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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伯特•威德(Robert Wade)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4月9日 星期一


不断翻查文献,试图找到有关答案,能够解释中国和印度的投资/GDP数据反映的问题。人们的标准理解是,“强有力的”产权体系对经济发展最为重要——诺斯(North)和德•索托(de Soto)等人就持这一主张,那么数十年来,中国是怎样支撑其超高比例投资的呢?
之所以出现这一困惑,是因为没人会说中国的产权体系已接近“强有力”的标准水平。不过,中国的产权体系显然是有效的。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可能还要往后延续),台湾也曾出现同样令人迷惑的现象:按西方的理解,那里的正式产权体系单薄,但其投资比例很高,而且维系了很长时间。另一方面,印度早已拥有一个相当“强有力”的正式产权体系,不管是中国大陆抑或台湾都远不能及,但印度的投资却较低。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匿名”银行业务(在不必出具身份证明的前提下合法开设银行账户)是解开中国这一谜团的重要答案之一:中国政府官员难以确认谁拥有他们可获利的资源。但我怀疑,这可能并不是关键所在。中国产权所有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以便(a)出售、赠予或类似手段来处置物产,以及(b)阻止其他人剥夺他们的所有权主张吗?对于精英群体、工人和农民来说,答案大概会有所不同,因为工人和农民利用这两者手段的能力远远不如精英团体。

 
 
中国的优势在于工业,而印度则是服务业。卡尔多(Kaldor)增长“定律”之一表明,较高的工业产出增长,会带来非工业(包括服务业)生产率的较高增长。但服务业产出增长相对较高,却不会对工业生产率增长产生同样的推动效应。
如果这一“定律”成立,那么中国和印度在专业领域的差别,将对中国的长期增长优势有利,包括其服务业的增长。于是,问题出现了:就中国、印度(Chindia)这类国家而言,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或反驳卡尔多的命题呢?马丁表示,“从中期看,很难找出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明显制约的因素,……(但)如果不能坚持改革,也将十分危险。”至少在未来数年内,中国极易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
在电子、汽车和其它几类行业上,中国已出现大量“过度积累”的迹象,在建造环境(例如机场)方面也不例外。从中期看,中国对内部需求扩大的依赖,可能远大于目前对外部需求扩大的依赖。这种转变可能需要实施汇率管控和资本管控等措施,理由包括保护不良资产负担极其沉重的银行体系,但这些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义务和西方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
这种转变可能“需要”这些管控手段;但“经过洗脑的一代人”(说法比较粗鲁)——那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MBA们和经济学博士们,可能会极力反对这些手段,他们认为,迅速的经济自由化和彻底消除各种社会控制是前方的唯一道路。马丁说“如果不能坚持改革,也将十分危险”,或许是要认可这种观点。但鉴于中国目前的增长和投资速度如此之快,为何不保持一段时期的政策稳定呢?
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爆发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已非常巨大。过去25年中国出现的无产阶级化,其规模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由于取消了先前的国家保障措施,数亿工人正生活在典型的无产阶级状态下。目前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正在稳步发展(早些时候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曾遏制了这种势头),如今他们正尽其所能地改变国家政策,使其更符合自身利益,就好像1911年和1949年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阶级分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有别于经济学家通常想见的“制约因素”,但尽管如此,这种制约是真实存在的。
罗伯特•威德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发展研究所(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教授。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