等人找到了周驹，他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因为父亲好赌成性，家里经济情况始终不太好，保密局的密探便诱之以重利，答应事成之后马上发给奖金港币五十万元（按：一说六十万元）。最初，特务没告诉周驹要杀谁，但承诺事成之后会把他弄到台湾，避免被港英政府逮捕吃牢饭。

重金之下，周驹接下这笔「买卖」。保密局特务赵斌丞和陈鸿举两人，偷偷地把五十万港元，和被装在一条牙膏里的强力美国制炸药，从台湾带到香港，亲手交给周驹。赵、陈两人利用很短的时间，教周驹安放定时炸弹的技巧，并且把任务的流程一再说明演练，并且详细交代了各种细节，诸如在事成之后怎样脱离现场，和保密局人员会合，以及离开香港的程序。

4月11日，周驹和往常一样，准时进入启德机场上班，机场英国籍的安全官员，完全没有察觉周驹携带的包括牙膏在内的那套盥洗用品，有任何的异状。周驹顺利地通过了安全检查，进入机场内，他和往常一样，和其它的清洁工作人员一起进出停放在跑道上的每一架飞机，里里外外，清洗打扫。当他为印度航空公司那架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客机进行清理工作时，趁四下无人之际，快速地把那枚牙膏炸弹固定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个很隐密的角落里，事成之后，周驹被保密局人员送上一架经常往来香港和台北之间的中国民航空运公司（CAT）货机，直飞台北松山机场。

蒋介石父子当权时期，台湾的机场、码头，都是特务机构「台湾保安司令部」管辖范围。特务人员对进出海关的人员、货物，依例都得通过严密的通关检查。周驹在机场受检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签证文件，遭特务当场扣在机场的保安司令部办公室里。保安司令部的人抓到周驹，以为是逮着了偷渡客，正待审讯。不一会儿，谷正文开着吉普车匆匆赶到机场，直奔保安司令部办公室，工作人员一看是保密局的谷组长，行了个举手礼，谷正文冷冷地点点头，就冲着保安司令部的人说：「他是我们的人，我带走了。」保密局是所有情报单位的太上机关，没人敢拦谷正文，周驹就让谷正文接走了。

周驹安了炸弹几小时后，那架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随即起飞，当天下午六点三十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突然发生爆炸，机上除了机组人员幸免于难，中国代表团三名成员、五名中国记者，和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十一人，全部在空难中丧生。而保密局一心一意想谋杀的周恩来，反而不在客机名单上，因为，周恩来临时有事，临上机前改变了行程，而逃过一劫。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只是谷正文众多策划执行任务中的典型，从这个个案中，可以展现谷正文执行任务的绝决冷峻，谷正文绝决冷峻的性格，即便到他老年时期，也不改本色。

80年代的某日，已经退休在家的谷正文，忽然接到一通他女儿打来的电话。女儿在电话中向爸爸哭诉，怀疑自己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套句台湾的通俗语就是搞「婚外情」。谷正文挂了电话之后，心里气愤难平，暗想平日里我待这个女婿就像亲生儿子似的，如今他居然胆敢背叛我女儿。哼！这狗日的，看我怎么治理他。

谷正文一声不响，把家里几个抽屉搅得翻天覆地，胡乱翻找老半天，好不容易找着了他要的东西──一把锋利无比的瑞士钢刀，往裤腰里一揣，就吆喝干女儿谷美杏准备出门，要她陪着一块儿去台北市郊找他女婿。谷美杏一时之间还会不过意来，今天老先生何事这么急，突然大老远要去找女婿做啥？她见谷正文闷不吭声，想问他又怕问了挨骂，只好暗自嘀咕。

谷正文一共有九位儿女，这位闹婚外情的女婿，是台北近郊一所专科学校的老师。搭了一个小时的出租车，赶到这所专科学校，女婿也不知道老丈人大驾光临，到底是为了何事，接到门房通知赶忙到会客室接待老丈人。岳婿两人见面，和平日一样有说有笑，女婿问谷正文临时来找他，是不是有特别的事情，谷正文说，没事，只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女婿给谷正文这么突然一问，搞得不知所措，怔在当场，无从答复，谷正文笑瞇瞇地说，没有就算了，反正女人都容易犯疑心病。可是，女婿不知是心里有鬼，还是怕和老丈人说话说多了露出马脚，就推说还有公事要办，不能多担搁，说完起身想走，谷正文一个箭步追上前去，不等女婿警觉转身，谷正文紧握尖刀，往女婿屁股猛力刺去。

「哇呀！」一声惨叫，女婿回头但见老丈人眼冒杀气，怒火逼人，哪敢与他交锋，头也不回地踉踉跄拔腿就跑，死命狂奔，一边跑还沿路滴血，校园里的师生都为之侧目。谷正文冷静地告诉干女儿谷美杏：「事情办完了，咱们走吧！」花容失色的谷美杏半晌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趟「任务」，是谷正文「制裁」感情出轨的女婿。

当了一辈子的特务，吃过几次闷亏，职业性的疑心病也如影随形跟着谷正文，从中年迈进老年。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位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有一回，她趁谷正文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谷正文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滉动，他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思前想后，这屋子里没别的人进来过，肯定是老婆想毒死他。所幸他够机警，不然岂不成了冤死鬼？

年轻时代受过这么一次「惊吓」，尔后他不论到哪儿，不管喝茶、吃饭，更是提高了警觉。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就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砌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地吃喝她准备的吃食。

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老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九个亲生的孩子如今都不在谷正文身边，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九十五岁的迟暮老人了，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病有痛的，而待在老人身边的，只单单剩下谷美杏这个和谷正文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干女儿了。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非亲非故，谷美杏何苦要肩负起照料谷老晚年生活的重担？一声叹息，谷美杏回忆自己认识谷老的经过。

二十多年前，张美杏（谷美杏本姓张）的好朋友在情报局工作，有天朋友领她到谷组长──谷正文家里做客，彼此一见如故，当时，美杏姐不过二十出头，人长得很漂亮甜美，很得谷正文的喜爱，把她当自己女儿一样看待。情报局的朋友每次提起要到谷老家，美杏姐总是很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探望谷老。不久，美杏姐甚至还把自己父亲介绍认识谷正文，从此成为知交，谷老便认美杏姐作干女儿，视如己出。父女俩真正住到一块儿，还是谷正文有次生重病以后的事。当时，美杏姐生父也已过世，她自己也结了婚，有自己先生和孩子要照顾，却待谷老当成自己父亲一样侍奉，这点让谷老感觉很窝心。

早先，谷老的孩子里边，有一位曾经警告谷美杏：「你小心一点，不要哪天被我父亲卖了都不知道！」美杏姐笑答：「我没什么好卖的，我不怕！」讲到这里，美杏姐想起前二年谷正文中风后复健的那段日子。因为年纪大的关系，谷正文有点轻微的躁郁症，犯病的时候，会到处拿东西摔，一点小事也会咒骂个不停。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不高兴，怕他骂人，我告诉过他，为了发泄情绪，你可以摔东西，但是我只求求你不要骂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美杏姐讲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谷老因为耳背，听不清楚笔者和美杏姐的对话，在一旁张开缺牙的嘴巴一个劲儿的笑，还喃喃地地说：「我是凑合着过日子！」美杏姐拉开嗓门笑着对谷老说：「你还好意思说你凑合着过日子，吃肉包子要吃鼎泰丰的，不是鼎泰丰的不吃，一天一盒鼎泰丰包子，还每天吵着要吃沙茶牛肉。」谷老听完，更笑了开怀。

顶着二月冷风，我走出谷家大门，脑子里闪耀着谷老灿烂的笑颜。忽然，我下意识觉得谷老的笑颜里，掺杂着淡淡的愁绪和深深的无奈，映照着他大半生泛黄的老照片，我问着自己，是不是老特务的结局都像谷正文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