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如龙透露父亲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珊　刊发时间：2010-05-20 06:05:18　南方日报 　[字体：大中小]

为何离开？
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您父亲人生履历中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一段时期，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与周总理私交密切的无限风光，到“文革”中被打成右派，被迫出逃。对于“文革”前这一段经历，那时还是少年的您，有着怎样的记忆？
马如龙：1956－1957年是父亲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那个时候他在中央领导的关照下，安心创作，工作之余他会带全家去公园散步，或者陪我们去逛工艺品市场。印象中，父亲基本上不做家事，很爱好清静，对人和气，生气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重话，那一段日子我们全家人过得舒心又惬意。
记者：但是“文革”到来后，一切都不同了。
马如龙：那之后，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挨了批斗，那一段经历，想起来就觉得很恐怖，非常害怕，父亲母亲准备出逃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惴惴不安，如同惊弓之鸟，随时担心一旦抓住，就没命。母亲和我先躲到南方亲友家中，父亲在北京“望风”，间接也有联系。我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要离开的，他一度还曾对局势抱有希望，还曾对我姐姐说，虽然挨了批斗，但暂时还能捱下去，一旦真的逃走就是“叛逃”啊。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真正让您父亲绝望的是，他发现“文革”开始后，电台里再也不播放他的《思乡曲》了，是这样么？
马如龙：其实，真正让他伤心欲绝的还是亲眼目睹周围的亲朋好友受到牵连，命运变得悲惨。(注：“文革”中，马思聪身边有数十人受其牵连，二哥马思武跳楼自杀，其夫人于1976年忧郁而亡。大哥马思齐和大嫂、妻弟、弟媳等多位亲友被判刑或隔离管制……)亲友们的遭遇，让我父亲无法存有一点信心，变得失望和悲伤，只能待在自家的独院里过着幻想中的陶渊明的生活。父亲曾经打算见一步走一步，但最后局面急转直下，最终，我父亲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广州，北京方面马上有人追他，越逼越紧。　如何离开？
记者：关于您和父母亲从广州经香港逃往美国的过程，国内一些著作，例如叶永烈的《马思聪传》已有披露。您对40年前的过程还有印象么？
马如龙：当然，那个逃走的过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永生难忘！其实，我们离开广州前后那十几日的实际惊险过程要比书上描写的可怕得多。我们在广州预备逃离的时候，连手提布袋都不能拿，怕被怀疑，还怎敢背着小提琴匣？这琴事先由一个船工放入工具箱里拿上船藏起来了，然后我们全家到达江边，为了不引人注意，还假装互相不认识，每个人都在几个不同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然后装成散步一样走到预定的水边，连夜上船逃走。到了香港还是很紧张，上岸前因天还没有亮，没人看得到我们，所以没被英国水警抓到。不久后，天开始亮了，我们只好上岸找岩洞躲起来。
记者：您讲述的部分细节都是书中没有披露过的，那您对《马思聪传》有什么评价呢？
马如龙：以我的观点，虽然叶先生写的内容有很多地方和事实不一样，但从写故事的角度来说，也不能苛求。　　离开祖国的日子
记者：马思聪先生最初抵达美国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他是否因为“叛国出逃”而消沉过呢？
马如龙：我们到了美国之后，生活上主要依靠过去父亲的创作基金，还有我们姐弟几个都在外面工作。父亲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受出逃的影响，反而是平静地说，活下来就好。父亲来到美国初期，还有些演出，但很快就静下心来作曲，但“四人帮”仍在海外无孔不入地制造麻烦，曾有好心人感伤地说“马思聪的艺术被政治埋没了”，不过父亲后来对我说，如果不是国外破坏分子的捣乱，就写不出舞剧《晚霞》了。
记者：关于您父亲加入美国国籍，民间也有很多不同说法。
马如龙：父亲并不愿意入美国籍，但当时又回不了国，周恩来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只能说“深感遗憾，很难过”，如果那时情况已经稳定，周恩来就会表示热烈欢迎回国了。归乡之日遥遥无期，没有国籍诸多不便。不过父亲也想到如果祖国变好之后，用美国国籍一样能回国。其实，他内心深处一直都把自己当中国人。　　天伦之乐
记者：听说您父亲在听到平反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开始计划回国事宜，连买什么车都想好了。
马如龙：呵呵，是这样的。父亲喜欢安静，不爱炫耀，特别注重合家团聚，天伦之乐。我二姐姐马瑞雪生了2个女儿，他开心得不得了，姐姐的孩子带给他无比的安慰。1987年元旦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从车行买了新车回家，父母亲一看见是一部中型四门的雪佛兰轿车，很喜欢。第二天，父母亲就到费城郊外姐姐家载两个女孩一起到西餐馆吃饭。父亲看见这车车内宽敞，坐得舒服，马力大，跑起来平稳无声，就很高兴，心想不久后会回国去南京定居，这辆车很适合在南京乘用。因为走在风景好的地方，显得娇小玲珑，坐在车里可以安静地欣赏江南美景，加上那里常有的濛濛细雨，真有一种很优雅的感觉。
记者：您觉得父亲这一辈子，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马如龙：父亲对我的影响就是，人活在世上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事，不要贪图利益，永远要对人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