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你的人生之二（视野开阔）

——开放式人生的环境突围
卓越的天才不屑走别人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未开拓的地区。
——美国政治家林肯
全球商业领袖必备的8项能力
《财富》杂志（中文版）曾做过一次“中国商业领袖国际化调查”，其中概括了全球商业领袖必备的8项能力：
全球化视野——将整个世界纳入他们获取资源和职业竞技的平台。
国际知识——关心并了解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领导变革——计划、领导、激励以及有效执行变革的能力。
开放型的管理风格——关心他人，分享你的感受，适当的时候共担领导力。
跨文化的管理能力——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保持高效的管理能力。
适应不确定环境的能力——在不确定环境的条件下，自在而有效的决策能力。
乐观思维和成就欲望——即使面对挫折也能保持自信心，并制定奋斗目标。
远景管理和激励人心的能力——能清楚描绘、表达未来发展方向，并且激励他人。
《财富》随后采访调查了一些中国企业家，结果显示，受访者的观念与其能力二者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是全球化视野。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绝大部分人（83％）认可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而自认在实践中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却只有22％。
提升人生高度，拥有国际视野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无论用什么方式走路，无论脚步再快，都不可能比目光更快更远；无论如何在行程中选择捷径，肯定不会每条道路都去尝试，总要通过视野进行选择；最后，无论一个盲人如何善于使用拐杖，一个没有视野的人，绝不可能依赖拐杖进行奔跑。
一个人一生的脚步，绝不会超过其视野的极限。
人生的成功与否，尤其是成就开放式人生，更与视野开拓息息相关。也正因为视野决定人生高度，所以古人才有登高望远的名言，也才有坐井观天的警句。
21世纪的中国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全球化”和“国际化”以前还属于学术名词，现在正深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从牛仔裤到波音飞机，从国际长途电话到互联网，甚至从艾滋到非典，这个世界的一切无不息息相关。因此，2008年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亚信公司董事长丁健的话说：“全球化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你必须考虑的事情。”
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国际人才能引领。
2007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需求的最重要驱动力。但是，中国因为缺少太多的国际人才，依然制约着“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麦肯锡曾有调查报告表示：中国10年间将急需7.5万个有国际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而现在相应的供给量只有3000到5000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曾将60个经济体进行排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被排在第59位；麦肯锡另一报告还表示，正因为缺乏国际化人才，中国企业大都不敢“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
这些调查报告表明：中国目前急缺国际化的人才，尤其缺少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跨文化和国界操作能力、能利用东西方差异带来的机会的国际化人才。
SNC-Lavalin成为跨国公司的诀窍
我以前曾在世界最大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SNC-Lavalin公司做董事经理。SNC-Lavalin公司能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做项目，成功的诀窍正是“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国际化的思维，本土化的行动）。而且，公司敢于聘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包括来自中国的人才，这种开放的国际化公司里，只要有才华就能够得到重用。譬如我自己，在刚进入该公司时，还只是个经理助理，一年之后成为经理，再一年之后成为了国际部董事经理。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海外这样一个当时近万人的著名国际知名大咨询公司，这样的破格提升速度别说是一个外国人，就是加拿大本国人中间也很少见。而其能够重视和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正与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分不开。
在国际人时代，国际视野也是人生开放必不可少的成功要素。
根据我在新浪网和《神州学人》上的调查，在“出国留学的最大收获”一项中，选择拥有国际视野，占海归有效回答人数的89.4%，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海归共同的首要选择和共识，而其次才是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了国际视野在个人事业当中的重要性。
表2－1　出国留学的最大收获
选项 比例
拥有国际视野 89.4%
语言能力提高 75.5%
专业知识提高 69.54%
个人的自我实现 60.93%
建立国际人脉关系 39.74%
增加社会资本 35.76%
提高工作收入 27.15%
来源：2007年王辉耀调查数据
在我采访研究的这些开放型成功者中，绝大多数都非常重视国际视野对事业成功的作用，尤其是国际人式的成功者，更把国际视野当成安身立业的法宝。
曾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过的同事、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2007年邀请李嘉诚参加该校EMBA系列讲座。李嘉诚演讲时，提到成功的企业领导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国际视野：“企业领导必须具有国际视野，有全景思维，有长远眼光，务实创新，掌握最新、最准确的资料，作出正确的决策、迅速行动，全力以赴。”
当下最能代表国际化程度的当属商务领域。2001年开始出任中国建筑集团CEO的孙文杰，在央视《对话》中提及中建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风暴中所受到的损失，曾感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没有用全球化视野去看待问题。
社会和时代的急需，对于个人来说，正是一次很好的机遇。
国际化视野促使我出国放眼看世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这是一份当时和现在都能让许多同龄青年羡慕的工作。时值中国对外开放之初，对外经贸部是改革最前沿的部门，在工作两年之后，随着国际视野的扩展，我开始不安心于这个铁饭碗，因为我越干越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我预见中国必将汇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中，将急需知识化、国际化的现代工商管理人才。然而，中国当时根本没有MBA专业，甚至连市场体制意义上的现代会计学都没有。对于我来说，出国成为必然选择：既然国家急需这方面人才，既然自己目前的水平和国内接触的教育范围又无法提供实现期望的渠道，那么，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和管理水平，力争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人，就是一个必然选择。最终，我出国去读了国内当时都还没听说过的MBA和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
当然，我并不认为只有出国留学才能获得国际视野，成为国际化人士。BP中国公司化工副总裁易珉就曾这样反驳出国才是国际化的观点：“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出国，到国外去才能叫国际化。出国、接受国际化教育对国际化的思维模式有帮助，但并不是走出去了就会国际化，国际化更重要的是改变一种思维模式，改变一种行为，改变一种游戏规则。这就好比原来我们是打手球的，现在改为足球，我们要学会用脚去踢球。”
用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的话说，人才没有“海龟”与“土鳖”之分，只有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受过国际化教育的人：“我看过大量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很土，不仅是‘土鳖’，而且是土豆。好多没有留过学的人思维却很先进，很国际化，比如说柳传志、杨元庆、马云、王石等人，联想公司总部都搬到美国去了。”
本土大学生不需要国际视野？
我曾在自己博客中写了一篇大学生与国际化的文章，有许多学生朋友留言。
有个大学生留言说：“以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要培养国际人才，就一个字——难。”
还有大学生留言感叹：“（我）也算是今年刚出校门的学生，面（试）了几家公司。可是外资公司对咱们普通的学历和一般的学校没有丝毫留意。即便是一些合资企业也没抛出绣花球。所以现在还没找到工作……难！”
更有个大学生发言激烈：“国际化人才？我看到这个觉得真的很搞笑，这完全是针对清华北大之类名牌大学而言，谁不想进这些响当当的名校，是人都想。但是想想，绝大部分大学生进的还是普通高校。”
这些学生的留言有些共同点：其一，缺少自信；其二，最重要的一点，明知道缺少自信的原因——学校、专业、教育层次等不如意，但从毕业前到毕业后都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主动策划和努力去进行弥补，因此，当他们去跨国公司面试时才想到“国际化”，“临危抱佛脚”通常都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名校之所以值得“羡慕”，之所以能出更多国际化人才，正是因为名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而不是天生就很国际化。
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从朱镕基到钱颖一的历任院长，这个共识从来没有被打破过。从朱镕基开始，清华经管就鼓励使用英文授课，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只在中国有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能够自如地与世界交流，在国际舞台上有竞争力。
清华经管学院的国际化教育
2006年，钱颖一出任继朱镕基、赵纯均、何建坤之后清华经管学院的第四任“掌门人”。谈及自己被委以重任的原因，钱颖一认为，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必须有坚定不移的国际视野，而自己25年海外背景与这一要求正好有着很好的契合点，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清华不想真正的国际化，他们也就不会找我了。”
我和钱颖一认识多年。1986年，我们还是最早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我弟弟王辉进也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时，我就和时任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的钱颖一在哈佛大学开年会时已经认识。钱颖一认为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培养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培养计划的国际化：第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结合紧密；第二，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结合紧密：“比如我们的本科课程实施双语教学，这使我们的学生既能用中文表达沟通，也能用英文表达沟通，能够适应中国市场，也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
钱颖一自身就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教育的受益者之一，他是清华77级的大学生：“我当时在清华念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有机会跟国外来访的教授进行交流，选择学习国外教授在清华开设的课程，这个平台使得我能够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国际视野，也为我后来出国深造提供了相当好的机会。”
钱颖一认为：“一所国际化的经管学院，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课程，国际化的师生。”大学生要从中受益，后两方面取决于学院的努力，而国际视野则需要靠自己主动锻炼。
年轻人如果希望能够进入跨国企业，乃至出国深造或工作，甚至将来成为企业家或国际化职业经理人，就应该尽早培养自己的国际化视野，包括跨文化的沟通技巧和处理能力。退一步来说，就算大学生们刚刚毕业要从基层做起，不能够自己创业，不能够从事理想的工作，不可能接触国际化的商业活动，但未来他们迟早会掌握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
在培养国际视野上，留学和游学当然是个很好的途径，但也不一定非要出国。看书、读报、上网、进跨国公司、接受国际化教育都是很好的方式。以下几点是给那些没有机会和条件进名牌大学或出国留学的人的建议：
（1）“傍大企”实习
大学生应该努力去品牌企业和跨国企业实习，去一个知名企业不亚于上一所名校。这些大企业在寒暑假都会通过各种形式面向全国招募实习生，并最终会留用一批实习生。例如2006年参与IBM公司暑期实习项目的学生，有40%的人最终留在了IBM，2007年的比例超过一半；再如惠普公司每年都招聘近200名实习生，大部分人均获得了留在惠普公司任职的机会。就算将来没有留用，也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因为企业的“名牌”还会纳入你的简历和个人品牌中。
同时，普通高校的学生用不着过于自卑，企业终究是企业，招募实习生不亚于正式招聘，对于供养一个“名牌”大学生装饰门面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更多的是看重笔试和面试的成绩，以及体现出的专业能力。
没有读过大学的跨国企业职业经理人
TCL集团前常务董事副总裁吴士宏就是个没有读过大学却成为跨国公司高级职业经理人的开放型成功者，她甚至被某些媒体称为“打工女皇”。
吴士宏原来是个护士，但她视野很开阔，心态很开放，也敢于树立在别人看来不可能达到的职业目标。她先通过业余勤奋的自学，获得自考的英语大专文凭，接着1985年进入IBM公司，从勤杂工做起，凭借10年的学习和奋斗，最终成为IBM华南分公司总经理。而有了IBM这个工作背景之后，她后来的职业突围几乎无往不胜。1998年2月，吴士宏受聘担任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一年之后，她加入中国知名企业TCL集团成为副总裁，中间一度离开，去年又重新返回TCL。她的职业经历，正交织着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自强不息和现代社会所渴求的开放进取两种精神的结合。
（2）多结缘“国际化人士”
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本书，许多成功的国际人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观念、价值、经验。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各类学校和社会上的讲座、论坛、会展服务、社团活动，认识一些有用的人或能带来启发的人，就业乃至创业时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帮助。而对于期望申请留学的学生来说，有时一份著名教授或知名人士的推荐信比学习成绩常常更有分量。
林毅夫在担任翻译中与舒尔茨教授结缘
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能够拜在著名教授舒尔茨的门下学习经济学，正源于他在一次义务翻译工作中结识了舒尔茨教授。
198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教授应复旦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在访问结束前还到北大发表演讲。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高考恢复不久，学校找不到英语专业又熟悉西方市场经济学的合适学生做翻译。林毅夫是个特例，他原是从金门泅游到大陆的台湾军官，还曾因为“投笔从戎”而入选过“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并在台湾获得过企业管理学硕士，再加上英语基础好，便担任了舒尔茨教授的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林毅夫的英语水平、现代经济学功底、过人的胆识，让舒尔茨教授深感惊讶和欣赏。舒尔茨教授回国后，主动写信给北大经济学系以及林毅夫本人，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大学，80岁高龄、已有10年没有带过博士生的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关门弟子。后来，正是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经历为林毅夫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注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目光不要只放在自己单位或校内，也不一定只看准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可以多去参加各种活动，甚至参加展览会都可能有收获。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国际展览，其中有大量来自海外的公司。这些展览会期通常有一个星期，需要大量临时帮忙的人手。因此，不论来自什么学校，你可以主动提出免费帮助看展台，这中间有很多的机会，使你以“目见耳闻”的方式了解国际上的各种信息，进行文化交流，了解许多跨国公司的业务并建立联系，当然也能认识一些人，收获的也不仅仅是国际视野。
我在会展中找到实习工作
我在加拿大读书时发现，服务各种会议是个很好的介入社会、找实习工作、交流或结识人的方式。在我留学的第二个暑假，加拿大政府和企业界在多伦多召开一个大型研讨会，探讨如何使加拿大的企业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商学院选派了几名申请服务的MBA学生参加会展，我是其中一个。
在研讨会上，我注意到加拿大城市联合会会长在发言中提及他们正考虑争取发起一个“协助中国14个沿海城市的发展项目”。他发言结束后，我立即上前祝贺，并表示我是个中国人，询问他发言中提到的中国项目。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暑期工作机会，便毛遂自荐。会长当场让我寄份简历给他。回校后我寄了简历。不久，便得到回信：愿意在暑期聘用我作为顾问。我就这样在一次会展服务中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暑假工作。
（4）打好自身国际化的基础积累
在专业技能之外，还需要掌握英语这一基本交流工具，开拓视野，了解一些国际商务通用的话语、规则、礼仪，提高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另外，还要了解一些国际化企业和成功人士的案例，这在简单的就业中都有帮助：当你在面试某个跨国企业的职位时，哪怕你不是名校或是名企出来的，当你掌握了该公司的内容，滔滔不绝地分析该公司及同业的龙头、竞争者、追赶者的战略得失，核心企业家的个人风格，这不正让你增加被录用的可能吗？这甚至可能比你有名校或名企的品牌更有效用。
开拓视野，克服自身盲点
乾隆和马戛尔尼
1792年，英国的马戛尔尼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等90人组成的使团，拜见乾隆。在这次见面之中，满清统治者视野中的盲点毕现无疑。
英国人带来了最新的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都以为满清贵族会感到惊奇。但乾隆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不过是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马戛尔尼还赠送过榴弹炮等火药武器，但是当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赠送给清政府的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
双方的争议当然还包括“地球是圆的”这个话题，虽然英国人都发现了清朝行宫中保存有明朝遗留下来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传教士利玛窦所赠，明朝曾全国公开出版，上面标有英国的位置）。但乾隆依然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一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马戛尔尼归国后，曾得出如此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因此，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
事实上，正如马戛尔尼所说，清政府并不缺乏雄心，但关键在于他们“目光如豆”，视野中有一顶“内置的帽子”——自我的盲点。所以，盲点也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拥有开拓型的国际视野，也不可能有开放的国策。因此，就算见到了先进的地球仪、战舰、火炮，他们也一样无动于衷。
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视野来说，自我的盲点总是非常致命。
埃里森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做演讲时，曾创造一个新名词：“内置的帽子”，在网络上也流行一时。
他在演讲当中说：“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一个人在视野上的自我盲点，通常源于各方面的自我误区。一是被先天的客观环境主导所造成的盲点，譬如传统文明、体制文化、出生环境、生活地域等所造成的视野盲点。
先天盲点首当其冲的是文明，其次是文化传统，再次是体制。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把文明冲突当作观察世界风云的重要视角。也正如亨廷顿此书中所指出，冲突并非都是因为物质利益缘起，“文明”（或称“文化个性”）的不同也可以引起冲突。
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盲点或误区，则必须依靠文化观念的正本清源来解决。有时候，它与知识多少、品德好坏、个人好恶无关，只与文化观念有关。譬如大家都说的民族性，法国人的浪漫和德国人的严谨，这就是先天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那些文化习惯封闭的人来说，明知道创新有益，依然觉得很难接受。相反，对于崇尚冒险和创造文化的民族来说，就算个人因循守旧依旧能够取得成功，他们也依然觉得没有成就感。
著名主持人杨澜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就来自国际家庭，譬如爷爷是西班牙人，奶奶是匈牙利人，爸爸从阿根廷来，妈妈在纽约上班，这种独特的经历让杨澜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先天盲点：“我发现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同样的事物有来自于不同角度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从此，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相对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体制所造成的盲点“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根深蒂固。这类客观体制所造成的盲点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怕自己有个“富爸爸”，而仅仅10年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恨自己没有一个“富爸爸”。
“难以理解”的盲点
上海创开无框阳台窗公司的董事长应钢星从芬兰留学归来，就曾遇到过一些体制上的“盲点”问题：“我们认为很简单、应该很好理解的事，有时在别人眼里恰巧不简单，很不让人理解。尤其是你的项目业务是全新的，我们国家原来不曾有过，管理部门没有碰到过或涉及过，目录上对不上口，就会困难重重。”
“我们注册一家公司，专门在工厂里用生产线来生产一种生态别墅或木结构住宅，我把这家公司取名为某某生态别墅制造公司。问题就来了，遇到的问题是工商局不让注册，注册人员说，如果是别墅制造公司，性质如同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相关的房地产资质要求。我们努力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房地产公司，我们不买土地，不开发房产，我们只是产品制造商，把房子作为一种产品，在工厂流水线上制作，制造完成时卖出去……”
“注册人员还是不理解。我一个朋友在工商局工作，于是我只好先去向朋友说明透彻。我首先申明：这不是来走后门，我们公司从事的行业是在欧美普及程度已经很高的工厂化制造行业，你甚至可以理解成这种产品就像制造简易帐篷和蒙古包一样……幸亏最后我的朋友理解了，通过朋友的努力，注册人员也理解了，注册才终于过关。”
无论是文明、文化还是体制，先天的盲点当然可以后天解决，譬如我们可以通过出远门学习、工作、旅游的方式，来修补我们在单一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主导下所造成的价值观、文化、思维上的盲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在本国接触国际人、看世界各国的新闻、熟悉国际文化、接触国际社会和事务等各种方式来弥补先天盲点。重要的是你首先要自己心态“开放”，然后才能打破盲点，进而人生开放。否则，先天的东西还是会主导后天的行为和思维，“兼听则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种盲点则是主观因素所造成的盲点，如思维方法、个性品格、知识技能、自身利益等。“先天”的盲点，我们还可以找点借口，说这是“非战之罪”，这是“时代的局限”，这是“体制的原因”。主观的“盲点”则完全是个人原因。
“两众合并”：摆脱自身利益带来的视野盲点
2003年，同一行业同在上海的聚众传媒和分众传媒分别获得了首轮50万美元融资，随后双方扩大战线，开始了短兵相接。分众此后获得了软银中国、鼎晖创投等众多投资机构的入股，而聚众的主要投资方是凯雷。双方投资者中如鼎晖创投的创始人吴尚志和凯雷董事总经理何欣，都是此次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开放型成功者。
这场“战争”进行到2005年，双方都陷入到“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恶耗当中，而渔翁则已经出现。此前不久，世界第二大户外广告集团法国德高贝登以1亿美元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媒体伯乐和媒体世纪，从而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地铁和公交车广告。但基于自身利益带来的视野盲点，使双方都没有选择放弃较量。2005年7月，分众传媒抢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聚众传媒也不甘弱，在获得凯雷第三轮融资（此前已向凯雷融资达2000万美元）后，虞锋高调宣布在半年内上市。
聚众的上市走到“就差最后申请这一步”的时候，8月，美国高盛的一位朋友来找何欣提关于聚众和分众合并的话题。2年前，分众首轮投资方软银中国曾提议聚众和分众的合并，不过，虞锋拒绝了。高盛是承销分众上市的投行，这时话题重提，却得到了聚众上市主承销商摩根斯坦利和凯雷的同意，原因很简单：合并能减少彼此的竞争消耗，发挥整合优势，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
何欣后来在接受我主编的《财富裂变》相关采访时回忆说：“晚上半夜1点了，虞锋给我打电话，讨论此事。听得出来，他有些犹豫，是啊！这是很大的事。上市与合并，其实各有利弊，一方面上市也是指日可待，一方面合并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关键是看虞锋个人的利益得失和企业的未来如何平衡和取舍。”
最终，虞锋接受了这个必须摆脱他自身利益和感受限制的建议，同意了这次合并。2006年1月9日，聚众和分众达成合并协议，几乎控制了这个行业的全部市场，“合并后，分众股价由30元涨到70元，充分获得了市场认同，可谓皆大欢喜。”
一般而言，个人主观因素主导的盲点，主要集中在个性、认识、知识和技能，以及自身利益带来的局限上。关于如何开拓自己的视野，超越自身因素主导所形成的盲点。我将其概括为：
——有兼容心，打破个性限制；
——读万卷书，打破时间限制；
——行万里路，打破空间限制；
——上万维网，打破信息限制；
——交八方友，打破圈子限制；
——做多元事，打破专业限制。
图2-2：开拓视野的六方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1．读万卷书，打破时间限制
经济学家的学习观
法国百富勤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经济师陈兴动，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回忆在北大读书，就是因为原北大教授、现中国人才研究学会副会长王通讯的一次演讲，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学习观。
当时，王通讯在演讲中说：“现在你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学英语，算一下，如果考90分只需要花100个小时，但是要考到95分就需要200个小时，90分和95分只是5分之差，却要多花费100个小时，值得吗？为什么不拿出这100个小时再去学一门课充实自己呢?”
陈兴动就是被这段话打动了，后来，除了经济系的课程外，他还选修了生物、哲学、历史、地理、语文写作等课程，经常跑到其他系去上课，学得比那些专业的学生还认真。陈兴动认为，这种多元学习扩大了自己的基础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和思路，对日后的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世人都喜欢夸耀自己见多识广，但对于一个志在成功的人来说，需要的不是夸耀，而是真正的见多识广。因为创业中的信息，其实就来自于眼界视野，Idea的产生，经常需要外界的刺激和触动。
人生开放所带来重要优势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拥有广阔的视野，并获得最广泛有用的信息、资源、机会。
开拓视野，打破视野时间和空间限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
书是人类文明、经验、思想、智慧的传递工具。温家宝总理的座右铭就是左宗棠的名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万卷书，神交古人”。杜甫也有句名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读书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下笔”成文的素材和技巧，而是“下笔”挥就人生的思想、灵感、信息、经验、智慧。
简单说来，读书的功能有两个方面：
——实用功能。提供打破时间限制的智慧和信息，承载超过个人容量的知识和技术，成为人生教材和信息传递平台，能为我们破除视野中时间和空间的“盲点”。所以中国还有句古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修身功能。读书能够修身养性，能够陶冶性情，能够供人娱乐休闲，是很好的精神食粮，这能让我们超越性格和情商上的盲点。
开卷有益，多学博知，这是古今不变之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事事亲为，不可能走遍世界上每个重要的角落，更不可能将整个世界都放在视野之中。而几本书往往就能跨越浩瀚的时空，让古今中外的智慧诉之于脑海；几份报纸就能跨越地理，让世界大事尽现眼前；甚至你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能连接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读书对人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手握几十亿美金的橡树资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他曾经是个有名的神童，14岁从南方辗转到北方上大学。回忆大学生活，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营养就来自于“看书”。
“那真是一个很荒诞的时代，但也百花齐放。各种古典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书都有的看。我最喜欢的是哲学，黑格尔、资本论、巴尔扎克……”当时许多人都是读着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步入经济学大门的。因为以前的底子太薄，这本《政治经济学》每每读到50多页，朱德淼就读不下去了。但他不服气，于是一遍遍地看。一本《政治经济学》，他至少重读了六七遍，直到烂熟于心。
朱德淼不仅懂经济和管理，他还是个高人文素养的诗人。2007年在我们组织的欧美同学2007北京论坛上，他和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同台朗诵了一首他写的诗，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现场精彩伴奏，赢得了满场喝彩。朱德淼一向认为自己学生时代那些书没有白看：“许多的基础就是那时候开始夯实的。那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阶段，无论是逻辑上的积累、看问题的眼光还是思考的方向，都从那时候开始。”
金庸曾说过一句话：“我宁愿做一个囚犯有读不完的书，也不愿做个衣食无忧但没有读书自由的人。”
瑞尔齿科的创始人邹其芳初中毕业16岁就在工地上充当和水泥的工人，这种体力活大人都感到劳累，何况一个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而改变邹其芳命运的，正是他的读书习惯，因为业余长期保持读书的爱好，他后来才能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考上大学。邹其芳后来回忆说：“是书给了我生活的动力，是书给了我内心的踏实感，同样也是书，才使我不至于在以后的机会面前无动于衷、无所适从。”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培养的最好习惯，就是喜欢读书。而且，我自认为读书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事业都有所帮助。
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博览群书。从四大名著、唐诗宋词、三言两拍到“文革”时风行的红色经典、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以及《世界通史》之类书籍，无不涉猎。我还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因为只能看规定的“样板书”，一次，求知欲强烈冲动的我还和读书会两个同学撬开了学校图书馆去偷看禁书，结果，我们被抓住，毒打、搜家、取消班干部和入团的资格，背上到毕业前才取消的行政处分。这是我少年时代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它是和求知欲、读书欲联系在一起的。越不让读，越要读，此后，我形成了更加强烈的读书欲。随后在农村插队，我也主动订阅报纸，经常回城借书。现在，我依然保持读书的习惯，每到一个国家或城市，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当地的书店，流连忘返，有时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本书的信息都会按一定标准经过某种程度的加工，这种信息的加工其实也就是过滤。由于信息加工主体的学识水平、价值取向等各种有意无意的原因，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会被过滤掉。同时，今天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无论有多少时间、多大精力，我们一辈子也读不完整个世界一天内所出版的新书。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多读书，因为读书有用；另一方面书又太多，而且有其主观局限性，所以我们还要善于读书，懂得读书的方法，并且读书还要有目的、有选择、有思考。正如苏轼所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宋代另外一个诗人杨万里曾干脆表示：“学而不化，非学也。”
“一总、二分、三合”
爱因斯坦曾总结“一总、二分、三合”的读书法。
一总：先浏览书的前言、后记、序等总述性部分，再读目录，了解全书的结构、内容、要点和体系，对全书有个总体印象，以判断这本书是否值得读。
二分：在读了目录以后，先略读正文，不需要逐字读，尤其注意那些大小标题、画线、加点、黑体字或有特殊标记的句段，这些可能是作者自认为重要的地方。这样的目的是了解书中内容的主次重要性，以及对自己有益的部分，然后可以分清精读或略读的部分。
三合：在翻阅略读全书的基础上，对这本书已有个具体印象，这样再回过头来细读你所选择的精读部分，加以思考、综合，使其条理化、系统化，弄清其内在联系，达到深化、提高的目的。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读书经验。
通过读书获得信息的过程中，要有自己主观意识的判断、引导、加工、总结，否则就会变成“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书山有路勤为径”，但勤奋不等于乱读，多读不等于滥读。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读书要有自己的思考。因为我们读万卷书的目的是为了开拓视野，而不是给自己上一个内在的“笼子”。
2．行万里路，打破空间限制
英国人培根曾有一句名言：“对于年轻人来说，旅游就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严复则说：“大抵少年能以旅游观览山水名胜为乐，乃极佳事。因此中不但怡神遣日，且能增进许多阅历学问，激发多少志气，更无论太史公文得江山之助者矣。”
唐代大诗人李白年少时即走出蜀地，26岁“仗剑出国，辞亲远游”，花3年时间“南穹苍梧，东涉溟海”，用了16年漫游大江南北。这些丰富多彩的游历生活和广泛的社交活动也造就了他自由傲岸的性格和雄奇豪放、瑰丽绚烂的诗风。其诗歌题材之广袤无垠，想象力之奇特丰富，感情之激越澎湃，语言之清新俊逸，在中国诗歌史上无人能及。
古代没有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类传媒，交通闭塞，通讯工具落后。因此，人类要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抱负，也只能通过“读书”和“行路”这两个主要途径，以打破时间和空间对自身的限制。
“读书”和“行路”也就成为了立志的常用词，“读书人”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读书是和平年代改变命运的主要阶梯；“行路”则表示出外闯荡，昭示“非池中物”的志向。其中，“行万里路”更已经成为志存高远、坚毅卓绝的象征，是不畏道路曲折颠簸和严寒酷暑煎熬的标志，实质上意味着一种敢于冒险、思想开放、开拓见识的开放精神，换句话说，已经升华为一种开放的人生哲学。
所以，宗悫立志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岳飞立志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行路”带来当外交官志向
我至今记得母亲在童年对我们的教育，除了教导要多读书之外，还经常带我和弟弟外出游览。
由于父母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缘故，我经常有机会和弟弟一起被带到外地旅行。4岁时，母亲就带我去过北京和上海，游览长城、故宫。等我大一点，母亲又带我和弟弟去她的老家湖南，带我们参观，给我们讲她的曾外祖父——长沙岳麓书院院长欧阳厚均的故事。其实每到一处，母亲都会讲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以开拓我们的胸襟和视野。后来，即使是在乡下插队的日子，我也忘不了去邻近的农村和乡镇去开拓视野，一路爬拖拉机，搭顺风车。这些今天想起来很危险的事，锻炼了我独立的能力，扩大了我的见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梦想有一天能周游世界，后来由此定下了当外交官的理想，最终“有志者，事竟成”，也得到了实现。
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我发现，不论是孔子周游列国，玄奘西天取经，容闳留学耶鲁；还是耶稣各地传教，诺贝尔游历俄美，达尔文环球考察，都是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迎开放之人生的范例。
我的一位好友、前中银国际总裁、现三山公司创始人李山曾这样表达“读书”和“行路”带给自己的收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学生时代就喜欢的格言。人生只有一次，这期间能够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文化，是我们个人的幸运，更给了我们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的机会，给了我们参与创造一个崭新时代的力量和勇气。”
行万里路的青年李山
李山和我是同乡，都是四川人。李山青年时代在清华读书，就很注意视野的开拓，并曾计划要骑单车“行万里路”。当时的自行车是“时髦品”，李山就和三个同学写信给自行车厂商称打算骑车下江南，会有许多媒体关注，厂商如果提供自行车，等于免费打广告。此举果然得到了鞍山自行车厂的回应。校学生会为了给学生谋福利，曾从厂家直接购进笔记本、活页夹等文具用品造成了积压。于是，李山和同学全部盘下来，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几十所高校推销完毕，解决了路费问题。
准备好一切后，李山一行四人先从北京骑车到上海，一路登泰山，拜孔庙，游苏杭，再乘船到大连，最后从大连返回，行程共计42天。他们一路上遭遇了各种困难，路况不好、交通不便、旅途中没有旅店、蚊虫叮咬等等。由于成天在户外骑行，身上还“脱”了几层皮。
但是，很多年后李山都为这次行动感到自豪，因为收获很多，锻炼了胆量，也开拓了视野。他们也还成为了新闻人物，《中国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都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学校还举办了一次关于他们骑车的展览，展出了他们的衣服、照片、自行车等物件。
李山这一经历对于年轻大学生来说，从利用假期时间、解决经费和交通工具、到行万里路的过程，都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一个人不可能在孤立中成长，就像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孤立中发展。青蛙一直呆在井里，所以才会成为“井底之蛙”。一个人要永远呆在一个地方，从来没出过远门，就会“孤陋寡闻”。一个学生只生活在校园和家庭之间，就可能习惯“闭门造车”，成为不适应社会的“温室里的花朵”。一个人的一生只能习惯一种单极的人文背景，很可能就会形成一元化的思维，变成“树挪死，人挪也死”。
行路，打破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围墙，有助于成就自己的开放式人生。对于学生来说，必须要学会充分利用暑假、寒假的时间，出外实习和打工，或者出外旅游，见识世面。尤其对小城市出生和小城市读书的学生来说，出远门更有必要——假如你不希望自己未来也在这个小城市。
读书和行路向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游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向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自有私学以来，就有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学识，开阔视野。古代意义的“游学”，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留学。荀卿为赵人，先后就职于齐、楚两国政府；韩非子为韩人，李斯为楚人，求学于荀卿，后来求仕于秦；这都算得上当时的出国学习和跨国工作。古人在“求学”和“行路”中所需要付出的牺牲、成本、毅力，是今人所无法比拟的，但尤其是在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几乎所有成就非凡者都是敢于“行路”甚至不惜“跨国”的英雄，从商鞅、吴起、孙膑到张仪、苏秦等。
与东方人多在成年后游学不同的是，因为古代西方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他们的精英自古大都在少年时即开始游学。像亚里士多德11岁时即外出求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周游，掌握很多书本外的本领；一代乐圣莫扎特6岁时就随父亲和姐姐周游欧洲，开始长达10年的旅行演出；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生而丧母，从未进过学校，很小就走遍了全瑞士，到过法国很多地方，在流浪各地时阅读了洛克、蒙旦、莱布尼茨、笛卡尔等学者的著作，并结识了狄德罗、伏尔泰、孔狄亚克等许多启蒙思想家。到了近代，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3岁时就随父亲到欧洲旅行，5岁到白宫晋见克利夫兰总统；华尔街金融霸主J.P.摩根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游历欧美，广泛的阅历练就他锐利而坚定的商业眼光；正是广泛的交游帮助他们养成了精湛的学识和远大的胸怀。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呈现多样化，足不出户就可以尽知天下事。一个电话就可以马上跟千里之外的人对话；轮船、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交通工具的先后出现，则让天涯若比邻。在新的现实社会中，人们颇多猜疑，“行万里路”还有必要吗？“行路”是否已经退化为一种休闲或“旅游”的方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我认为“行万里路”依然很有必要。科技的发达，只是让“行万里路”的时间缩短，让消息获得的方式更迅捷，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存在没有意义。
日本人在学习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都舍得下工夫，而且经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少有人知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在日本经济没有萧条之时，日本每年出国的总人次超出人口的一半。我们不能不说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跟日本人喜欢外出接触外界、不排斥外来文化、追求国际化和开放式人生有关。今天的韩国人更甚，500万韩国人正在世界各地工作和学习，这竟占了人口的十分之一。
上万维网，交八方友，打破信息和圈子限制
1．上万维网，打破信息限制
最近一次科技革命，正是目前依然浪潮汹涌的信息技术革命，它把世界带进了互联网时代。仅在1995年，中国30个省市的CHINANET骨干网建设才刚刚启动，国人对互联网还一无所知。时至今日，据有关统计：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最多的国家。经过短暂的十几年时间，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如今，在网上足不出户的购物、交友、求职、工作、娱乐、读书看报已经被普及，所谓“宅男宅女”一族，过去还属于新新人类，现在已经不新鲜。可以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事物能像互联网一样，这么快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以及娱乐方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心理学教授对互联网的预言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斯密斯教授，曾在其专著《互联网心理学》预言：“就提供平等机会而言，互联网有以下引人注目的特点：在网上，相貌、年龄、种族、贫富、社会地位等所有这一切原本足以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的因素都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当某人在网上发表某种意见时，他人对其见解的判断并不会受其上述特征左右，这是一种巨大的均衡力。”
“互联网将史无前例地为芸芸众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使得小小百姓也可能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可跟一个权力和财力大得多的对手展开竞争，说不定还能战而胜之。而在互联网诞生以前，‘弱势群体’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
中国去年的“华南虎事件”也验证了这一个预言。官方的陕西林业局“鉴定”发布“华南虎”照片，结果互联网的信息共享让其难堪无比。张三质疑，李四鉴定，王五搜证据，天南海北互不认识的网民的“打虎运动”，促使相关部门不得不发表《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
实际上，网络的行为和精神，核心本质就是两个字——开放。如果没有开放，也就只有个人电脑，无所谓宽带和网络，当然也没有“互联网”这一事物。并且，这种开放是真正彻底的开放，体现了平等、自由、共享、免费等精神，尽可能地抹去了从族群的文明、文化、体制、国界到个人的年龄、身份、知识、性格、思维等各种差异所带来的阻力因素，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对于个人视野来说，网络在信息上的资源主要体现在发布和接受两个方面。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受益者，并且还不受地域、文化、官方和编辑主观意志等的限制。
因此，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将极大地充实自己的信息库，开拓自己的视野，使生活各个方面都会由此收益。譬如就业，网络求职对于求职者来说，就有方便、针对性强、覆盖面广、节省时间和金钱等好处。对于招聘者来说，也有节约成本、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等优点。2005年央视《东方时空》曾进行过一次调查，在“你最主要从哪个渠道获得招聘信息”的选项中，50%的大学生选择“网络”，而排在第二、第三、第四的选择依次为“学校公告”、“报纸杂志电视广告”、“亲友熟人”，分别占比例为21%、14%、9%。而针对企业“贵机构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招聘员工？”（可选2项）的调查中，“网络”、“报纸杂志电视广告”、“到学校挑选”、“熟人推荐”、“参加社会招聘会”的选择分别为87.1%、24.1%、22.4%、25.9%、24.1%。
在信息发布上，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记录生活，这里没有先入为主的编辑，没有卡住信息于无形之间的政审，删除永远是滞后的……换句话说，网络的世界性通用和开放，以及BBS、论坛、博客等技术的成熟，让人们获得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并且，这种发布通常近乎免费。
“人人都是司马迁”
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在2006年7月曾进行过一次以“新媒体的革命”为主题的商界名家午餐会。会上，我，还有田溯宁、王波明、方兴东、潘石屹、王中军、王伟嘉、许戈辉以及央视国际的负责人等都在一起交流。其中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的发言给人印象深刻。
她说：“我们这一年一直关注博客。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年纪最小的博客主人只有8岁，最老的80岁。这些人每天记录自己的生活，用文字，像写日记一样；用图片，就是拍照片。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人将自己每天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长此以往，通过新媒体形式，我们能得到一个由许许多多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记录下来的一个真实的社区，一个真实的城市，一个真实的国家发生的变化。”
“有人担心是不是制造了太多的信息垃圾，也有人问博客今后到底何去何从。就我自己的体会，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变成了司马迁，每个人都在记录历史。设想一下，我们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这么多人记录生活、阐述观点、抒发情感、记录历史……并且，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司马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记录历史，从而被历史记录。今后随着网络和博客技术的普及，我想人人都可以成为司马迁。”
在信息的接受上，网络的特点和优势一样明显，一样因为不受限制，而能够带来及时、自由、海量的信息。同时，随着相对于纸质和电视媒体等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这种信息服务将更加完善。譬如，你看新闻再也不需要到楼下去花钱买份报纸，并且还必须要接受该报编辑的主观信息过滤、印刷发行等环节所带来的“非第一时间”的滞后性。只要在家“鼠标”一点，信息的提供免费、及时，并且从人民日报到其他报纸的新闻在网上样样免费可见，助你“广开眼路”“兼听则明”。
当然，因为网络的没有限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良性约束的事物也会跳进人们的视野。譬如“芙蓉姐姐”等现象，再如他人发布的言论可能是恶毒的、恶意的、不正确的、没有公平立场的、侵犯隐私的，甚至可能干脆是散播病毒。但是，这些并不是网络的错，也不是网络开放共享的错，错的只是有意提供和传播这种信息的人。
唯一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必须跟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要有自己独立判断和思考的智慧与能力，必须善用万维网。用一句年度最流行的网络语来说：就算信息“很黄很暴力”，关键在于自己不要“很傻很天真”。
2．交八方友，打破圈子限制
交八方友，打破圈子和经历对个人视野的限制，也是开拓视野的重要途径。
交际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使人的思维能力、沟通能力、身心健康逐步提高，也为人的思想、思维、观念、视野的“新陈代谢”提供各种信息来源。就算从朋友那得来的大多是“道听途说”，显然也比自己“不闻天下事，两眼一抹黑”好。
生命中不能没有朋友
美国畅销书作家汤姆•拉思在其著作《死党朋友：你生命中不能没有的人》曾得出结论：大多数无家可归、婚姻失败或暴饮暴食者，都是因为他们缺少友情。汤姆•拉思的调查还总结说：如果一个人最好的朋友饮食习惯健康，那么他饮食习惯健康的可能性要大5倍；如果一个心脏病患者没有三四个关系亲密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心脏病患者的2倍。
在我去年进行的开放型成功人士大量采访研究当中，就发现善于结交朋友是绝大多数成功者共同的成功要素。尤其是商业领域里的创业者，他们不同于传统东方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从父辈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他们更多的是靠与伙伴的联合，组建一个互补的创业团队，共同筹备启动资金，或者通过朋友寻找风险投资，进而才能够获得人生成功。这也成为了一个新经济领域的显著特点：团队创业。譬如百度的李彦宏与徐勇，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共同创建chinaren网和空中网的杨宁和周云帆，E龙的唐越和张黎刚，携程的季琦、梁建章、沈南鹏等等。
“交八方友”对于生活范围局限于校园之内、却又面临走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也一样重要。大学生需要注意打破校园圈子的限制，一方面通过父母和师长了解社会，一方面通过假期实习、打工结交一些身在职场的“社会上的朋友”，扩大视野和见识。当然，这种“社会上的朋友”肯定不是街头混混。这同样是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因为任何一个大学生最终也要成为“社会”中的一员。
王冉在哈佛的学习心得
易凯资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和工商管理学硕士，在一次我们商会组织的活动中，他曾谈过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心得：
“我在学校的时候远非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功课上。我宁愿花时间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听演讲、组织活动等等。如果天天关在校园里读那点书，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浪费哈佛的经历。我觉得如果要想在哈佛的教育里最大限度吸取营养，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那些课程的掌握上，而是要把自己融进那个人文环境，利用这个人文环境能给你带来的这些特殊的机会——包括跟世界一流人才的交往、交流的机会——从而真正打开自己的视野。”
“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不应该仅仅是教人知识，比如现在我工作中所用的知识都不是那时候学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拓展人的视野从而能让人看得更远；另一方面是锤炼人的意志从而能让人走得更远。前者包括教你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后者包括培养自信、幽默感、团队精神、求索意识等等。这些都比纯粹的‘知识’重要得多。当然，哈佛生活——特别是两年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也在表达和交流以及快速阅读等方面磨砺了我实实在在的能力。”
加拿大加达国际商务公司的总裁阎长明也曾就出国留学表达了自己的建议：“很多留学生到了西方社会，就只重视学习ABC和自己的专业，课余有时间就拼命打工，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窄固定的模式里，这对于开阔视野和日后在外发展其实是很不利的。”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朋友”这个词已经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联系和接触更加频繁，朋友越多代表路子越广，因为可以跨行业、跨地位、跨国界的互为资源。另一方面，社会日渐浮躁和功利，人与人之间有太多分不清的是非真伪，也有着太多的客套、应酬、交际，以至于“朋友”的定义越来越广，越来越有酒肉朋友的内涵。
当然，上述现象只是在向我们表明：朋友，也需要有所选择；朋友，也需要分门别类。
通常来说，人们交友有两个原则：
其一，同质原则。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选择朋友的首要标准都是同质性，譬如志同道合、性格相投、兴趣相同、门当户对，或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等。知己往往也就产生在这类朋友当中。
其二，互补原则。这正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功利原则，这种交际，实际是在追求个人的能力、视野、信息、资源不足的弥补。人们也经常会寻找对自己事业有所帮助、对自己人生可能有用、对自己的不足能有补益的朋友，或者说援军和盟友。
此外，人情世故在东西方无论哪个社会都永远也免不了，所以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刘二飞的交友方式
我和刘二飞也认识多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是最早一批从北美回到香港工作的。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的交友方式很简单：决不把朋友关系商业化，同时多帮朋友，少麻烦朋友：“做朋友就要纯洁，要多为朋友着想，不能什么事都去求他们。反过来，如果他们有事找我帮忙，我绝对会倾尽全力去做。”
正因为刘二飞对待朋友真诚，反而使他的朋友愿意成为他的客户。当年中海油海外上市，与刘二飞所在公司无关，但他还是无私地给朋友——时任中海油董事长兼CEO的卫留成打电话，作出有关上市的建议和想法。后来出于各种原因，中海油第一次上市失败，卫留成就毫不犹豫地把中海油二次上市的业务交给刘二飞，刘二飞也不负所托，帮助中海油成功地上市。
就朋友而言，知友、好友、益友、盟友，这是四个不能完全等同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交“八方友”时，也需要在“同质”和“互补”之间寻找到平衡。
如果结交知己，同质原则显然最重要。但问题是，人生常常“得一知己足矣”，我们最需要面对的是多元化的人和世界，我们经常需要交往的是不同类型的朋友，尤其对于一个志在四方、志在创业、哪怕仅仅希望获取广阔视野的人来说，更是“交八方友”才能做“八方事”。
鸡鸣狗盗之辈，君子所不屑，世人所不愿交，何况孟尝君这等身份、形象、名誉的人。然而，孟尝君却不得不靠两个鸡鸣狗盗之辈从秦国脱险。可见，小人难成为好友和益友，难以信任，但未必没有合作。同理，许多好友虽然彼此惺惺相惜，值得信赖，但各为其主时，也难免沙场拼杀。
做多元事，成多元才，打破专业和技能限制
做多元事，成多元才
我以前在北大担任兼职教授时的同事王亚非是个典型的做多元事、成多元才的人，她既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助理，也是海问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和李宁体育公司的独立董事，一个很好的商界英才。而她之所以能够有多元的才能，跟她从学生时代就做多元事有关。
在读书时，性格外向的王亚非就在课堂学习之外，主动将触角从班上伸向校园以及校园之外。她参加学生会，加盟文艺部，频频参加各种校内、校外活动，积极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也由于她的性格大方，善于活动，再加上有英语优势，因此还作为全国学生代表参与了对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等重量级人物的接待工作。这些做多元事经历也让王亚非从小就收获很多——“我的视野变得开阔，我的思想也更开放了”，也因此才有她后来的多元经历。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大学毕业生放弃一份还可以的工作，甚至情愿零薪水地去做一份工，仅仅因为专业完全对口。
我感到很惊讶。
我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明星，“为了艺术而献身”；某某专家，为了研究专业技术，弃家庭于不顾；还有更多的某某人，经常指责别人做多元事，有多元爱好，从事跨专业、行业的工作，就是“不务正业”。
我更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一元化思维误区之一。专业，只是学校培养大学生为自己和社会服务的一种技能，它只是“技”和“术”；文凭也仅仅只是个认证，一个敲门砖。我们不应该把“物”高于“人”，把“术”当成“道”，把文凭看得比能力重要，又把技能看得比人还重要，最终使自己成为专业和技能的奴隶。
许多人常把专业当成终生奋斗的理想，无论是现实原因还是内心意愿，固然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把这种“忘我”强加给别人，变成了“忘人”——忘记了家人和朋友，以及忽视“做人”的根本，就非常荒谬。在现代社会缺乏情商，也就很难拥有成功。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就像只拥有金钱一样，拥有的只是单项的成绩和成就，这不等同于成功。就像人们肯定不会承认二战中那些帮助希特勒制造“杀人武器”、帮助日本人研究化学武器的科学家们是成功人士，因为他们只问科学不问人学。
不在乎诺贝尔奖的崔琦
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多年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
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
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50年代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1998年，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你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崔琦的话给杨澜带来很大的震撼，她后来多次提起这个故事：“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爱，其实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曾有过一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大论争。鲁迅对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回击，已经成为经典。这是个常识：专业、技能、艺术、技术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确实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或者事业工具，但也就只是食粮和工具而已，怎么可以“物”比“人”还重要？
其次，一个人适合做什么，也是由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相互综合来决定。外部和自身的情况都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学习，适合的专业和行业随时可能改变。譬如大学毕业时性格内向，口才欠缺，也许不适合做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不能成为谈判和演讲的专家，但是经过数年磨炼，你个性开放，口才惊人，这时还不适合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吗？
成就开放式人生的成功，我们应该做多元事，成多元才，打破专业和技能对自己的限制，并且开拓人生大视野。
做多元事使丁健的VC视野更广阔
1999年，丁健本来打算和冯波一起做VC。但就在这段时间，一起创业的伙伴田溯宁辞职前往中国网通担任CEO，亚信的董事会决定委任丁健为CEO。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丁健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暂时中断VC计划。后来，丁健辞去亚信CEO转任董事长，还做了一些天使投资的项目。等到他后来再进入VC行业时，丁健却赫然发现，过去推迟进入VC业的多元经历竟然更多的是带来收获：做多元事，有多元经历，反而开拓了他做VC的视野。
“假设我真的从1999年起开始做VC，第一，我会做得比较吃力；第二，会犯很多错误；第三，也很难达到现在这样的层次。当然你可以学习，但终究会欠缺一个环节，那就是真正带一个创业公司的经验。另外，商业数字、商业的敏感度也会缺很多。”
“我过去的经历对我做VC肯定会有帮助。因为我做过不同的位置，经历过创业、发展，上市，天使投资等不同的阶段，角色相对不一样，面对的人、问题、事情、要想的事情也在不同层面，集合起来，再做VC时，可以发现很多别人感觉陌生的东西，视野更广阔。”
从我个人来说，多元化的经历也给了我许多帮助。譬如我大学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后来留学读的是MBA，还做过中国政府的官员，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正是这样多元的经历——英语和专业能力、政府工作经验、商务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具备，所以后来我才能够成为加拿大驻香港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掌门人，再后来既下海创业，也同时担任大量社会职务，创办商会、包括兼任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都使我受益匪浅，我感到做多元化事，成为通才很重要。
在开放社会，对人才素质的综合要求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
BP中国公司化工副总裁易珉曾在和我参加的同一个讲座上说：“人才的发展已经打破学什么就要从事什么职业的僵化思想，需要把所学专业与实际职业结合起来；同时行业的界限也已经打破，这恰恰也是今后职业发展对人才的挑战所在。”
“越是尖端的东西，越需要深广的基础。”
著名数学家彭实戈一直认为：“越是尖端的东西，越需要深广的基础，到最高层次，学问都是相通的。胸中有了千山万壑，音乐家可以弹奏高山流水的曲子，画家能画出江山多娇的画卷，诗人能够写出蜀道难的诗句。”事实证明，跨专业、跨学科的学习，广博的兴趣爱好，也为彭实戈的发展打下了宽厚的基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很多同行评论说，彭实戈的思路之所以总是与众不同，是由于他受过物理学的训练，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不同于单纯的数学家。
人们能够自由换专业、换行业、换职业、换工作、换爱好，这正是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许多人总以为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业，不可以轻易改变，所以必须专业对口，才能取得成功，结果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事实上，目前中国有三到四成的人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哪怕在专业能力很强的高学历人才当中也是如此。如2007年《中国青年报》跟踪中国传媒大学的“文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问卷调查”，发现在落实接收单位的被调查者中，46.3％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学专业无关。
许多人改行也并不是因为难找工作。因为中国的大学不像西方进了学校可以再自由改换专业，许多中学生选专业时并不清楚社会形势，或者干脆就是父母和老师代选，甚至是“专业调剂”。因此，许多人毕业后再改行就很正常。总之，为了多挣钱，为了个人兴趣，出于个人特长或者人生重新定位而换专业，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很多人还因为改变专业而获得成功：譬如做互联网的张朝阳学的是物理专业，做宽带的田溯宁在学校学的是环境管理专业。
“杂家”汤敏
“有份研究报告说，到2010年，美国38岁的人，平均起码会换14份工作以上。我总不能从一而终吧，我想跳出来，可以再去尝试做一些事情。”2007年，53岁的汤敏从亚洲开发银行跳槽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我这位朋友如此解释自己的决定。
汤敏不算是个真正的教授，因为工作是兼职的；他也不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虽然他在教育方面为国家多次建言献策；他也不是个学术意义上的学者，虽然他在亚洲开发银行做的是政策研究工作。但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杂”，反而成就了他多姿多彩的人生。
“我并不为我没有在某个领域内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家而遗憾，在很多领域我都做一点，这样做有劣势，但也有优势。并不是只有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才叫经济学家，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不同的知识专家。”
另一方面，在这个工作变换频繁的年代，你也不可能永远属于一个行业、一家公司、一个职位。如果你只会做一种工作，那么你总会是最怕下岗也最可能下岗的人。《北京人才市场报》曾对大学生就业情况进行过调查，得出结论：“学生假如只有一门专业能力的话，就很难适应就业中改行的现状，在择业过程中也会受限。”
此外，就算我们的天赋、兴趣、条件，决定我们可以在某个行业某个专业“从一而终”。这当然值得赞赏，但是，多元的才能和爱好对你也并没有多少坏处，所谓“技不压身”，这只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而且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就算一直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一专多能”也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要求。
业余爱好使他在海外生存下来
上海英塔公司的总经理程东是个有着人生开放经历的人，他出生于安徽一个山区，因为周围都是山，“所以从小对山外的世界满怀憧憬”。1979年，他考上同济大学，从大别山来到上海，因为从小体质差，所以在学习间隙参加校武术队强身健体。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数年之后，这个“歪打正着”的爱好竟会成为他在德国留学的根本生活保障。
程东毕业后自费留学，当时中德单程机票五千多元人民币，而他的积蓄才两千块——连机票都买不起，为了去德国，他还不得不坐最便宜的火车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乘坐国际列车经乌兰巴托、莫斯科、华沙辗转到德国，整个行程七天七夜。尽管如此，程东在德国每天清晨依然坚持练习太极拳，而他想不到的是——“打太极拳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改观。由于我的一招一式都很轻盈飘逸，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国人观看，有人还主动要求跟我学武术。当时正值欧洲人对中国功夫感兴趣，李小龙风靡欧美，我便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教授太极拳，还为当地电视台录制了一部中国太极拳的电视教程。”
程东也因为这个业余爱好名利双收：一方面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他因此获得了“外国文化大使贡献奖”；另一方面，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安心完成学业。
对于我们的教育来说，提倡素质教育，其实就是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品学兼优、能够适应社会、有人文素养也有专业技能、懂专业而且懂得更多的人才。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就一直很重视多种才能的均衡发展。儒家把“六艺”立为必修之术，即“礼、乐、射、御、书、数”。西方的MBA教育，其实就是通才教育，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以及他所应具备的多元才能。
做多元事，打破专业技能的限制，有多元视野和才能，有多元的心态和价值观，才能真正走向人生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