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

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以山西省为中心
内容提要：中国式的工业化本质上表现为对于自然的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最激烈的战场山西，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已经超出了“危机”的层面，而呈现为清晰可见的巨大灾难。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程度具有从大中城市向农村递进的特征，加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灾难更多地集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形成了灾难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明显背离的格局。进而，在治理危机的大背景下，有效的救助机制的缺失，使得重污染区和地质灾害区的农民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危局，结果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在物理意义上的毁灭和社会意义上的崩溃。
关键词：环境战争，灾难的分配，农村社会
前言：超越“危机”的战争
1978年以来，中国迅猛的工业化浪潮至少同时创造了两项人类历史奇迹。第一，它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在30年间实现了平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这一长期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曾经创下的记录，也使原先的农业国成了21世纪的“世界工厂”。第二，它带来了对于自己国土的全面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其破坏和污染的速度、规模及后果，也远非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可比，当然也超过了它自己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包括19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
实际上，如果能够识别各级环境行政当局发布的通常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环境状况公报”中的文字游戏，[1]结合众多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所做的生动记述，完全可以对3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的宏观演变状况给出更切近真实的判断：中国式的工业化[2]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早已突破了内涵较为模糊的“危机”的层面，实质上表现为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的对于自然界的全面战争。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30年。尽管其后果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已经浮现的部分足以说明其杀伤力之大，令人心惊胆颤。以至于那些还对中国的前途负责的领导人陆续发出带有停战意味的人道主义呼喊：“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3]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种曾经不共戴天的制度正在如火如荼地合欢，由此产生的巨大能量似乎使中国的工业化列车失去了刹车装置。战争机器的动力依然强大，因此，战争也必然会持续。
无法预期这场战争何时会结束。它带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不只是“损失”——以及灾难的分布状况的清理，确实已经可能，而且很有必要。作为这项工作的新的一步，[4]我将把目光投向中国环境战争的最激烈的战场山西，[5]那块拥有众多的文明遗产、丰富的煤炭资源、3375万人口（2006年）、幅员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去考察它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整体状况、所引发的灾难和灾难的分布，以及对于农村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要说明的是，作者本人只曾于2002年冬季和2005年夏季分别在山西的大同、朔州和太原附近做过短暂的考察，而且当时的考察并未伴有前述的明确目的，因此缺少丰富而连贯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基于现场观感生发的深层思考。但这一缺憾可以由近年来国内新闻媒体有关山西省生态环境状况的报道，以及官方的统计公报和少数研究者偏于描述性的调查研究报告来加以弥补。当然，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篇的新闻报道通常是零散的、表面的，有时是互为矛盾的，但是就数量而言已非常可观，笔者目前收集到的即达数百篇、近80万字。借用历史学家披沙拣金的功夫，通过对丰富资料的耐心阅读、梳理和分析，已经可以拼接出一幅有关山西生态环境战争的完整图画，并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社会机理。
一、财富的扩张、分配与生态环境代价
山西有“乌金天府”之称，全省70%的土地下藏有煤炭，目前煤炭资源保有储量为2645亿吨，占全国探明储量的26%.[6]自1980年代初作为国家的“能源基地”（90年代成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以来，在“有水快流”的观念和政策的驱动下，煤炭资源大规模、高强度地开采，其原煤产量长期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对于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煤炭价格爆腾，无数合法和非法的煤矿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黑色掘金潮：2005年开采的煤炭即在6亿吨，接近20世纪70年代十年的开采量。而有报道说20多年来总计开采了近80亿吨。[7]与此同时，由煤炭派生的焦化、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产业也迅猛扩张。
山西的经济财富确实在快速增殖。以全省区域生产总值来衡量，“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3.1%，比“九五”期间的8.2%和原计划目标都高出5个百分点，2006年达到4747亿元，是2000年的2.9倍。山西省的领导人称：“十五”计划时期，是全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最好、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8]
不过，新增财富的最大得益者显然是由“煤老板”所代表的新兴富豪群体和政府，而不是被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概念所囊括的“人民群众”。关于煤老板群体及其积累的财富数量，虽然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根据2007年11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引述山西省政府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介绍说，“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里至少有4000亿元的资金在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部分资金相当于2006年该省1451万城镇人口全部收入（1455.4亿元）的2.7倍和1923万农村人口总收入（611.7亿元）[9]的6.5倍，由此可见其财富之雄厚。而有关政府的财富[10]的增加状况，可以通过官方统计数据窥见一斑：财政收入的增长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新世纪以来更是暴涨，2006年的财政总收入为2000年的5.4倍，分别是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6倍和3倍。这说明，即便抛开通常隐藏着巨大黑洞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与城镇居民和农民相比，政府也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收益者。
在煤老板和政府的财富急速扩张的背后，山西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形势也异常突出。2001年的《山西省环境状况公报》即表明，山西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其环境承载能力，它的所有城市和重点区域、流域都处于重度污染状态。每平方公里的人均总污染负荷是全国的3.7倍，工业烟尘、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的人均负荷则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甚至数十倍。[11]2002年9月，山西省的一位副省长在北京公开请求中央政府把山西列为“全国环境保护的重点省”。与此相呼应，在其后的三年间，每当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多个省区的数十名政协委员都会联名提案，建议国家“将山西列为环境保护重点省，给予等同于首都水资源和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资金和政策支持。”[12]反复“求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这里将从四个方面给出较为系统的概观。
1.另一种“矿难”
以矿工的生命安全缺乏保障为代表，山西频发的“矿难”早已使它出产的煤炭在公众的观念中形成了“带血”的印象。但是山西的“矿难”远远不止于死于黑暗世界的数量不明的矿工，更表现在对于它的生态和环境的系统破坏。
这种破坏首先反映在水资源的衰减。地质勘探表明，山西的煤和水共存于一个地质体中，而煤的开采和矿坑排水打破了地下水原有的自然平衡系统，使地下水向矿坑汇流，形成以矿井为中心的降落漏斗，原有的含水层变为透水层，地下水位下降。据测算，山西平均每开采一吨煤，要影响、破坏、漏失2.48m3的水资源。而按照2005年的6亿吨开采量计算，由此浪费的水资源量达15亿m3，这相当于全省地下水资源量的1/5.[13]
高强度的煤炭开采进而造成普遍而严重的地质灾害。山西省国土资源厅调查发现，截至2004年，该省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也即超过七分之一的地面成为“悬空区”；由此引起的地质灾害分布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且塌陷面积还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14]地质灾害表现为地面塌陷、房屋开裂和倒塌、水利和道路设施损毁、泥石流等多个方面。从全省范围看，每开采1万吨煤，平均会使1.07个人承受土地塌陷、房屋和基础设施破坏的影响。与此同时，采煤对地表水资源的破坏更加普遍，截至2004年的调查统计，矿山开采导致的水资源破坏面积已达20352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3%，有600万人和数十万大牲畜因此严重缺水。[15]
2.山西的天空
公开的数据显示，山西省因挖煤、炼焦、发电而排放的烟尘每年约为90万吨，也即每平方公里平均接近6吨。这种高强度的排放，加上不利的地理条件，使得山西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都长期处于“中度”和“重度”污染状态。其中11个省辖市和许多县城的空气质量都长期处于对人体有“较大”或“极大”危害的3级、4级乃至5级以下。在2001年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中，山西占了13个；在2004年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临汾、阳泉、大同位居前三名，而入选“中国十大魅力城市”的长治则名列第九。在2005年全国城市环境质量考核中，大同、阳泉、吕梁、临汾等9个地级市和古交、介休、孝义7个县级市的空气质量均为4级和4级以下，占全国“劣三级城市”的37%.[16]
两个代表性的城市是省会太原和“尧都”临汾。自1989年国家对32个重点城市进行环境综合考核的十多年间，太原的空气质量一直是倒数第一，在世界银行公布的1997年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0个在中国，而太原名列榜首。进入21世纪之后，太原的位置开始被临汾取代。临汾在1980年代曾经是全国闻名的“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令许多国外游客慕名到访。但90年代以后，高速扩张的煤、焦、铁行业，使得它不仅在2004-05年成为全国空气最肮脏的城市，也于2006年高踞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17]有环境专家曾经调侃地称：“如果你跟谁有仇，就让他做临汾的永久居民吧！”太原的一位记者曾在2006年这样描述他的临汾见闻：
你走进商店买了一只雪糕，走出来，站在街边，不消几分钟，裸露的雪糕上就会落满黑色的粉末。你在夏天不会选择白色之类的浅色外衣，因为，一天一次甚至更多的洗衣次数让你无法招架。你只能从天气预报中获知诸如晴、多云、阴天等等天气状况，因为，城市上空不时积聚着的灰蒙蒙的烟雾遮蔽了你的双眼。这就是生存，一种在临汾市的生存状态……[18]
当然，可供报复“仇人”的地方远不只是临汾。新华社的三位记者呈现了他们于2004年春天同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一道前往晋西北的保德县调查时遇到的情形：
一位老妇满脸愁容地对记者说：“20年前这里天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可现在大白天都不敢出门。现在就盼着过年，到过年时他们就会放假，我们就不用捏着鼻子出门了。真是有20年不见天日了！”……不少人外出都带上口罩，即使在健身器材旁，一些老人也带上口罩在活动。一位推着童车带孩子的中年人对记者说：“孩子吵着要出来，可外面空气真个有毒。听说这里小娃娃的肺跟外面抽烟的人一样。”……一位袁姓大爷对记者说：“这两家工厂生产时，上午10点之前你是见不到太阳，分辨不出是晴天还是阴天，最严重的时候几米之内你都看不见东西。早上出门办事到中午回家时，整个鼻孔全是黑的，连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新华网2004年3月29日）
原本“很美丽”的吕梁市，它的2006年的空气质量在山西11个重点城市中属于最差：“焦化企业与居民区裹（挟）着发展，整个吕梁城市仿佛被笼罩在一个硕大的煤灰罐子中。很少能够看到蓝天，偶然出现的太阳看上去面目混沌，被裹在乌云中。煤灰遍及每一个角落，房屋内外，山下树上，甚至藏匿在人们笑起来露出的脸颊沟里……遍布吕梁的焦化厂让这座城市的阳光象金子般珍贵。”[19]
在吕梁所管辖的几个县市，空气污染的状况更加壮观。2007年1月，国家环保总局的督察人员在前往该市交口县的途中，发现当地仍然存在大量早已明令淘汰的小机焦炉和小炼铁炉，在高速公路沿线的交城县、文水县、汾阳市和离石区，“大量的炼焦炉、炼铁炉烟尘滚滚，火光冲天，空气能见度低，气味呛人。”在汾阳和孝义焦化企业密集的地方，天空仿佛被罩上了一个“灰色盖子”。[20]在孝义市下属的一个名叫田家沟的村庄，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曾经记录下她与一个当地女童的对话和所了解到的境况：
“你见过星星么？”
“没有”。
“你见过白云么？”
“没有”。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这是6岁的山西人王惠琴眼中的世界。她闻到的味道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离她的教室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就算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空气的能见度不到十米。“[21]
3.山西的河流与井泉
与丰富的煤炭资源相比，山西的水资源极为短缺。但是山西恰恰选择了“以煤之长、攻水之短”的追求增长和财富的道路。
山西全境的年均降水量在350-700毫米之间，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北部地区年降水量多在400毫米以下，其中桑干河流域低于300毫米。数年前实施的水资源普查结果表明，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23.8亿m3，人均占有水资源量376m3，为全国平均数的1/5，低于人均500m3的国际“极度缺水标准”；耕地亩均水资源量192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在中国科学院《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的全国水资源指数排序中，山西列于第29位。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长期处于雨量偏枯期，水资源总量持续减少，1980～1999年间的平均值只有102亿m3，比前25年下降了28%.2006年的测算表明，当年水资源量只有88.5亿m3.[22]按人均折算则为262m3，比多年前的普查数据又下降了30%.
水资源减少的背后是河流水量的减少乃至干涸。在1990年代，全省河川径流量平均只有1956-1969年间的50.6%.据对永定河、滹沱河、漳河、汾河、涑水河、沁河，以及晋西入黄各河总长7110公里河段的统计，清水流量断流河段长达3330公里，占46.8%，未断流的只有源头河段和有大泉汇入的平原河段。[23]就三条主要的河流汾河、沁河、桑干河的情况来看，早在1980年代后期，一位作家就曾报告说：“从解放以后到80年代，汾河一大半的支流断流，一大半的泉水干枯。”而在最近的10年间，三条河流的水量分别比其多年平均水量减少了44.8%、48.9%和13.4%，其中汾河、桑干河近年来每年断流270—320天。而大同境内最大的河流御河，“历史上水量十分丰沛。可近年来即使在汛期也滴水全无，下游河道沦为停车场和汽车驾驶练车场。”[24]
同时并行的是井泉的衰微与断流。全省有19处岩溶大泉，1956～1984年系列实测量为29.3亿m3，1985～1996年减少到19.5亿m3，数年前已有3个完全断流，2个接近断流，12个流量衰减。[25]由于太原西山煤矿对煤炭和地下水的开采，著名的晋祠“难老泉”的出水量急剧减少，20世纪50年代为每秒2m3，到80年代锐减为0.54m3，进入90年代只有0.26m3，1994年4月则完全断流。朔州市的重要水源神头泉，近年来从最大出水量9.28m3/秒减少到最小出水量4.45m3/秒，从而导致了桑干河的流量渐趋减少：由上世纪60年代的10m3/秒减少到90年代的5m3/秒，进入新世纪以后更是只有3m3/秒，桑干河灌区的灌溉面积也由此减少了10万多亩。[26]
众多珍珠般的泉井的衰竭与全省范围内地下水的高强度开采和由此导致的地下水位下降有关。1971年，全省地下水用水量为11亿m3，2006年增加到40亿m3，占全省总用水量的61.5%，其中7亿m3为超采量。由于开采量远大于补给量，地下水位以年均2—3米的速度下降，1980年代以来全省范围内下降了40—300米。目前已出现22处较大的漏斗区，总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都存在大面积的地下水超采，运城、临汾等地打井的深度到了700-800百米，有的甚至要深钻1000多米才能见水。[27]
比水量的减少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水污染的普遍化。在山西纳入定期检测范围的20多条河流的100多个断面中，2001年以来受污染的断面达到80—90%，其中丧失了任何使用功能的劣Ⅴ类断面占到60—70%；而在全省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中，80%受到污染，70%失去使用功能。[28]
仍以那条纵贯山西南北、全长710公里的汾河为例，它是山西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但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除兰村水库以上的上游外，中下游的汾河就几乎成了“难河”，在太原、介休和临汾段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排污沟。当时的检测表明，太原段汾河中镉、铜、汞等重金属物质全部超标，而挥发酚的年均值超过地面水三级标准313倍，因而被专业人士称为“酚河”。据说山西省环保局的总工程师甚至对检测人员说：“别搞了，检测什么，全是污水了，你搞了那吓人的数字干什么？”“从生物意义上讲，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死河——没有动物、没有植物，连水体中最易生存的藻类也没有。”[29]1999年夏天，中下游的汾河则在“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记者笔下呈现这样一种景观：“河水要么发黑发臭，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露出了河床……”[30]
到了21世纪，汾河的上游也遭到了污染。2003年对汾河21个断面的监测表明，只有位于发源地的1个断面符合国家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太原境内的汾河水库等另外3个断面均为Ⅴ类，而中下游的17个断面全部为劣Ⅴ类。按照21个断面的主要污染物平均浓度计算，化学需氧量、挥发酚、氨氮、石油类的浓度超过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2.2-36.5倍。[31]而随着近年来中下游地区焦化污水的大量排放，中下游的污染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强致癌物质苯并芘的含量严重超标，2005年的检测表明，临汾断平均浓度超标196倍，最高浓度超标374倍。[32]
普遍污染的还有水库、地下水和井水。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原本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山西水资源严重缺乏问题而建，在历时10年、耗费100多亿元巨资之后，2003年10月终于建成引水。但2005年的监测发现，担负着向太原乃至北京送水任务的万家寨水库，它的水质也是劣Ⅴ类。[33]太原的另一个重要水源地汾河水库，以及大同的册田水库（通过桑干河向下游的北京官厅水库供水），在近年的检测中也都是人体不可接触的Ⅴ类水。而地表污水的渗透和煤炭开采的影响，还导致了地下水水质的恶化。例如，大同地下水就因为采煤而使矿化度、总硬度大幅超标，有些地方有害物质超标达26倍。[34]
4.山西的土地
在烟、气、尘弥漫的天空下，在长期使用污水灌溉之后，加上无节制的化肥和农药的喷洒，山西土地的污染自然难免。实际上，土地和土壤最终成为各种污染物质的主要载体。
据《山西日报》2004年10月14日的一篇报道披露，山西省农业环境检测中心的资料显示：全省“污染严重”的农田面积达120万亩，“比较严重”的达到1000多万亩，主要分布在太原、临汾、运城等粮棉主产区。这些地区生产的各类农畜产品中，农药、化肥、重金属的污染尤为严重。报道没有说明“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具体内涵，但可以从其他一些零星的资料中窥见一斑。1980年代末的一篇报告曾提到：太原全部土地的土壤中镉、铅的含量平均超过自然背景值数倍至20多倍。对太原南郊灌区7条灌溉水渠的水质检测发现，酚、氰、汞、铬、氟等十多种化学物质、重金属物质的检出率大多在90%以上，有8个项目的检出率达100%，而各种污染物的浓度超过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情况为：镉4.8倍、锌5.7倍、全盐8.2倍、硫化物13.4倍、铅28倍、酚102倍，其中汞的最高值超标4000多倍。[35]
在气、水、土均有害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庄稼，其安全性自然受到挑战。80年代对汾河太原污灌区的定点监测表明，粮食和蔬菜中的主要检出物有酚、氰、砷和镉、汞等有毒、重金属物质。其中镉的检出率为24%，晋祠灌区生产的“晋祠大米”中镉含量最高值为日本禁食“镉米”含量标准的20倍；铅的检出率为75%，最高浓度超过国外标准上限14倍；汞的检出率在粮食和蔬菜中分别为41%和45%，浓度均超过国家标准上限数倍到十数倍。另据太原市有关部门1987年对南郊汾河灌区20个采样点的监测，从粮食、蔬菜、果品等各种污染物含量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情况来看，铅含量超标的面积占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汞超标的占一半，铬超标的占三分之二；而在各种作物中，小麦、黄瓜、白菜中的汞，西红柿、茄子、白菜、元白菜中的铬，以及水稻中的铅、镉的浓度，都属于“重污染”，许多蔬菜还同时受到砷、铜和锌的污染。[36]
前述《山西日报》的同一篇文章报告了新世纪以来的农产品污染状况。山西省农业环境检测中心对全省11个市的33个市场销售的3种蔬菜、99个样品的抽检结果表明：各市的蔬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部分品种中汞“严重超标”，而且重金属的污染有加重趋势。另据该省农业厅和太原市农业局2005年4-6月实施的两次调查，在对太原市部分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及蔬菜生产基地抽样检测的76个样品中，污染物超标者45个，超标率为59.2%；在对阳曲县、清徐县蔬菜基地检测的28个蔬菜样品中，有18个超标，超标率为64.3%.
上述考察表明，山西省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格局是全局性的、立体性的和复合性的，因此也是系统的和彻底的。可以从几个不同的侧面进一步深化对这种状况的理解。一是它在中国的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大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在中国科学院2000年以后发布的历年度《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山西的生态支持系统和环境支持系统指数的排名在全国均处于倒数1-3位，而2004年的环境支持系统和生存支持系统则同时并列末位。[37]二是山西省的一位领导人较为通俗的概括：“山河破碎，触目惊心！”[38]三是包含了这两种结论的另一种判断：它的一些地区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比如近期的一篇报道就披露，大同矿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被权威部门评为“已不具备基本的人类生存条件。”[39]
二、灾难的分配：另一种不平等
关于山西的环境战争所造成的后果，部分可以用经济的尺度去衡量，比如“直接经济损失”和“绿色GDP ”。山西的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比如“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课题组计算了采煤一项造成的损失：1978—2003年，全省共产煤65.3亿吨，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的损失达到3988亿元[40].而山西省社科院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山西每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已占全省GDP 的15%左右。[41]如果将后一项研究结论用来推算2006年的环境污染损失，那么其金额将达到712亿元，相当于该省农村人口总收入的116%.
但是，战争后果的相当一部分显然无法用经济的尺度去衡量，无法折算成金钱。比如非经济意义的创伤、灾难、苦难，比如每日每时的痛苦、煎熬、挣扎、恐惧、愤怒，以至绝望。它们属于生命、情感、人道的范畴，标志着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一种文明的德性。对于所有这一切，只能靠心灵去体验和感悟，而不能够去“计算”。
看到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仍然不够。它甚至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学者关注的主要部分。我所注意的焦点是，环境战争带来的“损失”和“灾难”，究竟是如何分布的？这种分布或“分配”是否与财富的分配成比例？
严格说来，正如所有的社会成员最终都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一样，所有的社会成员也都要承受增长的代价，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的苦果。可以相像，当沙尘暴光顾了北京，它就不会绕过中南海，居于其中的官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但是，这种貌似客观、全面的认识并不能抓住中国环境问题的要害。正如欧美和日本的许多环境问题研究结论所揭示的那样，如同增长带来的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并不均衡一样，生态环境灾难的“分配”也并不均等，而是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弱”差异，阶级、阶层差异，甚至种族差异。[42]而对于本土的这种灾难分布状况的研究，不仅应该成为有关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国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动力问题时的一把钥匙。这是因为，环境灾难的分配状况，必然决定着不同的社会成员、群体、阶层，乃至于不同的集团和阶级对于普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或痛感，从而影响到他们采取不同的行动，最终影响危机治理的效果和危机演变的方向：是得以缓和、“保持平稳”、还是继续恶化。
当然，衡量灾难的分布难以像衡量财富-贫困的分布那样量化，既不可能按照五等分组，也难以采用基尼系数[43].这既与灾难本身具有主观性、社会性而难以计量有关，也与缺少全面系统的调查，或者即便调查了我们也难以获悉其结果有关。这里只能通过对相关零散资料的综合解读和分析，力图勾勒出灾难的地理区域分布和主要社会群体分布的特征。
1.灾难的区域分布
（1）受害严重区域的社会地理特征
山西省环保局2005年制订了《重点城市和重点地区环境改善工程计划》，其中把“工业较集中、污染较严重、群众较关注”的全省11个重点城市规划区和51个县（市、区）列为环境改善的重点。[44]可以推想，列入“重点”的地区应属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的区域，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灾难的集中分布区域。这就意味着其覆盖区域面积甚广：11个重点城市规划区意味着所有地级市的市区全都在其中；而51个县市区占到了全省119个县市区的43%，如果将重点城市规划区包含的15个左右的“城区”也计算在内，则达到55%.进一步看，如果“工业较集中”和“群众较关注”是列为改善重点的必要条件，那么覆盖区域面积可能更大。因为现实经验表明，许多灾难沉重的地方未必会有工业的集中，其污染源在外；而不熟悉污染源的“群众”也未必会用足以引起政府关注的形式去“关注”。
与受害区域的广度相比，更应该关注受害严重区域在行政和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分布特征。山西省环保局的前述计划虽然列出了“工业较集中”和“群众较关注”两点，但在这一点上并不明确。我的推测是，虽然大中城市的环境总体上也都呈现出“中度”、“重度”污染的状况，但就全省范围来说，从大中城市到小城镇、再到乡村（当然不是所有的乡村），呈现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渐趋严重的格局。
这样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它们都与城市作为权力中心的性质和先天优势有关。一是城市环境成为环保部门的治理重点，在许多地方“环保”仍未“下乡”，致使那里成为污染防治的死角和污染企业的天堂；二是城市的防灾能力和救护能力要远远强于乡村，而乡村更容易受害。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从空气污染来看，11个地级市的空气质量多年来都处于三级和三级以下，多个城市屡次登上国家环保总局的污染排行榜。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纳入定期检测的县城和乡村的情况要好于地级市的市区。大量的新闻报道资料表明，许多县级区域特别是农村的空气质量更加低劣。如运城下辖的河津市，2002年12月对大型焦化企业“太兴集团”周边210平方公里范围的空气质量检测发现，多项污染物“严重超标”。在2003年上半年，河津市的空气质量为五级以下的天数多达9个星期。而五级以下的空气质量“属非人类居住区”，“因为环境质量太差，群众十分不满，所以当地从7月份以后就连空气质量周报都不再公布了。”[45]尤其是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在河津的11个监测点中全部超标6—55倍。以至于当地人说“宁在夏县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夏县为运城市的贫困县。作者注）而在那些有化工厂、焦化厂的乡村，经常会呈现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气味刺鼻”之类的情形，意味着那里不仅不适于居住，甚至不适于短期停留。
从水污染的状况来看，污染严重的区域当然主要分布在那些被环保部门列入“劣Ⅴ类”水质的河段。一般而言，城市河段和工厂密集地区的河段更严重，下游要比上游更严重。但这也只是“科学检测”所证明了的部分，而大量没有纳入检测范围的农村的河塘沟渠实际上是又黑又臭，仅凭感官就可以判断它是更劣的“劣Ⅴ类”。进一步看，城乡之间与污水的关系的不同导致了受害结果的不同。城市居民可以远离污水，其生活用水都是经过某种程度处理的“自来水”，而农村居民则不然，从浇灌庄稼到人畜饮用，他们无法摆脱与污水的密切联系。山西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山西农村人口中饮用水处于“不安全”状况的人口接近一半。[46]
从矿山开采导致的生态灾难来看，它主要集中在地下采矿的乡村，当然也可能包括少数小城镇，但一般不会涉及大中城市。其背景在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地下的开采通常会被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而许多乡村则处于私挖滥采少受约束的状态。如前文所述，截至2004年，全省因采矿引起的地质灾害波及1900多个村庄，220万人。当然，矿山开采导致的水资源破坏会较多地波及到城市，有报道说，山西22座城市中的14座、91个县城中的42个受到了影响。不过，更主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农村：多达8503个村庄、496万农村人口。[47]这一人口数量接近受影响人口总数的80%.
（2）疾病高发区域
已有的资料表明，山西省至少有三种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在全国属于高发地区，甚至居于全国的最高水平。
第一种是癌症。2005年的一篇报道透露，“山西的癌症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在重灾区出现许多难以查明的‘怪病’”。[48]2007年4月22日的《太原日报》则报道说，仅山西省肿瘤医院一家医院，近年来每年接诊的癌症患者便多达20万人——相当于2006年山西总人口的5.93‰。如果可以把所有患者都理解为山西人，那么它意味着，山西的癌症发病率之高令人震惊。
第二种是尘肺病。《中国青年报》2002年的一篇报道提到：严重的空气污染使山西的尘肺病患病人数居全国第4位。这已经与它占全国第19位的人口规模形成强烈反差。而据山西省总工会的调查，1990-2002年，全省累计查出尘肺病患者3.6万余人，患者占全省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首；累计死亡8000余人，病亡率达23%.[49]
第三种是新生儿出生缺陷。卫生部于1988-1992年组织实施的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中国出生缺陷监测”结果表明，全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9.96‰，位居世界第一，由此被称为世界出生缺陷的“珠穆朗玛峰”；而山西省的出生缺陷率则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18.99‰位居全国之首。山西省1997年所做的回顾调查显示，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8.65‰，与5年前的监测结果相近。[50]按照1990年代山西省每年新出生人口在50万人左右[51]推算，其每年出生的缺陷婴儿可能超过9000人。
当然，每一种高发疾病也并非是在全省均匀地分布，在一些区域表现得更加突出。现有的资料中提到了下述几个县市的相关情况[52]：
——如今灵石的癌症发病率成倍增长。
——阳泉恶性肿瘤发病人数及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肿瘤死亡率占我国的第二位。
——根据1997年的调查，太谷、左权等县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数占37%，食道癌和肺癌的发病率为3%.
——河津市是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的多发地区。
——离石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系统疾病多发地区，调查发现，这与当地焦化企业多、空气污染严重以及地下水水质差有直接关系。
关于出生缺陷的密集分布情况，有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1980年代末的一项报告显示，在清徐县汾河沿岸5个乡的近百个村庄，新生儿畸形怪胎率均在45‰—50‰之间，其中拨奎村达408‰。最常见的是脊裂，脊背上有一个包，脊椎骨上有裂缝，下半身软软地，站不直。另外，有智力障碍的儿童也越来越多。[53]2002年的一项报告说，在一些矿区，出生缺陷率达到44‰。[54]另据北京儿科研究所2002-2004年在吕梁山区的中阳县和交口县实施的流行病学调查，两地出生缺陷率分别高达71.8‰和91.7‰。[55]也即每出生100个婴儿，就有7-9个是缺陷婴儿。
山西医科大学的研究者对某地小学生健康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几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分布情况。在“土法炼焦区”调查的203名学生中，鼻炎患者137人，占67.8%；咽炎患者176人，占86.8%；扁桃体肿大者174人；占85.7%.而对照区208名被调查学生的相应比率为4.9%、24.1%和1.1%.与此相应，土法炼焦区学生的血WBC （白细胞数）指标也劣于对照区学生。[56]
由于不清楚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省会太原以及其他10个地级市的相关疾病资料，因此难以详细理清山西全省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但从上述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相关疾病的分布同样具有向着县城以下的农村地区倾斜的特征。另外，近年来有关山西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在涉及疾病多发的问题时，提到的例子往往都是一些具体的村庄（参见资料）。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本项结论。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环境战争灾难的某些特殊疾病在农村地区的凸现，既与前文所述的许多乡村的污染状况要比城市更加严重有关，也与绝大部分乡村居民裸露在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手段有关。
资料：报道所见的山西省疾病高发村
·太原市南郊区南堰村，1980年以来，因患癌症死亡17人，妇女生怪胎10人，死胎8人，畸形儿5人。（麦天枢，1989）
·平定县岔口乡岳家庄村，自2001年附近一耐火砖厂点火起，村民每天都生活在烟尘、噪音、废气之中，被呛得胸闷气短、头晕恶心。多名村民患上肠胃功能紊乱、呼吸系统疾病以及脑出血、脑梗塞等疾病。（新华每日电讯2005.9.19）
·1998年，在左权县桐屿镇武军寺村，190只羊因喝了镇造纸厂排的废水而中毒死亡，因水污染问题当年该村死亡10人；由于井水严重污染，太谷县五公乡石罗门村大部分村民背井离乡，异地谋生，全村750亩耕地荒芜。（焦瑞莲等，2000）
·近年来，灵石县为因为汾河污染而无水可饮的60个村庄打深井25眼，但检测表明，井水硬度超标519倍，硫化物超标13倍……。如今灵石的癌症发病率成倍增长（麦天枢，1989）
·受浊漳河污染影响，襄垣、平顺、黎城等县沿河地带的一万多人因长期直接饮用河水，导致消化道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明显升高。（《中国水利报》2000.7.28）
·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随着附近大批高污染企业的出现，近十年来怪病不断出现，已有200多人发病，近几年连续有20多个癌症病人死亡，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才14岁。（子民，2005）
·在尧都区段店乡下康村，由于有多人患上偏瘫等恶性疾病，“跛子村”的别名由此得来。近几年村里有50多人患上了“脑血栓”而偏瘫，仅2004年就有近20人因病死亡。村边的小河和村里的水井都被污染，村民反映：井水发咸发苦，喝了就腹泻。（《山西青年报》2006.6.15）
·1999年前后，汾西县对竹镇曾经拥有大量焦化厂，焦化厂生产的同时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镇里连续几年没有一个人参军，因为没有一个适龄青年能通过体检。（《山西青年报》2006.6.15）
·襄汾县城关镇陈郭村数眼井水六价铬超标近百倍，致使10多年来村民发病率逐年上升，体质下降，腰腿痛、少白头、皮肤病、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附近几个村的井水也发生变色变味。（高爱枝等，2000）
·在河津市太兴集团焦化厂附近的尹村，很多娃娃都得了肺炎和气管炎。焦化厂排放的粉尘落在玉米、小麦、水稻上，导致庄稼不能授粉，大幅度减产。（《市场报》2004.6.22）
·新绛县古交乡陈留庄，近几年有很多人患上腿疼病。汾河的臭气经常弥漫村子的上空，而吃水也要到远处去拉水。（CCTV《聚焦三农》2005.7.11）
。临猗县牛杜村近年来患脑血栓、瘫痪和癌症的人数逐年增加，年龄集中在40-60岁。村民在控诉状中说，到2004年6月，村中已有42人得怪病死亡，目前还有怪病患者28人。（《半月谈》2005.6.28）
·临猗县嵋阳镇南智光村，近年生怪病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正值壮年的村民丧失了劳动能力、年轻人出现发育障碍；邸家营村的许多村民患有癌症，村民平均寿命不到50岁。类似村庄还有附近的祁任庄、西智光村。在该县七级镇胥村，多年来因体检不合格无一参军者，许多中老年人患上怪病。而在涑水河下游的永济市开张镇城子埒村紧靠河边居住的79户农民中，患病的有72户，其中有多位白血病和食道癌患者。（http//tangyuanhh.bokee.com/1866573.html ；http：//www.sxrtv.com，2005.5.12；http：//blog.sina.com.cn/hanzhenyuan.）
·由于非法企业的存在和污染，平陆县曹川镇某村柿子树先后死去，庄稼减产甚至绝收，一些疾病正在不断威胁村民的生命，其中心肌梗塞、脑血栓更加明显。（CCTV《经济半小时》2007.4.14）
2.灾难的群体和阶层分布
由于缺少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要详细描绘出生态环境灾难在山西的各个主要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间的分布情况非常困难。这里将采用基于经验观察的推论和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几个主要群体和阶层的受害程度进行描述，力图揭示出总体的分布特征。
（1）官员和企业家：空间区隔导致的受害轻减
一般而言，山西整体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会影响到所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从普通的农民、市民，到知识分子、大小企业家和高层官员。但是，居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人，接触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机会不同，吸纳的污染物不同，其应对和克服危机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整体的生态环境危机对于每一个群体和阶层造成的危害不同。这里将重点考察三个主要群体——官员、企业家和重污染区的居民——的相关状况。
就一个整体上空气污浊的城市来说，官员和企业家们虽然也有机会呼吸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但权力背景或经济资本可以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居住在“机关家属区”、“高干小区”，或者开发商宣称的“高尚住宅区”。尽管那里的空气可能也并不清新，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污染源，他们不需要像焦化厂、化工厂周边的居民那样要日夜面对化学气味的刺激。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轿车，而不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如果不愿意打开车窗换换气，他们可以不需要捂着鼻子面对窗外的灰尘和废气。他们的活动场所主要是那些有“空调”的空间：办公室、会议室、餐厅、宾馆……，而不是炉火熊熊、粉尘飞扬的焦化炉边，不是飘散着刺鼻的烟、气、尘的田野和农家院落，正如“煤老板”们的活动空间不是井下一样。总之，居住空间上与一般社会的区隔，流动和活动空间上与一般自然的区隔，使得他们可以更多地远离重污染区，降低受害的风险。
就一条发臭变黑了的河流而言，官员和企业家们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至少要失去景观欣赏、亲水愉悦等审美乐趣，但他们有着足够的可替代性愉悦：到商业性的游泳场馆去游泳，到娱乐性的桑拿会所去“休闲”，如此等等。自然，目睹到那发黑发臭的河流也会产生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快，但是他们可以不去目睹。而即便其中的极少数人负有必须目睹的责任，也无须像河边的居民那样要整日面对，更不会像河边的农民那样要用污水浇灌庄稼，并因此遭遇庄稼减产甚至绝收的损失。
进一步说，就那些采煤沉陷区的情况而言，受害者自然也不是官员和企业家，正如死于矿难的总是“农民工”而非干部和煤老板一样。官员和企业家们不会遭遇房屋开裂、河井干涸、土地塌陷等诸多问题，不会因此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如年，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生态环境难民（下述）。
当然，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此断言并没有否定这两个强势群体完全不会受到影响。在空气普遍较为恶劣、自来水的水质令人质疑、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着众多暗数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损害。但是，这只是他们所推动或拉动的“发展”的必要代价，而与其巨大的“政绩”或财富收益相比，他们真正承受的代价可能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的生态环境危机，对于官员和企业家来说只是需要短期承受的“不快”，或者终究能化险为夷的“麻烦”。总之，他们处于“受益圈”的中心和“受害圈”的边缘[57].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每日每时的煎熬，意味着不知如何逃脱的灾难，甚至会通过生理的和社会的遗传而把其下一代也拖入苦难的泥潭。下面将把考察重点集中到重污染区和生态破坏严重地区的农民身上，来看看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2）沉陷区的受难者
要用社会科学的规范语言来“归纳”出高污染区和沉陷区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困难的，这里主要借用近期新闻报道中提供的一些个案资料，来透视其日常的生存境况。
——在洪洞县甘亭镇甘亭村和李村附近，山西汾河生化公司（临汾市的重点保护企业）2000年动工兴建，2002年投产，未上任何排污设施，污水通过沟渠注入汾河，散发难闻的臭味。即便是大热天的夜晚，家家户户也要紧闭门窗，飘散的烟尘给方圆数里内的庄稼盖上了厚厚一层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怒的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找厂方，要求停止排污。厂方被迫上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但只有在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检查时才运行，大量污水在夜间排泄，村民们日复一日地在恶臭中煎熬。（张弘等，2005）
——襄汾县景毛乡吉村的村民李爱仙院外500多米远的地方，焦化厂冒出的黄色浓烟先是冲天而起，接着就向四周弥漫开来。“能把人呛死，”李痛苦地说。刺鼻的气味几乎每天都要多次光顾李家，院子里晾晒的衣服很快就会蒙上黑色粉末，水缸尽管有盖子，但水面和缸底仍然可以看到黑色粉末。自焦化厂投产以来的5年间，村里的怪现象接连出现：有的村民间歇性地头晕恶心；枣树只开花不接果；苹果树结出的果子多了一层“黑色铠甲”，于是，苹果树被全部砍光，而主人只能蹲在一边抱怨：“树都砍了，怎么不给一分钱的赔偿？”（《山西青年报》2006.6.15）
——4年前，自打山西中吕焦化有限公司的大型焦化项目在小高家沟村落下脚来，清澈如水的夜，对这个拥有700多户居民的村庄来说，就像梦一样遥不可及了。人们在难闻的气味中艰难地挣扎。“你不知道味道那个刺鼻呀，就像臭鸡蛋一样，人根本呼吸不了！”一位50多岁的大妈用手捂住鼻子，在整个项目都已处于半停产状态的现在，她仿佛仍然能够闻到那股让她无处躲藏、头疼欲裂的气味。“一停电，这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全是白烟。粉尘也厉害得不得了，白衣服穿出去不到一小时就变成了黑衣服。”（赵小剑，2007）
这三幅图景呈现了那些处于焦化厂、化工厂旁边的污染村庄的状况。不清楚山西省有多少这样的村庄，其中又居住着多大数量的农民。比较清晰的是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的情况：截至2004年，它涉及1900多个村庄、220万农村人口。近期的《中国青年报》详细描述了其中的一个村庄的实态。[58]这个村位于阳城县东北约20公里处的可乐山上，名叫大安头村。它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曾经以棉花高产而成为全国的典型，当时的大队书记也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但是当2003年春天一家煤矿的采掘机进入可乐山的深处，原本较为丰裕的大安头村便开始了多重意义的沉沦。这是环境战争废墟的一个异常珍贵的标本，鉴于原作者已对它的纹理进行了充分的描绘，我将较多地直接引用，只对原有文字进行简单的顺序调整和精简，而免去多余的解读和分析。
——早在2003年夏天，村里人就开始奔波起来。工作歇下来了，地里的庄稼活儿顾不上了，喝酒打牌的男人少了，扯闲话的女人也看不到了。人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看谁家的房子还能凑合着住，能让日夜惊恐中的一家人有个栖身之地。不停地搬进搬出，很多人家的包裹就没有打开过，随时准备搬迁。有些家庭分散在不同人家，有些家庭吃饭睡觉不在一处，有些实在找不到房子，便干脆离开村里。自2003年起，大安头村没搬过家的人在20%左右。眼下全村近百处房屋都受到了损害，其中70%已不能居住。
——随后不久，王玉珍家的窑洞出现裂缝，原本胆子很大的她开始生活在恐惧之中。下大雨的时候躺都不敢躺，要么坐着，要么拉上丈夫住到别人家，等天气放晴后再回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支起耳朵听听房屋的动静，有时会冷不丁地坐起来，开灯检查房子。她甚至盼着窑洞早点塌，那样就不用再夜夜担心了……让王玉珍备感惊恐的三孔窑，终于在2004年5月的一场大雨中坍塌了。丈夫因受惊吓而病倒，她不得不带着老伴到处找房。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住了不久那房子也岌岌可危。她再次找房，但遭到多家拒绝，因为别人怕老汉老在他们家，不吉利。最终经镇领导出面协调，2006年正月，她搬进了村委会的原办公室。但没几天老伴便去世了，咽气前还说想老在自己家里。而老伴去世后，连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
——像王玉珍一样精神紧张的人并不少见。陈小娥的症状比王玉珍严重。晚上，她总是开着灯，和衣躺下，随时准备逃出。那年9月，正当她准备躺下时，玻璃破碎的声音让她惊恐不已，独自在家的她不敢待在屋子里，站在露台上哭了一夜。一个多月后，陈小娥搬进了丈夫哥哥的房子，但历经多次惊吓的她落下了病，时常头晕心悸，浑身乏力，有时还会晕倒。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陈小娥的二层小楼建于2000年，如今墙体布满裂缝，明显倾斜，大门口和院子里杂草丛生。
——村医李小志已经记不清自己搬过多少次家。他家的两层楼房于2002年完工，但一年后就不能住了。2004年4月，李小志夫妇第一次搬家。9个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只好第二次搬家。没过多久，又再次搬迁。这时，村里所有还未成危房的房子都住满了人，有的甚至挤了三四家。夫妻俩只好蹭觉蹭饭，从东家跑到西家，多时住一个月，少时住两三天。他们打过地铺，睡过窝棚，和别人挤过炕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3个月。“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给毁了。”站在自家废弃的院子里，李小志说。院子里长出一颗麦苗。
——王玉珍和村里的所有人一样，还面临着另一个令她头痛的问题：山被挖空，水被抽空了。村东头的山沟从前水流不断，王玉珍总是在这里洗衣服，孩子们也喜欢在这里嬉戏。而现在河床已经干涸，山沟的东上方有口水井，水却没了。只有村西头的山沟里还流淌着一股小涧水，不下雨的日子，这里成了村里唯一的水源。接一桶水，少则半小时，多则四五十分钟。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把盛水的容器摆放出来，专人排队等候。经常，因为插队这样的小纠纷，等水的村民甚至会拳脚相加。
——眼下，这块土地被一条条深沟撕裂，杂草日渐蔓延。因为缺水，棉花、扫帚苗这样的经济作物再也不能蓬勃生长了，村人不得不放弃扫帚苗每亩约3000元的收益。因为发生过犁地机陷入裂缝、人被甩到一边的情况，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机器变成了摆设，只能重又搬起锄头和铁锹。山上的裂缝也随处可见，不少裂缝隐身于草丛荆棘中，羊掉入裂缝的事情时有发生。
——因为房子，夫妻之间吵架吵得更厉害了，有的吵着吵着就离婚了。村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简直就像有仇。”
——当这座村庄日渐沉陷，有一种东西也悄然而逝。王玉珍如今住着的村委会原办公室，也早已被划定为危房。今年春节，她家连团圆饭都没有吃，甚至都没有包饺子。“人都活成这样了，哪还想得起来包饺子。”楼下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的杂草郁郁葱葱，遍地垃圾。唱戏的舞台孤零零地竖在院子里，空荡荡的，好久都没有唱戏了。
——四五年来，没有新媳妇嫁到大安头村。“村里小伙子想媳妇都想疯了。”30岁左右的大龄青年已接近30个。“家不像家，村不像村”，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活力。
三、在制度的断裂带上：拯救与自救
前文的考察表明，环境战争所创造的“利润”更多地流向了精英阶层，而它的累积性灾难却更多地叠加到许多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使后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环境难民”或“战争难民”。这种状况与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利益向上层聚集、而风险向下层汇聚的“风险社会”的逻辑完全相同[59].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宏观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灾难面前，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具有不同的反应能力和自救能力。这种不同的能力既取决于赋予他们以相应能力的制度，或者说初次分配，又受到同一种制度在应对危机和灾难时的展开逻辑的影响。[60]而后者实际上具有再分配的作用。概而言之，它的责任追究机制的欠缺，使得那些居于上层的、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群体——虽然也是“轻度受害者”——能够轻易地摆脱或逃离危机；而它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救助机制的残缺，又使得那些社会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弱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适应灾难。从结果来看，众多生灵们的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坚韧的“适应”，实际上变成了挣扎，一种在制度的裂缝中甚至会越陷越深的挣扎。
而这种伴随着呼救的挣扎与精英们的四散，共同构成了环境战争中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关于构成这种景观的几个主要群体的情况，下面将分开叙说。
1.精英们的移民
2006年以来，有多家国内新闻媒体报道了不同层次的“山西购房团”到外省购房的消息。[61]“山西人”成为继温州人之后的第二个全国性购房群体，受到广泛关注。一些机敏的外地房产开发商也纷纷打出“环保牌”，从省会太原到一些污染严重的县级市，设立众多的销售点。比如仅在县一级的孝义市，山东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便开设了6家代办点，而在临汾，200多米长的煤化巷设有12家山东和海南的房产公司代办点，“国家AAAA级原生态旅游度假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牵手梦海花园，回归自然，储备健康”之类的广告招牌格外惹眼。
新闻报道大多强调，山西人异地购房的目的与温州人不同，他们不像后者那样为了“炒房”牟利，而是生态移民。报道最关注的是那个形象已经定式化了的暴富群体“煤老板”。
煤老板到外地购房的迹象在数年前已经出现，它们的迁移目标主要锁定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大城市。有报道说，一位煤老板曾经在北京买下了一栋豪华住宅楼的全部向阳的房子。2005年底，“山西煤老板购房团”首次抵达上海，两天内买下了16套房子；一周之后，又在重庆一处楼盘购房45套。2006年7月，又一支由30名“身价5000万元以上”的煤老板组成的购房团飞抵上海，“两天横扫了6个楼盘。”“最小的煤老板一年也能挣四五百万元，大的一年能挣几千万甚至上亿。因此，他们置业非常随意，买房扎堆。”往往一个买下一处房子，其他人也跟着买下。一个名叫“卫东”的人提到：这是为了打麻将方便。卫东一家10年前从矿区迁了出来，起初搬到孝义，后来又迁到太原。卫东本人已多年不回村，煤矿生意交给经理人打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太原公关。卫东说现在孩子还小，山西的生意也需他照看，所以暂时留在太原。但最终要移居北京。
与多少有些被渲染了的煤老板们的购房相映，在有媒体称为“普通市民”的中产阶层中，也掀起了外地购房的热潮。资料显示，2005年2月，有82个山西人赶到山东省乳山县，一批买下了4栋建在海边的楼房。这启发了前述山东的房产公司挺进山西的行为。生意确实火爆，据某房产公司在临汾的经销商介绍，周末是各个代办点发车去山东看房的日子，“车挤得满满的，座位总是紧张。以至于不得不和顾客协商，能否推迟看房时间。”进入临汾不久，该公司已经卖出三四百套房子，买房的有医生、教师、公务员，不少是团购，其中属于垄断行业和高污染行业的临汾某国有电厂即团购了50套房子。而据他所知，至少有2000多个临汾家庭在乳山买了房……
目前还无法预测山西的省外移民乃至海外移民[62]会扩展到多大规模，是否会因此导致大量的“精英”外流和资金外流，以及其他难以预期的结果。这当然需要引起注意，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矿山沉陷区的近2000个村庄的220万农村人口的状况。如果说他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离灾难的难民，那么，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难民救助机制或危机对应机制又怎样？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公正的层次，而涉及到一个社会面对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时是否具备拯救之力的底线的问题。
2.塌陷区的农民：出走与等待
面对生态环境普遍恶化的现状，山西省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声势较大的“碧水蓝天工程”。但是，最为关键和紧迫的应有之举——对于生态环境难民的系统救助方案——却似乎并不在其中。就那些重污染区的情况而言，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绝大部分村庄的受害者似乎仍然只能靠拓展自己的忍耐力来应对灾难，即便采取上访、诉讼等合法手段，或者堵路、堵河、堵厂之类的过激行为，也往往是不了了之。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永济市开张镇城子埒村的村民堵截涑水河黑水的事件。[63]至于明显由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和疾病高发的情况，政府既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查，也没有统一的政策对应。
关于那些因煤矿开采而导致的地质生态灾难地区的情况，在2003年以前，山西也并没有治理采煤沉陷区的政策，但从当年开始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果是，全省9大国有重点煤矿形成的采煤沉陷区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受损居民17余万户，医院71所、学校312所，涉及近60万人。2005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上述9大国有重点采煤沉陷区治理方案，规划资金68.7亿元，计划自2006起的三年间完成。[64]
治理工程所要解决的是沉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至于水资源破坏、生态恶化、土地荒芜等等，均不在治理范围之内。沉陷区的住宅按受损情况分A 、B 、C 、D 四等，前两等分别按每平方米67.5元和135元给予加固维修费；后两等中的城镇居民将可迁入新区，而农村居民给予每平方米450元的重建费，补偿面积按每户50平米，虽然由政府提供宅基地，但这种补偿标准远远达不到异地重建的建筑成本。最为重要的是，治理规划只包括“9大国有重点采煤沉陷区”，而“地方矿区”不在其中。结合该项政策的实施，下面通过对4个村庄的个案[65]的考察，来探讨整体的灾难救助的机制问题。
第一个村庄是前文出现的阳城县大安头村——
在住房出现问题之后，村民们曾多次向村镇干部和寺河煤矿反映，希望能给他们找到出路。但寺河煤矿表示，400多万元的补偿款已经给了村里。于是村民们转而找村干部，主要是向村支书索要补偿款。但结果是一部分人拿到了补偿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没有损毁，却被确定为危房，也拿到了补偿款，而一些人却什么也没有拿到。“拿到补偿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书走得近的人。”
自窑洞坍塌后，王玉珍抽时间就去镇政府找领导，她想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村里人该怎么办。但是，路走了不少，路费花了不少，话也说了不少，可她依旧还住在危房里。房子坍塌后，村委会和煤矿都派人看过现场，最终没有人告诉她以后该怎么办，她也没拿到补偿款。“跑了好几年，我也知道没什么希望。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一趟趟找政府。”有人说，附近有村子集体搬迁的，可搬来搬去，搬不出沉陷区，说不定哪天又会出问题。也有人说，搬出去后又面临新的问题，比如种地就不好解决。“这么长时间，政府也该给我们想出办法了吧。”
第二个村庄在吕梁市所辖的孝义市，是一个名叫郝家寨的村庄——
郝家寨原来叫沟底村。1979年和1986年，随着沟底村下沉、塌陷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全体村民先后分两批搬到了山上，并因此出现了“新村”和“新新村”。而原来的沟底村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村旁流过的兑镇河也越来越黑，村民都叫它“黑龙江”。20多年来，煤矿越来越多，开采力度越来越大。近几年郝家寨的塌陷情况日趋严重，老村旁的河流也干了。
2002年初，中国煤炭学会开采损害技术鉴定委员会所做的鉴定表明，房屋破损系周边煤矿开采所致。从此，村民和山下的个体煤矿冲突不断。该煤矿以前是郝家寨村的集体煤矿，后来被村主任卖给了一个私人老板。此后，每次有村民到煤矿去“理论”或到政府上访，事后都会遭到报复。村民郝花林2005年9月中旬曾到省委省政府反映情况，但一个多月后的某天深夜，五六个陌生人翻墙而入，踢开房门，将他和母亲二人打成骨折。他不知道谁是幕后指使者，但事后村主任派人送来了6000元钱。
如今，郝家寨又在酝酿新的一次整体搬迁。新村将建在两里外一个的塌陷区上，那里曾有过两家被关掉的黑矿，昼夜不停地挖过五六年，下面早就空了。搬到那里是村主任决定的。村主任在外地开矿，家早就搬到孝义去了，每次都是用手机指挥村委会工作。村里目前只剩下一半村民，能打工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由于生源减少，村里的小学校已于两年前关闭，这更加速了村民的出走。
郝家寨人不知道他们村是否属于国有矿区，是否在国家治理范围之内。村子坐落在国有水峪煤矿的矿区，但山下的煤矿又是个体煤矿，是典型的“矿中矿”。而孝义市治沉办的官员说：有个办法可以检验郝家寨是否属于治理范围，那就是如果政府派人进村调查损害程度，就表明是，反之就不是。没有人到郝家寨村调查过，但村民们并不死心，他们执拗地相信国家政策一定会惠及自己，并在开山的炮声中等待着。[66]
第三个是灵石县的桃钮村——
桃钮村位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属于国有重点煤矿沉陷区。开采桃钮村周围矿山的是汾西矿业集团的富家滩矿区。村里的房子很早以前就出现了裂缝，90年代已有窑洞坍塌，一百多户人家中，目前几乎每家的墙上都有裂缝。
桃钮村的井水7年前就干了。村民只能从山下抽水：从富家滩矿区生活区经两级提水、途经5公里到达桃钮村。所有的饮水都依靠一根水管，水勉强够生活用，一吨水卖到5.5元，舍不得浇地，种地只能指望天收。由于缺水，小麦的亩产量由过去的500斤降到200斤，山上的果树也都干死了。
村里原有530人，已经搬走了300人。有点钱的人都走了，近的迁到富家滩、灵石县城，远的迁至太原，甚至外省。上学的小孩少了，村小学也办不下去了。眼见8岁的女儿没有学上，杨建国一家四口也只好搬离。他们在富家滩租了一间破窑洞，每月租金100元。但杨建国在富家滩找不到工作，他仍得回村里种地，种了10亩麦子，一年收2000多斤，口粮都不够。
2004年，当地政府曾派人来调查采煤沉陷造成的地质灾害，并决定将村庄整体搬迁。村民们还听说，政府可能会给一定的经济补偿。但两年一晃过去了，至今没有搬迁的动静。
第四个村庄名叫椒仲村，也在灵石县，与著名的“王家大院”相距不远——
两年前开始，村民听到屋子下面传来沉闷的炮声，接着不断有房屋裂缝。一百多户村民的房屋七成出现开裂，村委会和小学的房屋也不例外，原来在这里上学的周围四个村的小学生全部转学。庄稼地出现了十几处塌陷，还有又深又长的裂缝。随后是水源枯竭，近千亩果树枯死，只能砍了做柴烧。个别村民迁走了，灾害使生活蒙上了恐惧的阴影。
椒仲村地下的煤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国有红旗煤矿开采完，村民们怀疑上述问题是介休市后党峪村村办煤矿开采了红旗矿留下的保安煤柱所引起。2005年7月，他们反映到灵石县国土局。经山西省国土厅同意，随后成立了由相关县市国土局、地质勘察机构和椒仲村村委会五方组成的灾害鉴定小组。但是当8月初要对井下实际测量时，介休市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却提出椒仲村的人不能下井。当技术人员进入后党峪村地界进行地面物探勘测时，又受到阻挠。而在晋中市国土局准备组织力量继续调查时，又接到山西省国土厅的指示：停止调查，由省厅直接介入调查。但一年多过去了，省国土厅及其委托的鉴定单位从未来调查过。
资料显示，分属三个县市的四个村庄具有大致相同的受害处境：房屋开裂，土地塌陷，污染严重，水资源枯竭，由此造成当地无法居住，村民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故而促使一部分或大部分村民自发地搬迁，但是并非所有的村民都愿意搬迁和有能力搬迁，后一部分人只能等待着政府的拯救。
但四个村庄也显示出明显的不同。只有桃钮村明确进入了政府的救助视野，但在被政府调查两年之后仍然不见动静。其他三个村都处于救助的盲区。其中郝家寨原本在“两可之间”的交叉地带，但因为政府没有调查而自然享受不到每平方米450元的重建费补贴，而由村主任擅自定下的“新村”地址仍然在采空区上。大安头村也不在政府的拯救范围之内，因为相关煤矿已经支付了400多万元的补偿款，但拿到款子的只有一部分村民，村民一再找政府，但政府还并没有帮助他们想出办法。而最后的仲椒村则属于最为难堪的一个：灾难已经异常明显，但由于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阻挠，村民们至今仍然不能知道自己受难的确切原因。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处于地下悬空地带的村庄和农民，同时也处于制度的悬空地带。兵荒马乱般的生态环境战场，不仅充分暴露了基层政权、中层政权乃至高层政权的治理危机，也明显折射出当地社会分崩离析的迹象。
结语：寻求结束战争的动力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的非主流圈子里不断有人论及“中国的前景”。这无疑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议题，从而为大部分谨慎的学者所回避。但是当我从农村社会研究的角度触及到生态环境领域，特别是经过多年的摸索而最终被山西的状况所吸引，进行了上述“隔岸观火”般的考察之后，我感到我努力要绕开的东西确实无法回避。
客观地说，从生态环境危机的侧面来看，中国在确凿无疑地走近危险的境地。至于它最终是否会引发整个国家的“崩溃”，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是如果将言说对象从整体的中国移向它的一部分，比如山西的许多村庄，那么我确信，社会学乃至物理学意义上的“崩溃”已经不再是需要预测的前景，而是有待发现和承认的现实。问题在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遮蔽，不只是政府和政府官员，中国的学术界和知识界也都普遍表现出无视或视而不见的倾向。在这个冷漠和麻木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二天性的时代，在西方学术话语占支配地位、官僚主义主导的以“竞争”和“国际化”为至上目标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底层民众的挣扎和基层社会的动荡通常被看作“形而下”的问题而很难成为研究对象，或者即便进入学术视野，也已经因为习以为常而只是被当作一种正常的状态，而不是看作一个事件，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也许，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事件或者将事件还原为事件的能力，乃至勇气。
当推进战争的动力明显地难以成为拯救的动力，中国将如何实现结束战争的目的？这是否意味着，它真地需要再来一场革命，一场以环境问题为触发点和归结的追求生存权的社会革命？当然，在中国已经深度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且成为它的重要推进器的全球化时代，足以结束战争的“一国革命”的可能性、方式和前景，都令人生疑。在这项无从发现确定性的研究的结尾，我所能够强调的只有一个从故纸堆中翻检出来的事实：在本文所考察的山西，这种类型的较为粗糙的小范围的“革命”曾经在40年前就出现过。鉴于这一在革命的狂潮中闪现的革命浪花具有活化石般的价值，这里将有关它的简短记述附于文末，相信它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启迪。
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的初期，汾河中游的灵石县，最早成立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不是“井冈山”，也不是“五台山”，不叫“红什么”也不叫“战什么”，叫“吃水造反兵团”。兵团的战士们（多是沿河农民）冲进县委县政府，用勺子将汾河里的水浆端到县委书记的写字台上，硬逼着“当权派”喝下去：“我们天天喝这水，你今天也喝一喝！”面对一条污河，县委无可奈何，“造反战士们”开进了省城，围住省委为一条“干净的汾河”和“一口清水”静坐。从此，灵石县汾河沿岸的几十个村庄，有了两辆汽车、三台拖拉机，开始了拉水吃的历史。（麦天枢，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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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南京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特别项目“乡土中国的危机与重建”的一部分。论文初稿曾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2007年8月举办的“转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与前景”学术研讨会上报告，多位学者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1]经常使用“问题遮蔽化”的策略，语言模糊而暧昧，成绩似乎很明显，问题总是若隐若现。比如经常使用的一个修辞是环境状况“保持平稳”，它的真实含义可能是恶化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
[2]本文在如下两层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一是同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对于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更明显的主导和干预作用；二是由于有效的制衡机制的缺失，导致政府和企业双方通常既不尊重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又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结果使其增长方式表现为一种触及底线的恶性竞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伴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代价。
[3]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6日《人民日报》。
[4]笔者曾经对环境污染之于“三农问题”的整体影响作过宏观考察，近两年则重点对河南省、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浙江省进行了分区域的研究。见张玉林、顾金土，2003；张玉林，2006；2007a ，2007b.
[5]据山西省环保局的官员介绍：原来一直称山西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但新一任省长在获悉实情之后即在内部会议上把“之一”去掉了。见2006年9月24日《南方都市报》。
[6]2007年6月20日《经济参考报》。
[7]2007年1月10日《新京报》。
[8]山西省统计局：2001-2006年度“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sx.gov.cn/tjgb/default.htm ；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2006年1月10日在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1月11日《山西日报》。
[9]当年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81元。见山西省统计局：“2006年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sx.gov.cn/tjgb/default.htm.
[10]按逻辑推断，财政收入本为“公共收入”，但是在缺少公开性和监督的中国财政体系下，“公共财政”经常带有浓厚的“部门财政”甚至“个人财政”的特征。因此，这里基于其现实表现而称之为“政府的财富”。
[11]2002年3月21日《经济参考报》。
[12]张可佳，2002；2005年3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13]韩文，2007；2007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14]谌彦辉，2006；郭建光，2007.
[15]2005年4月20日、21日《山西晚报》。
[16]山西的一位环境官员称，2004年山西只有5个地级市列入国家重点监测范围，如果其11个地市全部列入，将会包揽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前9名。相关资料分别见2002年3月21日《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15日《文汇报》（香港）；2006年12月20日《山西日报》。
[17]2002年3月21日《经济参考报》；张可佳，2002；2005年7月15日《文汇报》（香港）。
[18]2006年5月15日《山西青年报》。
[19]赵小剑，2007.
[20]《瞭望》周刊2007年1月30日。
[21]2007年7月2日《南方都市报》；2007年9月9日CCTV“新闻调查”。
[22]刘爱珍，2004；2007年5月10日《山西商报》。
[23]国家环保总局，2006：248、256页。
[24]麦天枢，1989；2006年4月21日《山西晚报》、同11月27日《市场报》，2007年5月10日《山西商报》。三条河流流经山西的10个市、45个县，流域面积占全省的43.8%，2005年GDP 占全省的70%.
[25]2001年10月9日《中国环境报》；2005年4月20日《山西晚报》。
[26]刘爱珍，2004；2006年4月21日《山西晚报》；2006年11月23日新华网。
[27]2006年11月23日新华网；韩文，2007.
[28]2002年3月21日《经济参考报》；2005年3月22日《山西晚报》；2007年6月5日《山西日报》。
[29]麦天枢，1989.
[30]1999年7月13日《国土资源报》。
[31]2004年3月1日《山西日报》。
[32]http：//info.water.hc360.com/2006/12/05082975642.shtml.
[33]韩文，2007；http：//info.water.hc360.com/2006/12/05082975642.shtml.
[34]李明三：2006.
[35]麦天枢，1989.
[36]麦天枢，1989.
[37]2002年3月21日《经济参考报》；2005年3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38]2005年11月6日《经济观察报》。
[39]李明三：2006.
[40]损失核算项目包括水资源永久性破坏、水土流失、人畜缺水、房屋建筑破坏等15项。2005年4月28日《山西晚报》。
[41]2004年10月27日《中国国土资源报》；2005年3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42]饭岛伸子等，2001年；乌尔里希。贝克，2004.
[43]“痛苦指数”的开发和部分应用算是一种尝试，但目前看到的一些“指数”似乎难以切实表明“痛苦”的程度。
[44]2005年7月15日《文汇报》（香港）。
[45]2004年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
[46]2005年3月22日《山西晚报》。
[47]韩文，2007.
[48]2005年7月15日《文汇报》（香港）。
[49]张可佳，2002；陈红爱，2006.
[50]贝子：2001.
[51]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52]麦天枢，1989；石玖梅，1999；焦瑞莲等，2000；2004年6月22日《市场报》；陈红爱，2006.
[53]麦天枢，1989.
[54]张可佳，2002.
[55]何艳微等，2006.
[56]陈红爱，2006.调查时间不明。
[57]“受益圈”和“受害圈”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界分析环境问题时的一对概念，具体论述参照饭岛伸子等，2001.
[58]郭建光，2007.
[59]乌尔里希。贝克，2004：第一章。
[60]这种展开逻辑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既有可能在汶川大地震那样的“突发性灾难”面前显示出令人惊奇的动员能力和救助能力，也有可能在缓慢演化的“累积性灾难”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拖拉，甚至无动于衷。
[61]李杨，2006；谌彦辉，2006.
[62]关于山西海外移民的状况，如同全国的同类情况一样不详。但是，一些“都市报”经常推出的“移民中介”信息提醒我们思考：这是否也意味着精英阶层对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不再抱有希望而准备出走？
[63]2006年11月22日《山西晚报》。
[64]李杨，2006；2007年1月10日《新京报》。
[65]四个村的资料分别见郭建光，2007；李杨，2006；2007年1月10日《新京报》；200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66]孝义市已经规划了占地500多亩的城南新区，打算把国有矿塌陷区的市民整体搬迁过去。但该市“治沉办”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席话透露出制度的狡黠：不过这事不能声张，因为如果消息传出去，地方矿的老百姓会找来理论，“为什么只给国有矿区的人盖房子？”李杨，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