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一场方法论的革命

吴敏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它实现了从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质变，并且将其运用于对社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剖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辉煌巨著《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说：马克思“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显然，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认识论意义同样重要，甚至更具有普遍性的应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就多次强调，他们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决不是什么终极真理的理论体系。恩格斯说得很明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现成结论照搬的中国来，闹出说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中国才正式进入“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的荒唐笑话，而是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衡量马克思主义是否实现了中国化，是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不能看照搬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以及用这些结论诠释了多少中国的实际现象，而必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实践应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实质上也是一场方法论的革命。我们学习和坚持科学发展观，不仅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它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要求，用以作为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还要注重领会和掌握它所蕴涵的科学方法，自觉、积极地运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是为了明确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后者属于方法论范畴，是要找到坚持正确方向、履行应有职责、搞好所承担工作任务的有效途径和手段。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利于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的飞跃和升华。而且，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主要是由执政者即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贯彻执行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效工具，对于执政者以及从事任何职业的社会成员均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说，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较之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适用的范围更宽广，蕴涵的功能更有可操作性，发挥的作用更直接、更具体，更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作为方法论的科学发展观所实现的革命，最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的革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将生产力发展当成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结果，经济建设确实搞上去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三十年来一路飙升，但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少地方空气、水源污染得连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都受到了威胁。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成果愈来愈被官场上、市场上的新老权贵所攫取，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却没有得到同经济增长率相应的实惠，那些弱势群体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还明显地相对下降了。
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方法，正是要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方法进行革命。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和灵魂，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抉择、方向引导和实践主体，所回答的是立足什么来发展、为了什么去发展、依靠什么才能发展的根本问题。人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亦是科学发展观得以付诸实践的动力、载体和依托。
以人为本的“人”，当然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或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但是，从更深入、更具体的层次来看，既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那么，要搞清楚作为科学发展观基石和灵魂的以人为本中的“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中去诠释“人”的科学内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他们创立的新的世界观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在社会现实中从事着实践活动而且已经被社会化了的一个个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所致力于追求的是对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社会关系进行根本改造，以最终建立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社会。这里所说的“人”，包括在一定国度、一定行政区域生活和工作的一切社会成员，他们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都有权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而不仅仅是只有所谓抽象、空洞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得到什么“根本利益”。社会对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的科学内涵，也应该作如是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和理解以人为本，才能从根本上同人本主义和民本思想划清界限，才能使其真正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基石和灵魂，才能避免将以人为本的“人”泛化为抽象、空洞的所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错误，使科学发展观所内涵方法论革命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真正给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成员带来实惠。
其二，从“单线型思维”到“系统辩证思维”的革命。
主要由于刘少奇所说的“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之原因，很多年来，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坚持的是一种“单线型思维”。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强调某个事物、某项任务、某方面工作的时候，往往顾及不到其他事物、其他任务、其他工作。邓小平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较之于“单线型思维”有所进步，但其方法论意义有很大局限性，缺乏科学、严谨的理论根基，何况这种“两手抓”思维在实践中远未得到真正贯彻执行。过去二十多年间，JDP标准在全国各地一直占据高高在上的主导地位，给社会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正式确立了学术地位的系统论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系统思想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里就蕴涵着丰富的系统思想。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他特别对资本系统作了全面、深刻、精湛的研究，认为“各个单个的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系统辩证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将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同现代系统科学有机结合的典范，是将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结合的典范。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前提下，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视为一个超大型的系统，又从多种角度和层次将其分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教文卫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子系统，致力于追求各子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所谓全面，就是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持续的高速发展，又要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突出体现的这种“系统辩证思维”，无疑是对过去长时期里普遍、顽固地存在着的“单线型思维”的一场革命。近几年来，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政绩评价等方面片面性倾向显著减少的新变化，正是这种革命所体现出来的实际成效。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决不能对其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