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怀念那些读书的日子(中国青年报 20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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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南        2009年1月8日~10日,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张恺欣摄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3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1/4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1/5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赫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未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竟对他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备受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儿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遭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药了吧?    说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6000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嫪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中),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我听得一蒙,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双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有人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20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藏书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于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1980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批人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那批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10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10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吗?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1972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1968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1972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嘛,干部嘛,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嘛,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中,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致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致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的声音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不必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原文题为《漫长的假期》,限于篇幅,有删节)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1/14/content_25084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