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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对于丹的《论语》心得说“不”
作者:浩然之气
自从那本影响甚广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出版之后，说“不”，逐渐成为一种炫耀和张扬个性的手段，被那个众人称之为“愤青”的年轻群体广泛运用，于是，说“不”作为一种极端的情绪宣泄方式，逐渐演化为一种舆论、特别是网络暴力主要修辞形式，成为不同意见之间展开理性对话、寻求共识的重要障碍。因此，不论是在学术讨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对说“不”都一直保持着审慎的姿态，对于丹女士的小书，这次终于忍不住说一声“不”，当是无奈之举。
平心而言，对于女士的小书，内心早有意见，之所以积郁到今日，一则是不想轻易对一位身为同行的女士说“不”。二则也是因为对于丹女士说“不”，本应是“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分内之事，这个“不”由一贯批评儒学的我来说，终不免有越俎代庖之憾。然而，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学”群体对于女士小书的反映，差不多可以用“滑稽”、“怪诞”来概括。
绝大多数的意见，竟是认为于女士对《论语》别出心裁的讲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不仅大大有利于儒学的传播，而且还确定无疑地提高了孔子和《论语》的知名度。当然，更有联想丰富者进一步推断说，于女士不经意写就的小书的意外热销，说明“大众对传统文化有着热切的需求”。在这一片喝彩声中，批评本就难求，仅有的批评基本也集中在于女士的解释违背了孔子或《论语》的本意上。这一批评，就好象是用《婚姻法》中的法律规则评论琼瑶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虽言之成理，却文不对题，给人以怪诞的感觉。
于女士早已言明自己讲的写的都是“心得”，从未声称自己做的是“学术”。既是“心得”，当然因人而异，于女士将“小人”讲解为“小孩子”，也不过是她个人的“心得体会”又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于女士自然有权讲和写自己的“心得”，也有权将自己的“心得”拿出来交给出版商换成大把的钞票，就像她过去有权将“蓝蓝的天本是生命的开始”唱给同学来分享一样。这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大陆新儒家”作为一个群体对这一事件的“怪诞”反应。这似乎表明，国内文化保守主义对某类事件的反应业已凝固成一种相对稳定模式形态，表现为：只要挂上“孔子”、“儒家”、“《论语》”一类的招牌，不论其内里到底是什么货色，甚至不管其事实上对儒学复兴是有利还是有害，都一律无原则地加以支持。
仔细观察于女士的《论语》讲解，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她从来没有刻意突显过儒家任何固有的实质性道德规范，反而以她特有的方式，通过将这些规范看作是个体缓解内心紧张的调节工具，几乎将它们固有道德功能彻底地解构掉了。作为高扬儒学，甚至倡言创建儒教的大陆新儒家，对此无动于衷本已足够令人费解了，而又因为“畅销”的心得是读《论语》而来，就大唱赞歌，进而又浮想联翩，便显得格外可笑，甚至有些可悲了。按照他们的逻辑，似乎应该动员某些游戏制造商，试想：如果将《论语》改编成“传奇”一类的网络游戏，或者将“孔子”、“孟子”改造成“魔兽”中的人物，其影响之大肯定会超过于女士的心得。
我对女士心得说“不”，当然不是因为她的心得对儒家的实质性价值规范有着致命的解构作用，这些实质性价值连同儒学的运思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本来就一直是我努力批判的对象。但是在作出上述这些批判的同时，我也深深地意识到，由孔孟等先儒所发现并刻意制造的人内在的紧张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意识的主要源泉。这种宗教意识或宗教情结，对内，它构成一种“压迫机制”，是促使每个个体不断自我反省，在反省中战胜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和人格进化的基本动力，对外，它又构成一种驱动机制，是“忧以天下‘的使命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担当意识的力量源泉。
它源自儒家，但却不必然地与儒家的任何实质性价值纠结在一起，甚至也不必与儒家特定的运思模式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可以超越学派、主义、政治利益等纷争，成为一种共同的传统资源，支持任何中国知识分子成就伟大人格。因此，这样一种人格，我们不仅可以从胡适、鲁迅、顾准身上看到，也可以从梁漱溟、陈寅恪身上看到。这种被海外新儒家广泛强调的“忧患意识”或宗教意识，支撑起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根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从现代化启动到今天，儒家的实体性价值和运思模式一直处于不断的解构之中，但是这种儒家式宗教情怀却薪火相传、顽强地延续下来。
或许于女士读《论语》写心得都是真诚的，但是她以“内心淡定”解《论语》，其实就是要化解孔孟曾施加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的紧张感。将《论语》改造成心理调试工具，其逻辑前提是需要结解构这一宗教情结。她的“心得”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论语》在她的解读中，已由严肃的伦理和政治经典，变成了一部针对普通大众的心理调式的参考资料。作为文本，她的“心得”，不是经典世俗化的典范，而且经典庸俗化的又一例证。
从80年代起的“痞子文化”，到90年代的后现代思潮，在解构“伪崇高”的同时，也解构了一切“崇高”。与中国社会的普遍“矮化”相对应，是对一切严肃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无聊“戏说”，于女士以“戏说”的心态读《论语》，在一个言论和著作自由的时代，当然是她的权利。问题是于女士在传播她的“戏说”中，无意之间已危及了中国知识共同体共同的精神资源，作为这一共同体中的一员，我却不能不向她说一声“不”。因为在我看来，在世俗化扑面而来的今天，正是这样一种宗教情怀，仍以微弱的灵光照耀着中国知识共同体的良知，维持着它那早已弱不禁风的自我约束机制。也正是这样一种宗教情怀，使中国的知识共同体在无孔不入的政治权力面前，还没有彻底丧失最后的尊严，仍能够偶尔担当起社会批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