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公安部成立前后（孙仲毅）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8-01- 07
1949年8月间，我和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的一批战友，奉命离开石家庄前往天津，抵天津后除部分同志留天津公安总队工作外，约有百余人包括我在内，前往北平向军委公安部报到。我被分配在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从此，便从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跨进公安门坎，由一名人民子弟兵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一、调入中央军委公安部
1949年7月6日，经中央批准，在中央军委内设公安部，办公地址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它的组织基础是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另外从军队和地方调进了一批骨干力量和青年知识分子。它的任务是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的公安系统及其工作做准备。军委公安部是过渡性机构。我们从军队来的同志，虽然仍身着军装，腰挎手枪，胸前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符号，但大家都意识到自己将转到地方工作。我当时留恋部队生活，心里不愿转业，但还是做到了“服从组织分配”。军委公安部成立时由罗瑞卿任部长、杨奇清任副部长，下属只有侦察、保卫、治安、情报四个处。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设置六局一厅，即：政治保卫局（一局）、经济保卫局（二局）、治安行政局（三局）、边防保卫局（四局）、武装保卫局（五局）、人事局（六局）、办公厅。各局级单位的领导人主要是从军队抽调的军级干部担任，有徐子荣、雷荣天、卓雄、邓少东、蔡顺礼等同志。可见那时公安部的局相当部队的军级规格。
随着组织机构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多，北平市军管会又增拨了座落在天安门前广场西侧西皮市街的原北平市银行公会（三层楼房），做为公安部部长、副部长和办公厅各处室的办公地点。开始办公厅只有副主任刘复之，后来徐子荣任办公厅主任（兼六局局长）、李国璋亦任副主任。我所在的研究室主要由刘复之同志分管。研究室副主任是王仲方（后升为主任），下设研究科、编辑科、资料科，分别由耿增泽、席国光、马焕仁任科长，后又增加白克一、韩光清任副科长。我和廉英、刘汝霖、赵孟生、庄耀明、李伸任科员，不久又调进了王岫联、董春岚、张宗德、梁燕、黎呐等同志。研究室的任务主要是：协助领导掌握、分析敌社情和治安状况，了解各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情况，研究起草各种文件、电报稿，完成领导交办事项，编印刊物交流工作经验，等等。任务相当重要和繁多，同志们终日忙个不停。由于当时的上下级、同志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心很齐，劲能往一处使，所以忙起来也不觉得累。闲暇时，大家三三两两去参加舞会，打乒乓球，学习射击、游泳，冬天有时到北海公园滑冰，摔个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每当想起当时那种官兵一致、团结互助的关系，仍向往不已。
二、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最难忘的一天是参加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当天，我们军委公安部的同志着装整齐，列队排在天安门广场，同首都三十万军民共度这一盛大的光辉节日。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领导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电台播音员丁一岚进行实况播音，她激动地说：“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沸腾起来，欢呼声经久不息。
沸腾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后，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军乐队立即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的乐曲，在天安门上空回荡着。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当广场上30万人肃立致敬，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54尊山炮齐放了28响。54尊山炮表示当时已知的我国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升旗和礼炮响过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随后，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穿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蓬汽车，驶过天安门中间的大门，通过金水桥。在金水桥南边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立即向朱德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聂荣臻总指挥的同车陪同下，朱德总司令出东三座门，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按顺序检阅了肃立受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检阅完毕，朱德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宣读完毕，分列式开始。
受阅方队在火红的军旗引导下由东向西而来。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紧接着是一九九步兵师。战士们组成四十个方阵，携带着缴获的各种武器，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步兵师通过后，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的队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相继接受检阅，阵容颇为壮观。当战车师通过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架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与地面部队相呼应。这次阅兵式历时两个半小时。接着，由首都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等各界群众组成的方阵通过了天安门。
当大会行将结束，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向群众告别时，再次激起人们高度的热情，广场的群众纷纷拥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边，都想真切地目睹开国元勋们的伟人风采。我们公安部的同志还特别看到罗瑞卿部长站在毛主席的身后，不禁使人联想到保卫国家、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建设的重任，不仅要靠人民解放军，同时也落在人民公安战士的双肩，心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三、公安部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开国典礼过后半个月，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后称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这次会议从10月15日开始，到11月1日结束。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研究了公安机关和公安部队的建设问题，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是一次开辟新中国公安工作道路的重要会议。到会的有各战略区和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公安机关以及华北军区保卫部门的负责同志，包括许建国、周兴、卜盛光、谭政文、汪金祥、李启明、李士英、陈养山、张明河、王再天、冯纪、叶运高等。公安部正式出席会议的有罗瑞卿、杨奇清、蔡顺礼、雷荣天、刘复之。这些同志大都是公安保卫战线的老前辈、老领导，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保卫党、保卫红军、保卫苏维埃、保卫根据地的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会前有人曾担心同这些老革命开起会来不大好掌握，但事实上罗瑞卿部长凭借他的威望和能力，使会议开得很顺利，最后由他作了总结报告，中心思想是组织队伍，建立新中国的公安工作。
会议期间，毛主席、周总理、董必武、聂荣臻、李克农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同志，并谈了话，朱德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鼓舞。我们研究室的王仲方、耿增泽同志参加了会务工作，有的同志到会做了记录，都感到
受益匪浅。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隶属政务院（1954年11月10日，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隶属于国务院）。
11月1日，公安部启用印信，开始办公。四天后，即11月5日，在原银行公会礼堂召开了公安部正式成立大会，有300多名科员以上干部参加（当时公安部有近500人）。罗瑞卿部长亲自主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罗部长号召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高度，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对敌斗争形势出发，论证了公安机关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责任。他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民主的，对反革命要独裁，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一定要强化。今天公安部成立大会，全体干部要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他还指出，全国胜利了，我们虽然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阶级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秘密武器还未解除，国内敌人公开打仗不可能，但组织特务阴谋破坏会更加紧，帝国主义特务活动也会加紧。所以要成立公安部，要有很强大的有能力的公安部，担负起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利益的责任，成为政权的一个有力支柱。政权的拳头有二，一为军队，一为公安部门。他特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指示，明确指出，如果公安部门完不成任务，政权一样可以丢掉。因此我们要搞得很硬，敌人敢于捣乱破坏，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二是，告诫大家要安心工作，不要“按”心工作。他批评了有些同志认为公安工作不光明，和旧警察相提并论的错误观点，说明人民警察与旧警察的本质区别，要求这些同志克服清高思想。他还批评了有些同志认为做公安工作没有前途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出革命者替人民办事就有最好的前途。此外，他要求大家遵守公安工作纪律，树立艰苦奋斗、埋斗苦干、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要努力学习，提高理论、政策、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杨奇清副部长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建设我们的思想，建设我们的业务。
听了罗瑞卿部长这篇针对性很强的讲话后，与会同志们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不仅懂得了什么是公安工作，而且也认识到仅仅做到服从组织分配是不够的，还必须真正安下心来，准备长期做公安工作。记得罗部长多次表示他要带头做一辈子公安工作，也要大家下决心，“进了公安门，埋在公安坟”。事到如今，我已从事公安工作五十年（1995年离休后一直被回聘工作着），看来最后的归宿是要埋在公安坟了，算是彻底响应了罗部长的号召。
罗瑞卿部长讲话后，按照大会议程是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合影是在当年称作“大陆银行”的楼顶上进行的（今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楼顶有大座钟）。这张照片历时五十年，虽然已显陈旧，但却十分珍贵。每当我拿在手中，辨认一下同志们的面孔和姓名，回忆当年相处时的往事时，心底无限喜悦和感慨，虽然有些同志已离开人世，有的已无音讯，但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同志包括一些老领导至今依然健在。目前还在公安部的参加过建部大会的老同志有：席国光、姚伦、王仲方、肖彬、孟松涛、王韦、赵森立、孙仲毅、毕实宜、耿增泽、王岫联、时克、李国良、石明禄、孙振、聂振林、梁星楼、张珍、蒋嘉森、刘洁泉、石广平、王啸、焦文山、孙鹏飞、姚艮、王志民、佟宗仕、董妙玲、程建华、王若愚、种银广、丁绍斌、张效勤、陈德、刘耀波、亢顺德、马福水、廉英、冯世铎、佟静秋、王惠芝、庞文秋、张纯蔚、陈才有、赵亚彬、孙秀、鲁隆庆、董春岚、秦祖仪、王志刚、苏金城、刘书符、柏遇春、安宝炎、王力展、王爱民、刘德荣、严淑梅等。
四、建部后的繁重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后，积极贯彻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精神，工作更为繁忙。为了便于工作，1950年5月，公安部的办公地点迁移到东长安街14号的原英国兵营，后来又将相邻的英国代办处用地拨进来，区域扩大，构成如今公安部的地址，容纳了更多的局级单位进驻办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急需迅速恢复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妄图复辟，疯狂地进行反扑。残存在大陆的反革命势力虽然遭到一定打击，但仍大量存在，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破坏。农村封建势力也很强大，极力阻挠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国际形势也不和平，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东北的家门口。国内外敌对势力内外呼应，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巩固。然而，一些地方在对敌斗争中出现了“宽大无边”的偏向，群众很不满意。因此，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顺应民心，毅然决定对反革命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于1950年10月10日出
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公安政法机关全力以赴，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反斗争，给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彻底地打击，杀了一大批，关了一大批，管了一大批，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镇反的伟大胜利，巩固了人民的政权，给土地改革撑了腰，支援了抗美援朝，保卫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通过镇反，公、检、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信，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广大干警也经受了锻炼，在实践中提高了思想政策水平，学会了如何运用斗争策略，养成了良好的作风。当时，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特别紧张，了解镇反情况，编写镇反简报，每星期都要起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镇反进展情况的文稿，有时要下去检查镇反中执行政策的情况，等等，真是日以继夜地忙碌不休。但正是在这次镇反的工作中，象我这样的青年干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把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对敌斗争要稳、准、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不讲报酬等一套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铭刻在心中，掌握在手中，受用了一辈子。
从公安部成立到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迭，会抹去人的一些记忆，但也会给人留下一些深深地烙印。1988年12月间，曾经在办公厅研究室工作过的同志，在公安部有一次难得的聚会，其中不乏建部初期的老同志，共同回忆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刘复之、王芳以及王仲方、陆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大家，并合影留念。这些老同志，黑发时曾工作在一起，白发后又欢聚一堂，见面后格外亲切，互相问长道短。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大家有一个共识：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成功、有欢乐，也会有失误、有沮丧，并不总是平坦的。重要的问题是，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永远同党和人民站在起，奋发努力不停步，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不会落在时代的后边。这次聚会后，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0年，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在欢庆建国和建部五十周年的日子里，衷心祝愿全国的公安工作更上一层楼，公安机关更加坚强有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改革开放中更加繁荣富强，以东方巨人的雄姿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