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背后谎言：发现新大陆的并非哥伦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03日10:44  《小康》杂志

2010003期：历史的谎言
历史的谎言
古语说：“开卷有益。”但是古人同样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或许就像很多年前鲁迅所讲：“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1934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鲁迅对历史的评判与认知，难免带着时代的眼光，讲中国史，不可没有元朝。然而，今天的我们却不可避免地遇到和鲁迅同样的困境——我们自以为读懂了历史，看清了过往，了解了世界，然而某天，却发现一切都错了。
在浩瀚的历史海洋里，究竟有多少被粉饰的史事？又有多少被隐藏的真相？我们苦苦求索，只为去伪存真，戳穿历史的那些美丽谎言。
然而，我们最终却发现，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依靠的仍旧只有“历史”。而此时，我们的“寻真武器”——辩证思维，再次发挥效用。它一次次提醒我们，揭露某些“谎言”的话，会否是另一个版本的历史的“谎言”？
永远的不确定。这，正是历史的玄妙迷人所在。历史，永远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谜题，而不是一些确定无疑的答案。
世界并非你以为的那样
人所共知海伦·凯勒是身残志坚的女英雄，写过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而她“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身份却被人“刻意”打上马赛克。世界历史中这样的“刻意”还有很多很多
文｜本刊记者 张旭
大概每个美国人，都会知道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他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中，关于这位航海家大约是这样介绍的：他先后4次出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证明了大地球形说的正确性，促进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联系。
而今，却有人对哥伦布的英雄形象提出质疑。在2009年底，刚刚被译成中文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1995)一书中，身为美国社会学家的作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提出：他(哥伦布)拷打并残害原住民并驱使他们搜寻黄金，以这种死亡搜寻的方式最终完全消灭了他们。
在《老师的谎言》中被质疑的英雄远不止哥伦布一人——“我们只须记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无须记得他曾酩酊大醉？我们必须忘记乔治·华盛顿总统曾是一位奴隶主？你可知道，民主先驱托马斯·杰弗逊在签署《独立宣言》时，自己却拥有 175 个奴隶……”
然而，和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相比，作者洛温却认为“小人物”海伦·凯勒才是人为的、被“英雄化”的更为典型的例证。
社会主义者海伦·凯勒
与很多美国人一样，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海伦·凯勒在18个月大时因急性脑充血病致盲聋，然而她却以非凡的毅力和智慧战胜了不幸；她曾凭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并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取得学士学位的失明失聪者；她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励志文学经典《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便出自她的笔下；马克·吐温曾将她与拿破仑·波拿巴相提并论。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大多数美国人也只知道这些。在刻意隐去了一些事实之后，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凯勒是个身残志坚的英雄。仅此而已。
不过，那些被隐去的事实却显示，凯勒还是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其实早在就读于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时候，凯勒就已是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走出校园的第五年，她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社会党；“十月革命”爆发后，凯勒更是对共产主义发出了热情的赞美——她曾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高呼“向前！同志们！奔向俄罗斯的营火！迎接黎明！”
“凯勒致力于社会主义，源于她作为残疾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她对其他残障者的同情。”洛温在书中如此写道。作为一名身残志坚的英雄，凯勒能够为残障人士带来希望，募得善款，甚至简化盲人字母表，但却无力祛除残疾问题的社会诱因——贫穷以及导致贫穷的社会制度。凯勒发现，当时美国的盲人集中于社会底层，这个阶层的人们因主要从事缺少安全保障的工作且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因而更易致残。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凯勒得出结论：社会制度有时甚至决定了人们是否失明。
这个结论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反感，于是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海伦·凯勒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便被美国的教育机构打上了马赛克，而凯勒本人则不得不在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工人权益和残障人士福利而斗争的同时应对来自媒体的压力。
这样的压力，其实就是对一位拥护社会主义的残障人士的侮辱和攻击。曾经为凯勒用尽赞美之词以至凯勒本人都羞于接受的《布鲁克林鹰报》，在凯勒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后，竟然告诉公众：这个又聋又瞎的人因为肢体残疾而特别容易犯错。凯勒对此事的回应是“就社会问题而言，荒谬的《布鲁克林鹰报》才是又聋又瞎！它维护着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正是很多盲聋问题的根源。”只是社会主义者凯勒的声音，人们很难听到。
“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洛温说。
“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 因为人们担心历史失去了他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洛温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杜博伊斯的话说。
或许，只要历史的“教化”作用仍位居“求真”价值之上，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就会始终如此塑造英雄。
“发现”新大陆的并非哥伦布
如果将视线从人物转向文明，那么自“地理大发现”或更早的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欧洲似乎就一直是引领全球历史发展的英雄。“欧洲中心论”者为欧洲塑造英雄形象的方法是，告诉人们人文思想和科学精神是怎样发轫于近代欧洲，而这两件事又是如何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们说欧洲发现了世界，之后，世界延着欧洲的路径走到了今天。
不过，对于某些史实，“欧洲中心论”者却缺少宣传热情，比如，若是没有阿拉伯人，近代欧洲可能根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何许人也。
事实上，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便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与古希腊文明渐行渐远。至13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前，古希腊的学问在欧洲已几乎了无痕迹。所幸的是，经由当时通行“世界”的文字——阿拉伯语，欧洲人在伊斯兰文明中重新认识了托勒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圣先贤。那些以阿拉伯语留存下来的古希腊经典，这时被重新翻译成欧洲语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来自阿拉伯学者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的译本；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经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纳和伊本·路西德的“唯物化改造”，变得更适合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需要。培根曾经说过，“哲学源自阿拉伯人”，道理便在于此。
于是也许可以认为，文艺复兴对世界有多重要，伊斯兰文明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就有多么重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本是印度人创造的数码系统，由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的《算法》一书传入欧洲，故被欧洲人命名为“阿拉伯数字”，从而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谬称”。不过无论发明权归谁，这套数字进入欧洲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科学的产生并非欧洲一家之功。
另一个与“发现权”归属有关的问题便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有人怀疑1492年10月12日，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这个事实，问题在于“发现”一词赋予这个事实的意义。
据《老师的谎言》作者洛温看来，“1492年之前，其他各大洲就有人多次到达美洲。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的远航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对美洲的‘发现’。”
例证之一，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航海经历。历史学家掌握的事实证明，两千多年前居住在今天西亚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拥有高超的航海技艺。这样的航海术曾帮助腓尼基人在公元前750年左右从埃及出发，并最终到达了墨西哥的大西洋海岸。人类学家为此说提供的佐证是墨西哥东海岸那些用玄武岩雕成的巨型头像——它们几乎就是比照西非人和腓尼基人的形象制作的。此外，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腓尼基人还完成了环绕非洲的航行，在美国的大多数教科书里，腓尼基人的这次航行也遭到了忽略。于是，第一次环绕非洲南端好望角航行的伟绩，被记于葡萄牙人巴特罗谬·迪亚士的名下。
不过，虽然“新大陆”的发现权被“欧洲中心论”者判给了哥伦布，但哥伦布本人却始终认为他所到达的地方是印度。倒是与哥伦布同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1501年首航至南美洲后不久就宣布，此处并非亚洲的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在给朋友的信中，亚美利哥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新大陆”的风土人情。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最初印象据说就来自那些信中的消息，所以他们用“亚美利哥”的名字给“新大陆”取名为“America”。
也许只有强调哥伦布新大陆之行的效果，“第一次发现之说”才能勉强算作真实，毕竟自那以后，所谓的“全球史”因美洲与其他大陆开始交往而真正形成。然而，对于交往之后发生的事，“欧洲中心论”者的叙述似乎又有不诚实的嫌疑。
比如，他们试图使人相信，那些“始祖移民”的登陆之处本是一片蛮荒之地，是欧洲人在新大陆传播文明，而美洲土著人在不断接受文明。言外之意是，“前者从后者那里没有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也许，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欧洲从美洲获得了土豆这件事实在算不上重要，虽然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基于“土豆促成了欧洲人口增长”的事实说道，“这一作物征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承认“土豆之功”也罢，但如果否认美洲土著人的自由、友爱和平等观念曾影响到洛克、蒙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欧洲思想家，并进而影响了富兰克林、杰弗逊等美国领袖，那么便更加有失公允。
事实上，“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美洲绝非物质或精神的蛮荒之地，而且历史证明，文明接触的方式从来都是互动——这样的事实不会因任何一方的傲慢而发生改变。
“二进制”与《周易》八卦
在中国，有一个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中心论”有力反击的说法——近代德国著名科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是在《周易》和八卦符号的启发下发明了“二进制”。
但这是个谬传。
事实上，莱布尼茨在首次提出“二进制”法则的时候，甚至根本不知《周易》和八卦为何物。据中国学者孙小礼教授考证，莱布尼茨在后来见到《周易》和八卦图形时，曾猜想古代中国已有“二进制”算术。人们可能是将莱布尼茨的这一猜想当作了事实，故而认为中国拥有“二进制”的发明权，或至少也该与莱布尼茨分享。
孙小礼教授还原的史实轮廓如下：
早在1679年，莱布尼茨就已完成了论文《二进制算术》的草稿。文中，莱布尼茨不仅详尽说明了“二进制”算术原理，而且还给出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规则。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人们使用的很多数学符号，比如分数符号、比例符号、对数符号“log”等，也是由莱布尼茨发明的。
1701年，莱布尼茨给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的信中，再次阐述了“二进制”的算术规则，并希望白晋将“二进制”介绍给康熙皇帝。收到信的白晋感觉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似乎与中国的八卦图形有某种联系，比如八卦中的阴爻“——”就像“二进制”中的“0”，阳爻“——”就像“1”。于是他在回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并且把一幅“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一并寄回。
莱布尼茨见到白晋的回信时已是1703年4月，但那张六十四卦图还是令他兴奋不已。不久后的5月5日，莱布尼茨终于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自己那篇关于“二进制”的文章，题目就叫《关于只用两个记号0和1的二进制算术的解释——和对它的用途以及它所给出的中国古代伏羲图的意义的评注》。
从海伦·凯勒到哥伦布、华盛顿、莱布尼茨……，有太多人和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似乎都在证明我们曾经默认的一些事，其实是大错特错了。然而，洛温在《老师的谎言》中提到的另一个故事，似乎又提醒了我们该对所谓的“错误”多一层思考：洛温在解读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南北战争”时，将其主要意义定位为“为使黑人获得自由”。而这个说法，得到了美国少数民族和底层民众的尊重与认同。然而对于这场战争更为可信的解释是，林肯虽然反对蓄奴，但他对南方作战的首要考虑是使叛乱的南方各州不致脱离合众国，解放奴隶也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策略。
很难说揭露某些历史“谎言”的话是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历史“谎言”。或许，历史永远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东西，很多人和很多事究竟是什么，关键在于你是谁，以及你想看的是哪一面，不想看的又是哪一面。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越南战争
对于越南战争的发生和结束，美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描述都很相似。他们并不考查美国为什么卷入战争，又为什么停止战斗。同样，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争的残酷性。美军投向平民的炸弹，相当于整个二战战场上使用量的三倍再加上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感恩节的起源
感恩节真的起源于欧洲移民邀请印第安原住民一同庆祝丰收的活动吗？答案是否定的，印第安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宴会。感恩节只是乔治·华盛顿从东印第安人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中借来的，而且直到1863年南北战争时美国才开始现代的庆祝活动。
南部重建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教科书将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重建定性为白人腐败和黑人无能的产物。很少有人提到，南方重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恐怖主义——一部分南方白人对黑人和赞成南方重建的白人实施侵犯。许多被称为北方外来政客和无赖的人，事实上是反种族主义者，他们试图遵循平等主义路线来重建南方。
(选自《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劳工和社会阶级
美国中学教科书中从不承认在美国存在社会阶级，他们视劳工问题为多年前偶有发生、已经随着政府的良好意愿消弭殆尽的社会现象。
进步
美国教科书将美国树立为社会进步的先锋，而拒不承认许多人仍在围绕着男女平等等诸多社会问题继续斗争，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已经被其他国家和人民解决了。
民权
据美国历史教科书称，政府自发地决定将权力赋予黑人和其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但是这一决定并非产生于民粹主义运动，民粹运动一开始便遭遇到国家暴力的野蛮迫害。
(选自《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误会重重的中国古代史
火烧阿房宫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然而现代考古学家却说，阿房宫并没经历过火光之灾。有太多相似的例子证明：其实，我们却对古人、古事误会深重
文|本刊记者 管方
戏台上曹操一亮相总是白脸；诸葛孔明就是德艺双馨地一年到头摇着鹅毛扇，若被问及原因，孔明还有可能回答你“我需要保持冷静”；项羽就是宁为玉碎的悲情英雄；那个曾负荆请罪的廉颇，则习惯性被我们默认到“老生”的脸谱选项。
廉颇负荆请罪的时候，真如中学语文课本所说，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老将军”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172个被误读的史事真相》(张港著)里，作者用十分简单的推理分析道：《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公元前283年，廉颇被拜为上卿；公元前279年渑池之会后不久，发生了负荆请罪的故事；到了公元前240年，才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典故。根据战国时代的平均寿命、卫生条件和科技架构，将公元前240年左右的廉颇判断在70岁上下，是合乎逻辑的，那么负荆请罪时的廉颇，则是不及30岁的大将军。
在历史学者眼里，关于廉颇是青年还是老年的纠结，根本是个没有争议的“伪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告诉记者，“这个答案，翻阅一下《史记》，做些简单推论就能找得到。”
同样在历史学者与一般民众的认知间反差较大的，是对诸葛亮的评价。年轻学者张程在其著作《给历史把脉之疑难杂案》里，将刘备费尽心机拜访孔明的原因，归结于诸葛亮背后拥有的强大社会阶层和政治资源，而非民间共识里孔明暗夜萤火虫般的盖世才华；而诸葛亮娶黄氏的原因，也非注重内在美的独特眼光，而是黄氏这个“大龄剩女”，是大名鼎鼎的荆州世家黄家的女儿，与显赫家族的联姻，是诸葛亮实现雄心壮志的工具和手段。
“把历史人物的性格压缩成平面，非黑即白，是不客观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性格侧面，古人亦然。诸葛亮是一名权臣，他人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其事业护航。”张程这样对记者解释：“他不放心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事必躬亲，结果活活把自己累死，但后人只记住了他的死因，把他的一生简单误读为那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学戏说，古今共有
普通民众为何会对廉颇、曹操、诸葛亮有这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学博士田率看来，其缘由主要是对这些人物进行文学艺术 “再塑”时，创作者本身对其有所误读，而后世又口口相传以讹传讹。
中国文学的枝蔓一向倚重现实主义，在诗词里借古咏今、借古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都是造成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不相符的原因。杜牧在《赤壁》里写下著名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赤壁之战发生于208年，曹操的铜雀台则修建于赤壁之战的两年之后，即210年。仍然是这个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让项羽一把火烧掉了气势恢宏的阿房宫，但2003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阿房宫城墙，虽然阿房宫是否建成仍是“历史存疑”，但它却的确未经历过灭顶之灾。只是，它借由诗歌白白赚取了世人两千年的叹息。
如果说古诗词对历史的误读尚有漫不经心的成分，到唐传奇、宋代话本和元杂剧兴盛以后，对历史有意识地“添枝加叶”和“移花接木”就大规模流行起来了。
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鲁迅先生所称的“早期‘古小说’尚不作‘幻设语’”，大致是称其有尽量保持客观的初衷。及至唐宋，市民阶层富足成熟起来，城市休闲的一项惯常消遣就是听说书人讲故事，而历史小说是其中的重要题材。宋代称这些人为“说话人”，其表演场所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听众既广，事业又繁荣，说书人免不了为了保证票房而信口开河，时间久了，一部部情节跌宕、戏剧冲突强烈的“历史大片”就这样慢慢演化成“历史”。
同皓首穷经地苦读史书获取真相相比，听“话本小说”显然受众更多，流传度更广，如快餐般更速食简易。人们从中获得戏剧冲突的快感，得到身心消遣，顺便普及了历史人名和知识点。诚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所说：“戏说一事，现代人为之，古代人同样为之。”
宋朝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述了开封的“说话人”讲述三国故事时的生动场景。《三国志》作为观众点播率奇高、叫好又叫座的畅销段子，说书人每每讲到“刘关张桃园结义”一幕时，都能按时赚取观众一票热泪；讲到刘备取得阶段性军事胜利时，则能收获具有朴素道德观听众的满足的唏嘘。“但历史上桃园结义是根本没有的事”，李凯这样认为，“这些杜撰只是迎合了人类最朴素的关于情意的美好设想。”市民阶层没有话语权，但也有表达自己价值观或政治倾向的诉求，所以对历史故事有选择地相信，甚至想象，也成为误读的一种成因。
将历史人物脸谱化，在戏曲这一形式繁荣之后达到顶点。陈寿在晋代编写《三国志》时，曹操还是名正言顺的正面男主角，到了清代的三国戏里，曹操已完全演化成邪恶又野心勃勃的反派男一号。相反遭遇的是诸葛亮，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就是虚构，草船借箭，挥泪斩马谡，舌战群儒等等，这些全不是史实。”然而诸葛孔明被后世书写者推崇备至的原因，历史作者罗兴文在《被误读的中国历史》中这样解读——罗贯中和大量拥葛派身怀“为王者师”的情结和理想，从而把诸葛亮演化成了超越个体存在和历史存在的神化符号。他的精神更符合以儒学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他的人生更能满足一些人的情结和理想，从而才更有生命力。
而廉颇在戏曲舞台上的“老生”定位，历史学博士田率认为，一定程度是源于人们对“知错能改”这一德行的推崇，将这一操行放在一名位高权重的老人身上，会更加值得赞赏。历史上有“改臣”一词，“廉颇就是一名改臣”。
在田率看来，文艺作品一旦揉进虚构的哪怕一丝成分，已不属于历史范畴，那不过是点缀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艺术作品，不可用客观或严谨性来衡量。你可以说周润发的孔子很有味道，但这是胡玫的孔子，只适合用金马奖的标准衡量，而非史学家的眼光。
史学界的误读是个迂回难题
剥离了民众对“历史故事”的误读之后，“历史学”内涵下的误读，同样是古今中外历史道路上迂回的难题。
中国历史既深且广，对卷轶浩繁史料的辨别筛选首先就困难重重。“时间是一种暴力，它让一切变得不确定。”尽管学者们对史料真实性的争论从未间断，但研修历史的李凯博士仍认为中国古代的官修历史，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值得信任的，这得益于中国历史上完备和高度成熟的史官制度。
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的一个血腥故事里，稍微窥到点一个史官的职业修养——齐国大夫崔杼不满意自己被齐庄公戴绿帽而杀了齐庄公，齐太史记录“崔杼弑庄公”。之后，崔杼杀了齐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庄公”。之后，他也被杀，另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又被杀，又一弟还这样写，崔杼终作罢。
作为研究历史的主体，人的因素同样是使历史客观性存疑的重要起因。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说过，“历史是史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如何摈除政治环境，思想倾向，个人体验等因素的影响保持中立，是从实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喋喋不休争论的重要节点。学者张程在尝试过许多方法后，选择用“还原进入”的方式，完成客观性的保持。这一招近似于电影表演的情境还原法，或法庭审判的“依常理判决”，人类学家称之为EMIC，它同样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之一。
李凯博士认为，引起史学界误读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托古造假”的集体习惯。自己辛苦著出来的书，要托上古人的名字，才能师出有名，借以烘托权威感。荀子有文章《非十二子》，直言不讳地批评孔子的孙子子思，“案往旧造说”，意即：不实事求是考证，随意地编造和发挥。有学者认为，这基本上等同于现代的学术造假。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战国纵横家书》里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纵横家苏秦与张仪，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读，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的造假”，李凯这样说。
历史是一项太过繁复浩大的工程，而本就真假难辨的“正统史学”与来自民间的“文艺想象”再度纠缠碰撞时，便共同构成我们对过往人类生活的误解。
但普通民众若只想进行历史“普及版”学习，不如在看多了《赤壁》和《康熙微服私访记》后，稍微用《百家讲坛》“中和”一下离题千里的“真相”，即便是快餐，也可以选择相对低碳环保的配料，如果你想入口的不仅仅是娱乐。
历史存疑
公孙大娘是老大娘吗？
古代的“娘”，可以泛指所有女性，许多女孩子的名中有个“娘”字。公孙大娘的“大娘”只是排行，她不过是公孙家排行第一的大女儿。
“血气方刚”说的是中年人？
成语“血气方刚”出自《论语·季氏》，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很明显，孔子说的“血气方刚”是指壮年人，并不是青年人。
李白酒量并不大？
杜甫曾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再看《公羊传》：“熊蹯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斗就是喝酒的杯子，能够顺手拿起来投人，体积一定是有限的。
刘墉非罗锅？
刘墉名“罗锅”出自传说。说的是，一天上楼，皇上看着刘墉弓身爬楼梯的样子很可笑，就出了个谜：“后辈(背)更比前辈(背)高。”这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说：“你就是罗锅！”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皇上的金口玉言，从此刘墉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
马谡病死狱中？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家喻户晓。可是，《马谡传》却是说：“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物故”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可见，马谡是被判了死刑，死刑没有执行，马谡就在狱中死去了，没等诸葛亮挥泪处斩。
西方误读下的中国时刻
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作为旁观者，他们的立场与价值观，他们的记述与想象，或可代表某种文明对待另一种文明的打量
文|本刊记者 罗屿
有这样一张经典的肖像照——延安时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瘦。它不知被刊印多少次，家喻户晓。这张照片究竟出自谁之手？原来拍照之人是因《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
1936年10月，富于冒险精神、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完成了3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他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毛泽东和他的长谈，还有他随后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组让西方人震撼不已的名为《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的图片，前面提到的那幅照片便是其中之一。
延安时的毛泽东蓄长发，不爱戴帽，照片上的八角帽竟是斯诺拍照时特意为他戴上的。这幅肖像，让当年好奇的西方人终于见到了“神秘”的红军领袖。不过，1937年《生活》杂志在刊发这张照片时配文却十分简略，“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评价、打量中国，1930年代的《生活》周刊不是第一个。几百年来，一代代西方人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中国走过。旅行家、冒险家、考古家、商人、传教士、侵略者、政治家、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客观的、偏激的、善良的、恶意的，在他们带有个人色彩的叙说中，中国也被赋予了不同面貌。
从天堂到地狱
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曾于1275年至1292年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和器重，忽必烈特留马可·波罗为侍从，在中国各地为其探寻奇闻异事，再回宫秉报。马可能讲蒙、汉、波斯等4种语言，在中国游历17年，回国后写出蜚声数个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而他在书中描写起中国来，最爱使用的形容词便是“伟大”。
或许，正是由于马可·波罗把中国塑造得辉煌、壮观，梦幻得近乎天方夜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心怀对魅力乌托邦的向往，开始了中国之旅。值得一提的是，航海家哥伦布也是众多寻梦者之一。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大汗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西航。当然，他的随身行李里，少不了那本他做了366个批注的《马可·波罗游记》，只可惜他以为正确、便捷的西行航线，一路把他送到了美洲大陆。
大多数寻梦人，还是比哥伦布幸运的，比如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利玛窦顺利到达他向往已久的中国。出发前，利玛窦虽对 “美好中国”做了不少心理铺垫，但到达后他仍震惊了——“这里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海里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宽得可以叫做小海……”为了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帝国，利玛窦写了很多信回国，晚年时，还写出了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
然而，利玛窦在《札记》中却有所保留，他并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原因是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而其他如利玛窦一样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著书介绍这一古老帝国时，几乎也都没有提到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不美好”、“不梦幻”的中国历史。
可以说，正是传教士们集体创造了一个上下和谐的东方伊甸园，以至于1734年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曾专门写诗：“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 1755年，伏尔泰编写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某场演出中，年已70的作家还上台扮作他心中“似神一般”的成吉思汗。
把中国君主与圣贤明神画上等号的不止伏尔泰一人。1768年春天，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以学习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五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贤君。
不过，如果路易十五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定不会如此尽心竭力地模仿中国皇帝。距他操犁耕地不过20余年，1793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在出使中国后，便把一个“行将覆灭”的东方形象传达给了西方。马戛尔尼此次出访本是“为英国商品打开中国贸易市场”，只可惜被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了。愤怒、羞愧的马戛尔尼回到祖国后，诏告天下：中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封闭妇女，残害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
马戛尔尼的评判，让欧洲人感觉，多年来他们居然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让他们痛觉奇耻大辱。“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誉扫地的时候了！”报复的情绪，连同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意识，导致“以武力教训中国”成为当时欧洲的主流之声。这些声音，似乎已预示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作家德昆西曾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辩护：“(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然而事实是，这场战争让当年的中国不仅未被 “知识科学之光”照亮，反而在帝国主义的摧毁之下，更为灰暗崩溃。一位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就曾这样记录：“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使得它从被尊敬和钦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视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了他们原来认为的，与它的辉煌完全相反的弱点，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她已从昔日的灿烂堕落了。”
《时代》中国
或许，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走上了被西方“妖魔化”之路。及至20世纪后，对于绝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中国仍只是一个“贫穷落后，无关紧要的陌生国度”，“男人留着辫子”，“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
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不乏对中国充满好感的另类。多年前，耶鲁大学的一位美国学生就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当风雹骤紧十月之后，我们将重新见面。……”
这首诗的作者亨利·卢斯少时曾随传道士父亲在中国生活，而多年后，他创建了强大的出版帝国——《时代》周刊，而他也借此把自己对中国的“偏好”，散播到了整个美国乃至西方。
因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决定了卢斯在日本侵略中国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到处游说和发表演讲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美国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为了再塑中国在美国民众中的“美好”形象，卢斯甚至设计出一种“中美相似”的宣传观念。1938年6月13日的《时代》杂志中就曾有文章这样介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在攻克了中国的波士顿(北京)、纽约(上海)和华盛顿(南京)后，正在向中国的芝加哥(武汉)进发。”与此相仿，广东常常被比照为潮湿、闷热的新奥尔良，外蒙古则被认为相当于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领土。
虽不像父亲一样是位传道士，但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正是这种宗教信仰，某种程度影响了卢斯对世界格局、中国局势的判断，以及《时代》周刊的倾向——20世纪20至50年代，卢斯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偏好。
“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这是《时代》对蒋介石的定位，而他的发迹史则被报道成一个很适合美国公众口味的“灰姑娘”的故事：蒋介石是一位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统治者，他与孙中山结识后，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为中国实现民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面对压力从不屈服，一直和“一群企图分裂中国的将军、元帅、同僚及自由的冒险者”进行着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一个一流的斗士，并使他手下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
1936年《时代》对“西安事变”的报道，更是展现了蒋介石“圣徒”一般的动人特质：“抽大烟的邪恶之徒张学良与匪首杨虎城绑架了为这个民族带来民主与基督精神的国家领袖，而即便是在被囚禁的艰苦日子里，蒋介石仍然每日早上的5点30分准时起床诵读《圣经》激励自己，他感觉自己就像耶稣在旷野中的那四十个日夜，他也将按照上帝的旨意领导中国走出苦难。”
与《时代》相映成章的，是美国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领袖位置的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电文从晚清的北京传至遥远的纽约。最初，《纽约时报》关注中国多是受“好奇心”驱使，毕竟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帝制遭遇质疑，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逐渐沦为“东亚病夫”。
而正是最初时《纽约时报》所体现出的这种“好奇”，几乎成了西方媒体“打量”中国时，一以贯之的精神延续，但其“打量”的方法倒是不断更新——在间谍卫星被美国普遍使用的20世纪末，美国媒体会利用卫星得出“结论”——“那个神秘国度领土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不过有时卫星也会错报——80年代时，曾有西方媒体说，“根据间谍卫星的观测，中国南部有1500余座不明建筑物，它是一个核基地群。”很遗憾，“核基地群”不过是中国客家土楼，多年后，它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惊叹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即便有时会看走眼，但西方媒体研究与观察中国的热情却始终不减。在资讯并不发达的20世纪末，使用卫星侦察只是极端手段，仔细研读中国报刊才是日常功课。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某位领导人出现的次数来判断他是否生病，当年西方报道中多个关于毛泽东生病的不实消息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时的西方媒体人，一定会羡慕他们的后辈。不过短短几十年，而今西方人了解中国显然不用苦苦求索，互联网已然打开了一扇窗。只可惜，我们仍会看到想象式与偏见式的西方报道。这种报道无论有意无意，毕竟和报道者的意识形态脱不开干系。意识的转变，是个浩大工程。这样看来，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似乎又是同一个命题。
那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很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文|本刊记者 谈乐炎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有人故意投毒；以自由恋爱闻名的“小二黑”是因“乱搞男女关系”而死；当年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周扒皮半夜鸡叫”只是文学虚构……
很多文学作品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被选择”的投毒事件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千里救急”的故事：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中毒？投毒者又是谁？
1997年，平陆县纪检委干部李敬斋写了一本名叫《跨越时空的真情》的书，他在书中披露不少当年中毒事件的内幕。这些细节，被很多敏锐的媒体捕捉，其中就包括《国家历史》杂志的记者杜兴。
杜兴开始搜寻当年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逐渐摸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事件发生那年，正是大跃进期间，河南地区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个浩大的工程使得黄河两岸的近30万人背井离乡。而后来中毒的那些农民工，此时正在平陆修筑公路，以方便移民通行。
就在此时，中毒事件发生了。1960年2月2日，收工后的农民工在晚饭后，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于是有人惊呼：“咱们中毒了！”之后，就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描述的，各方力量“千里救急”，千方百计找药送药。可不为人知的是，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从立案到侦破，仅仅用了8个小时。投毒者名叫张德才，当天下午两点多，趁进伙房打开水的时候，偷偷将两块砒霜扔进饭锅。
张德才为何要投毒？张德才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反动政府”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
之后，平陆修建公路，张德才这个“戴罪之人”被送了过来，随后的日子，他表现很好，居然升做了三排排长。但再后来，因为有次没听到上工哨子，睡过了头，张德才的“罪恶历史”被一股脑揭发出来。
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在一次最为漫长的批判会后，张德才产生了报复的想法，而报复的对象其实只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在当地公安局保存的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天，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
投毒事件发生后，本地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那一年的2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毒事件时，换了一个角度，将这一事件上升为“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随后，平陆本地媒体开始跟进。再之后，即2月28日，《中国青年报》那篇日后被编进教科书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出炉。一同刊出的，还有一篇同样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被翻转”的悲喜结局
如果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史实“被选择”地截取了片段，那么有时，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将现实进行“悲喜翻转”。
2006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3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32年(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青年”，不过两人却被定为“乱搞男女关系”。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调查案件的警员来到村子，同时赶来的，还有赵树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作家，全程参与了审讯。
最终，“真相大白”。根据后来发现的那份刑事判决书记载，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而这四人，为何要对岳冬至下此毒手？是因为，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这样的结果，让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感慨良多。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人们记住了虚构的小二黑，却几乎忘记了真实的岳冬至。即便在他的家乡，如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只有小他3岁的村民康金全，在偶尔被问起旧友时还可吐出几字：“冬至？不赖。”至于小芹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
其实，已成定论的“情杀案真相”，当年是被一些村里人质疑过的。有人认为，哪里是什么情杀案，不过是智英贤的两个哥哥无意间打死了岳冬至。而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点就受到公安人员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不了了之。
“被代替”的救人英雄
相对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的“被选择”、《小二黑结婚》中的“被翻转”，“英雄草原小姐妹”的故事真相，或许也有一个名字可对应——“被代替”。
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公社的羊……还有妹妹……在山坡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提及：先是龙梅、玉荣在电视中回忆当年情景；之后，学者李新宇专门撰文讲述此事。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他是一名“阶级敌人”。
其实，哈斯朝鲁不过是个读书人，曾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1957年被认定为“右派”，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1964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小姐妹”。
但是很遗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运动，在当时正渐进高潮，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遗憾的是，哈斯朝鲁不仅没做成英雄，为配合宣传，他还被安上了“偷羊贼”的帽子，被痛斥为反动牧主，破坏分子、阶级敌人，甚至是企图对英雄姐妹下毒手的罪恶分子。哈斯朝鲁开始被反复批斗，关入监狱，提前释放后一家成了黑户。
多年后，历史终于还哈斯朝鲁一个清白。其实哈斯朝鲁倒也还算幸运，毕竟等到了被认可的一天。而有些人，却要永远抱恨黄泉。
很多人知道，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第九章《半夜鸡叫》中，塑造了一个绰号为“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而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在他的家乡，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是个挺“厚道”的人。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记得：“农忙的时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工钱。”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认为，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和长工一样，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
上世纪中期的那场“土改热潮”开始不久，“阶级敌人”周春富在一次批斗会时，被打死。
有人说，文学作品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粒尘埃，微小却也会掩埋某些真实。当我们抹去灰尘时方才发现，那些隐于历史暗角的“真相”往往让我们掩卷长叹，心情复杂。
袁腾飞： 是辩证解读，不是颠覆历史
“草根史学”打破了专家学者对历史进行正统解读的垄断，或多或少，也算是大众文化兴趣和严肃学术界之间的一座桥梁
文|本刊记者 苏枫
袁腾飞何许人也？2008年6月，网上出现一系列风趣搞笑的中学历史课视频片段，一位留着平头的年轻人操着地道北京口音讲历史，他说拿破仑是一个“很够爷们儿的人”；他用“蛤蟆吞恐龙”来比喻“偷袭珍珠港”事件；他说中原人的打扮是“峨冠博带，老高的帽子，老长的大袖子，一走路帽子当避雷针，袖子当拖把，既省电又干净”……他的上课视频放在网上仅6个月点击量就超过2500万。此人便是袁腾飞。
自从在网上一夜走红，袁腾飞多了不少称呼——“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另类写史”的麻辣教师、中学老师中的“郭德纲”。2009年，他登上《百家讲坛》，成为最年轻的主讲。之后，他再接再厉，出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以“袁氏语言”对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另类解读。袁腾飞不仅拯救了收视看跌的《百家讲坛》，也拯救了书市。自然而然，他成了“草根史学”界的另一位杰出代表。
“君主专制就像一筐烂柿子”
“草根史学者”中最早出名的要算写作《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他本是籍籍无名的海关公务员，因坚持在网上写历史，不仅成了畅销书作家，还加入了明史研究会。继“当年明月”后，陆续涌现了曹昇、贾志刚、袁腾飞等人，他们成名路线基本雷同：先后走红于网络，继而在出版商炒作后井喷式地出版历史题材畅销书。与传统正史四平八稳的面貌不同，“草根史学者”以民间视角表达对历史的认知，不按常理出牌，所述观点常常有悖“常识”，他们的“创新求变”打破了专家学者们对历史进行正统解读的垄断。
借古喻今，把日常生活跟历史联系在一起，是“草根史学者”们惯用的“创新”手法。就像袁腾飞在讲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局限性时指出“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很要命”，他举例说：“电视剧《橘子红了》那里头的老爷在城里面有买卖，乡下还有一大片橘园，如果把那个橘园卖了，把钱投资在工业上不是更好吗？但是他认为土地最保险，地价肯定是不断地涨，不可能有跌的时候。可他没想过，倘若战争一旦爆发，土地是没法背着跑的，而工厂的机械设备却可装船运走，到了‘大后方’租几间房生意买卖又能干起来。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情结真是要命。你看比尔·盖茨再有钱，不会拿着钱去搞房地产。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不起来，正是‘以末置财，以本守之’造成了发展缺乏资金。即便到了今天，大家仍旧认为还是买地最保险，置地最能守住财产。人民大学的周孝正老师说过，今天中国的一百个首富里，五十一个是搞房地产的，没有真正像比尔·盖茨那样发展高科技，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
讲史时，语言透着来自底层的放肆与野气，也是“草根史学者”们区别于正统史学家的独特之处。就像袁腾飞在论述自己为何喜欢宋朝时表示，“宋朝对知识分子好、对老百姓好、君臣关系融洽、老百姓的自由度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里是最高的。”袁腾飞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宋真宗有个妃子，结果这妃子在嫁给皇上之前就有一个老公。皇上选妃子，不知怎么回事把已婚妇女选上了。没想到的是，妃子的老公还来找皇上理论。这要搁在以往的王朝，借他十六个胆也不敢。而最后的结果更让人咋舌，皇上给妃子的老公一个官做，对他还挺好的。”
而在解释自己为何不喜欢明朝时，袁腾飞给出理由则是“明朝的皇帝素质都太低：嘉靖皇帝整天炼丹，天启皇帝整天做木匠，万历皇帝整天数钱。虽说宋朝历史上不合格的皇帝也有，比如宋徽宗，但是人家在中国的艺术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光辉。那些炼丹的、当木匠的、数钱的皇帝，太不靠谱。”
然而，在对“喜欢的”、“不喜欢的”分别陈述理由后，袁腾飞还要“清醒”地补充说：“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与近代以来的民主政体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仅宋朝、明朝，各朝各代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君主专制就像一筐烂柿子，我个人喜欢的宋朝，也只是这筐柿子中的一个而已。”
“你造反有理，但不一定造反有功”
虽然常被人说做讲述历史时不按常理出牌，但袁腾飞觉得他的“不按常理”更多是体现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就像他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里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颇具颠覆性的定位——“以往说到太平天国，就是伟大的农民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我说了，太平天国的荒淫是远远超过清王朝的。这个东西过去不讲，认为凡是农民起义就是好的。我承认你造反有理，但不一定造反有功。”
袁腾飞说，几年前有媒体发过一篇评论《爱国不要义和团式的蛮勇》，“这实际就是客观看待义和团，跟我的看法一样。讲述历史，是要让人们学会一种思考的方向，至少不要人云亦云。让人不是听到义和团就热血沸腾，不是光从爱国主义出发，就抹去它所带来的一些破坏作用。”而与之类似的，则是我们不能提到明清政府，就只强调它的腐败无能。袁腾飞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中就写道：我们的历史书把明清时期讲得一塌糊涂，封建社会到了末世了，怎么都不行。反过来去看西方历史书，如剑桥历史是高度赞扬中国的明清时期的。中国那时的白银占世界的一半；中国的农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为什么我们妄自菲薄？因为那是封建统治者，我们不能歌颂它。
就这样，以往诸多被简单地以“善恶”、“对错”定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袁腾飞用“辩证”的方式进行了重新解读。于是有人说他“颠覆”了历史。袁腾飞倒不觉得自己有那样的本事，“你所了解的我颠覆之前的历史，是不是已经被颠覆过了？如果是，那我只不过是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历史是不能先拿出一个结论，然后把对我有利的史实拿来，之后有选择性地遗忘。”
一场大众学术狂欢
美国人詹姆斯·洛温写的畅销书《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在中国流行开来后，袁腾飞有了一个新外号——詹姆斯·袁腾飞。对此称号，袁腾飞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在美国，同一学校的两个老师都可以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在中国就不可能。我们的历史教育在进步，但没有达到无任何界限地研究历史的境地。”
不过有时，袁老师也会开些历史的玩笑：“大跃进的时候，有一个标语，墙上画一个大猪，写着‘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这就是荒诞年代的荒诞事。我不怀疑这种猪能养得出来。水稻一亩地都能产十几万斤了，什么邪乎事没有？我就是有个疑问，‘赛大象’的猪，谁敢去杀啊？就是杀了，1958年也没冰箱，那猪肉你搁哪儿？还有‘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那萝卜吃不了不就糠了？我们家在五楼，我又怎么抬上去？”
作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很关注几十年来中学历史教育的变化——“原来讲中国近代史，就是讲中国怎么受侵略，人民怎么反抗，中国近代史就是屈辱史和斗争史。现在讲，强调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历史。再比如过去讲英国的政治，重点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资产阶级怎么把国王杀了。现在这个过程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讲革命的结果，由人治到法治，英国怎么立法，这个法律怎么对王权进行限制。”中学教科书中的变化，或许也代表着时代发展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观、历史观的转变——“由原来的阶级斗争史观和革命史观向文明史观转化”，在袁腾飞看来，这是进步。
当然，就像每一位“草根史学者”一样，袁腾飞在收获追捧的同时注定要面对质疑与批评。有人就曾评价：袁可能是“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也可能是误人子弟的历史老师，因为他“写史如腹泻”。甚至还有人藉此总结出“草根史学者”的软肋——媚俗、轻飘。
然而，我们多少也该运用一下袁腾飞提倡的“辩证”思维。“草根史学”的兴起多多少少普及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同时又强调娱乐性，一脸庄严的“正史”听腻了？那就“八卦”一下秦桧老婆跟李清照的表姐妹关系。“草根史学”让人先有娱乐快感，然后有思考，有联想的后劲，再有回味。或多或少，也算是大众文化兴趣和严肃学术界之间的一座桥梁。
袁腾飞麻辣讲史
有的电视剧，汉朝，老百姓一进门就给人捧出茶来，甚至春秋战国就捧出茶来喝，很好玩，可那会儿不是这样的。那会儿一进门应该喝酒，不应该喝茶。唐朝才开始大规模饮茶。
秦始皇一开始还是很勤政的，他每天早起洗脸刷牙之后看600斤奏章。别怕，当时奏章是写在竹简上，要是看纸的，600斤能看死他。他在寝宫里搁一个秤，每天称600斤，不看完不休息，累得手都翻不动竹简了，拿布条挂到脖子上吊着翻，太累了！
“战国七雄”一开始还不是这7个国家，当时一共有20多个国家觊觎霸主地位，历经战火洗礼，经过大浪淘沙的一番海选PK之后，基本上就剩下燕、齐、楚、秦、赵、魏、韩7位选手继续“死磕”了。
管仲又名夷吾，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打仗的时候人家都是往前冲，只有他往后跑，他总是以家有老母自己又是独生子为借口，对自己的逃兵行为进行解释。
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可惜钱都在大官手里，不在国家手里。只有唐朝的时候，是公仓私廪俱丰实，老百姓有钱，国家也有钱，国力空前强盛。
明经科就是填空，子曰什么时习之，你填上“学而”就完了。明经好考，所以考上之后也做不了大官。进士就特别不好考，诗词曲赋、国家大政方针，该不该开奥运，你得写一篇论文。
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我们老祖宗很明智的，长城以北的地是不能耕种的，只能放牧，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呢，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
骑兵打步兵，那不跟德国队踢中国队似的吗，我想进几个球就进几个球。我不给你留脸半分钟就进一个，180比0。
历史剧《孝庄皇后》里多铎戴着一个大耳环，一看就要吐。你见到过清朝王爷戴耳环的吗？以为是歌星呢！
登州就是山东蓬莱，韩国人跟咱们套磁的时候，就说中韩两国隔着浅浅的一道海，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山东半岛的鸡叫声，也不知道什么鸡，叫那么大声。
电视剧《天龙八部》里萧峰他爹被人误杀了，在那个墙壁上刻字。香港拍的剧，萧峰他爹刻的是蒙古文，我很佩服导演，没让他刻英文。大陆拍的，刻的就是契丹文。
查嗣庭处斩，全家流放三千里与披甲人为奴，幸亏没满门抄斩，不然就没金庸先生了。所以你看金庸先生写的武侠小说，无一例外反清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