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觅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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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
2002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337
“清高”,原绝非是个坏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兴起,它作为一个贬意词使用频率颇高了一阵子。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看时下行文,不论长篇短论,也不论褒意贬意,又有谁再言清高?无可奈何花落去,“清高”已经随着岁月流失了。
要说“清”字,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钟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清”字再加上“高”字当属顶量级的称誉吧。然而,它曾是压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重负。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俭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屑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为“的”进行自我批判。然而贬是贬,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检讨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作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似已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假文凭,假学历屡见不鲜。这种“学术蝗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不得不使人耳目一振,清高归来兮!
这是最近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这次会议的本意,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祝贺何兆武教授80寿辰的,只是因为何先生坚辞,才改为理论的研讨。殊不知,自当是会议上宾的何先生,会议的当天,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要他一个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他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是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中外文化交流史论》等洋洋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轻人更是爱护有加。像这样一个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仁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诚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正在发生变化,清高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清高品评何兆武教授的治学为人,也不尽恰当。但他在言行操守中的高风亮节,正如《孔丛子》所说:“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当今学风不正,学德败坏,甚或利欲横行泯灭良知,对此倡导一下“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的清高品格,永远不会过时。
清高归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