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名著]金庸散文集(选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1:49:49
中国大陆惟一授权散文集：金庸散文集(选载)
作者：金庸
金庸散文集节选一
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1)
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通常，读书人“雅的艺术”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增加了活泼生气。不论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都是这样。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
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中国艺术固重功力，更求意境，徒有技巧而无深意，即落“匠气”。
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还不在透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
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极少企图抒发高雅情操、自然天趣。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
这种趋向，主要是社会压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军事政治服务”，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社会不同情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所以，在文学上，“文以载道”成为主流；在美术上，“社会效果”成为主流。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当然，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形式技巧上，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
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民歌除外）、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江青所提倡的钢琴伴奏“样板戏”和“革命芭蕾舞”不受欢迎。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
这次全世界中国绘画的大师们群集香港，实是难得的盛事。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各有各的独特风格，但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第二，他们在自由创作之中发挥了个人风格。无中国传统即非中国艺术；无创造、无个人风格则不足以成大师。
个人风格和社会意义并不互相矛盾而排斥，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全人类的、民族的
宝贵资产。从长期观点来看，“自由创作”始终是增加世界文化资产的必要条件。
一九八六年四月
中国舞蹈的特点
在“中国民间歌舞”的舞蹈节目里，任何不熟悉舞蹈艺术的人大概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构图的对称性”。这在《采茶扑蝶》与《单鼓舞》《花鼓灯》中尤其显著，左边的人做了一种姿势，右边的人也必做一种相应的姿势。舞蹈的三要素是指表情（不单是脸部的表情，是全身的表情）、节奏和构图。中国舞蹈的表情和节奏当然各有特点，但特征最显著的恐怕是构图。这种构图在舞蹈中叫做“对称的平衡”。其实在我国各种艺术作品中，对称性都很强调，最容易看得出来的是建筑，北京的街道与宫殿，几乎全是对称的。不过假使全
部对称，未免死板单调，所以要在舞台中央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叫做“轴心论运动”，一切舞蹈都环绕着这轴心发展。轴心运动是我国一切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美学的基础。
即使是单人的舞蹈，这种对称和轴心的情形仍旧保持着。譬如京戏中《霸王别姬》的剑舞，《天女散花》与《樊梨花》下山时的带舞、《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舞蹈、昆曲《思凡》中小尼姑的舞蹈，舞蹈者的姿势经常表现着对称，手中拿的不论是剑、是绸带、还是拂尘，在左面画了一个圆圈，回头在右面也得画一个圆圈，在舞蹈者人数是奇数的舞蹈中，例如昆曲《断桥》中的许仙，白娘娘与小青，《跑驴》中的老乡与小夫妻，也有对称的平衡。那个丈夫扭伤了手，后来老乡一定扭伤腿来平衡。
有人认为这种“对称的平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不很同意这种说法，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喜爱这种完整稳定的形式。当然，在以后舞蹈的发展中，要注重所谓“自然的平衡”（简单的说，那是新式话剧中舞台面的平衡，而不是京戏中四个龙套、四员大将左右各站两个的那种对称平衡）与“矛盾论运动”，以丰富我们舞蹈的内容，使它更为多彩多姿，但我国传统舞蹈艺术中的许多优点，绝对是可以保存而加以发展的。这部影片里这许多优美的舞蹈，就是最好的例子。
每一个舞蹈有它的主题，而这主题也要进行发展和变化。这和音乐的情形是很相似的。《采茶扑蝶》舞的主题是采茶与扑蝶，可是采茶有各种各样的采法，扑蝶也有各种各样的扑法，这些多样性的变化就是主题的发展了。
我曾说“狮舞”中的“举起”动作很富有特色。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地方。”像“狮舞”那种“举起”，我在外国舞蹈中还没有见过，那显然是不容易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围棋杂谈(1)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道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
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围棋五得
日本棋院中挂有一个条幅，写着“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提倡围棋极有功绩的郝克强先生很喜欢谈这“五得”，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也特别称赞，认为很有意思。
这“五得”不知是谁提出的，当是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这样记载。中国棋友会请问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他说记不清楚出典了。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欢下围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楸枰相对，几个钟头一句话不说，也能心意相通，友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和沈君山、余英时、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诸位等结交，友谊甚笃，都是通过了围棋。至于教过我棋的许多位年轻高手，更不用说了。有几位日本朋友，我和他们根本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也因下棋而成为朋友。日本棋界的人常说：“下围棋的没有坏人。”这句话自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围棋公平之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
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有人说是“头脑体操”。现代医学保健的理论很注重心理卫生，注重保持头脑的功能，因为人身一切器官内脏的运作，都是靠头脑指挥的。有些人年纪老后，体力衰退，但头脑仍然健全，往往可以得享高寿。那便是下围棋可“得天寿”的理论根据。我国当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亚贤、过旭初、过惕生等诸位都年寿甚高，足为明证。王子晏老先生年过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最近来香港参与棋界盛会的日本业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自己说已记不清是八十四岁还是八十五岁。他脚力差了，有点不良于行，行棋却仍然锋锐凌厉，因为头脑清楚，演讲起来便风趣而有条理。康德、罗素等哲人之得天寿，相信也出于不断地思索动脑筋。当然，不断运用脑筋也不一定寿命长，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得教训”与“得心悟”是最难了解的了，尤其“得心悟”，当是“五得”的精义。唐玄宗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传下来“围棋十诀”，至今日本许多棋书仍然印在封面上，公认为是围棋原则的典范。十诀的首要第一诀是“不得贪胜”。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贪，往往便会落败。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似乎在政治活动、经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过有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
一九八五年四月
历史性的一局棋(1)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
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地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风。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招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濑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
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任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月下老人祠的签词(1)
杭州有座月下老人祠，那是在白云庵旁，祠堂极小，但为风雅之士与情侣们所必到，可惜战时给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却已与以前大不相同。杭州正在大举进行园林建设，我想，这所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实在大有很精致地修建它一下的必要。
月下老人的典故出于《续幽怪录》，据说唐时有个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经过宋城，看见一位老怕伯在月光下翻书，这位老伯伯说天下男女的姻缘都登记在他的簿子上，他囊中有
无数红色绳子，只要这绳儿把男女两人的脚缚住了，就算两人远隔万里，或者是对头冤家，都会结成夫妻，所以后来有“赤绳系足”的典故。西洋人的办法却比我们鲁莽得多，他们有一个丘比特，是个顽皮小孩（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拿着弓箭向人乱射，哪一对男女被他一箭射中，就无可奈何地堕入情网。相较之下，我们的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温柔地替人缚住，还有簿籍可资稽考，显然是文明得多了。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倒很奇怪。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杭州月下老人的签词恐怕是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的，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其中五十五条是俞曲园所集，此外四十四条是俞的门人所增，共是九十九条。我旧日家中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去抄来的，我还记得一些，但九十九条自然记不全了。
第一条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兆头吉利的有“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原来是曾子的话，这里当指这男子很靠得住，可以嫁）等等。求签而得到这些，那自是心中窃喜，无法形容了。
有一条是“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孟子》这两句话，本是反语，但这里变成了鼓励男子去大胆追求。有一条是《诗经·鄘风·桑中》的三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在《诗经》中原本是最著名的大胆之作，所谓“桑间濮上”的男女幽期密约，这一签当也是鼓励情人放胆进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不愧于天，不畏于人”。这两签都含有强烈的鼓励性：追呀，追呀，怕什么？
还有一些签文含有规劝和指示，如“德者本也，财者未也”。叫人不要为钱而结婚。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此人虽穷，人品却好，可以嫁得。如“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照《论语》中原来的解释，是这男人嘴头甜甜的会讨人喜欢，相貌又漂亮，然而是头色狼，绝对靠不住。“可妻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孔夫子说公冶长虽然给关进了牢狱，但他是冤枉的，结果还是招了他做女婿。“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这句本来是闵子骞的话，这里大概是说别三心两意了，还是追求你那旧情人吧。另一条签词中引用孔子的话，恰恰与之相反：“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好的人有的是，你哪里知道将来的没有现在的好？这个人放弃了算啦。这大概是安慰失恋者的口吻吧。“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你爱他，要了解他的缺点，你恨他，也得想到他的好处。“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她虽然对小王很亲热，对你很冷淡，其实她内心真正爱的却是你呢。“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这家伙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颠倒呢？唉，连这种丑八怪也要！
另外一些签条是悲剧性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照余冠英的译法是：“谁说那苦菜味儿太苦，比起我的苦就是甜荠。瞧你们新婚如蚀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有一签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虽不一定如孔子的弟子冉伯牛那样患上了麻风病，但总之此人是大有毛病。“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两世
一身，形单影只”（出韩愈《祭十二郎文》）；“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出《诗经·王风·中谷有蓷》），这些签都是令人很沮丧的。
“风弄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那是《西厢记》中张生空等半夜，结果给崔莺莺教训一顿。“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那是《琵琶记》中蔡伯喈不顾父母饿死，为人痛斥。求到这些签文的人，只怕有点儿自作多情。最令王老五啼笑皆非的，大概是求到这一签了：“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金庸散文集节选二
圆周率的推算(1)
梁羽生兄在《数学与逻辑》一文中，曾谈到祖冲之的圆周率，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精密。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怎样，这在实用上是常遇到的，我国最早的数学书是《周髀算经》，其中称“周三径一”，即周率是三。据传说，这是周初的商高计算出来的。如果传说不错，那么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事了。
希腊人说，周率的应用是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那就是那位因洗澡而发现阿基米德定律的人。希腊人称圆周率为“阿基米德值”。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先生在《圆周率略史》中说：“西洋数学史多以为此率源于印度，而声息相通之阿拉伯亦认为印度所产。”
到底，粗疏的圆周率是哪一民族的人最先发现的？我想，三与一之比的周率，随便用尺与绳子一量就量得出来。在实用上需用的时候，许多民族都会一量而依照这比率计算。所以，到底谁最早发现，那是很难说的。至于精密的计算，则是较后的事。
我们说祖冲之最先计算出精密的圆周率，是根据《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那上面说：“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冪，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这一段话稍加说明，就极易清楚：
我国历史上首先用数学方法推算圆周率的，是汉代的大学者刘歆（公元二三年为王莽所杀），他的圆周率是31547。张衡（公元七八年——公元一三九年）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周率是√10。刘徽（公元二六三年前后时人），他用割圆术来推算，即圆内画一六边形，逐渐增加边数，这多边形与圆会越来越接近，计算多边形的边，算到九十六边形时，周率定为314。王蕃（公元二一九——公元二五七年）是14245＝3155，皮延宗（公元四四五年前后时人）的周率考查不出来。据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中说，在祖冲之之前，还有一位何承天（公元三七○——四四七年），周率为22/7，即31428。这些周率都不精密。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五○○年）是南北朝的刘宋时人，他算出的周率据《隋书》中说，是小于31415927而大于31415926，可定为314159265，精密地说，是355/113，约略地说，是22/7。西欧人算得这样精密的，是在一千多年以后（公元一五七三年）的德国奥托（Valentinus Otto），但他也只算到小数点后的六位。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发现了计算圆球体面积与体积的公式。因为他们的推理方法在那时是太精妙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宜的官吏根本不懂，于是“废而不理”。
在各文化古国中，我国的数学是不算十分发达的。我国数学一直限制于实用，与实用无关的比较抽象的推理几乎都不去接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是这圆周率了。我在初中读书时，教我数学的是章克标先生。他因写小说而出名，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他曾写过一部《数学的故事》，其中说到有一个欧洲青年花了极长的时间，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六百多位。这个圆周率，当然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在写小说《书剑恩仇录》时，为了要多知道一些陈家洛的身世，我曾翻过一些关于他祖宗海宁陈氏的记载，发现有一位与他父亲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公元一六七六——一七二二年）。这位先生是康熙时翰林，竟是一位数学大家，著有《少广补遗》一卷，对于“级数”颇有研究，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书中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
摄影杂谈
讲到摄影，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地方之一。第一是器材便宜，德国的相机、英美的软片，在香港买都便宜过在原产地购买。第二是天气好、风景美。这里天清气朗的日子真多，既有高山，又有大海。曾听一位国画家说，香港的山既有北宗的山，又有南宗的山，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罕有的，真是风景写生的好地方。适宜于绘画，当然也适宜于摄影了。大概由于这些优良的条件，香港的摄影家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日起，任何哪一国的沙龙比赛中差不多总有香港人的作品入选。最近在圣约翰教堂展出香港摄影沙龙入选作品，确是琳琅满目
，佳作很多。在各种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中，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香港目前似乎还只有摄影一项。
摄影算不算是“艺术”呢？在摄影家们说来，那当然是艺术，但严格说来，它与真正的艺术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现在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半艺术”（Semi－Art）。所谓艺术，是指人们创造一种作品，用以表达思想感情。诗人写一首诗歌颂劳动的光荣，音乐家作一首曲子抒发他恋爱的感情，画家与雕刻家在画布或雕像中表达物体的美丽和他的看法，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的编导们描写社会中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都有很大的创造自由，能深刻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但到目前为止，单幅的照相还不能圆满地表达思想感情。当然，照相中也包含有思想和情感，但一般说来，这只是“包含”而不是“表达”，因此不能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用一个美丽的女人做题材。画家爱怎样画她就可怎样画，或许，这个女人容貌虽美，灵魂却很丑恶，高明的画家会在她嘴角的微笑中加上一些邪恶的线条，或者在她美丽的眼睛四周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彩色，甚至于，他可以在肖像上画些毒蛇、蜈蚣之类。但摄影家却没有这种自由，他只能取一个怪异的角度，缩小光圈用一种“低调子”来拍摄，或者，再在黑房工作时增加点什么，然而不管怎样，他不能真正地“创造”，只能尽可能地“安排”现成的物件。
戏剧与电影，在某几点上来说，创造也是受限制的，编导者的思想感想，要通过演员表达出来。如果演员好，那么艺术创造就很圆满，要是演员很糟，编导者的艺术意图就表达不出了。戈登·克雷（Gordon Craig）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是英国著名女演员艾伦·泰丽的儿子，萧伯纳写给艾伦·泰丽的情书在文艺界是很出名的），苏联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他到苏联去导演《哈姆雷特》。这位戈登·克雷就常常叹息演员的不如人意，以致认为在戏剧中，最完美的表演者是木偶，只有木偶才不会妨碍戏剧家的创造。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偏激，演员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编导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
如果不是那么认真，当然“安排”也可以说是艺术，不是有许多人把插花、烹调、衣服设计、室内装置甚至理发、交际等等都说成是艺术么？与这些东西比较，那么摄影中创造与表达感情的成分又高得多了。
朋友中大概一大半的人有照相机，除了极少数的人专心研究之外，大家只是拿来玩玩而已（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德国相机叫做“为她摄”，这种相机并不出名，但它的名字倒说出了这里许多玩相机的人的目的。
谈“不为五斗米折腰”(1)
前几天几个人闲谈，从回去看看，话题转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又转到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位朋友说：“陶渊明当一个月县令，薪水只有五斗米，一斗米大约十五斤，五斗米七十五斤，这未免太少了。这官儿当真不做也罢。”其实我国的度量衡，都是古代的较小，后来渐渐变大。陶渊明那时的五斗米，一定还不到十五斤。但到底有多少，可谁也不知道，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讲解这篇文章，对“不为五斗米折腰”一节，也没说得怎样清楚，大家于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的过了去。
我觉得这问题虽没有多大重要性，但倒有点兴趣，后来就去查查历史书刊，找到了一点资料。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的“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这一种官，是专门来考查县令治绩的，使做县令的大为头痛，可想而知。《三国演义》中记张翼德怒鞭督邮，读者们的同情完全放在张飞一面。陶渊明没有燕人张翼德的臂力武功，鞭他一顿是不成的，但想到此人讨厌，不见也罢，于是辞官不干了。（至于“归去来辞”的序文中说辞官是为了妹子的逝世，大家说那是托词，只是为了免得惹祸。）
现在北京故宫里藏有王莽时代的一只量器，刘复根据这只量器推算，王莽时的一斗只合今日二市升弱。又据隋书记载，王莽的铜斛约当曹魏斛九斗七升多，两晋南朝的斗斛之量是承继曹魏制度的。依此推算，陶渊明那时（东晋末年）的一斗大致与今日的二市升差不多。那么，陶渊明的五斗米，只有今日的一市斗米了。
近来我国学者的历史研究，非常着重历代的生产、消费、分配等等经济生活，与从前重视帝王家谱、个人英雄、家族门第等大不相同。因之古代的经济资料，也整理出来很多。据学者考证，东晋时地方官的俸禄一年大约为四百斛，即四千斗（古代一斛是十斗，到南宋贾似道时才改为五斗。广东一带很少用斛，但在江南，解放前“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陶渊明的“五斗米”，如说是年俸月俸当然绝不合理，就算是日俸，也还是太少。那么其中原因在什么地方？
缪钺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新的、也颇令人信服的见解。历来大家都认为“五斗米”与陶渊明的俸禄有关，如孟浩然的“京还赠张维诗”中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可见唐人就已这样理解，但缪钺先生那篇文章中却说，五斗米是当时知识分子一个月的粮食。
他根据史书上的资料证明，南朝士大夫的食量，大概每月五斗米左右，约当今日的一市斗（这数字和今日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大致也差不多，这里一个普通家庭，成员都不做体力劳动，一家三口，一个月吃五十多斤米也够了）。所以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说“我一个人每月有五斗米也就可以饱了，再多的也不需要。我回去过田园生活，虽然劳苦些，还是可以够吃，何必要做县令，逢迎这些没有品格的小人”。
他的“饮酒诗”第十首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最后这四句，正是说不能为了区区一饱，因而影响到名声。看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该解释作“不能为了区区一饱而折腰”，而不是解释作“不能为了五斗米的官俸而折腰”。再者，后者这样解释，似乎陶渊明语意之中有些嫌官太小，推论起来，如果有了高官俸禄，他的腰就不妨一折再折了。事实上陶渊明归隐之后，朝廷曾征他做官，权贵曾和他交结，他都婉辞谢
绝，可见他并非嫌官小而不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的中国历史观(1)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副校长郝斌教授、罗豪才教授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金庸热”。短短几天里，金庸先生与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座谈，交换学术意见，向大学生们作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创作的演讲。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常满意”，而他本
人的言行与气度也给北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
——焦小云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
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中华民族情况很特殊，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
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位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蝉。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匈奴人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没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影响匈奴首领，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一八二○年才给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二○二○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时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锁国政策，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纪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如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十六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
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坐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道，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他无法准确预测，他推测大概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作者：金庸
金庸散文集节选一
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1)
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通常，读书人“雅的艺术”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增加了活泼生气。不论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都是这样。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
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中国艺术固重功力，更求意境，徒有技巧而无深意，即落“匠气”。
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还不在透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的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正如承旨奉和之诗，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
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极少企图抒发高雅情操、自然天趣。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
这种趋向，主要是社会压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军事政治服务”，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社会不同情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所以，在文学上，“文以载道”成为主流；在美术上，“社会效果”成为主流。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当然，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形式技巧上，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
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民歌除外）、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江青所提倡的钢琴伴奏“样板戏”和“革命芭蕾舞”不受欢迎。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作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
这次全世界中国绘画的大师们群集香港，实是难得的盛事。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各有各的独特风格，但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第二，他们在自由创作之中发挥了个人风格。无中国传统即非中国艺术；无创造、无个人风格则不足以成大师。
个人风格和社会意义并不互相矛盾而排斥，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全人类的、民族的
宝贵资产。从长期观点来看，“自由创作”始终是增加世界文化资产的必要条件。
一九八六年四月
中国舞蹈的特点
在“中国民间歌舞”的舞蹈节目里，任何不熟悉舞蹈艺术的人大概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构图的对称性”。这在《采茶扑蝶》与《单鼓舞》《花鼓灯》中尤其显著，左边的人做了一种姿势，右边的人也必做一种相应的姿势。舞蹈的三要素是指表情（不单是脸部的表情，是全身的表情）、节奏和构图。中国舞蹈的表情和节奏当然各有特点，但特征最显著的恐怕是构图。这种构图在舞蹈中叫做“对称的平衡”。其实在我国各种艺术作品中，对称性都很强调，最容易看得出来的是建筑，北京的街道与宫殿，几乎全是对称的。不过假使全
部对称，未免死板单调，所以要在舞台中央发生丰富的变化，这叫做“轴心论运动”，一切舞蹈都环绕着这轴心发展。轴心运动是我国一切古典舞蹈与民间舞蹈美学的基础。
即使是单人的舞蹈，这种对称和轴心的情形仍旧保持着。譬如京戏中《霸王别姬》的剑舞，《天女散花》与《樊梨花》下山时的带舞、《贵妃醉酒》中杨贵妃的舞蹈、昆曲《思凡》中小尼姑的舞蹈，舞蹈者的姿势经常表现着对称，手中拿的不论是剑、是绸带、还是拂尘，在左面画了一个圆圈，回头在右面也得画一个圆圈，在舞蹈者人数是奇数的舞蹈中，例如昆曲《断桥》中的许仙，白娘娘与小青，《跑驴》中的老乡与小夫妻，也有对称的平衡。那个丈夫扭伤了手，后来老乡一定扭伤腿来平衡。
有人认为这种“对称的平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我不很同意这种说法，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喜爱这种完整稳定的形式。当然，在以后舞蹈的发展中，要注重所谓“自然的平衡”（简单的说，那是新式话剧中舞台面的平衡，而不是京戏中四个龙套、四员大将左右各站两个的那种对称平衡）与“矛盾论运动”，以丰富我们舞蹈的内容，使它更为多彩多姿，但我国传统舞蹈艺术中的许多优点，绝对是可以保存而加以发展的。这部影片里这许多优美的舞蹈，就是最好的例子。
每一个舞蹈有它的主题，而这主题也要进行发展和变化。这和音乐的情形是很相似的。《采茶扑蝶》舞的主题是采茶与扑蝶，可是采茶有各种各样的采法，扑蝶也有各种各样的扑法，这些多样性的变化就是主题的发展了。
我曾说“狮舞”中的“举起”动作很富有特色。在芭蕾舞里，男人把女人举起来，是非常重要可是非常难的动作，时间要绝对的准确，必须“举重若轻”。有一次练习，教师叫我一位朋友把一位小姐举起来，叫他的手拿住她的腰。这位小姐很美，但腰不大细，那位朋友偷偷对我说，“举起已经很难了，我还有一件困难，根本不知道她的腰在什么地方。”像“狮舞”那种“举起”，我在外国舞蹈中还没有见过，那显然是不容易的。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围棋杂谈(1)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道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
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绀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棋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棋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着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围棋五得
日本棋院中挂有一个条幅，写着“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提倡围棋极有功绩的郝克强先生很喜欢谈这“五得”，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也特别称赞，认为很有意思。
这“五得”不知是谁提出的，当是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这样记载。中国棋友会请问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他说记不清楚出典了。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欢下围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楸枰相对，几个钟头一句话不说，也能心意相通，友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和沈君山、余英时、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诸位等结交，友谊甚笃，都是通过了围棋。至于教过我棋的许多位年轻高手，更不用说了。有几位日本朋友，我和他们根本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也因下棋而成为朋友。日本棋界的人常说：“下围棋的没有坏人。”这句话自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围棋公平之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
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有人说是“头脑体操”。现代医学保健的理论很注重心理卫生，注重保持头脑的功能，因为人身一切器官内脏的运作，都是靠头脑指挥的。有些人年纪老后，体力衰退，但头脑仍然健全，往往可以得享高寿。那便是下围棋可“得天寿”的理论根据。我国当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亚贤、过旭初、过惕生等诸位都年寿甚高，足为明证。王子晏老先生年过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最近来香港参与棋界盛会的日本业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自己说已记不清是八十四岁还是八十五岁。他脚力差了，有点不良于行，行棋却仍然锋锐凌厉，因为头脑清楚，演讲起来便风趣而有条理。康德、罗素等哲人之得天寿，相信也出于不断地思索动脑筋。当然，不断运用脑筋也不一定寿命长，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得教训”与“得心悟”是最难了解的了，尤其“得心悟”，当是“五得”的精义。唐玄宗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传下来“围棋十诀”，至今日本许多棋书仍然印在封面上，公认为是围棋原则的典范。十诀的首要第一诀是“不得贪胜”。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贪，往往便会落败。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似乎在政治活动、经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过有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
一九八五年四月
历史性的一局棋(1)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
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地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风。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招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濑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
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任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月下老人祠的签词(1)
杭州有座月下老人祠，那是在白云庵旁，祠堂极小，但为风雅之士与情侣们所必到，可惜战时给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却已与以前大不相同。杭州正在大举进行园林建设，我想，这所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实在大有很精致地修建它一下的必要。
月下老人的典故出于《续幽怪录》，据说唐时有个名叫韦固的人，有一次经过宋城，看见一位老怕伯在月光下翻书，这位老伯伯说天下男女的姻缘都登记在他的簿子上，他囊中有
无数红色绳子，只要这绳儿把男女两人的脚缚住了，就算两人远隔万里，或者是对头冤家，都会结成夫妻，所以后来有“赤绳系足”的典故。西洋人的办法却比我们鲁莽得多，他们有一个丘比特，是个顽皮小孩（有时甚至是盲目的），拿着弓箭向人乱射，哪一对男女被他一箭射中，就无可奈何地堕入情网。相较之下，我们的月下老人用一根红线温柔地替人缚住，还有簿籍可资稽考，显然是文明得多了。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倒很奇怪。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杭州月下老人的签词恐怕是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的，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其中五十五条是俞曲园所集，此外四十四条是俞的门人所增，共是九十九条。我旧日家中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去抄来的，我还记得一些，但九十九条自然记不全了。
第一条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兆头吉利的有“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团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原来是曾子的话，这里当指这男子很靠得住，可以嫁）等等。求签而得到这些，那自是心中窃喜，无法形容了。
有一条是“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孟子》这两句话，本是反语，但这里变成了鼓励男子去大胆追求。有一条是《诗经·鄘风·桑中》的三句：“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在《诗经》中原本是最著名的大胆之作，所谓“桑间濮上”的男女幽期密约，这一签当也是鼓励情人放胆进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不愧于天，不畏于人”。这两签都含有强烈的鼓励性：追呀，追呀，怕什么？
还有一些签文含有规劝和指示，如“德者本也，财者未也”。叫人不要为钱而结婚。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指此人虽穷，人品却好，可以嫁得。如“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照《论语》中原来的解释，是这男人嘴头甜甜的会讨人喜欢，相貌又漂亮，然而是头色狼，绝对靠不住。“可妻也。”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孔夫子说公冶长虽然给关进了牢狱，但他是冤枉的，结果还是招了他做女婿。“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这句本来是闵子骞的话，这里大概是说别三心两意了，还是追求你那旧情人吧。另一条签词中引用孔子的话，恰恰与之相反：“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好的人有的是，你哪里知道将来的没有现在的好？这个人放弃了算啦。这大概是安慰失恋者的口吻吧。“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你爱他，要了解他的缺点，你恨他，也得想到他的好处。“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她虽然对小王很亲热，对你很冷淡，其实她内心真正爱的却是你呢。“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这家伙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颠倒呢？唉，连这种丑八怪也要！
另外一些签条是悲剧性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照余冠英的译法是：“谁说那苦菜味儿太苦，比起我的苦就是甜荠。瞧你们新婚如蚀似漆，那亲哥亲妹也不能比。”有一签是“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虽不一定如孔子的弟子冉伯牛那样患上了麻风病，但总之此人是大有毛病。“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两世
一身，形单影只”（出韩愈《祭十二郎文》）；“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出《诗经·王风·中谷有蓷》），这些签都是令人很沮丧的。
“风弄竹声，只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那是《西厢记》中张生空等半夜，结果给崔莺莺教训一顿。“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那是《琵琶记》中蔡伯喈不顾父母饿死，为人痛斥。求到这些签文的人，只怕有点儿自作多情。最令王老五啼笑皆非的，大概是求到这一签了：“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金庸散文集节选二
圆周率的推算(1)
梁羽生兄在《数学与逻辑》一文中，曾谈到祖冲之的圆周率，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精密。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怎样，这在实用上是常遇到的，我国最早的数学书是《周髀算经》，其中称“周三径一”，即周率是三。据传说，这是周初的商高计算出来的。如果传说不错，那么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事了。
希腊人说，周率的应用是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那就是那位因洗澡而发现阿基米德定律的人。希腊人称圆周率为“阿基米德值”。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先生在《圆周率略史》中说：“西洋数学史多以为此率源于印度，而声息相通之阿拉伯亦认为印度所产。”
到底，粗疏的圆周率是哪一民族的人最先发现的？我想，三与一之比的周率，随便用尺与绳子一量就量得出来。在实用上需用的时候，许多民族都会一量而依照这比率计算。所以，到底谁最早发现，那是很难说的。至于精密的计算，则是较后的事。
我们说祖冲之最先计算出精密的圆周率，是根据《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那上面说：“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冪，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这一段话稍加说明，就极易清楚：
我国历史上首先用数学方法推算圆周率的，是汉代的大学者刘歆（公元二三年为王莽所杀），他的圆周率是31547。张衡（公元七八年——公元一三九年）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周率是√10。刘徽（公元二六三年前后时人），他用割圆术来推算，即圆内画一六边形，逐渐增加边数，这多边形与圆会越来越接近，计算多边形的边，算到九十六边形时，周率定为314。王蕃（公元二一九——公元二五七年）是14245＝3155，皮延宗（公元四四五年前后时人）的周率考查不出来。据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中说，在祖冲之之前，还有一位何承天（公元三七○——四四七年），周率为22/7，即31428。这些周率都不精密。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五○○年）是南北朝的刘宋时人，他算出的周率据《隋书》中说，是小于31415927而大于31415926，可定为314159265，精密地说，是355/113，约略地说，是22/7。西欧人算得这样精密的，是在一千多年以后（公元一五七三年）的德国奥托（Valentinus Otto），但他也只算到小数点后的六位。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发现了计算圆球体面积与体积的公式。因为他们的推理方法在那时是太精妙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宜的官吏根本不懂，于是“废而不理”。
在各文化古国中，我国的数学是不算十分发达的。我国数学一直限制于实用，与实用无关的比较抽象的推理几乎都不去接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是这圆周率了。我在初中读书时，教我数学的是章克标先生。他因写小说而出名，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他曾写过一部《数学的故事》，其中说到有一个欧洲青年花了极长的时间，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六百多位。这个圆周率，当然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在写小说《书剑恩仇录》时，为了要多知道一些陈家洛的身世，我曾翻过一些关于他祖宗海宁陈氏的记载，发现有一位与他父亲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公元一六七六——一七二二年）。这位先生是康熙时翰林，竟是一位数学大家，著有《少广补遗》一卷，对于“级数”颇有研究，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书中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
摄影杂谈
讲到摄影，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地方之一。第一是器材便宜，德国的相机、英美的软片，在香港买都便宜过在原产地购买。第二是天气好、风景美。这里天清气朗的日子真多，既有高山，又有大海。曾听一位国画家说，香港的山既有北宗的山，又有南宗的山，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罕有的，真是风景写生的好地方。适宜于绘画，当然也适宜于摄影了。大概由于这些优良的条件，香港的摄影家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日起，任何哪一国的沙龙比赛中差不多总有香港人的作品入选。最近在圣约翰教堂展出香港摄影沙龙入选作品，确是琳琅满目
，佳作很多。在各种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中，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香港目前似乎还只有摄影一项。
摄影算不算是“艺术”呢？在摄影家们说来，那当然是艺术，但严格说来，它与真正的艺术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现在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半艺术”（Semi－Art）。所谓艺术，是指人们创造一种作品，用以表达思想感情。诗人写一首诗歌颂劳动的光荣，音乐家作一首曲子抒发他恋爱的感情，画家与雕刻家在画布或雕像中表达物体的美丽和他的看法，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的编导们描写社会中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都有很大的创造自由，能深刻表现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但到目前为止，单幅的照相还不能圆满地表达思想感情。当然，照相中也包含有思想和情感，但一般说来，这只是“包含”而不是“表达”，因此不能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用一个美丽的女人做题材。画家爱怎样画她就可怎样画，或许，这个女人容貌虽美，灵魂却很丑恶，高明的画家会在她嘴角的微笑中加上一些邪恶的线条，或者在她美丽的眼睛四周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彩色，甚至于，他可以在肖像上画些毒蛇、蜈蚣之类。但摄影家却没有这种自由，他只能取一个怪异的角度，缩小光圈用一种“低调子”来拍摄，或者，再在黑房工作时增加点什么，然而不管怎样，他不能真正地“创造”，只能尽可能地“安排”现成的物件。
戏剧与电影，在某几点上来说，创造也是受限制的，编导者的思想感想，要通过演员表达出来。如果演员好，那么艺术创造就很圆满，要是演员很糟，编导者的艺术意图就表达不出了。戈登·克雷（Gordon Craig）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他是英国著名女演员艾伦·泰丽的儿子，萧伯纳写给艾伦·泰丽的情书在文艺界是很出名的），苏联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他到苏联去导演《哈姆雷特》。这位戈登·克雷就常常叹息演员的不如人意，以致认为在戏剧中，最完美的表演者是木偶，只有木偶才不会妨碍戏剧家的创造。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偏激，演员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编导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
如果不是那么认真，当然“安排”也可以说是艺术，不是有许多人把插花、烹调、衣服设计、室内装置甚至理发、交际等等都说成是艺术么？与这些东西比较，那么摄影中创造与表达感情的成分又高得多了。
朋友中大概一大半的人有照相机，除了极少数的人专心研究之外，大家只是拿来玩玩而已（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种德国相机叫做“为她摄”，这种相机并不出名，但它的名字倒说出了这里许多玩相机的人的目的。
谈“不为五斗米折腰”(1)
前几天几个人闲谈，从回去看看，话题转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又转到了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位朋友说：“陶渊明当一个月县令，薪水只有五斗米，一斗米大约十五斤，五斗米七十五斤，这未免太少了。这官儿当真不做也罢。”其实我国的度量衡，都是古代的较小，后来渐渐变大。陶渊明那时的五斗米，一定还不到十五斤。但到底有多少，可谁也不知道，记得在中学读书时，老师讲解这篇文章，对“不为五斗米折腰”一节，也没说得怎样清楚，大家于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的过了去。
我觉得这问题虽没有多大重要性，但倒有点兴趣，后来就去查查历史书刊，找到了一点资料。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最早见于宋书的“陶潜传”，其中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难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乃即日解印绶去职。”“督邮”这一种官，是专门来考查县令治绩的，使做县令的大为头痛，可想而知。《三国演义》中记张翼德怒鞭督邮，读者们的同情完全放在张飞一面。陶渊明没有燕人张翼德的臂力武功，鞭他一顿是不成的，但想到此人讨厌，不见也罢，于是辞官不干了。（至于“归去来辞”的序文中说辞官是为了妹子的逝世，大家说那是托词，只是为了免得惹祸。）
现在北京故宫里藏有王莽时代的一只量器，刘复根据这只量器推算，王莽时的一斗只合今日二市升弱。又据隋书记载，王莽的铜斛约当曹魏斛九斗七升多，两晋南朝的斗斛之量是承继曹魏制度的。依此推算，陶渊明那时（东晋末年）的一斗大致与今日的二市升差不多。那么，陶渊明的五斗米，只有今日的一市斗米了。
近来我国学者的历史研究，非常着重历代的生产、消费、分配等等经济生活，与从前重视帝王家谱、个人英雄、家族门第等大不相同。因之古代的经济资料，也整理出来很多。据学者考证，东晋时地方官的俸禄一年大约为四百斛，即四千斗（古代一斛是十斗，到南宋贾似道时才改为五斗。广东一带很少用斛，但在江南，解放前“斛”的使用是很普遍的）。陶渊明的“五斗米”，如说是年俸月俸当然绝不合理，就算是日俸，也还是太少。那么其中原因在什么地方？
缪钺先生发表在“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新的、也颇令人信服的见解。历来大家都认为“五斗米”与陶渊明的俸禄有关，如孟浩然的“京还赠张维诗”中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可见唐人就已这样理解，但缪钺先生那篇文章中却说，五斗米是当时知识分子一个月的粮食。
他根据史书上的资料证明，南朝士大夫的食量，大概每月五斗米左右，约当今日的一市斗（这数字和今日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大致也差不多，这里一个普通家庭，成员都不做体力劳动，一家三口，一个月吃五十多斤米也够了）。所以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说“我一个人每月有五斗米也就可以饱了，再多的也不需要。我回去过田园生活，虽然劳苦些，还是可以够吃，何必要做县令，逢迎这些没有品格的小人”。
他的“饮酒诗”第十首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最后这四句，正是说不能为了区区一饱，因而影响到名声。看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应该解释作“不能为了区区一饱而折腰”，而不是解释作“不能为了五斗米的官俸而折腰”。再者，后者这样解释，似乎陶渊明语意之中有些嫌官太小，推论起来，如果有了高官俸禄，他的腰就不妨一折再折了。事实上陶渊明归隐之后，朝廷曾征他做官，权贵曾和他交结，他都婉辞谢
绝，可见他并非嫌官小而不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的中国历史观(1)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副校长郝斌教授、罗豪才教授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金庸热”。短短几天里，金庸先生与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座谈，交换学术意见，向大学生们作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创作的演讲。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常满意”，而他本
人的言行与气度也给北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
——焦小云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
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中华民族情况很特殊，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
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位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蝉。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匈奴人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没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影响匈奴首领，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一八二○年才给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二○二○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时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锁国政策，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纪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如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十六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
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坐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道，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他无法准确预测，他推测大概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