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城改革到突破菏泽

题记：山东省有个诸城市，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所以人家把市委书记陈光骂作“陈卖光”。可是，省委书记却说，“诸城改革的路子是对头的”。捍卫陈光的力量还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保护，而且还有事实。陈光改制两年的时间，诸城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倍，税金增长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1亿元，投回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1000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这事实当然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一卖就灵”，但却可以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他有一句名言的真言：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几句话。
——引自《交锋》
人们一般总是过分关注于一个故事的开始，而故事展开之后的情节，却往往被忽略了。
山东有个诸城，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却因为１２年前的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全国享有大名。
诸城这几年极少在媒体露面，显得很低调。１２年来，诸城发生了什么？春夏交替时节，记者再访诸城以探究竟。
陈光：往事悠悠话当年
回眸诸城改革，不能不提时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这个名字，一度被“陈卖光”、“陈送光”的绰号所替代。而今天，不少山东人私下却把现任菏泽市委书记的陈光，与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相提并论。追溯往事，陈光的语气透出无限感慨：“１９９２年，我们是朝改革‘最坚硬的部位’下的手，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乃是预料中的事。
“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是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做法。将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评估后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形式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领导体制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职工既是雇员又是股东，通过劳动合作和资金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
“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真正大面积铺开是１９９３年。有两件事给了我们改革的勇气。1992年，按照国务院要求，诸城对市属１５０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资产清理，结果清理出一片‘大窟窿’：１０３家明亏和暗亏，占企业总数的６８．７％；亏损额高达１．４７亿元。一些表面红火的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国有资产在悄悄流失。企业的呆账、死账上千万，而且债台高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８０％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１．５亿元，此其一；其二，１９９２年７月，江泽民同志到诸城考察，在召开座谈会时心情沉重地讲到，全国的国有企业1/3潜亏，1/3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1/3，企业改革非深化不可。
“诸城的市委市政府认定，改到深处是产权，再不触动这个‘禁区’，只能原地踏步。
“开元电机厂是我们选中的第一家试点企业。为谨慎起见，我们搞了两套方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２０％，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但均遭到职工反对。我们随之广泛征求意见，并请北京的一些专家论证，最后形成了第三套方案：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２７０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２７７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当年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下面的部分同志认为搞了股份合作制就是搞私有化，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更多的同志包括一些上级领导，则认为把国有资产出售给职工，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下面的阻力和上面的压力，两相交织，向诸城呼啸而来。有些人根本就没到诸城调查，就在有关会议上公开、严厉地点名批评诸城，‘偏离了改革的方向’。
“说实话，当时我是把头上的乌纱置之度外了。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陈云同志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成了我最主要的心理支撑。但我又是强硬的：允许保留不同看法，但不允许不改革；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因怕失误而不敢改革。诸城的同志，大概至今还记得我那‘孤注一掷’的形象。１９９２年，我才３５岁。１９９３年底，改革的成效初步显露，１０处改制最早的企业，上缴税收增长了７９．８％，职工工资收入增长３６．３％。但直到１９９５年，诸城改革才终于得到‘上层’的认可。”
首倡者变成“终结者”：“股份合作”在诸城消亡
高崇臻，诸城市经贸局局长，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是诸城体改委主任，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一开始就被“误读”的诸城改革的全过程。
那时，诸城的企业确实９０％以上改为股份合作制，卖给了企业全体职工。但却并没有“卖光”，更没有“送光”。诸城改革并没有一刀切，包括破产、兼并、租赁等，改制的形式共有７种，没改制的也有四五家。如诸城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诸城外贸集团，一直到今年４月，才刚刚改制为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它的资产盘子最大，１２年前就有３个多亿，加工的肉鸡那几年国际市场卖得特好，领导层和职工想等等看，于是一等就等到今天。
“送出去”的企业就诸城市车辆厂一家。而现在，这已成为诸城改革最经典、最得意的“作品”。1994年，诸城市车辆厂576万元的净资产被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这家原先只能生产农用三轮车的小企业，经对方注入７２００万元资金和技术、设备之后，鸟枪换炮，生产起了轻卡、小卡、微卡等汽车。去年生产汽车２５．７万辆，销售收入５０．８亿元，职工５５００人，成为北汽福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业，总部于２００0年迁到北京。北汽福田能跻身全国汽车行业第五位，诸城改革的这“一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弹指１２年过去，今天的诸城已没有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股份合作发源地和首倡者的诸城，却亲手终结了“股份合作”。
高崇臻将诸城改革的脉络作了梳理。第一阶段，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是改制阶段。全市２８８家乡办以上企业，有２７２家完成改制。其中２１０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大多数企业由死变活，由亏转盈。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是股权调整阶段。诸城市推行“四扩一调”，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即调整股权结构，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控大股。这一步改革，累计增加股本７.５亿元，全市1/3的企业实现了经营管理层控股，多数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９年至今，为升级阶段。企业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的成为上市公司。规模大、实力强的骨干企业，通过吸收社会法人参股和进一步推进股权流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中小企业，通过募股重组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也有的变为少数人持股的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最初２１０家改制企业中，现９０％以上已变为经营管理层持大股的规范公司。
诸城改革以股份合作始，以扬弃股份合作而告终。高崇臻说，目前诸城市工业企业中，董事长平均持股比例达到３１％，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比例达到５８％。我们认为这一股权结构比较合理，体现了２＋３〉１的原则。经济界一般认为，第二位的大股东和第三位股东持有的股权，合起来大于第一大股东最佳。第一大股东是法人代表，如占５１％，那么其他的股东就没有发言权，不利于调动其他股东的积极性。
高崇臻说，股权走向集中有其必然性。股份合作制一开始的股权结构设计，是一种人人平均持股，这种均股制抛开其明晰产权的意义，实际上作用极其有限。时间一长，既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股份合作之初，职工表现踊跃。一人入股５０００元，有不少是负债入股的。职工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把本捞回来。但到了１９９９年，９０％的改制企业通过分红把职工的股本分回来之后，经营者普遍感到吃了大亏，自己枉出许多力，创造的利润被平分了，心理极度不平衡。
调整股权结构，朝责权利相统一的方向设计至此水到渠成。按岗位、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划分股权档次，从董事长、经理层、中层管理人员到一般股东，档次一步步被拉开。这个过程，诸城一用了四五年。企业的股权最后向经营者和优秀员工手中集中，一般职工退了出来，而被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收购。持有股份者从此变成少数人，一般职工只享受工资和福利。
与新亿万富翁对话：资本人格化的魅力
在诸城，老板们的私人身家几乎是透明的。
桑莎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勇，占５０％以上的股份，其净资产６个多亿，没有一分钱贷款，长年有近３０００万美元存在银行，连有的县财政，都曾向她借钱。其个人身家，达３亿元以上。
得利斯公司资产４亿多元，董事长郑和平占５１％的股份，有２亿多元的身家。
新郎公司，资产４亿元，总经理王桂波个人股权占４０％，身家１．６亿元。
泸河轮胎有限公司，资产２个多亿，董事长许传弟占４２％的股份，有近亿元的身价……
开元电机公司、三工集团、四达工贸公司、蓝凤集团、义和车桥公司等企业，资产均在１亿元以上，老总所占股份从３２％至５０．５％不等，全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据一份统计，诸城市１２年改革，催生了１０名亿万富翁、２０多名千万富翁。
记者与这些亿万、千万富翁进行了时间长短不等的对话。他们承认，没有改革他们不会有今天的作为。但同时，他们又说，所谓身价，只是一种理论数字，跟实际的财富是两个概念。如果说这种数字是他们承担的相应风险或责任，恐怕更准确。且不说股份不等于现金，其实相当一部分股权是债务，有的是承接了原先的债务，有的是新从银行的贷款，有的是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诸城绝大多数老板的持大股，是靠举债实现的。
桑莎集团公司老板周勇坦率地说：“你到浙江的绍兴、台州去做一下调查，就会明白诸城的改革其实与它们是殊途同归，并无二致。诸城企业股权向经营管理层集中，最终完成的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只有人格化，对于经营者才有持久的动力。有人说，当你有１００万资产时，你是纯为自己干的；有１０００万时，你一部分还是为自己干的；但当你资产过亿，便是为社会干的了。我同意这种观点。我现在做到这个程度，光合资企业就有１５家，一个上午要与十几拨客房户洽谈。有时想想，真还不如当年干小企业时的自在。”
得利斯集团董事长郑和平认为，股份合作制在企业的创业阶段或规模小的时候，是一种有效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但当企业做大或面临巨大风险之时，股份合作变为“股份散伙”常常是必然结局。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缺陷是先天性的，这种公司虽也冠以股份公司的名称，但在《公司法》中找不到它明确的合法的法律地位。诸城的改制企业告别股份合作，为的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股份合作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它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结束。那是一个过渡阶段。”诸城义和车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忠义说这番话时略带几许伤感。义和车桥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前桥生产厂家。有８００多名职工，去年销售收入５亿多元。而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实行股份合作制时，它资不抵债已停产半年。当时工人每人入股５０００元，厂级领导每人１万元，陈忠义入了２万元。２００２年５月，陈忠义控大股５０．８％，股东人数由原来的１９０人减少到４０人。内部职工股全部转让，持股者为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陈忠义透露：“股份合作后，职工每年的分红都是５０％，约２５００元，股本两年就全部分回来了。股份合作‘非驴非马’，人人有股，人人无风险。企业一旦效益不好，职工就纷纷要求退股，甚至要求把企业增值的资产也分掉。前两年，五金厂、棉织厂的职工频频上访就是这样。我都去看过，与那些职工交谈过。回来后我就下了决心，为了不让职工担风险，经营管理者必须持大股。
“竞争的残酷性，一般职工是无法体会到的。入世之后，汽车行业的竞争之激烈不亚于彩电业。去年底，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就由8000家降到５０００家，其中１２００家已与国外合资或联合。我们是这剩下的３８００家之一，生存和发展将更加艰难。我在职工内部股份转让动员会上讲，转让是自愿的，如不愿意，就必须写下‘永不退股’的保证书。”
那么，资本的人格化，给职工和给社会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城市市长邹庆忠用几组数字作了说明：到２００３年底，全市国有资产总量达到２８亿元，比１９９２年增加１７亿元。诸城工业企业近两年年均增加就业人数２万人，职工年均工资达到１万元以上。１９９３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利税１．９亿元，全市财政收入１．４亿元，工业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为６0％。２００３年，这些数字分别变成了１８亿元、１０．１亿元和８５％。
从单路突进到“新工农联盟”
有数字表明，１９９３年，诸城市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是３１．３：４２．７：２５．９；２００３年，三次产业比例已变化为１７．２：５４．９：２７．９。去年，诸城利税过亿元的工业企业有６家，过千万元的有２１家，工业销售收入达２４３亿元。１０年多的时间，诸城改革使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之时，工业化的扩张与农民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失地或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顺，会使农民对工业化产生怨恨。
诸城有１０６万人口，但一般断然想不到，这里人均耕地却达１．４７亩。７７．２万农民，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１１７．６万亩。
一方面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农业的自安自足，这二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诸城市委书记刘德成已在诸城干了３年书记、２年市长。他的话题仍从诸城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谈起：
那场轰动全国的改革的最大贡献，是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改变。
现在有句“大话”在诸城十分流行：诸城有两大港口——青岛港和日照港，有两大机场——青岛机场和潍坊机场。理由是这些港口和机场都在诸城一小时的交通半径之内，诸城人毫不客气便把它们“据为己有”。
诸城改革的另一收获，是把政府解放出来而不再为企业操心。我们去年引资８０多个亿，主要是靠企业的扩大引来的。企业既是招商引资的主体，也是引资的载体。领导干部顶多是企业招商引资的一个“道具”，有时出出面而已，连配角也算不上了。
然而，诸城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相反却从单路突进转向了统筹改革。诸城市委市政府这个日渐超脱的“甩手掌柜”，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打造“新工农联盟”上。
工农联盟以前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诸城却赋予其更深的内涵：以产业联盟的形式，以资源的内容，使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形成一个经济的联盟体。具体说，就是打造两个链条，一是工业产业链，一步步向农业延伸；二是人力资源链，引领农民变工人。后者又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把农民纳入企业的种植养殖基地，就地变为从事标准化农业生产的工人；在就是农民进城入企，成为技术工人。这两大链条，合而为一，最终实现的是工业化与农民的紧紧“拥抱”。
诸城市在产业培植上摒弃求全，将主导产业由十几个压缩到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三项。诸城决策层认为，产业链只有拉长、增厚、加宽，才有向农业、农村延伸、渗透的能力。机械产业，北汽福田公司在诸城市带起了１５０家配套企业，除了发动机，几乎全部能做；纺织产业，从纺纱、布料、印染到针织内衣、服装，环环俱备；食品加工业，从肉鸡和生猪的良种繁育到屠宰、深加工，也已完备成形。做大有延伸力的产业链的好处是，各企业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成为社会化协作与分工的一部分。近看一个个，远看是一堆；近看是工业，农业寓其中。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链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出来。诸城外贸集团“三龙鼎立”，一条是“鸡龙”，集肉鸡养殖到加工成熟食品于一体，年加工８０００万只肉鸡，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肉鸡出口企业；一条是“粉龙”，是全国最大的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年加工淀粉１２０万吨，能吃掉４００万亩玉米；一条是“色龙”，它拥有３０万亩万寿菊基地，年产２亿克天然黄色素，是世界最大的天然色素生产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国内外禽流感疫情的冲击，使全国肉鸡饲养业损失惨重。诸城外贸集团董事长王金友说：“有６万户农民为诸城外贸工厂养鸡，这么大的市场风险，按理说不让农民养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看到农民的投入血本无归。因此，尽管库存积压达到了４万吨，沉淀资金２亿元，我们咬紧牙关还是做到了‘三不变’：与农民的合同不变，收购价不变，服务不变。诸城外贸为保护农民利益，共赔了３０００多万元。”
据统计，诸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达１５万户，２２万人就地成为农民工人。
在诸城县城，记者则看到了一番喜人景象：各大企业在技校门口排队招工。
诸城经贸职业中专校长刘新建喜形于色：“学校在校生１１６３名，去年招生７２８名。今年应届毕业每到时间被企业提前要走，实习期间就可拿工资了。”学生今年三四月份就找到工作的，涵盖了机电、纺织、服装、化工、食品、计算机、财会等１２个专业。一份登记表显示，仅北汽福田公司一家，就要了３８０名钳工和维修工。记者翻看一摞摞校方与企业签订的用人合同，发现学生在入校后便已有了“分配订单”，学生的就业率达到１００％。
诸城市教育局长曲振河说，全市现有８所职业学校，加上劳动部门的培训中心，每年可培训农村新生劳动力３万多人。这几家职校年年都在扩招，但仍满足不了要求。
诸城市改制企业和大量新生的民营企业，每年可以为农村新产生的劳动力提供３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劳动力一般为初中或高中毕业，经过２到３年的职业培训，几乎全部取得中专文凭和各种技工资格。诸城劳动局局长王仕林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来是不现实的，但先让年轻有文化的小劳力经过培训成为技术工人，却是做得到的。为此，市里一方面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型企业，另一方面，出台政策维护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各种与城市工人一样的保险。市里已制定政策，为这些职工一律办理城镇户口。
山东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庆武到诸城调研后说，诸城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先保“小劳力”充分就业，这一招太高了。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讲，只要孩子在企业有了工作，在家的劳动力就可以安心务农。粮食安全与种粮比较效益低是一对矛盾，诸城也许是无意中破解了这一矛盾。有关资料表明，诸城的三大产业现已吸纳了１３万人就业。近３年，每年都有３万多名年轻农村劳动力顺畅转移出来。去年诸城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２４８元，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７０％，而其他收入中，又有近一半来自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１２年前，一个小县的产权改革曾给全国的企业改革以巨大的推动。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映照下，诸城还会给我们贡献什么？我们有理由对诸城多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