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野蛮与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08:52:05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07日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每个创造者是充当文化叛逆英雄，还是肩负反抗虚无主义的重轭，是两难选择
贾晓伟
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台音乐《春之祭》在巴黎首演，是划时代的事件。新近有电影《可可与伊戈尔的秘密故事》上映，片中人物可可是夏奈尔，众人皆知的时尚女王；伊戈尔是斯特拉文斯基，现代派作曲家，改变音乐方向的人物。两人之间的情感，片子里加了不少今人的附会成分，意在打造一个时尚人物与先锋艺术家相遇的传奇。
从音乐史来说，《春之祭》的影响巨大，电影导演有意无意把音乐新秩序的创立与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相联系：也许，艺术的变革与政治的变革息息相关，政治家与艺术家原本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艺术史、时尚史与政治史放在一起才成就一部时代的交响曲。爱欲是其主题动机。
《春之祭》的革命性音乐语汇与美学风格，今天来听也无过时之感。它是这个时代的音乐，与我们的脉动与感触相关。大舞蹈家比娜·鲍什两年多前曾带领舞蹈团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过新版的《春之祭》，异常震撼，与佳吉列夫、尼金斯基的原始版本完全是两回事。黄、白、黑皮肤的舞者集合在一起舞之蹈之，像泥土里不同植物的萌动、纠缠，象征文化乃至种族相混合时代的到来。斯特拉文斯基是音乐先知，他知道西方优雅、神性的那套美学语汇过时了，另一股荒蛮甚至有点血腥的创新力量将像洋流一样穿过欧洲，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崇高与神圣不再是音乐与艺术追求的目标。
另一个与《春之祭》相仿的事件，发生在1952年。是年，现代派作曲家凯奇在纽约上演了《四分三十三秒》，引起轰动。这部作品应该算是伊戈尔野蛮美学风格的现代派音乐登场之后向后现代风格的转向，以禅定的方式，标志了音乐虚无主义的开始。《四分三十三秒》通篇没有声音，完全是静默，四分多钟形似哀悼音乐的死亡。有人说凯奇的作品是认识论上的突破，更是斯特拉文斯基音乐革命的必然结果。斯氏宣告古典音乐曲式的死亡，颠覆巴赫、莫扎特与贝多芬；凯奇宣告的是音乐的终止，颠覆斯氏那一套，类似多米诺骨牌推到了最后一张。
凯奇明白告诉大家—音乐是人为制造的，可以有，可以没有；对音乐的盲目崇拜，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他打开文化相对主义之门，不再认定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定比厨师剁肉的声音高级。从斯氏叫穿燕尾服的音乐家们走下圣坛，换穿便装，到40年后凯奇彻底裸体了事，可谓两代人终结了若干代祖上经营的古典大业。
虚无主义强大的今日世界，艺术的变革有些变味，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价值的迷失与意义的解体。美国学者伯曼写有讨论现代性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书名道出了基本事实：在时代解体的力量大于聚合的力量时，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摇滚还是流行，似乎都抓不住听众的心了；后现代风格的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缺乏坚固的基础，与废墟的出现无异。无论斯氏，还是凯奇，今天看来都无一例外既是创新者又是破坏者。他们不是引领后人走出音乐困境的大师。
20世纪的艺术总体上看是颠覆性的，破坏与解构赢得喝彩，严肃与强调意义成为荒谬。可破坏的目的是呼唤新秩序，但新秩序根本没有到来，留下的是野蛮之后的空无，旧语汇与新语汇的双重丢失。此种趋向并未结束，文化的沙化现象仍在继续。
在今天，每个创造者是充当文化叛逆英雄，还是肩负反抗虚无主义的重轭，是两难选择。每次艺术上推进的结果超出艺术家的预料：原本先锋们为了打破陈规，寻找新的语言，最终是他人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为所欲为，甚至为非作歹。艺术的领地，渐渐成为骗子们的天堂，野蛮也罢，禅定也罢，金钱的冷血公式成了艺术的最后图形。
夏奈尔与斯特拉文斯基的这部电影，锁定时尚先锋外加音乐先锋的欲望，其间情与欲的交锋、荒蛮与优雅的对话，是在开拍之初就设定的卖点。夏奈尔无疑是主角，斯氏是搭售品。伊戈尔作为打出的一张牌，公众消费夏奈尔商品时可能顺带想起伊戈尔是怎么回事。到凯奇那里，牌没有了，他把先锋的身份消除了。禅定是放下乃至丢掉一切，一如出走的佛陀，倒也干净。
贾晓伟：文艺评论家，现居北京
每个创造者是充当文化叛逆英雄，还是肩负反抗虚无主义的重轭，是两难选择
贾晓伟
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台音乐《春之祭》在巴黎首演，是划时代的事件。新近有电影《可可与伊戈尔的秘密故事》上映，片中人物可可是夏奈尔，众人皆知的时尚女王；伊戈尔是斯特拉文斯基，现代派作曲家，改变音乐方向的人物。两人之间的情感，片子里加了不少今人的附会成分，意在打造一个时尚人物与先锋艺术家相遇的传奇。
从音乐史来说，《春之祭》的影响巨大，电影导演有意无意把音乐新秩序的创立与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相联系：也许，艺术的变革与政治的变革息息相关，政治家与艺术家原本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艺术史、时尚史与政治史放在一起才成就一部时代的交响曲。爱欲是其主题动机。
《春之祭》的革命性音乐语汇与美学风格，今天来听也无过时之感。它是这个时代的音乐，与我们的脉动与感触相关。大舞蹈家比娜·鲍什两年多前曾带领舞蹈团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过新版的《春之祭》，异常震撼，与佳吉列夫、尼金斯基的原始版本完全是两回事。黄、白、黑皮肤的舞者集合在一起舞之蹈之，像泥土里不同植物的萌动、纠缠，象征文化乃至种族相混合时代的到来。斯特拉文斯基是音乐先知，他知道西方优雅、神性的那套美学语汇过时了，另一股荒蛮甚至有点血腥的创新力量将像洋流一样穿过欧洲，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崇高与神圣不再是音乐与艺术追求的目标。
另一个与《春之祭》相仿的事件，发生在1952年。是年，现代派作曲家凯奇在纽约上演了《四分三十三秒》，引起轰动。这部作品应该算是伊戈尔野蛮美学风格的现代派音乐登场之后向后现代风格的转向，以禅定的方式，标志了音乐虚无主义的开始。《四分三十三秒》通篇没有声音，完全是静默，四分多钟形似哀悼音乐的死亡。有人说凯奇的作品是认识论上的突破，更是斯特拉文斯基音乐革命的必然结果。斯氏宣告古典音乐曲式的死亡，颠覆巴赫、莫扎特与贝多芬；凯奇宣告的是音乐的终止，颠覆斯氏那一套，类似多米诺骨牌推到了最后一张。
凯奇明白告诉大家—音乐是人为制造的，可以有，可以没有；对音乐的盲目崇拜，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他打开文化相对主义之门，不再认定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定比厨师剁肉的声音高级。从斯氏叫穿燕尾服的音乐家们走下圣坛，换穿便装，到40年后凯奇彻底裸体了事，可谓两代人终结了若干代祖上经营的古典大业。
虚无主义强大的今日世界，艺术的变革有些变味，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价值的迷失与意义的解体。美国学者伯曼写有讨论现代性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书名道出了基本事实：在时代解体的力量大于聚合的力量时，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摇滚还是流行，似乎都抓不住听众的心了；后现代风格的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缺乏坚固的基础，与废墟的出现无异。无论斯氏，还是凯奇，今天看来都无一例外既是创新者又是破坏者。他们不是引领后人走出音乐困境的大师。
20世纪的艺术总体上看是颠覆性的，破坏与解构赢得喝彩，严肃与强调意义成为荒谬。可破坏的目的是呼唤新秩序，但新秩序根本没有到来，留下的是野蛮之后的空无，旧语汇与新语汇的双重丢失。此种趋向并未结束，文化的沙化现象仍在继续。
在今天，每个创造者是充当文化叛逆英雄，还是肩负反抗虚无主义的重轭，是两难选择。每次艺术上推进的结果超出艺术家的预料：原本先锋们为了打破陈规，寻找新的语言，最终是他人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为所欲为，甚至为非作歹。艺术的领地，渐渐成为骗子们的天堂，野蛮也罢，禅定也罢，金钱的冷血公式成了艺术的最后图形。
夏奈尔与斯特拉文斯基的这部电影，锁定时尚先锋外加音乐先锋的欲望，其间情与欲的交锋、荒蛮与优雅的对话，是在开拍之初就设定的卖点。夏奈尔无疑是主角，斯氏是搭售品。伊戈尔作为打出的一张牌，公众消费夏奈尔商品时可能顺带想起伊戈尔是怎么回事。到凯奇那里，牌没有了，他把先锋的身份消除了。禅定是放下乃至丢掉一切，一如出走的佛陀，倒也干净。
贾晓伟：文艺评论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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