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城改革到突破菏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3/02/02 16:50:04
题记:山东省有个诸城市,把国有企业卖了,把集体企业也卖了,所以人家把市委书记陈光骂作“陈卖光”。可是,省委书记却说,“诸城改革的路子是对头的”。捍卫陈光的力量还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保护,而且还有事实。陈光改制两年的时间,诸城的工业利润增长了1倍,税金增长68%。卖出企业收回资产1亿元,投回企业因而每年收回利息1000多万元,比原来全市国有企业承包总利润还要多。这事实当然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一卖就灵”,但却可以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他有一句名言的真言: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几句话。
——引自《交锋》
人们一般总是过分关注于一个故事的开始,而故事展开之后的情节,却往往被忽略了。
山东有个诸城,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却因为12年前的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全国享有大名。
诸城这几年极少在媒体露面,显得很低调。12年来,诸城发生了什么?春夏交替时节,记者再访诸城以探究竟。
陈光:往事悠悠话当年
回眸诸城改革,不能不提时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这个名字,一度被“陈卖光”、“陈送光”的绰号所替代。而今天,不少山东人私下却把现任菏泽市委书记的陈光,与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相提并论。追溯往事,陈光的语气透出无限感慨:“1992年,我们是朝改革‘最坚硬的部位’下的手,因此掀起轩然大波,乃是预料中的事。
“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是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做法。将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评估后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形式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领导体制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职工既是雇员又是股东,通过劳动合作和资金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
“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真正大面积铺开是1993年。有两件事给了我们改革的勇气。1992年,按照国务院要求,诸城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资产清理,结果清理出一片‘大窟窿’:103家明亏和暗亏,占企业总数的68.7%;亏损额高达1.47亿元。一些表面红火的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国有资产在悄悄流失。企业的呆账、死账上千万,而且债台高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80%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此其一;其二,1992年7月,江泽民同志到诸城考察,在召开座谈会时心情沉重地讲到,全国的国有企业1/3潜亏,1/3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1/3,企业改革非深化不可。
“诸城的市委市政府认定,改到深处是产权,再不触动这个‘禁区’,只能原地踏步。
“开元电机厂是我们选中的第一家试点企业。为谨慎起见,我们搞了两套方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但均遭到职工反对。我们随之广泛征求意见,并请北京的一些专家论证,最后形成了第三套方案: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当年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下面的部分同志认为搞了股份合作制就是搞私有化,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更多的同志包括一些上级领导,则认为把国有资产出售给职工,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下面的阻力和上面的压力,两相交织,向诸城呼啸而来。有些人根本就没到诸城调查,就在有关会议上公开、严厉地点名批评诸城,‘偏离了改革的方向’。
“说实话,当时我是把头上的乌纱置之度外了。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陈云同志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成了我最主要的心理支撑。但我又是强硬的:允许保留不同看法,但不允许不改革;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因怕失误而不敢改革。诸城的同志,大概至今还记得我那‘孤注一掷’的形象。1992年,我才35岁。1993年底,改革的成效初步显露,10处改制最早的企业,上缴税收增长了79.8%,职工工资收入增长36.3%。但直到1995年,诸城改革才终于得到‘上层’的认可。”
首倡者变成“终结者”:“股份合作”在诸城消亡
高崇臻,诸城市经贸局局长,上个世纪90年代是诸城体改委主任,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一开始就被“误读”的诸城改革的全过程。
那时,诸城的企业确实90%以上改为股份合作制,卖给了企业全体职工。但却并没有“卖光”,更没有“送光”。诸城改革并没有一刀切,包括破产、兼并、租赁等,改制的形式共有7种,没改制的也有四五家。如诸城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诸城外贸集团,一直到今年4月,才刚刚改制为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它的资产盘子最大,12年前就有3个多亿,加工的肉鸡那几年国际市场卖得特好,领导层和职工想等等看,于是一等就等到今天。
“送出去”的企业就诸城市车辆厂一家。而现在,这已成为诸城改革最经典、最得意的“作品”。1994年,诸城市车辆厂576万元的净资产被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这家原先只能生产农用三轮车的小企业,经对方注入7200万元资金和技术、设备之后,鸟枪换炮,生产起了轻卡、小卡、微卡等汽车。去年生产汽车25.7万辆,销售收入50.8亿元,职工5500人,成为北汽福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业,总部于2000年迁到北京。北汽福田能跻身全国汽车行业第五位,诸城改革的这“一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弹指12年过去,今天的诸城已没有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股份合作发源地和首倡者的诸城,却亲手终结了“股份合作”。
高崇臻将诸城改革的脉络作了梳理。第一阶段,1992年至1997年,是改制阶段。全市288家乡办以上企业,有272家完成改制。其中210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大多数企业由死变活,由亏转盈。
第二阶段,从1997年到1999年,是股权调整阶段。诸城市推行“四扩一调”,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即调整股权结构,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控大股。这一步改革,累计增加股本7.5亿元,全市1/3的企业实现了经营管理层控股,多数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为升级阶段。企业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的成为上市公司。规模大、实力强的骨干企业,通过吸收社会法人参股和进一步推进股权流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中小企业,通过募股重组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也有的变为少数人持股的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最初210家改制企业中,现90%以上已变为经营管理层持大股的规范公司。
诸城改革以股份合作始,以扬弃股份合作而告终。高崇臻说,目前诸城市工业企业中,董事长平均持股比例达到31%,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比例达到58%。我们认为这一股权结构比较合理,体现了2+3〉1的原则。经济界一般认为,第二位的大股东和第三位股东持有的股权,合起来大于第一大股东最佳。第一大股东是法人代表,如占51%,那么其他的股东就没有发言权,不利于调动其他股东的积极性。
高崇臻说,股权走向集中有其必然性。股份合作制一开始的股权结构设计,是一种人人平均持股,这种均股制抛开其明晰产权的意义,实际上作用极其有限。时间一长,既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股份合作之初,职工表现踊跃。一人入股5000元,有不少是负债入股的。职工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把本捞回来。但到了1999年,90%的改制企业通过分红把职工的股本分回来之后,经营者普遍感到吃了大亏,自己枉出许多力,创造的利润被平分了,心理极度不平衡。
调整股权结构,朝责权利相统一的方向设计至此水到渠成。按岗位、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划分股权档次,从董事长、经理层、中层管理人员到一般股东,档次一步步被拉开。这个过程,诸城一用了四五年。企业的股权最后向经营者和优秀员工手中集中,一般职工退了出来,而被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收购。持有股份者从此变成少数人,一般职工只享受工资和福利。
与新亿万富翁对话:资本人格化的魅力
在诸城,老板们的私人身家几乎是透明的。
桑莎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勇,占50%以上的股份,其净资产6个多亿,没有一分钱贷款,长年有近3000万美元存在银行,连有的县财政,都曾向她借钱。其个人身家,达3亿元以上。
得利斯公司资产4亿多元,董事长郑和平占51%的股份,有2亿多元的身家。
新郎公司,资产4亿元,总经理王桂波个人股权占40%,身家1.6亿元。
泸河轮胎有限公司,资产2个多亿,董事长许传弟占42%的股份,有近亿元的身价……
开元电机公司、三工集团、四达工贸公司、蓝凤集团、义和车桥公司等企业,资产均在1亿元以上,老总所占股份从32%至50.5%不等,全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据一份统计,诸城市12年改革,催生了10名亿万富翁、20多名千万富翁。
记者与这些亿万、千万富翁进行了时间长短不等的对话。他们承认,没有改革他们不会有今天的作为。但同时,他们又说,所谓身价,只是一种理论数字,跟实际的财富是两个概念。如果说这种数字是他们承担的相应风险或责任,恐怕更准确。且不说股份不等于现金,其实相当一部分股权是债务,有的是承接了原先的债务,有的是新从银行的贷款,有的是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诸城绝大多数老板的持大股,是靠举债实现的。
桑莎集团公司老板周勇坦率地说:“你到浙江的绍兴、台州去做一下调查,就会明白诸城的改革其实与它们是殊途同归,并无二致。诸城企业股权向经营管理层集中,最终完成的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只有人格化,对于经营者才有持久的动力。有人说,当你有100万资产时,你是纯为自己干的;有1000万时,你一部分还是为自己干的;但当你资产过亿,便是为社会干的了。我同意这种观点。我现在做到这个程度,光合资企业就有15家,一个上午要与十几拨客房户洽谈。有时想想,真还不如当年干小企业时的自在。”
得利斯集团董事长郑和平认为,股份合作制在企业的创业阶段或规模小的时候,是一种有效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但当企业做大或面临巨大风险之时,股份合作变为“股份散伙”常常是必然结局。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缺陷是先天性的,这种公司虽也冠以股份公司的名称,但在《公司法》中找不到它明确的合法的法律地位。诸城的改制企业告别股份合作,为的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股份合作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它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结束。那是一个过渡阶段。”诸城义和车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忠义说这番话时略带几许伤感。义和车桥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前桥生产厂家。有800多名职工,去年销售收入5亿多元。而1993年11月实行股份合作制时,它资不抵债已停产半年。当时工人每人入股5000元,厂级领导每人1万元,陈忠义入了2万元。2002年5月,陈忠义控大股50.8%,股东人数由原来的190人减少到40人。内部职工股全部转让,持股者为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陈忠义透露:“股份合作后,职工每年的分红都是50%,约2500元,股本两年就全部分回来了。股份合作‘非驴非马’,人人有股,人人无风险。企业一旦效益不好,职工就纷纷要求退股,甚至要求把企业增值的资产也分掉。前两年,五金厂、棉织厂的职工频频上访就是这样。我都去看过,与那些职工交谈过。回来后我就下了决心,为了不让职工担风险,经营管理者必须持大股。
“竞争的残酷性,一般职工是无法体会到的。入世之后,汽车行业的竞争之激烈不亚于彩电业。去年底,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就由8000家降到5000家,其中1200家已与国外合资或联合。我们是这剩下的3800家之一,生存和发展将更加艰难。我在职工内部股份转让动员会上讲,转让是自愿的,如不愿意,就必须写下‘永不退股’的保证书。”
那么,资本的人格化,给职工和给社会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城市市长邹庆忠用几组数字作了说明:到2003年底,全市国有资产总量达到28亿元,比1992年增加17亿元。诸城工业企业近两年年均增加就业人数2万人,职工年均工资达到1万元以上。1993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利税1.9亿元,全市财政收入1.4亿元,工业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为60%。2003年,这些数字分别变成了18亿元、10.1亿元和85%。
从单路突进到“新工农联盟”
有数字表明,1993年,诸城市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是31.3:42.7:25.9;2003年,三次产业比例已变化为17.2:54.9:27.9。去年,诸城利税过亿元的工业企业有6家,过千万元的有21家,工业销售收入达243亿元。10年多的时间,诸城改革使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之时,工业化的扩张与农民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失地或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顺,会使农民对工业化产生怨恨。
诸城有106万人口,但一般断然想不到,这里人均耕地却达1.47亩。77.2万农民,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117.6万亩。
一方面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农业的自安自足,这二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诸城市委书记刘德成已在诸城干了3年书记、2年市长。他的话题仍从诸城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谈起:
那场轰动全国的改革的最大贡献,是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改变。
现在有句“大话”在诸城十分流行:诸城有两大港口——青岛港和日照港,有两大机场——青岛机场和潍坊机场。理由是这些港口和机场都在诸城一小时的交通半径之内,诸城人毫不客气便把它们“据为己有”。
诸城改革的另一收获,是把政府解放出来而不再为企业操心。我们去年引资80多个亿,主要是靠企业的扩大引来的。企业既是招商引资的主体,也是引资的载体。领导干部顶多是企业招商引资的一个“道具”,有时出出面而已,连配角也算不上了。
然而,诸城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相反却从单路突进转向了统筹改革。诸城市委市政府这个日渐超脱的“甩手掌柜”,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打造“新工农联盟”上。
工农联盟以前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诸城却赋予其更深的内涵:以产业联盟的形式,以资源的内容,使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形成一个经济的联盟体。具体说,就是打造两个链条,一是工业产业链,一步步向农业延伸;二是人力资源链,引领农民变工人。后者又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把农民纳入企业的种植养殖基地,就地变为从事标准化农业生产的工人;在就是农民进城入企,成为技术工人。这两大链条,合而为一,最终实现的是工业化与农民的紧紧“拥抱”。
诸城市在产业培植上摒弃求全,将主导产业由十几个压缩到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三项。诸城决策层认为,产业链只有拉长、增厚、加宽,才有向农业、农村延伸、渗透的能力。机械产业,北汽福田公司在诸城市带起了150家配套企业,除了发动机,几乎全部能做;纺织产业,从纺纱、布料、印染到针织内衣、服装,环环俱备;食品加工业,从肉鸡和生猪的良种繁育到屠宰、深加工,也已完备成形。做大有延伸力的产业链的好处是,各企业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成为社会化协作与分工的一部分。近看一个个,远看是一堆;近看是工业,农业寓其中。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链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出来。诸城外贸集团“三龙鼎立”,一条是“鸡龙”,集肉鸡养殖到加工成熟食品于一体,年加工8000万只肉鸡,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肉鸡出口企业;一条是“粉龙”,是全国最大的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年加工淀粉120万吨,能吃掉400万亩玉米;一条是“色龙”,它拥有30万亩万寿菊基地,年产2亿克天然黄色素,是世界最大的天然色素生产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国内外禽流感疫情的冲击,使全国肉鸡饲养业损失惨重。诸城外贸集团董事长王金友说:“有6万户农民为诸城外贸工厂养鸡,这么大的市场风险,按理说不让农民养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看到农民的投入血本无归。因此,尽管库存积压达到了4万吨,沉淀资金2亿元,我们咬紧牙关还是做到了‘三不变’:与农民的合同不变,收购价不变,服务不变。诸城外贸为保护农民利益,共赔了3000多万元。”
据统计,诸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达15万户,22万人就地成为农民工人。
在诸城县城,记者则看到了一番喜人景象:各大企业在技校门口排队招工。
诸城经贸职业中专校长刘新建喜形于色:“学校在校生1163名,去年招生728名。今年应届毕业每到时间被企业提前要走,实习期间就可拿工资了。”学生今年三四月份就找到工作的,涵盖了机电、纺织、服装、化工、食品、计算机、财会等12个专业。一份登记表显示,仅北汽福田公司一家,就要了380名钳工和维修工。记者翻看一摞摞校方与企业签订的用人合同,发现学生在入校后便已有了“分配订单”,学生的就业率达到100%。
诸城市教育局长曲振河说,全市现有8所职业学校,加上劳动部门的培训中心,每年可培训农村新生劳动力3万多人。这几家职校年年都在扩招,但仍满足不了要求。
诸城市改制企业和大量新生的民营企业,每年可以为农村新产生的劳动力提供3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劳动力一般为初中或高中毕业,经过2到3年的职业培训,几乎全部取得中专文凭和各种技工资格。诸城劳动局局长王仕林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来是不现实的,但先让年轻有文化的小劳力经过培训成为技术工人,却是做得到的。为此,市里一方面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型企业,另一方面,出台政策维护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各种与城市工人一样的保险。市里已制定政策,为这些职工一律办理城镇户口。
山东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庆武到诸城调研后说,诸城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先保“小劳力”充分就业,这一招太高了。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讲,只要孩子在企业有了工作,在家的劳动力就可以安心务农。粮食安全与种粮比较效益低是一对矛盾,诸城也许是无意中破解了这一矛盾。有关资料表明,诸城的三大产业现已吸纳了13万人就业。近3年,每年都有3万多名年轻农村劳动力顺畅转移出来。去年诸城农民人均纯收入4248元,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70%,而其他收入中,又有近一半来自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12年前,一个小县的产权改革曾给全国的企业改革以巨大的推动。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映照下,诸城还会给我们贡献什么?我们有理由对诸城多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