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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八国联军”扫荡中国产业市场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
历史在以不同的形式重演。一个世纪前，八国联军从天津登陆，横扫华北平原；一个世纪后，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外资巨头则以“资本”作武器，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方式向中国产业市场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地整体性并购！
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利益，历史上所有战争的爆发，无一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争夺。在现代社会，采用以“枪炮”为武器的“武装战争”侵略他国的利益，是一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的手段，因此代之以“资本”为武器的温情脉脉的“经济战争”。
国家“经济利益”是什么？土地、市场和企业是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体现形式，但在不同的时代重心不一样：在农耕时代国家之间争夺土地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国家之间争夺市场资源和企业控制权，企业生产的价值（产品）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实现。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门洞开，外国资本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逐利活动。对于新世纪外国资本在华发动的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否者可能殃及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外资在中国的逐利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是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对资本的逐利性有过一段言简意赅的描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游动；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促使大胆的冒险；只要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开放二十五年来，外资在中国的逐利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港澳与韩、日等东亚小规模资本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小打小闹。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全面短缺的状态：产品短缺、技术短缺和资本短缺。在这个阶段，国外的产品输入成为开放的主流，技术输入很少，资本输入只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东亚小规模资本，台港澳资本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额的80%左右，韩日资本约为10%，欧美资本加起来只占不到10%。在这个阶段，台湾资本和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兴办了无数规模很小的制鞋厂、服装厂和电子厂等简单加工企业，这些作坊式的制鞋厂几乎就没有什么高技术含量，投资商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工优势。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美产业资本初试中国市场。欧美产业资本大规模挺进中国市场的先锋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中国最早的轿车制造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正式成立，经过十年的发展，贴着德国大众“V-W”圆形标志的汽车占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70%，而唯一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在茫茫车海中难觅踪影。摩托罗拉公司于1992年在天津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寻呼机、手机等电子产品。摩托罗拉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装配出来的寻呼机和手机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卖给中国消费者！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开始的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中国展开的行业扫荡式并购。2001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既是新千年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在加入WTO后，我国对待外资的政策法规进一步放款，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禁止成员方使用当地经济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对外销售比例要求等投资管理措施，防止投资措施对贸易产生限制和扭曲等方面的规定，我国政府修订了与WTO规则存在差异的所有法律、法规，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三部外资法及其实施细则，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法律、会计、建筑、旅游、教育、运输等服务贸易领域。在2001年之前，外资巨头在对全球投资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时，对中国的风险评估是“政治风险高”，2001年加入WTO后，降低了“政治风险”的评级，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近几年采取的“行业扫荡式并购”，迅速控制中国市场。
外资巨头在中国展开的行业扫荡式并购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外国资本巨头选择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国优质行业的龙头企业，二是外国资本巨头采取绝对控股的方式与中国现有企业进行“合资”，三是外国资本巨头凭借资本实力采取整个行业一网打尽的并购模式。
二、行业扫荡式并购在中国的蔓延
外国资本征战中国市场常用两种方式，一是在中国投资建厂，二是收购中国现有企业的股权，直接控制中国企业，并进而控制原企业的产品市场。欧美大资本进入中国机械、化工、制药等传统行业时，大多采取第二种方式。控股中国现有企业，对外国资本来说“一箭三雕”：一是占领中国的产品市场，二是消灭在中国的同业竞争对手，三是利用财务杠杆低成本控制中国企业。
外国资本在中国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扩张方式由来已久，早在十多年前的1992年，印尼籍企业家黄鸿年曾在中国“首创”行业扫荡式并购，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黄鸿年1991年12月12日在香港收购一家经营业绩很差的上市公司――红宝石公司，更名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简称“中策公司”。1992年4月，黄鸿年以中策公司的名义首次收购山西太原橡胶厂，1992年5月在福建泉州收购了该市全部的国有企业，共37家。1992年9月收购大连轻工局下属的全部企业，成立合资企业102家，以后又连续在杭州、宁波、无锡等地区设立数十家控股型合资企业。中策公司分区域、分行业、成批地并购国有企业后，一部分经过包装后在境外上市，如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一家由中策公司全资控股的“中国轮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丰厚的资本利得，但对企业的发展很不重视。“中策现象”首次引起了人们对外资并购的担心或恐惧！
面对今天外资更大规模的行业扫荡式并购，我们重温“中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黄鸿年是外资巨头在华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开山鼻祖，但与现代欧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比，黄鸿年先生只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自2001年来，外资并购内资企业的案例迅速增加，主要分布在赢利能力很好的行业：一是市场前景非常看好的制造业，如汽车、电信、啤酒、饮料、日用品、机械等；二是规模效应明显的流通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以及大型综合超市等行业；三是技术含量较高利润较为丰厚的行业，如医药行业等。
2001年，中国电信业发生了两起具有代表性的并购案例，一是世界电信产业巨头阿尔卡特以3亿美元收购上海贝尔50%+1股的股份，阿尔卡特以极富象征性地多持有2股而获得控股地位；二是美国电气巨头艾默生以7.5亿美元收购深圳华为公司的所有电器业务——安圣电气有限公司。
啤酒等食品业是一个“永不衰落”的行业，在人们的“吃穿住行”中，“吃”永远是排在第一位。我国人口众多，啤酒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啤酒行业成了外国资本巨头争夺的战场：2001年10月全球第二大啤酒商南非酿酒集团SAB控股50%的香港华润公司并购四川蓝剑啤酒公司，2002年4月南非酿酒集团SAB以1亿美元增资香港华润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目前，香港华润啤酒在中国已拥有34个生产基地，年生产能力超过500万吨，超越燕京与青岛啤酒，成为中国啤酒行业的“龙头老大”。目前已有高达15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外资参与我国啤酒行业的并购，外资已经占领中国啤酒市场50%以上的份额。
在饮料行业，国内原有的八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资饮料已经占领我国饮料市场90%以上的份额，国内品牌仅剩下风雨飘摇的健力宝；
在洗涤用品市场上，全国四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已有3家被外资收购，宝洁公司如今占有中国洗发品市场60%以上的份额。
渠道为王，流通业决定国家的经济命脉，它不仅决定国家的工业生产，还能左右企业品牌的产生。在美国企业50强中，流通企业就占10家，高达20%的比例。我国流通领域的零售企业15强中，外资企业占了10强。由于外资进入过多，国内不少流通企业已在破产的边缘挣扎。
工程机械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更是外资巨头垂涎三尺的收购对象。2005年10月25日，全球著名的金融资本凯雷投资集团动用3.75亿美元控股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徐工机械85%的股份，取得绝对控制权。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已与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骨干企业厦工集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合作的关键条款是卡特彼勒取得控制权。在卡特彼勒的拟收购对象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全部龙头企业：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
制药行业由于技术的垄断性，在广义制造业领域是最赢利的行业。从我国药品进出口数字来看，直接从外国进口的药品占市场需求的很小比例，都是“国产药品”。但是，目前国内大部分医药企业都是外资控制的合资企业，即使象哈药集团这样的“地道”中国药企，也于2005年处在香港中信资本和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两家金融资本的联合控制之下。
无论是外国的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其“醉翁之意”是首先从龙头企业开刀，采取行业扫荡式并购的方式快速控制中国赢利前景良好的产业。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企业规模相对弱小，如果缺失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除了任人鱼肉之外就一切都无能为力。
三、行业扫荡式并购对中国社会的四大威胁
1、国家经济主权受到威胁
从古到今，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都是经济利益。今天，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不再局限于“领土的完整”，其重心已经悄悄地转移到“经济的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本质就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的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权，二是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权。
外资巨头“挟资本以令中国企业”，不仅控股中国的企业，而且一个一个行业地控制中国的产业，中国不仅失去了“企业的自由”，而且即将失去“产业的自由”。在工业化时代，产业政策是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如果国家的产业政策受制于人，何谈国家主权的完整？土地是农业的载体，企业是工业的载体，如果多数产业的龙头企业被外资所控制，外资就会打着行使“股权”的旗号来变相侵略本国的经济“主权”，这一点应该引起国内的积极关注。
2、国家税收和财政安全受到威胁
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政府作为企业的股东分取的企业经营利润，二是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向企业收缴的税收，随着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国家财政来源越来越倚重税收这一条路。
在税政上，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大幅优惠政策。目前，凡是外资股份占四分之一（25%）以上的企业就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凡是外商投资企业就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政策优惠。在相当多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还可以长期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而内资企业必须照章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
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合法”逃税的情况日益严重。常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开办“短命企业”，根据税收优惠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时间周期人为控制企业的寿命在5—7年；第二种方式利用关联交易向境外关联公司大量转移利润。在广东地区遍地开花的作坊式中小外商投资企业，如制鞋厂、玩具厂、电子装配厂等，企业的寿命往往人为地控制在五到七年。当优惠政策享受完了以后，就清算注销该企业，同时注册另一个类似企业，又重新开始享受新的“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大型外商投资企业，人为控制企业寿命的方式使用起来不方便，便利用高价采购原材料和低价销售产品的手段大量转移利润，从而降低其在中国境内企业的账面利润，从而逃避企业所得税。
3、产业垄断导致公平竞争受到威胁。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产业组织普遍存在“散、小、乱”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整合，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在现有国内资本环境下，还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垄断，因此国家现阶段的产业政策取向是鼓励并购。
但是，外国资本巨头的进入打破了国内现有资本环境的平衡。对于大规模的外国资本而言，我国都是小规模产业，外资完全可以通吃整个行业，例如美国消费品巨头宝洁公司动用570亿美元收购吉列公司，57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4600亿元，我国许多行业的净资产都没有4600亿元。如果任凭这种跨国资本来参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再加上“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在全球资本相对过剩、投资收益普遍偏低的金融环境下，我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盈利前景较好的行业，怎么能够逃脱外国资本巨头的扫荡式并购呢？当整个行业被国外资本垄断后，消费者福利、员工福利和公平竞争就无法得到保证。
4、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
如果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缺少持久的动力。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在日益提高，在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共引进外资3462亿美元，而其中从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间引进的外资为2826亿美元，占93%的比例。在2005年我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国资本的投资基地。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逐渐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出口，中国制造业出口的51.2%是外资企业控制着。在我国，外资企业遍布大部分行业、大部分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外资利用政策不一样，其他国家外资引入都集中在少数行业、少数地区。
外资巨头在中国采取的行业扫荡式并购模式已让许多中国人焦虑不安。现在，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快速上升，原来的合资企业纷纷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例如，作为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华业务控制中枢的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转变为日本松下的独资公司；德国汉高、德国发展银行与天津合成洗涤剂厂成立的合资企业天津汉高，中方持股70%，汉高持股20%，经过三次股权变动，中方股份完全退出，天津汉高成了德国汉高的独资企业；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提前终止了与北京日化二厂的合资，将设在北京通州的合资洗衣粉厂变成美国宝洁的独资企业，宝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广州宝洁也完成了从控股到其独资的转变过程。
外国资本巨头认为，合资或合作方式已经完成了其敲开中国市场的历史使命，现在可以彻底抛弃中国合作伙伴了。外资巨头抛弃中国伙伴主要是凭借两点，一是经过十多年的合资经营，中国伙伴已经教会了他们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市场，二是中国加入WTO后，根据WTO的有关法律文件修订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企业法》，已经没有硬性的法律条文来规制它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婚姻法”修改了，外国资本可以与中国合作伙伴“离婚”了，一种合法抛弃的方式！
四、行业扫荡式并购的五大反思
1、反思中国GDP增长的质量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GDP与GNP的含义，才能准确分析我国GDP增长的质量。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比如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就应计算在中国的GDP中。GN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所有国民在一年内新生产的产品价值总和。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居住，其经营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比如中国企业在境外获得的收入就应计算在中国GNP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领土”概念，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一个“要素”概念。在经济完全封闭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开放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就不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是有联系但实质区别很大的指标。
如果计算GNP的话，欧美国家会高出非常多，因为它们有大量的资本输出，把外国的“领土”作为它们控制的生产基地，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如果计算GDP，欧美国家在境外的收入就不能计算在内，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很少向欧美国家输出资本，不会增加欧美国家的GDP。自从1995年，联合国把宏观经济的统计指标从GNP改为GDP以后，就大大地虚增了发展中国家的GDP数值。
近几年，我国GDP强劲上升，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一下，GDP的增长究竟反映了什么？是中国本国企业的增长，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增长？在外资巨头行业扫荡式并购中国企业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究竟是我国GDP的哪一块在强劲增长？GDP增长的质量如何？
2、反思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
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是衡量一国产业竞争力最常用的指标，近年来“中国制造”的工业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是否真正反映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呢？
我们需要在“中国制造”前面加个定语，才能真实分析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包括“在中国制造”（MadeinChina）和“由中国制造”（MadebyChina）两种情况。
“在中国制造”决定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由中国制造”决定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外国资本（外国国民）在中国的产出计入中国的GDP，却不是中国的GNP。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的GNP将明显小于GDP，GNP增长率也会明显低于GDP增长率。
“在中国制造”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是否可以表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了同样的提高？“在中国制造”工业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外资巨头在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少于国内生产总值，如果长期存在这一现象，中国经济的前途和社会福利将会受到深远的影响。
3、反思我们的税收政策
在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中，只要外国资本参与和控制（持股25%以上）的企业就可以享受税收的“超国民待遇”。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施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差别税率制，内资企业33%，外资企业15%。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多于内资企业，如“两免三减半”，税前扣除等政策规定也有差异，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大大低于内资企业。
外国资本在华的税收“超国民待遇”给我国经济带来三点不良影响：一是变相鼓励和刺激了大量的“假外资”企业产生，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二是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下，内资企业一家接着一家地倒下，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微利行业，这么大的税率差异导致同行业的内资企业处于严重不利的竞争地位；三是内资企业垮台后，大批国有企业老职工下岗，既增加了财政补贴负担，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在道义上不公平，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最后在在行将退休前沦落为下岗职工。在国内资本大量闲置的金融环境下，现行的对本国企业极其不公平的差别税率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4、反思我们的金融政策
规模经济效益是制造业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中国有句俗语“大树低下无小苗”，在一个充满企业巨头的行业里，小规模企业没有生存的基础。
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许多产业急需要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快速做大企业的规模，以抵抗外资巨头的攻击。但是，产业整合需要巨额资本，整合资本从何而来呢？
在证券市场不发达和严格管制的条件下，产业整合的资本只能来自商业银行。中国与美国的金融环境不一样，美国有发达的证券市场，企业都可以自主地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例如美国的垃圾债券（即高收益高风险债券）曾为许多并购案例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持，中国目前没有这个途径。
尽管原来的国家经贸委和现在的国家发改委都在鼓励产业内的并购重组，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本根本无法支撑产业整合需要的巨额资金，大多数国有企业由于社会负担重，没有太多的资本积累；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短，也没有资本积累。那么，中国产业整合的重任由谁来担当？
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贷款通则》彻底堵死了我国产业整合的这条路。目前仍在使用的1996年8月1日生效的《贷款通则》第20条规定：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和股票投资。在2004年4月6日中国银监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贷款通则》第23条仍然规定：借款人不得使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和股票投资。条文的不变，表明了中国银监会的强硬态度！
中国的金融政策不改变这一条，中国内资企业就无法担当起整合产业的历史重任，国有企业不行，民营企业也不行。过去已有许多国有企业（如华源集团）和民营企业（如德隆集团）试图“自觉”（华源集团周玉成语）地担当起这个功德无量的历史大任，但无一不是倒下的结局，传统产业本来就是微利产业，通过地下钱庄高息融来的资本肯定要被利息负担彻底压跨，“无数英雄竞折腰”！
既然民族企业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金融环境来承担起这个历史大任，那么只有全民族拱手相让外资巨头了！如果我国金融政策继续墨守成规，外资巨头行业扫荡式并购的风暴会来得更加凶猛！
5、反思我们对外资巨头“不设防”的产业政策
2004年1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商务部最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或限制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极少，甚至对矿产资源开采的限制也很少，对一般制造业几乎就没有任何限制，连部分军事工业也对外资开放。
无论是恶意并购还是善意并购，任何国家对垄断都必须进行限制。在美国，对本国资本的垄断也是通过立法限制的。1890年，在对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垄断行为的抗议声中，美国诞生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1914年，美国又诞生了两部主要的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它们与《谢尔曼法》共同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律体系的主体。
在我国，目前对外国资本的垄断式并购不加任何节制，任由外国资本巨头在中国的产业市场畅通无阻地展开“圈地运动”。现在，到了对这种“不设防”的产业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外国资本巨头的“自由”是否破坏了我国产业良性发展的“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