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的多种研究视角——摘自《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作为体制的新闻客观性：
1，（一种目标或道德准则）它首先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一套新闻写作应瞄准的目标，即便这些目标永远也不能完全实现。这些理想不仅指导记者们采写新闻报道时采用的态度和方法，而且指导新闻报道内容本身。这些目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与新闻的认知层面有关，即它如实报道世界的能力。在此，客观性精神要求记者遵循一定的标准。比如：
真实性——把观点、解释或评论与事实明确分开，报道中要引用有名有姓的资料来源，避免模棱两可和累赘冗长；
准确性——使报道忠于现实，或忠于其他可靠的对现实的说法伽，尤其在具体的事实上。
完整性——叙述的完整，提供理解新闻所需最起码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应尽量讲出与报道相关的事实的真相。
2，（一种认识论）客观性要求记者们去追求另一套与新闻评价有关的规范化的目标，传播有价值的意义和解释世界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记者应持一种超然、中立、公平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党派性、带个人偏见的、隐秘的动机和受外部利益的不恰当的影响。在再现一桩有争议的事件的各方面时，客观的新闻描述是公正、无私和平衡的。
除了客观性，衡量媒体的标准还有很多，包括独立性、接近性、多样性、一致性及文化条件。这些准则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秩序——同样运用于媒体。媒体客观性得到这三个核心价值观的关照。首先，客观与自由原则有关，也就是说，媒体的独立性是不偏不倚和真实的一个必需条件。其次，客观是与平等相关的——在对事实有争议时，对所有新闻来源，报道对象和观点持公平和不歧视的态度。最后，客观性也与社会秩序有关，因为带明显的偏见的媒体制度可能在那些不满和受排挤的人群中及其政治骚乱。相反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力量）极大地影响着新闻报道中媒体应怎样做到客观、公正、合理。客观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标准。而总是与它的文化政治背景相关。在战时，比如说，政府和受众对给敌国以平衡而客观的描述的新闻会表示痛恨，而记者也会对这种新闻感到不安。
3，（一套实践或方法）客观性体制也包含一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报道性实践”：首先，规定了记者如何建构新闻。比如说，在选择对某一报道信息的提供者和评论者时，记者要寻找适当的线索——被认可的了解事实的人，也就是相关机构的工人的代表，或者是直接参与事件的人。其次，强调新闻源的认识性，而非情感化的反应，避免煽情主义。他们注重普遍的体面和品味标准，采用纪录片式方法，以便向大众转播他们能观察到或有事实作依据的东西，以及只有经可信的来源证实了的事实。最后，把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和言论或评论分开。总之，客观的记者淡化他们自己作为新闻叙述者的角色，这是包装新闻的标准模式。编辑性实践：把观点隔离到言论栏中并通过署名来表现。贯穿于客观性报道方法和编辑方法之中的是第三种客观性方法，即一种中立性的方法或普遍姿态，这部分是通过使用被动语态来体现的。通过这种方式，记者和编辑们将他们自身独立于情景之外，采用不偏不倚的观点，政治上作为中立的观察者，批判性地审查问题的各个方面，并把他们同被报道的有争议的事实隔离开。这意味着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独立，包括不为自身有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新闻组织本身带来的压力所左右。
4，它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种种机构化了的体现。客观性是在特殊的结构框架中运行的，而且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而是参与了这种框架的组建。这种框架包括复杂的具备不同角色和部门的专业化新闻组织（市场营销和广告部、新闻编辑室）和具备适当技能和道德准则的专职人员。
5，客观性是有关新闻的公众话语中的一个活跃成分。它是受众对新闻期望的共识的一部分。它在公众对媒体的评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常，当受众批判个别记者或新闻报道存在偏见而不客观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强化客观性作为评价新闻的标准的特性。
总之，客观性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新闻如何排挤、边缘化主观性内容，以及如何造成了新闻报道中的等级制度和盲点共存。硬新闻占据头版或在每晚的电视新闻中占首位，而有感情色彩的特写、社论或来信不可能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中占据这样的优先地位。
客观性作为协商新闻内容的一种资源：
客观性体制的组成部分成了争夺意义和象征性权力的战场。那些寻求媒体表达机会或正面新闻报道的人，首先要宣布他们对新闻自由和客观性的一种坚持，然后通过能服务于他们自身目的的方式来定义这些概念，他们的目标是“有利的客观性”。
此外，平衡也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平衡事实上只限于平衡协调各精英集团的意见。
总之，在客观和平衡的辞令背后是一场有关参与媒体的机会和左右媒体影响的社会斗争。抽象且从根本上被争论的客观性及其较狭窄的部分——平衡常常被具体化。它们被视为存在之物，就像那些抓得到、可挤压、能衡量评估的东西一样。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可以掩饰一种不平等的能力，它使得权力可以掩饰相互竞争的社会团体让其关于平衡的定义被认为是恰当的不平等的能力。
作为认识论的新闻客观性
1，实证主义的遗产：早期的客观新闻有着这样的概念——世界按其本身状态存在着，独立于人类对它的认识。然而，通过某一特定观察技巧和数据资料搜集的应用，我们可以发现本来的面貌。我们进而可以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毫无曲解地把知识传送给别人。
从这个观点上看，新闻的道德责任就是准确、公正、平衡地反映真实世界。新闻工作者可以把事实与观点、价值判断区别开来。新闻记者作为独立的观察者能站在客观世界的事件之外，能够把事件的真相和含义通过运用诸如标准报道个是这样的职业报道技巧和中性的语言传达给读者。真理或知识依赖于观察者相对于研究对象的中立性。新闻媒体运用恰当时，是中立的、纯客观的，这就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因此，新闻有不偏不倚、清晰、中立地表达外部世界的潜能。客观地新闻媒体能浓缩日常生活中最有新闻价值、对读者来说是最合适、最有趣的事件。不偏不倚的媒体能赋予有争论的合法的政治观点以质量上和数量上的平衡报道。
客观性显而易见是经验主义的一种当代形式，因而它易于受到对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评。——中立的、明显的事实的被动记录；通过提供专家来源，将事实标准化地展示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将事实与价值观分离。
有一个普遍的争议就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
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冲突仍存在于平衡和准确或不歪曲的目标之间。准确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实证主义的关于“直接事实”终极可知的肯定。只要记者控制个人倾向，这些事实是可明辨、可表达的。相反，记者通过平衡各个有竞争性的、不一致的观点来避免倾向性的观点导致了更具有相对性的认识论的出现。平衡这一概念，似乎假定不同的世界观都具有自己的（有限或部分的）正确性，但没有哪一个能宣称自己是最终的，最客观的真理。
尽管对个人主观性的认可和对事实的幻想破灭占据了新闻业，客观性制度还是没有被取代。结果产生了一个各种不相容的关于真理宣称的假设的扰人混合物——一个非常缺乏一致的混合物，这使得记者很容易避开对他们日常事件前提的审视。
新闻机构并没有把平衡当作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把它当作既吸引受众又处理政治权力的方法。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记者对展示“真理”的种种宣称。
2，因袭主义认识论：因袭主义并不一定否认某处有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但它坚持我们总是被包围在我们自己的思维范畴中。这一坚持表明，即使有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它实际上也是不可接近的。想获得直接的、未经传媒中介的客观知识的愿望注定要遭受挫折。因为了解世界的尝试发生在思维活动过程中，关于“现实世界”肯定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思维活动过程在现实和知识之间竖起了无法穿透的屏障。
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数以百万计的素材和事件中进行有限的选择，意味着新闻不能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进行详尽和全面的报道。但新闻报道包括的要远比知识选择多，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事先就供选择的关于事件、素材和问题的目录。若要新闻对读者有意义，新闻工作就必须具有提供参考框架的主动过程。这种框架常常是隐性的，它是由“符号操纵者经常用来组织化瘀的持续的认知、解释、表现、选择、强调以及排斥组成的。”
媒介框架的分析带来的启示是有关现实判断和价值标准不可避免地要渗入对事件、语言和阐释上下文的选择中去。这样的渗入似乎威胁着获得客观性所宣称的能全面地、未经折射地捕捉世界、明显地将“事件”与“观点”、解释与评论分开的信条的可能性。
客观性坚持说“我们没有制造新闻，我们仅仅是报道它。”但因袭论提出新闻是有组织偏见的机构的制造无。创作新闻的过程也是建构社会现实本身的过程，媒介不能被看作是局外的观察者，媒体主动地帮助建构现实。
3，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波德里亚说“战争的第一受害者是真相”。他认为，政府出于宣传目的扣押或制造虚假新闻。旧式现代主义者的声称只是简单暗示现有的任务是从虚假中找出真相，查出真正发生的事。而它的论断更极端：在新电子技术的武装下，不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各种话语的冲突已经发展到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能区别真实性和虚假性。我们确实没有任何衡量标准，任何比较的基础，能够使甚至是最专业的评论者获得这样一个批评视角。
更多的人对这种观念表示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者严重夸大了话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倾向于语言决定论，过分估计意义生产实践相对于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的独立性。他们将世界消解到词语中，傲慢地将参照物、真实事物全盘取消，否定它们在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和期望值中的管制作用。
4，批判现实主义：坚持知识是主观和客观、概念和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抛弃了因袭主义对现实存在或其可知性的怀疑论，它也与实证主义不同，对知识持有反省态度。承认知识是建构的，而不仅是对世界的反映，蕴含着一种要意识到我们用来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范畴的暂时性和历史性的本质的责任。在世界是可知道俄，可解释的信念中，批判现实主义抛弃了灾后现代关于新闻和新闻业的诸多讨论中很明显的对真理这一概念的极端怀疑主义。这确实证实了很多记者和外行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以下观点时感到不安：报道仅仅是小说的另一种形式，或我们生活在“后真理”社会，在这社会里，对真实的各种宣称都仅仅是诸多互相竞争的权力集团的策略而已。在坚持解释世界的可能性时，这一理论也支撑了记者讲述真理的使命。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现实主义拒绝经常以客观性外表冒充的表面化报道。如果客观新闻业宣称响应的是实证主义的知识是事实积累的信念，批判现实主义则坚持这是个完全不充分的想法。相反，它宣称真理只有通过进一步挖掘、穿过表面寻求深层原因和结构才能产生，而这正是许多自称客观的报道所回避的。批判现实主义坚持了新闻客观性体制对当代事件的怀疑性、调查性、批判性检验的冲动这一积极方面。与此同时，它又揭露了这一体制的消极的一面，即将调查精神牺牲于惯例、安全、标准和诸如平衡这样的表面化实践。
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客观性体制为记者放弃对他们用来组织关于世界的报道的范畴、概念、叙事结构、语言的反思提供了借口。批判现实主义坚持知识建构是基本的社会性=努力，受生产和分配结构的限制和推动，它帮助我们进一步透视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批评，让我们理解当前流行于新闻生产的概念、范畴是如何在特定机制安排下产生、形成并受其制约的。
客观新闻与政治：
1，保守派的攻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批判性新闻报道的逐渐兴起，新闻便有了一种广泛的左翼自由主义或反权威的倾向。新闻媒体出能够为政治过程中活跃的制造混乱的能手，散布着对当权官员的冷嘲热讽，并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
来自右翼的攻击：保守的批评家们假设记者们具有一种系统的政治意识，甚至八变季施看作有计划的共产主义者或左派自由主义者进行渗透的场所。丹尼尔*贝尔巴新闻记者描述成是由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新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以获得成功为价值取向的商界相左。这一“新阶级”在国家扩大其管制功能中有既得利益，不惜牺牲私人商业，并利用媒体来提升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技术化的世界观。
保守的批评夸大了媒体对权威攻击的范围和程度。当媒体果真致力于“攻击性新闻报道”，其努力的方向是消极性的而非批评性的，而这种消极性并不是左倾自由主义导致的。媒体对当局的批评报道与源于官方的日常新闻相比要少得多。批评的报道倾向于个人化，针对的是个人瑕疵和失误而非长久的正常的机构的安排。而且，这种批评已经程式化。每个若干时间出现，好像只是出于要表现出一种批评的味道。待事件达到一定结局，报道也回到正常情形——某内阁大臣辞职，而制度照常运行。批评媒体的报道也许会搞垮某些不安游戏规则行事的政治家个人，但很少对游戏规则本身提出疑问。水门事件导致了对尼克松的重新评价，却并没引起对美国体制的全面地重新评估。
美国政治学家兰斯*贝内特说，批评性报道不出乎三种类型：违法行为、暴力或导致参与者名声扫地的不良行为的报道；用官方的反对意见平衡离经叛道者的观点的报道；关于某一很快从媒体中消失的组织的积极行动的报道，暗示该组织和其目标影响不大。
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性新闻更多的八谴责的矛头指向社会权力底层，典型表现为对难民走私、福利气派、假释犯的谋杀案的揭露——这些都是新闻中的常见主题，却是社会现实中的例外事件。当某个当权者受到苛评时，通常是因为其在实施防止来自下层或圈外威胁的社会秩序时不够警惕。
2，客观性的保守化后果
新闻界也许会对政治家和其他权利机构表现出自主和批评的姿态，事实上，如果它不想失去受众信任的话，它几乎不这样做不行。然而，如果媒体对政治家和现存机构完全对立的话，会毁掉自己有效的新闻采集网的信誉，这张网是牢固建立在这些权威机构之上的。为了进行日常事务，记者至少要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有条件的欢迎。事实上，得到雇佣或提升的往往是那些与机构关系处理得很好的记者。结果，他们不可能赞同对这些机构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因此，报社对政治家所采取的对立的姿态只是程式化的、表面化的、个人化的。
客观性制度要求记者们寻找并使用恰当的来源，依赖其所报道的事实的可靠性，因此记者大都乐意接受和传播那些事实，而那些事实是由权威部门制造和提供的。此外，新闻媒体还特别依赖官方组织对“事件”的定义。比如说，犯罪报道，通常整个经历从逮捕开始，以判刑结束。罪犯在监狱的待遇、社会犯罪的方式、以及引起犯罪的社会赤贫，却依惯例不纳入报道，因为在负责侦查事件的组织机构看来，这些都属于“非事件”，不在他们定义的事件的范围之内。因此，新闻话语也就采纳了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的法治新闻故事叙述，永远的聚焦于个人违法而非社会结构和机构问题。
政治家的要求：记者必须做到平衡。结果，平衡只是提高了政治犬儒主义、怀疑主义和冷漠。对某一问题争论双方的平衡的陈述，会产生别的保守化后果:：它有利于受众熟悉的、传统的观点，而不利于他们不太熟悉的观点；它常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赞成或是反对的格式；它容许以精英阶层（如政府和反对党首领）的观点去界定争论的限度。
新闻的客观性宣称系统地掩盖了这些权力关系。如果受众被说服相信新闻是客观的，他们恐怕难以意识到是多方社会影响造就了他们眼前的新闻。新闻实现其意识形态作用，不是因为违背了客观性准则，恰恰是通过这些准则，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立者、公正的观察者和代表民众向掌权者说话的角色。
3，新闻客观性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帮助记者下意识地、含蓄地将新闻故事分成三类，也就是丹尼尔*哈林的异端、合法分歧、舆论一律的范围。这些范围可被认为是一系列同心圆。舆论一律：位于中央，它包括被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认为是非矛盾的事物。在这个领域内新闻工作者不会感到有必要表达相反的意见，或成为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如轮椅运动员为脊髓研究进行环绕世界的筹款旅行之类的新闻报道。它们深植于加拿大自由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相一致：个人定能战胜逆境；政府是一个关心社会的政府等。合法分歧：这是一些政治竞选和议会辩论、社会上权威们所确认的议题的领域。这里，消息被假定为必须是事实的、独立的、直接的、平衡的。目击新闻的报道、原文的转述、引语是新闻叙事的重要建筑材料。展现客观性，最典型的就是在报道议会政治新闻中采用“首先政府所言，然后反对党所言”的格式。异端：这是持有被新闻记者和政治主流认为不值一听的观点的政治角色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真实的中立地位退后，新闻起着“揭露、谴责、排除违反以及挑战政治共识地人和言辞的作用，表明并保卫着可被接受的政治分歧的界限。”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异端的人物的故事不值得一听，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寻求他们的立场。同样的，客观性原则在报道国外政治时经常被停用，尤其是当某一个国家的政体在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框架之外操作时。
4，客观性新闻与市场自由主义
新闻的客观真实不仅支持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而且为1980年以来发生的一次主要转折，也就是向市场自由主义的转折——提供了润滑剂。市场自由主义已经取得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既反映了经营利益，又有选择地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安感和失落感。新闻媒介也是意识形态上右倾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性传统不仅不能为这次向右转提供独立和中立的报道，而且为右翼意识形态框架的自然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客观性和新闻媒介对政治、商业精英作为新闻来源的依靠，使得新闻接受了右翼的政治、经济议程。主导新闻框架宣扬市场法则的至高无上，将其深入政治和社会政策领域，它将政治民主转变为购物市场，公民转变为消费者。这一新闻框架促使读者放弃某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具有讽刺的是，在报道忙于告诉人们巨额国债的危险和社会计划的难以为继时，那些广告却在诱使那些购买新车和沙发的人们落入个人债务的泥沼。广告说“没有现金？没有关系！”
客观性的气氛：
新闻客观性体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提供了合法性的条件。它系统地制作着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和价值体系的有关现实世界的偏颇报道，另一方面又在受众面前掩盖自己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此基础上，新闻客观性体制使新闻赢得了难免包含在新闻中的“被喜欢的解读”。在当代北美社会，这些“被喜欢的解读”使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合法性和再生产成为可能。在过去20年里，客观新闻性为右翼市场自由主义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新闻体制是十分保守的。
实际上，新闻媒介不仅仅成为市场自由竞争主义的传声筒，它在保证右翼意识形态霸权地位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客观的气氛，大众意识形态向右转将会缺乏可信度。当然，客观性体制在帮助转换政治形势的同时，自身也可能被这一转化带来的震动所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