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做生意的一段经历(上)

我在朝鲜做生意的一段经历(上)转 / 博文转载
2010-05-03
 
博文转载按：在阅读以下文字以后，如果你心生一丝一毫的优越感，那么你错了。这是一面镜子，镜子里面的就是昨天的我们。我们的昨天离我们的今天很近很近。事实是，我们还没有迎来黎明，此刻，还是昨天的延续！
 
我生活在边陲城市丹东，从小在鸭绿江边长大。这里和朝鲜隔江相望，对岸就是朝鲜平安北道的首府新义州市。鸭绿江最宽的地方不过1000米，站在江畔，对岸的建筑、路上的车辆、行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可毕竟是两个国家，谁也不可以跨到对方的岸上，对岸的朝鲜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鸭绿江的国界是以水为界，不上岸不算越界。船只可以驶近对岸，彼此很友好的打个招呼，仅此而已。小的时候在江边上玩，望着对岸的景色往往会想，对岸山的后面是个什么样子呢？。许多年以来，对岸的朝鲜仍然是个神秘的世界。
 
1990年前后，边境贸易蓬勃开展起来。我也加盟了省属的一家外贸公司，在丹东筹备成立了分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开展对朝贸易。
 
和朝鲜人做生意以后，可以经常出入朝鲜，接触到了他们的政府官员、商贸人员、军人、以及普通百姓。对这个国家从陌生到熟悉，亲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里以“我和朝鲜做生意系列”为题，把我亲身经历的见闻讲给大家听。
 
连接两个国家的是鸭绿江铁桥，铁桥是一座公路和铁路并行的桥，持有边境通行证就可以多次往返两国之间。通常是对方邀请的商社要在朝鲜的海关登记，我们这面的边防通过电话核实后就可以放行。
开车一分钟就能通过江桥。朝鲜的桥头上有个岗哨。那里有人民军站岗。持枪站岗的士兵穿着土黄色的军服。大概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换洗的衣服，他们的衣服表面上往往很脏。朝鲜规定每个男人到了法定年龄都要服兵役。这些士兵都在20岁上下。通常他们要检查证件。主要是看看证件上的照片和本人是不是一致。一般情况这个岗哨没权利不让汽车通过，但我们都随车带上几条香烟，士兵检查证件的时候，给他两包烟，就会很顺利的放行。
 
下了桥就是朝鲜海关和边防联检的大院。有一个三层的小楼，大院的周围有围墙。我们要填报入境单，海关的人员要对车辆和入境的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海关人员穿灰色制服，带大檐帽。他们要对我们的车进行细致的检查。随车带的物品都要申报。朝鲜的海关人员一般都可以通融。如果你给朝鲜客户带礼品，就要多准备几份送给海关人员，这样才能保证礼品不被扣留。对每个入境的人也要进行检查。通常重点检查看你是不是随身带了手机。朝鲜规定手机是不能携带入境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带了手机，看到了我们的军事秘密，一个电话就打到韩国去了。就会泄露我们的秘密。通常我们都是把手机关机，然后藏在车里的隐蔽的地方。
 
有一次，我的手机忘记了藏起来。海关人员检查的时候打开放在车里的公文包，发现了手机就给拿走了。我当时急着和朝鲜客户谈判，也就没在意。等下午返回时，找海关人员取手机，答复是已经没收入国库了。我当时正好是和朝鲜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商社做生意。朝鲜国家安全部的权利很大，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安部和安全部。商社的人去海关交涉也不行。于是他们把电话打到平壤，让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找海关。那个副部长以前和我见过面，他亲自给新义州海关打电话，介绍说我这个人是可靠的，可以把电话还给我。这才把手机拿回来。
 
开始几年，通过检查以后，我们就可以驱车到市区里的新义州宾馆，在那里进行业务洽谈。那时候朝鲜方面管理的不是很严，谈判之余还可以开车浏览新义州的市容，逛逛他们的商店。有时候还可以到我们熟悉的华侨家里去吃午饭。
 
新义州的建筑大都是50年代建的。因为在朝鲜战争时期，整个朝鲜都成了一片焦土，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美国的炸弹炸毁。战后我们志愿军帮助他们恢复建设。建了一些楼房。60年代以后，他们的经济一直不很景气，有限的国力也集中在平壤的建设上，因此新义州的市容几十年没什么改变。
 
新义州的街道上车辆很少，陈旧的街道显得很宽，路口也没有红绿灯，主要的路口有交警用指挥棒指挥交通。朝鲜的交警很多是女警察，穿兰色警服，看起来也挺精神的。路上的自行车也很少，大部分人是步行。朝鲜人的穿着一般都很洁净，政府规定不得穿有补丁的衣服上街。因此再穷的人家一个人也要有一套象样衣服出门穿。衣服的质地大都是化纤的，色调以兰色和军服那种黄色为主。一般人都穿胶鞋。你在朝鲜如果看见穿皮鞋的人，那不用问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普通人是没有皮鞋的。
 
十几年前的朝鲜是个供给制国家，没有自由买卖的商业和贸易，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国家行为。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供给。在朝鲜的工资改革前，一般的工人的工资不超过100朝鲜人民币。可即使这些钱他们也花不完，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买。朝鲜的商店营业员大概是最清闲的职业。我们有时候会去逛他们的商店，偌大个商店往往就一两个营业员。因为他们不用卖货，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卖。所有的东西都是陈列品。偶尔会遇到有配给的衣服。朝鲜人会带一个纸条，交给营业员，然后领取个背心什么的。
 
朝鲜人大都很有礼貌。见面握手时会向你鞠躬。上下级的关系不是向我们这样很平等。下级很尊敬上级。上级可以骂下级。就象我们通常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
 
朝鲜这个国家是个外表和实际反差最大的国家。如果你做为一个游客，随组织好的团队到朝鲜做短暂的旅游，那么你所见到的一切都很美好。旅游线路经过的地方，农村的集体农庄住的都是楼房。你下榻的宾馆，服务员会精心热情地为你服务。到学校参观，你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为你表演节目。平壤的整洁的市容，美丽的景色，都会令你惊叹。总之，你所见到的一切都会感觉朝鲜人民很幸福，这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等你真正深入到了它的内部，你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那些表面的东西相差甚远。
 
朝鲜的妇女
 
把朝鲜的妇女作为第二篇是因为我对朝鲜妇女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前我和大家一样，只能从电影上看到朝鲜妇女的形象。比如“南江村妇女”的勤劳勇敢，“卖花姑娘”的美丽善良，“鲜花盛开的村庄”里的姑娘们的活泼可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鲜妇女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具备妇女所有的美德。可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妇女们却遭受着更大的苦难。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官方封锁一切真实的消息，无从知道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从熟悉的朝鲜人口中得知，许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我每天都去朝鲜办公，送粮的卡车到朝鲜后，要办理一些过境手续，然后交给与我们合作的朝鲜商社。朝鲜妇女是各种重体力劳动的主体。每次卸车搬运粮食的都是朝鲜妇女，而那些男人们往往都在点数，记帐什么的。朝鲜的妇女大都身材矮小，瘦弱。扛一袋面粉走路，双腿会不断地颤抖。卸一车粮食，她们往往大汗淋漓。每次卸车我都不忍心看这些妇女劳动的场面。我通过翻译了解到，其实这些妇女来做这么重的体力活，只是为了多挣点粮食，她们每天有300克的粮食的定量，如果来干活就可以挣到500克的粮食。
 
按照我们现在每天所摄入的食物，300克大概也足够了，可朝鲜不同，他们副食匮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阳节，也就是领袖金日成生日的时候才供应两块豆腐。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因此他们的饭量都很大。当兵的定量最高，每天600克，也是照样不够吃。那些年，见到的所有的朝鲜人，大都黑瘦。有人开玩笑说，朝鲜除了金日成父子以外，没有第三个胖子。
 
于是，我每次运送粮食的时候，都要带上几箱面包和饼干之类，卸车的时候，先发给这些妇女，让她们吃饱了再干活。可发给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不吃，把面包放到衣服里，带回家给孩子吃。可恶的是那些当官的等我们走后，经常搜查她们，面包统统收上去供他们享用和支配。我知道了以后，非常愤慨。因为这些商社的头头都很富有，我们和他们做生意，都送给他们很多礼品，而且每单生意都有回扣，用美圆支付。即使这样，他们却连妇女们的一点面包都不放过。下次过去时我只好多带食品，先给头头几箱，然后给妇女们分发，关照她们先吃下去，干完活以后再发给带给孩子的。因为我曾经挨过饿，我知道挨饿的滋味，虽然每次要多花上几百元钱，但觉得心里能好受一些。
 
朝鲜的劳动妇女在外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家还要做全部的家务。在朝鲜，谁家的男人如果做了诸如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那是会被人笑话的。男人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做。女人背着孩子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饭好了以后，要服侍男人和孩子先吃，自己往往就在灶房里吃几口。千百年来的传统使得这些朝鲜妇女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每天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劳作着。
 
在贸易活动中，我也接触到一些上层的妇女，比如在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女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认识的一位文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和她面谈，她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穿着得体，举止大方。她在朝鲜的女性中，社会地位算很高了，可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点骄嗔，一点点傲慢，这大概就是朝鲜妇女的可爱之处。
 
朝鲜妇女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各行各业女性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女军人，女警察，女工程师，公务员，工人，农民。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温柔善良。因此有人说朝鲜男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如果你能机会接触一些朝鲜女性，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贫穷和饥饿
 
在朝鲜“苦难的行军”时，粮食短缺，基本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新义州的饭店很少，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然后蘸调料吃。再有的就是朝鲜泡菜。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每天都吃就不行了。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而且价格很便宜。如果我们自己结帐，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大约需要50-60美圆，贵的令人咋舌。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可来回海关检查的手续烦琐，要耽误很长的时间。
 
为了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因此都很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应有尽有。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都行。
 
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一个场景，令我吃惊。华侨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我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然后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希望能遇到亲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堂弟大哭，说这下可有救了。
 
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他是一名船员，每月工资100朝鲜币。在当时朝鲜的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100元朝币在民间的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看他面目黝黑，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之中。此后，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他说香烟。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送给了海关一箱，另一箱送给了堂弟。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他说为了这顿饭，筹备了好长时间。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到义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谢意。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我一盒卖了50朝币，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两箱500元。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你不必放在心上。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因为在朝鲜，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孩子病了，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
 
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稍信过来说，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老桂急忙申请探亲。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生怕舅爷走了。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走了就没有了。老桂返回的时候，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他穿着裤衩背心。穿着拖鞋，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蒙昧的国民
 
朝鲜的老百姓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天堂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和电台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功颂德。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的丰功伟绩。把一切好的事情都归功于伟大领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中央文化艺术部长的金正日就创立了无矛盾冲突的主体艺术，利用各种文艺形式颂扬金日成。80年代，金正日又系统总结了金日成的自立、自主、自卫的主体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再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国主义。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 朝鲜没有经过政治动乱，自1948年建国，50多年来他们严格控制意识形态，不间断地向他的人民灌输一种思想，使得老百姓对领袖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个朝鲜人都必须佩带金日成的像章，而且以能够佩带这个像章为荣。带像章也是有等级的，级别越高带的像章越小，越精致。我曾被赠送过一枚金日成的像章和一套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说是对朝鲜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
 
我过他们海关之前就把像章带上，海关人员问，你怎么会有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章？我说，是你们国家赠送给我的呀。他们肃然起敬，从此不对我搜身。而对其他人往往就象上飞机进行安检那样严格。后来才知道，那种样式的像章只有他们国家安全部的人佩带。
 
在朝鲜看电影，如果镜头上出现了金日成的镜头，全场会立即起立鼓掌。和贸易人员如果谈起他们的伟大领袖，你会发现他们眼睛里马上都会闪出泪花。他们说是领袖给了我们一切。他们把金日成称为父亲，金日成的生日为太阳节。你接触任何一个朝鲜人，对慈父领袖的感恩之情都会溢于言表。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去世了。2200万朝鲜人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我们外贸公司向朝鲜的平壤、新义州等地运送了大量的鲜花。一时间丹东的花店和当地种植的鲜花全部售罄。只好从广州空运鲜花。我也随丹东各界到新义州进行吊唁。只见新义州站前广场，金日成的塑像前，鲜花堆积成山，成千上万的朝鲜民众在塑像前跪拜，哭声连成一片。担架队不断地往外抬哭晕过去的人。救护车繁忙地穿梭。这场面大概只有在朝鲜才能看得到。
 
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朝鲜的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我们进行商务谈判，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朝鲜还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如果你听到别人说对政府的不满言论不报告，也要受到连坐。据在朝鲜的华侨讲，哪个人如果今天说了对政府不满的话，一夜间这一家人就失踪了。具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朝鲜在经济极度困难，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居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与他们严格地控制舆论和严酷的刑律有关。
 
个别的人饿的实在不行了，觉得横竖是死，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就会照会中国边防。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在朝鲜，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要处以死刑。来接人的警察不用手铐。过来后就用8号铁丝从逃跑者的手心穿过去，把手绑在一起押回去。回去后，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个人绞死或者枪毙。
 
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人人会说中文，各个能歌善舞。既温文而雅又活泼可爱。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想各种办法要把她们弄到手，可没有一个得逞的。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原因是她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另外，如果她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如果她们叛逃了，她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
 
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夫妻都在国外，孩子也要留在国内，叛逃了留在国内的人质就遭殃了。
 
在朝鲜，能派出国的都是国家非常信任的人。出国回去后，要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洗脑。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只能烂到肚子里。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朴科长，这个人很年轻，30岁出头，他第一次出国。入境后我请他吃饭。一顿饭没吃完，就开始腹泻了，连续上厕所。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胃肠接受不了。等住到一个星期，气色就变过来了，脸也红润有光泽了。
 
我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让翻译带他到商店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翻译回来和我说：那朴科长到商店一看就傻眼了，中国怎么这么多东西呀？他感慨地说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决不会相信中国现在物质这么丰富。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对中国的宣传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他看见我们的居民都把自行车放在楼下，晚上也不搬到屋里去。就问：晚上自行车也不往回拿，不怕丢吗？我的翻译说：我们这里现在谁偷自行车呀，都偷汽车。朴科长哦了一声说，大概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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