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道：能上能下 1

权道：能上能下
作者：文特
第一部分、总论
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对精彩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有人希望活得自在舒适，有人希望有权有势，有人则希望富甲一方……所有希望的实现都有赖于个人的努力，而努力的方法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努力得到回报，这就要看您的努力是不是能够用到点上了。在这本书里，我们就来和您谈谈怎么在广阔的大千世界里自如地上下。
首先要提到的问题是如何为人处世。这是个古老的话题，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却拥有独特的意义。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谙熟现代处世经，如果抱一本“老经”办事，或是按自己习惯的做法去做事，往往会到处碰壁。
大变革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过去整齐有序的一切今天都被打乱了，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却打上了问号。
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个人或群体的先天优越性消失了，它极大地唤醒了人的个体意识，为社会成员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机会平等的良好环境。但是，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新的矛盾、新的危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夜之间就被推入了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太快的变化，太强烈的反差，让人难以适应。在这样一个快节奏运行和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们都感到了人生之沉重，生活之艰难，命运之不测，但他们又要努力维持起码的心理平衡。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世，首先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人们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可超越别人，但是个人的体力、智力是有限的，他必须在群体活动和交往中得到发展。个人所遇到的困难、危机，必须得到他人或集体的协助、支待才能解决。所以，人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也就是要协作。
因此，在竞争中，一方面要发挥每个人的智能、才能，力求成功，另一方面又需要善于同他人协作、互助，增长群体情感的合作精神。竞争本身就需要互助、鼓励和支持。在人际关系中增长才干，做出成绩，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学的要念的处世经。在现代社会中，处世经就是传授这种又竞争又协作的本领。
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因为大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如同事间上下级之间复杂的合作关系；同僚间又竞争又应酬的艺术；企业中与多方面的合作相处；交友不可太淡，又不可太亲密；职位较低的怎么做才能迅速地升职，职位高的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位置更稳固等等，都是现在人际关系出现的复杂问题，是很难处理、很难把握的，其中有颇多学问和技巧，需要我们以现代的道德观、价值观，去研究、探索、处理。
我们要努力探索现代为人处世之道，在竞争中力求减弱消极面，发展积极面，使人们在这开放的社会中，避免或减少冲突与对抗，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宽容。这就是现代为人处世的基本内容。只有先熟悉了处世之道我们才能谈及更为深入的话题，那就是为官之道。
何谓为官之道？孔子在《论语》中说：“政者，正也。”意思是为官从政之道在于“正”。孔子这一基本思想，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政治道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俗话说：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没有正直的人格做底子，为官从政就很容易走歪路。而要保持正直的人格和官德，首先就要做到公正无私，爱憎分明。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都把勤政为民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宋代政治家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明了从政为民的忧患意识。同时，为官走正道还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有的领导对下属高标准，对自己却低要求；管别人头头是道，管自己却马马虎虎，最终走上了自毁之路。因此，领导者一定要严于律己，光明磊落，树立善恶分明的是非观、刚直守正的节操观、忠诚守信的人际观，把握住操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常存“慎独”之心，保持清醒头脑，走好从政为官的人生路。
官，还有管的意思。做官以后，可以管人、管事、管社会、管国家。甚至做官的人，他也可以无事不管；能管，总是比人大，比人好，因此谁不乐意为官呢？但是，官者，也有很多的分别，有大官、小官；有好官、坏官；有清官、贪官；有能干的官，有无用的官。不管官的种类有多少，做了官以后就会有权、有名、有利，甚至有人形容做官的人是“上中前”之谓也。做了官之后，有人请他吃饭，他应该坐在上首；有人请他照相，他要坐中间；有人跟他一起走路，要让他走在前面。因为做官可以“上中前”，故而何人不羡慕，何人不想为之呢？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做什么都没有做官来得受用，因为做官有名、有权、有利，就算是学者，也不如官，所以“学而优则仕”。学问好的人，他就会想要做官，做了官之后就能光宗耀祖，荣及家人，即连朋友也可以沾沾光。苏秦说得好，贫时父母不以为子，嫂嫂不以为叔，妻子不以为夫；但做了大官以后，社会权威，人人畏惧，可见做官多么重要！
官，也有好多种类，有的摆官架子，有的官僚气息浓厚，有的重视官誉，有的旨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的一心想要为民服务，有的希望借着做官立功、立德、立言。但也有的人做官，他重视权力名位，希望借着做官大捞一把。李宗吾先生说，所谓做官，先要学“厚黑学”，也就是说，做官的人，脸皮要厚、心地要黑，才能做官。其实也不尽然，历史上的大官将相，如张良、萧何、诸葛孔明、魏征、张骞、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甚至包青天等人；在历史上能人很多，不能用“厚黑学”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其实，做官还有很多的学问。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要做到“能上能下”。
能上，就是指在职位比较低的时候做好积累的工作，让自己更为充实，具备升上去的能力；能下是指已经身在高位的领导不要骄傲，要熟悉下级的工作和技能，要抱着时刻被降下去的心态，这样才能服众，才能做得长久。
我们将在书中和您探讨要做到能上能下首先要具备哪些素质，其次再告诉您一些最忌讳做的事情，相信您一定能从中获得启发。
既然我们所讲的是能上能下，那么必然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在下位的时候要不断地锻炼自己，充实自己，增加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升官的必由之路。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呢？那就要先具备几种必备的素质。
处事大气，是第一条要具备的素质。做官和做其它事情一样，需要魄力和气度。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说他小家子气，办不了大事，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处事大气的重要性。如果做起事情来畏首畏尾，犹豫不决，一定会浪费很多机会，人生的机会是有限的，都浪费了自然无法成功。一个领导要有领导的气度，办事情总是拖泥带水，斤斤计较的话很难让自己的下属都心服口服，那么领导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了。
处事大气固然重要，但在多数情况下不会有机会让您总是大刀阔斧地做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您具备知人物明时务的素质。虽然身在下位，但是心可不能甘于下，您要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要关心领导在干些什么，要关心周围的同事在干些什么。没有人希望自己总是做低职位的事情，人人都想升官发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具体怎么做就有很大的学问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只是您一个人想升官，您周围的同事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您不关心他们在做什么，很可能他们是在计划着怎么让您出丑、怎么陷害您，人家在暗，您在明，自然对您不利。同样的，领导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如果您不晓得领导的喜好，偏偏做一些他最讨厌的事情，那怎么可能得到提升呢？只有知人论世，才能掌握先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一个领导他本身要有多方面的本领，不然的话，很容易让自己的下属看不起。那么作为下级的您既然想成为一个领导，也要朝着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不光是自己的工作领域，在其它的方面也要培养自己的能力，简单来讲，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能喝酒的人才能办大事”，喝酒也成为了一种衡量人能力的标准，很多合同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如果您特别能喝，酒桌上缺不了您，那领导一定会常带着您，和领导的关系近了，还愁没机会升吗？
其实，对于一个领导来讲，最难做到的可能就是不徇私情。既然做到六亲不认，铁面无私是一个领导的必备素质，那么作为下级的您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培养这种素质，这样才不至于以后做了官对待私情的问题时手足无措，甚至犯错误。另外一个您要培养的素质就是敢于进言。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现在的领导不是拍马屁都能蒙骗的，您必须拿出点真才实学，哪怕是反对他的意见，只要您言之有理，一样会得到领导的赏识。
具备了这几样素质后，您在下位的时候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工作了。但是我们还有几点关于做事情的注意事项要说明。想升官就一定要得到领导的赏识和认可，而得到认可必须通过一些业绩来实现。当机会出现在您面前时，千万要冷静沉着，往往是别人都处理不了的问题您处理了才能让领导注意您，但一般来说这种事情都是比较难办的，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在这个时候，您需要临危不乱的气势，只有头脑冷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有了正确的决策以后，也不要得意忘形，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去做，有时候一丁点小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所谓“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为了美好的前途，一定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如果您再能够时常注意团结自己的同事，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网，那么成功就指日可待了。最后还要提醒您，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称职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心，也有一些领导根本就看不起自己的下属，他们可能根本不想提拔您，只是想最大限度地利用您，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您自己具备了良禽的素质，但还要有“木”来“栖”才行啊。
讲完了怎么样能上，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能下。其实，能下的意思并不是让您真的从高的职位降下来，它和能上是相辅相成的，能下是保住上位的基础，兵法里有以退为进的战略，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想坐稳自己的位置，就要了解下面的意见，下面的人在干什么、想什么，只有把自己下面的人都搞清楚，坐在上面才会心安理得。
不少领导都有这样的想法：我的这些下级，不但办事经验不足，学识、眼光也不如自己。基于这样的认识，很多事情都不能放手让下属去做，生怕出现错误，弄出麻烦。他们时常告诫下属，大事小情都要向他汇报，由他来做最后决定，这样才能将损失减至最低程度。
当然，对自己的决定和设想有信心，相信它一定能够成功，这是很好的。作为一个领导，必须有责任感，管好一切事情。但这种工作方式是不可取的，它容易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放手让下属去做，认为只有自己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久而久之，就会把部属培养成惟命是从的傀儡。在现实生活中，下属的意见可能会对你的决议有所助益，或使你的方案更好，如果不管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排斥，就无法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上司对部下提出的建议一定要谨慎对待，认真研究，如果切实可行，不妨采用其方法。而且，当正为一件事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尤其需要这样做。
能够激发下属智能并能驾驭下属的领导者，无疑是高明的领导者。对下属的建议一味挑剔，或假意肯定，实则否定，弃之不用，永远不可能有出色的人才出现。不仅如此，那些原本有潜力、可造就的人才，也会因为这样的上司而失去成长的机会。这样，不但下属难以进步，就连上司自身也没有突破的机会，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作为一个上司或经营者，应具有聆听部下不同或者相反建议的气量，鼓励员工多提意见，集思广益。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确实不容易。身为上司，下属提出建议就直接采纳，往往有失面子。有人说，如果什么事都按下属的提议办，还要我这个上司干什么？不过，仔细想想，上司的这些顾虑其实都是多余的。首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能力和才干都是有限的，虽然是上司，也不可能在各方面都比下属优秀，说不定有些方面下属的经验比上司要多，而这时如果不加以重视的话，往往就要吃亏。其次，即使采用了下属的建议，但做决定的仍然是上司，而且能使这些设想变为现实的也只有上司，绝非下属。开发众人智能，诚心接纳部属的合理化建议，不但能使事情顺利地进行，而且能得到善用人才的美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这样做才是上司最大的荣耀。
其实，在社会上很多机构都拥有优秀的人才，但不能说这些机构就是优秀的机构。因为有些管理者往往缺乏这种气度，使公司里的人成了附庸和应声虫，优秀人才无法体现其优秀而被埋没，机构也就谈不上优秀了。
众人智能肯定要优于一个人的智能。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肯定胜过一人独办的宴席。好的上司在于善用下属的意见，挖掘他们的潜力，使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绝不是倾尽自己的才能唱独角戏。只有善于利用下属人员的智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带来理想的效益。
当然，在听取意见，任用人才的同时要注意全面，不可偏听偏信，一旦碰到了自己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多听听其它的声音，让比自己更适合的人去做，有屈己让贤的胸襟，这样才算是一个优秀的领导。
作为一个领导，对政治策略和手段的运用，是获得成功的有效工具。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不可取，但没有政治经验与手段，如求生存似地，出于本能地对待政治，实也是无能的表现。对政治策略和手段的运用，是为政者获得事业成功的有效辅助，就如有用的技术一样，为政的手段用于适当目的时，它带来的效果常是不可估量的。
吕不韦是秦时有名的相国，是弃商从政的典型人物。有趣的是，他进入政界采用的是“人弃我取”的生意经。他在一次经商中，遇见了当时的秦昭王之孙安国君之子异人。异人是被立为太子的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被当做人质困于赵国。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就主动拜访，给予资助，并出巨资为其到秦国活动。钱财和计谋打动了最受安国君宠爱但无子嗣的华阳夫人。吕不韦让异人穿华阳夫人出生国楚国的服装谒见。华阳夫人深为感动，改异人名字为子楚，并以其影响力，使子楚被立为太子。这便是后来的庄襄王。吕不韦此举被认为是善于投机，但其手腕确实高明。客观上使后来秦之政权交替得以顺利进行，并使秦能够一直保持其安定而成为西方的诸侯强国。实际上，秦国也正是由于不断吸取了如吕氏似的政治权谋人物，才得以最终统一了天下。
在吕不韦之前，秦国就曾出过一位杰出的政治战略家范睢。他提出的“远交近攻”的大战略，成为秦最终统一全国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或许可以说，被六国称为虎狼的秦国，正是依此众多的政治权谋人物才得以逐渐强盛起来。
无论评价如何，对政治家来说，政治战略和政治手段实是求取发展的智能表现。它要求于为政者的，是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中国历史上《孙子兵法》、《黄石公三略》、《三十六计》等等，不仅是军事书籍，也常常运用于政治的谋略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因“口蜜腹剑”、“指鹿为马”而为人不齿的奸相，历来为人所唾骂。但对于为正当目的、为民生社稷而采用的政治手段则不仅传而颂之，并视为瑰宝。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传统经验。计谋，也是不可多得的智慧，在优秀的政治家那里，它往往会成为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里所指的自知之明并非仅仅是谦逊，其中要剔除自负、傲慢、狂妄和刚愎自用。因为只有出于自知的谦逊态度，才易于受到别人的拥戴。自我的认识和肯定是人所共有的心性，但在中国人看来，单单如此尚且不够。中国的古人很注重内省的工夫，这种内省是修养自身德性的必备手段，是人格充裕和健全的表现。中国古代的为政者，在这方面是极富智慧的。
鲍叔牙推荐管仲为齐相，后人一般只单纯从知己之交方面给予注重。实际上，鲍叔牙之推荐，是出于齐桓公霸业的慎重选择，也是他极富自知之明的表现。当时，桓公慌忙即位，急于找到有才干之人辅佐。他想以鲍叔牙为相，鲍叔牙知道后，很诚恳地说：“我是平庸之辈，现在国君施惠于我，使我享此厚爱，那是国君的恩赐，但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不行，还得请管仲。”齐桓公很惊讶：“他是我的仇人吶！”“他才是天下奇才。”鲍叔牙说，“他有五点比我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取信人民，深得人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从鲍叔牙的推荐，我们不难看出，他所看重于管仲的，是其治理天下的品德和才能。他表现出的，不是对权力的追求，而是于社稷民生有利无利的选择。即是说，鲍叔牙的自知乃是一种德性的表现，决非单纯的友情所能涵盖。后来，管仲生病，齐桓公去探望他，并让他推荐继承者。管仲说：“知臣莫过于君，知子莫过于父。请君王告诉我，你打算用何人？”“鲍叔牙如何？”齐桓公问。“不行，鲍叔牙性格刚愎，又感情用事。刚，则无法厚待人民，愎，则无法专心；容易感情用事，人民就不能心悦诚服。”由管仲的临终之言，我们可以明白，鲍叔牙对自己的评价不是谦逊，实是其内省的客观界定。
生活中，能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需要极高的德性和高深的智慧。
唐朝有个着名的宰相叫姚崇，他富于求实，力除积弊，政绩蜚然。一次，他问僚属：“作为宰相，我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可否比得上管仲、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不能施于后世，但可保到他们死时。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究竟可与谁相比呢？”他坚持问。“你可以算是救时宰相。”姚崇不觉叹息，但仍高兴地投下笔说：“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做到吗？”在姚崇，这种兴奋，是有所肯定的自知之明的表现。对于领导者来说，不自以为是，不过分谦逊，以德性的修养为基础，富于内省和自我肯定，是难得的。这在现代，也是正确的为政之道。
一个人富于自省的自我评价，时常是很困难的。身为领导者，出于德性的自知之明，也愈加重要了。因为只有出于自知的谦逊态度，才易于受到拥戴。当人们都重视自我肯定之时，富于修养的自知，未必不是一种易为人接受的品格。
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兴，善用人者为之下，是为不争之德。”谦虚、宽宏、不争，是领袖的重要操守。人们时常谈及政治家的气度。的确，对于政务繁多的政治家来说，宽宏待人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是必备的素质；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只为一己的利益，势必会陷入勾心斗角的纷争，这样的人，是注定成就不了大业的。
廉颇、蔺相如的事迹是人所熟知的。渑池之会后，赵惠文王更加信任蔺相如，拜之为相国。廉颇很气恼，认为一个宦官手下的门客，仗着一张嘴，竟爬到他的头上。他曾愤愤地说：“有朝一日，在朝上碰见他，我非给他个样子瞧瞧。”蔺相如知道廉颇嫉恨自己，所以称病不朝，不与廉颇见面。在路上相逢，也远远避开，他的门客不高兴地说：“给你当差实在受气！我们气量小，只好向你告辞了。”蔺相如说：“我敢在秦国的朝堂上责备狠如虎狼的秦王，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你们知道，强暴的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还不是害怕我和廉将军吗？我这样是宁愿让廉颇，不愿亡赵国呀！”赵国一名叫虞卿的名士知道了，去见廉颇，他说：“若论功劳，蔺相如比不上将军；要论起气量来，将军可就比不上他了。”他把蔺相如的话学说了一遍，廉颇觉得很惭愧。后来，就有了“负荆请罪”的故事。因为蔺相如宽宏的气度，廉、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交，使赵国得保十年的平稳和安定。
虚怀若谷的气度是一个领导应有的修养，应该说，也是待人处事的明智的选择。陷入纷争的漩涡而两败俱伤，不仅无益于个人的发展，对事业也是极大的损失。蔺相如之宽宏大度，就是基于对社稷国家的注重。一切从事业出发，那么恩恩怨怨就会少得多，政治生命也就能够得以延长发展。
中国古代的名臣是深知此点的。唐代着名宰相狄仁杰就是位富有气度的杰出人物。狄仁杰在豫州时，政绩突出，但却被贬降职。后武则天提拔他为宰相。武则天说：“你在豫州的时候，办了许多好事。可是，有人谗毁你，你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臣不愿知道。如果臣在豫州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请陛下指出，臣愿加以改正。如果陛下认为没错误，那就是臣的快乐了，臣又何必要知道谁是谗毁者呢？”武则天听了，深为狄仁杰的气度品格所打动，也是由此，狄仁杰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因为缺乏法的精神，容易相互倾轧。这实是一大弊端。虚怀若谷、宽宏为政给予领导者的启示，不单是政治素质的需求，也是发展事业时一种新的视野和基础的确立，它可以使人获取信任、谅解以及对心性的真诚慰藉。
不争之德是一种超乎常人的谦虚、宽宏态度，亦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德行。谦虚、宽宏的气度是获得众望的根基。一个惟我独尊的领导者，是绝不能得到众人推崇的。
在清楚了能上能下的含义之后，我们还将总结一些“上下箴言”，相信您一定能受益良多。不过在这里，我们先不一一细谈，具体的箴言警句您就要自己去慢慢体会了。
第二部分 能上能下的资质
第一章 在下位要具备走上去的实力
讲实力大概是最近两年流行起来的一个词语，我们经常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看到这个字眼。的确，没有实力在目前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所谓的实力到底是指哪些东西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有几种素质是渴望成功的人必须具备的，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就将向您传授一些经验，希望您能从中得到启发。
人生总是在起起落落中度过，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每当我们身居人下的时候，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成为人上之人，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要能成为这样的人首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和周围的人共事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首先您要具备处事大气的素质。
第一节  处事大气
讲实力大概是最近两年流行起来的一个词语，我们经常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看到这个字眼。的确，没有实力在目前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所谓的实力到底是指哪些东西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有几种素质是渴望成功的人必须具备的，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就将向您传授一些经验，希望您能从中得到启发。
人生总是在起起落落中度过，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每当我们身居人下的时候，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成为人上之人，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要能成为这样的人首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和周围的人共事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首先您要具备处事大气的素质。
让我们先来看一则故事。
公元４３９年三月，北魏的皇帝派遣使者到北凉，却听到北凉的君主沮渠牧犍正到处造谣说柔然国的可汗去年成功地打败了魏帝，到现在北魏还是一蹶不振。使臣将这件事情如实禀告了魏帝，经过朝廷大臣们商议，决定依从崔浩的计策，出其不意，乘虚攻打北凉。六月，魏帝率兵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出发，大举进攻北凉，同时魏帝还命令人写信遣责北凉君王沮渠牧犍，列数他的十二项罪状，劝说他亲自率领群臣远迎魏军，才是上策。随后北魏大军从云中渡过黄河，于七月至上郡属国城（汉朝置属国于上郡以安置降胡，称属国城），留下辎重，部署诸路军队：任命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尚书令刘吉与常山王拓跋素为前锋，两道并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源贺本来是已经去世的南凉王秃檀之子，南凉原据姑臧，后为北凉所占。源贺对魏帝说道：“姑臧城的旁边有四个鲜卑族部落，都是我父亲的旧民，要是大王派微臣前去劝降的话，他们一定会听我的，归附大王。”魏帝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点头。
另一方面，魏帝的部队也没有放松。八月，拓跋健攻克了河西地区（即河西走廊与泊水流域一带），那里畜产丰富，可以当作一个基地。这样一来，北凉的形式就非常危险，但是北凉王仍然不肯出来迎接魏帝，他一面派遣使者向柔然求救，一面派他的弟弟征南大将军董来领兵一万在姑臧城南和北魏军展开大战。由于北凉士兵都很清楚战局，所以刚刚开始打仗就望风而逃，北凉军大败。
魏帝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乘机一举拿下北凉，而是继续派遣使者劝说北凉王投降，沮渠牧犍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刻，出使柔然的使者回来告诉北凉王说柔然国将攻打北魏边塞，这个消息让北凉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这次魏帝一定会撤退军队去和柔然国开战，所以下定决心不投降，还命令士兵关闭城门死守。
魏帝看到北凉王没有投降的意思，心中非常不解，直到得知了柔然国进攻边境的消息后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正当魏帝犹豫不决的时候，北凉王的侄子沮渠祖城投降了，魏帝也明白了城内的情况，他知道这个时候北凉国内部已经分裂，无心打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下令分兵围攻北凉都城。边境方面，由于源贺将四个部落的鲜卑族人都招降了，他率领着将近三万人驻守在边境和柔然国对抗，这样魏帝就可以专心攻打姑臧城了。九月，北凉王沮渠牧犍的另一个侄子沮渠万年也率自己的部下降于魏。姑臧城不攻自破，走投无路的北凉王最后只好率文武百官出来投降。就这样，历经３９年的北凉王朝灭亡了。接着，北魏军又攻克了张掖、乐都、酒泉等地。至此，北魏统一了北方。西晋末年以来历时１３５年的十六国时期结束。
从上面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身为一个君王或者领导一定要具备处事大气的风范，否则一定会耽误全局。故事中提到了两个国家的君王：北魏的国王和北凉的国王。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两个君王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北魏的君主在整个战局的把握部署方面都要胜出一筹，这场战争从开始的准备到最后的胜利都体现了他的大局观，同时也告诉我们只有处事大气才能成就事业。从北魏决定攻打北凉开始，魏帝就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不仅做了军事上的部署，还让人写了北凉王的１２条罪状，从道义上也使敌人处于下风，并且劝说北凉投降，摆出了避免战争的态度，其实本意是希望动摇敌人内部的军心，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了，最后北凉王的两个侄子都投降了北魏。在分配军队上魏帝考虑得也非常缜密，有先锋，有后继，另外还派人做向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向导的源贺不仅成功地劝降了鲜卑族部落，而且还在对抗柔然国的进攻中充分发挥了作用，使魏帝不用分心，可以专注于攻打北凉，在战争的天平上又为北魏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在战争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不利于北魏的形势，柔然国进攻北魏边塞，按照常理魏帝应该退兵去支持边塞，但是正是魏帝的处事大气，临危不乱，继续攻打北凉，再加上源贺的因素，致使北魏最终取得胜利。魏帝并不是一味地强攻，也利用一些分化敌人的政策，边打边劝降，使敌人的军心进一步涣散，最后一举击溃，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您是一位办公室的领导或者一个企业的总裁，您也会经常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不管是商场还是政治舞台，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您都有自己的敌人，在遇到对手的时候您可以想想刚才的故事中的魏帝，您是不是会有所启发呢？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故事。
三国时候著名的战役官渡之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东汉建安五年（２００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击败袁绍主力。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它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相信这个故事能让您更为理解如果没有做到处事大气的后果。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相继击败了吕布、袁术等，占据兖州、豫州、徐州，逐步向黄河以北扩展势力。而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击败了幽州公孙瓒，拥有冀、青、并、幽之地，这时的袁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依仗自己地广兵多，急欲南下攻打曹操，企图进占许都，夺取最高统治权。
建安四年，曹操为牵制袁绍后方，以汉献帝的名义命令渔阳太守鲜于辅为将军，掌管幽州６郡。四月，曹操派部将曹仁率军北渡黄河，将刚刚归附袁绍的眭固斩杀，随后亲自率军占据战略要地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以魏种为河内太守领兵驻守，巩固了西北边界。八月，曹操通过侦察获悉袁绍正加紧筹划大举南征，于是亲自统军再渡黄河，先机抢占冀州重镇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又令部将臧霸攻克青州临淄、寿光等地，以巩固其东翼；曹操还派部将于禁、刘延分别率兵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以阻击袁绍军南下。九月，曹操返回许县，部署兵力至官渡设防，以防卫许都。十一月，曹操又安抚初降的南阳割据势力，笼络荆州刘表保持中立，以解除侧后之忧。
建安五年正月，曹操趁袁绍决策迟疑之机，率师东征，一举击败联袁叛曹的刘备，俘其大将关羽，并派振威将军程昱率兵镇守鄄城，加强东线钳制力量，从而摆脱两面受敌的被动态势。随即率军迅速返回官渡，以集中兵力对付袁绍的大举进攻。二月，袁绍率领１０万步兵、１万骑兵，占据黎阳，进攻延津，并派大将颜良等围攻白马，以掩护其主力渡河南进。四月，曹操采用荀攸声东击西之计，率军赴延津渡口，假装要北渡，诱使袁绍分兵西向，趁机抄袭白马，击斩颜良，化解了白马之围，然后迁移当地民众，沿河西退。袁绍令主力渡河，亲率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和刘备率五、六千骑兵追击曹军。曹操令部队抛弃物资，诱使袁军争相拾取，趁其混乱，以６００余骑兵出击，斩文丑。同时，令于禁等率步骑５０００，自延津奔袭汲与获嘉（今河南新乡西），俘虏将领２０多人，歼敌数千，使袁绍军队的气势大减。于禁趁势击破原武（今河南原阳）的袁军营地。曹操仔细考虑了敌人的形势之后，主动回军官渡，想等候战机攻打袁绍。
八月，袁绍拒绝了谋士沮授持久作战的建议，统大军自阳武（今原阳东南）推进至官渡，依托沙堆，东西屯营数十里。曹军连战失利，被迫收兵，修建了很多深沟高垒，继续坚守拒敌。袁绍见到久攻不下就垒土山、架高橹，用箭猛烈攻射曹军的大营。曹操也想出了对付袁绍弓箭的方法，下令赶制霹雳车，弹射石头来摧毁袁军橹楼；袁军接着改变战术，挖掘地道来破坏曹军的堡垒；相反的，曹军深挖长沟用来抵拒敌人。两军就这样对峙，你来我往，看看谁的战术最有效。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曹军大将曹仁率兵南下汝南，击败了骚扰曹军后方的刘备，紧接着又在鸡洛山（今河南密县东北）大破欲断曹军补给线的韩荀，再加上司隶校尉钟繇从关中送来了战马２０００多匹，曹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反观袁军一方，袁绍固执已见，一再拒绝分兵进攻许县的建议，一定要从正面歼灭曹军。当时的局势是：曹军粮草就快要吃完，士卒也非常疲惫，曹操正准备退守许县。而曹操的谋臣荀彧却认为，曹军目前正处于己弱敌强的关键时刻，若退守一定会被袁军乘机攻打，袁军原来不利的情势也将转变，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守城不退兵，必定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继续坚守，并派部将徐晃率军攻击故市（今郑州西北），截烧袁军数千车粮草，加紧准备决战。
十月，袁绍派遣淳于琼率兵万余护送军粮，在距离袁军大营４０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西）。沮授建议增派将军蒋奇守护乌巢侧翼，以防范曹军偷袭，袁绍没有听他的话，认为不用增加人手守卫乌巢。谋士许攸、将军张合又建议进攻许县，也遭到了袁绍的拒绝。此时，许攸听说他的家属犯了法被关进了监狱，一气之下就投奔了曹操，他把乌巢防备空虚的情况告诉了曹操，曹操当即决定偷袭乌巢。曹操留下曹洪、荀攸等镇守官渡，亲自率步骑５０００，打着袁军旗帜，携带柴草，连夜潜行，迅速赶到乌巢，立即围屯，纵火围攻，袁军一片惊乱。拂晓，淳于琼见曹兵不多，率兵力一鼓作气，领部下反扑。曹操挥军猛攻，逼迫他退缩到自己的营地中。此时，袁绍救援的骑兵已经逼近，曹操坚持集中兵力大破乌巢守军，然后又调过头来迎战袁绍的援军，袁军气势低靡，很快就溃不成军。曹军乘机焚尽袁军粮草，还师官渡。当袁绍得知乌巢被偷袭的消息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采纳张合派重兵支持的建议，却强令张合、高览等以主力进攻官渡曹军大营，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也没有能够取胜。等到乌巢大败，袁绍军心恐慌，激起内讧。张合、高览看到大势已去，就自动焚毁了作战的器具，投降了曹操。曹操乘势发起总攻，大获全胜，歼灭袁军７万余人，袁绍最后只带了８００骑兵渡河北逃，从此一蹶不振。
从这一战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如果做事像袁绍一样不够大气，一定会导致失败。曹操善择良策，攻守相济，屡出奇兵，巧施火攻，焚烧袁军粮草，对获取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集中体现了曹操卓越的用兵谋略和指挥才能，这一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袁绍从一开始就被几次小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觉得自己一定能战胜曹操，决定南下进攻。但是袁绍在准备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霸气，始终犹豫不决，这就给了曹操充分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防守：曹操先后牵制了袁绍后方；斩杀了归附袁绍的眭固；占领射犬以巩固西北边界，抢占黎阳，攻克青州临淄、寿光等地，以巩固其东翼；驻守延津与白马以阻击袁军南下；部署官渡设防以防卫许都；笼络刘表以解除侧后之忧。经过这一系列的战前准备，曹操已经将战争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战争进行中，袁绍多次由于迟疑而错失了进攻的良机，也使自己的两员大将颜良和文丑丢掉了性命。在出现了机会的时候没有把握住，等到事情过去之后才追悔莫及，已经于事无补了。袁绍在和曹军对峙的时刻固执己见，不肯听从谋士的建议，一定要正面进攻，而且不肯做持久战的准备，这一切都体现出袁绍只顾及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远和全局的考虑，一句话，不够大气。最为失败的一点是，自己军队的粮草不派重兵把守，谋士的建议又充耳不闻，反而在最为关键的时候将谋士的家属关押，逼人造反，使军事机密外泄给敌人，这样的仗怎么能不败？即使是这样的时候，仍然有挽救的办法，如果袁绍及时派兵增援乌巢，那么军队的粮草就不会被曹军烧掉，袁军也可以继续和曹军对抗，但袁绍的刚愎自用使他孤注一掷地全军进攻，这时候自己的大将张合、高览都忍不住投靠了曹操，本来很有把握的一仗因为一个人的态度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有人讲：性格改变命运。大气便成大事，小家子气不但成不了事，而且有时还会坏了大事。
第二节  知人物明时务
也许一生当中不会有很多机会让您非常大气地去做事情，那么在平时应该如何做才能对自己的前途有所帮助呢？那就要做到知人物和明时务。我们还是先看下面的故事。诸葛亮是最好的例子，他虽然身在隆中，但是心系天下，对当时的人物和时局都有非常透彻的了解。
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当上等宾客来招待。但是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有一次，他摸摸自己的大腿，心里有了感触，流下了眼泪。刘表发现了，就问他遇到什么不快活的事。刘备说：“没什么！以前我经常打仗，每天不离开马鞍，大腿上的肉很结实。现在在这儿过着清闲生活，大腿的肉又长肥了。看看日子像流水般地过去，人都快老了，还干不了什么大事业，想起来就感到难过。”刘表安慰了他一阵。但是刘备心里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为了这个，他想寻找个好助手。
他打听到襄阳地方有个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他，问他的来意。刘备说：“不瞒先生说，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教天下大势的。”司马徽听了，呵呵大笑起来，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懂得什么天下大势？要谈天下大势，得靠有才能的俊杰。”刘备央求他指点说：“往哪里去找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这一带有卧龙，还有凤雏，您能请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刘备急着问卧龙、凤雏是谁，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
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新野。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刘备一看他举止大方，以为他不是卧龙，就是凤雏，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一番谈话，才知道这个人名叫徐庶，也是当地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请人才，特地来投奔他。刘备很高兴，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谋士。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诸葛孔明，人们称他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
刘备从徐庶那里知道了诸葛亮的情况。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南）。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跟刘表是朋友，就带着他到荆州来。不久，他叔父也死了，他就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定居下来，搭个茅屋，一面耕地种庄稼，一面读书。那时，他年纪只有二十七岁，但是学问渊博，见识丰富，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做古时候的管仲、乐毅。但是他看到天下乱纷纷，当地的刘表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所以他宁愿隐居在隆中，过着恬淡的生活。
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
徐庶摇摇头说：“这可不行。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您的诚意。”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重诸葛亮，知道诸葛亮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找诸葛亮。
诸葛亮得知刘备要来拜访他，故意躲开。刘备到了那里，扑了个空。
跟刘备一起去的关羽、张飞都感到不耐烦。但是刘备却记住徐庶的话，耐着性子去请，一次见不到，第二次再去；两次不见，第三次又去请他。
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感动了，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
刘备把关羽、张飞留在外面，自己跟着诸葛亮进了屋子。趁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刘备坦率地说：“如今汉室衰落，大权落在奸臣手里。我自己知道能力差，却很想挽回这个局面，只是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袁绍，拥有一百万兵力，而且他又挟持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今四川、云南和陕西、甘肃、湖北、贵州的一部分）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土地肥沃广阔，向来称为“天府之国”，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璋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大家都对他不满意。
最后，他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的地方，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
刘备听着听着，不禁打心眼里钦佩眼前这个青年人，说：“先生的话真是开了我的窍。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干。现在就请您一起下山吧。”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热情诚恳，也就高高兴兴跟着刘备到新野去了。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称作“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隆中对”。
打那以后，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诸葛亮也把刘备当作自己的主人。两人越来越亲密。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心里很不高兴，背后直嘀咕。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未必有多大能耐，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
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才没有话说。
其实，所谓的“隆中对”不过短短数言，但却是诸葛亮韬光养晦隐居十年之功。“隆中对”的战略在三国历史中十分重要。可以说，三国鼎立的形成，就是根据“隆中对”战略的实施造成的。蜀国战略基本是依靠诸葛亮的把握，而诸葛亮是按照“隆中对”的战略来规划。所以说“隆中对”的战略得失决定了三国的历史。
我们先来看一下“隆中对”原文，以便更好地分析“隆中对”的战略。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战略是以荆州、益州为根据地，联吴抗魏。等待或者创造机会，两路出兵，最终统一天下。
诸葛亮的战略是怎样形成的呢？在这十年当中，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雄辈出，群雄混战，诸葛亮冷眼旁观，为什么竟十年之功才得出“隆中对”这个战略呢？
天下的形势很清晰。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在中原混战中，几乎是按兵不动，并未参与争夺天下；张鲁占据汉中，不思进取；公孙度占据辽东、马腾占据凉州，远离中原；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占据扬州，张绣占据南阳，吕布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中原混战之后，北方渐渐形成了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官渡之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孙权也稳定了江东）。
要想争夺天下，必须要有根据地。荆州、益州在战乱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经济比较发达。荆州是军事要地，益州地方富饶。更主要的是，荆州、益州的刘表、刘璋都不是能够守住自己地盘的人物。而且，北方、江东已定，荆州、益州已经是唯一可以选择的用武之地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可见他在隆中的十年中并没有过着真正的隐居生活，正好相反，他对天下大事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野心家，他对当时的时局的分析以及对各个方面人物的了解都非常透彻，这些都在以后的战争中得到了证明。“隆中对”与当年沮授、荀彧不约而同地建议袁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根本的不同。“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有某种“先入咸阳者为王”的意味，三分天下的谋略，则只适合于刘备，尽管刘备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显然，对曹操而言，天下削平净尽，只剩下一个江东；对孙权而言，曹操“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所以他虽然自称“孤与老贼，势不两立”，但也仅限于借助“国险而民附”的地利、人和优势，与曹操分庭抗礼，搞南北朝。换言之，在曹操眼里，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在孙权眼里，中国可一分为二；仅仅因为“隆中”冒出个诸葛亮，才使中国突然出现三分天下的可能。诸葛亮硬是以自己的智能，从魏吴争斗中虎口夺食般地为刘备抢下一片天地。这样，随着诸葛亮走出卧龙岗，一个时代的雏形也此萌生。诸葛亮出山了。他才２７岁呀！
按照今天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梯队建设”），诸葛亮是不可想象的。２７岁，怎么看也只是一介小科长的年龄，而诸葛亮尽管位居丞相是在刘备称帝之后，但他事实上立刻就成为刘备军事集团战略的实际规划者、制度的具体制订者和军国的有力调度者。由于刘备在见到诸葛亮的第一天起就甘愿退居幕后，这使得孔明无需任何能力上的历练和资历上的筛选，便一步到位地成为蜀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也许话题有些扯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通过上面的故事您一定认识到了知人物明时务的重要性，倘若诸葛亮没有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那么刘备也不会重用他，所以如果您目前所在的职位不是很理想，没有关系，也不要不高兴，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放松对周围人和事的了解，知己知彼，自然会“百战不殆”。
第三节  一专多能、文武兼资
我们经常会称赞一些人，“他真是一个多面手！”、“你真是一专多能啊！”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人。即使真的不能，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就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历史上这样的人非常多，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军政大臣，洋务运动先驱，湘军领袖，湘乡古文学派创始人。率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数省，奋战十余年，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攻克天京。曾国藩晋封一等侯，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谥“文正”。
曾国藩从他的曾祖父开始，就定下了“耕读传家”的家风。他自幼酷爱学习，少年就立下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并脚踏实地地予以实施。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他第一次会试落第以后，便作江南之游，沿途拜师求教，书不释手。途经金陵时，所带银两所剩无几，却在金陵书肆发现了一部《二十三史》，如获至宝，他竟将所有的行李和衣物送进当铺，换１００两银子，毅然买下了整套《二十三史》，从此开始养成了终生读史的习惯，“每天点史十页，虽戎马生涯，从未间断一日。”
曾国藩酷爱读书，但他从不读死书，“为读书而读书”。他善于把书中的知识与自己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统军打仗、治理政情民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读书帮他立下了为学之志。他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志”、“识”、“恒”表明了他不甘居于人下的远大抱负。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其次，读书指导他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曾国藩胸怀袒荡、有自知之明，源于他不断地读书学习和勤于思考的品德，读的书多，阅历便自然增长，见识也自然广博，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的得失成败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无疑会对客观地认识自己形成潜移默化的有利影响。以他的修养为例，曾国藩在年轻时期，也是一个锋芒毕露，遇事只讲直爽强硬、不讲忍耐退让的热血人物，因此，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吃亏不少。然而，他在居家守制期间，认真研究了《道德经》、《南华经》，重温了老庄学说，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柔弱胜刚强”的“真理”。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前的言行和过失，以前片面地理解了祖父星岗公“懦弱无刚为大耻”的家训，办事刚强有余，忍让不足。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六月再度出山时，他的为人处世便上了一个层次，遇事讲究变通灵活，忍让大度，为他以后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经过长期观察体验以后，肯定地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也。”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除了在“文”方面造诣很深以外，他在“武”方面也是成就非凡。早在道光２７年（１８４７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他就多次冒险上疏，直言不讳地分析时局，提出培养人才、整饬吏治、训练军队的看法。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可以说是将一“忠”字贯串始终。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他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最能说明曾国藩敬业精神的是他将一个团练发展成为一支超过清朝正规军的劲旅，并立“盖世之功”的史实。
清王朝建有八旗、绿营两种军队，这是国家的主力部队。允许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保乡里”，“战时也能助一臂之力”，这是办团练的最初宗旨，而有的团练办到最后和土匪一样。团练在清军中的地位最初是不足道的。但是，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朝廷仅任命他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他就认认真真地办起团练来。招募湘勇，组建团队，建章立制，严肃军纪，刻苦训练，他的团练迅速发展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湘军。在精神上，培养了出生入死、为国效命疆场的气质；在习惯上，禁止了吸毒酗酒，抢夺横行的恶习；在技术上，掌握了出阵迎战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培养了一种在战场上同甘共苦，互相支持的团队精神，彻底改变了清军打仗相互拆台，嫉功嫉能的德行。首次血祭出征，虽有靖港之败，亦有湘潭大捷。且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终于攻下武昌，取得了清政府与太平军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曾国藩从咸丰初年出山办团练，与太平军拼死冲杀长达十余年，巡抚、总督之职多次与他擦肩而过，直到咸丰十年才如愿以偿，然而他都能豁达处之。
晚年，曾国藩年事已高，多次上疏辞呈未准，被调任直隶总督。他首先警示自己“为官更当勤苦耐劳”，“勿居高官误国事”，“勿为脑满肠肥之官吏”。同时，他又告诫自己的同僚：“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视国事为家事”是他的终生信仰，并付之于行动，他每天工作、读书、写作到深夜，而黎明即起，终生未有一日间断。勤苦耐劳，忘我地读书治学，行军打仗，治理政务，曾国藩从一个湖南荒山野岭中走出来的布衣郎，成为身居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中兴名臣。他的成功并未走多少捷径，全凭他刻苦敬业的精神奋斗而来。正如粱启超所说“曾文正并非有超群绝能之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且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竟者，其一生得益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也许您会觉得自己怎么能和曾国藩相提并论呢，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一点是您当然不太可能像曾国藩一样，实现他所做的一切，但您要学习的是曾国藩的这种精神，这种不断丰富自己能力的做法，有句俗语叫做“艺不压身”，多学习一些其它的本领，不要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看报纸，您可以学习一下其它部门的工作流程，哪怕是仅仅锻炼一下自己的歌喉，说不定在哪次联欢活动上就能受人赏识。
第四节  不徇私情
为政者最难做到的可能就是不徇私情了。秉公执法，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常常是当权的人最难作出的选择。诸子百家中，后起的法家独树一帜，提倡不徇私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家助秦国统一了中国。自秦孝公以后，先后为秦服务过的法家人物，先是商鞅，后有韩非和李斯。他们主张变革、实行法制的努力，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法制，对于中国政体并不陌生，但法的精神并未成为富于人情味的中国文化的主流，这确也是实情。也许正是由此，后世的人们才格外推崇那些法制的实践者们。中国的为政者不徇私情，不畏暴虐，秉公执法，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作出抉择，是很值得我们现代的人学习的。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曾经说过，对于承诺的赏赐，一定要兑现，否则将会失去部下的信赖。承诺不论大小，如果是“空头支票”，绝对不会产生引发部下积极性的力量。同样，惩罚别人时，也必须严格遵循刑法。要认识到，刑法与私情、仁义是不兼容的。韩非子批评一些领导者对那些违背刑法的人以礼相待，结果导致了禁令不行、国家混乱的严重局面，认为这实际是在破坏刑法、毁灭国家。他举例说：楚国有一个人，大家都称他“直躬”（过于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官府报告。令尹（宰相）命令说：“把直躬杀掉！”令尹的理由是，直躬虽然对君王忠义，是直臣；但却对父亲不孝，是“暴子”，因而该杀。
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孔子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我一死，就没有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行可嘉，把他荐给鲁君，让他做了官。
令尹把那个“直躬”杀掉之后，楚国就不再出现揭发坏事的人；孔子把那个“三战三逃”的鲁国孝子嘉奖之后，鲁国人就不把投降当成一种耻辱了。上下之利，他们的差别，大到这般程度。一个君主，如把属于“公”的功绩和属于“私”的善行，全都兼施，想藉此为国家带来幸福，势难有成。就是说，刑法的实施，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属于公；而行善、仁慈、孝悌等，只是维持了君主的名声，属于私。而公与私是不兼容的，是对立的。以私损公，想使国家得以治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韩非子强调，领导者在施行奖赏时，不应随意改变；执行刑法时，不应轻易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无论是德才好的、或是德才不好的，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北宋时期的包拯是中国历史上铁面无私的代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故事。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朝政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追查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着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从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地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当然，要真正做到处理公事不徇私情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的玄妙只有靠您自己去体会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您这是一项优秀的素质。
第五节  直言敢谏
如果说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是最难做到的话，那么直言敢谏大概就是第二难做到的事情了。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动物，都喜欢听赞扬的话，如果您成天在领导旁边说他的缺点，他肯定会找机会让您难堪。但是，一味地说好话、拍马屁就能行得通吗？如果您总是不敢违背上面的意思，那么万一事情的结果不理想，领导就会想为什么他们开始不反对我呢？谏是要谏的，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先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希望您能学到点东西。
汉文帝时有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２０岁从政，３３岁早逝。生前曾多次向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晁错的老父听说他要削藩，一个人从颖州老家赶到长安，对晁错说：“你在朝廷当政，主张削藩，使皇帝骨肉至亲疏远，引起大家怨恨，你这是为什么？”晁错回答说：“必须这样，否则，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回去后，其父服毒自杀，临死说道：“我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大祸临头。”当时的汉王朝，诸侯王的叛乱已近乎一触即发，此时去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无疑是引火烧身。当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由起兵后，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晁错已死，叛军未退，皇帝情知中计，便加紧平叛，三个月剿清叛逆，严重打击了各地分封诸王的势力。晁错身死，换取的是天下的安定。后世曾评说：晁错是“不善谋身，而善谋国”的贤臣。
韩愈在《诤臣论》中写道，“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意思是说，有官职的人不能忠于职守就要离开职位；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开，不能尸位素餐，无所事事。君子担任了官职，就要尽职尽责，以致杀身。道理还是要以故事来说明为好，看看下面的故事。
一年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去观看溪人捕鱼。隐公的叔父臧僖伯劝阻说：“凡是物品够不上用来演习祭祝和军事这样的大事的，它的材料够不上用来制作祭器和兵器的，国君就不去经办它。国君是引导百姓遵守礼仪法度和器物体制的人。事情不合于法度，器物不合于体制，就会使政治紊乱。紊乱的政治不断推行，这就是亡国的原因。”臧僖伯用礼仪法度和器物体制劝诫鲁隐公行事要合于礼法，以免导致政治紊乱的不良后果。但鲁隐公没有听从他的劝诫，借口视察边境，前往棠地观渔人捕鱼，僖伯的谏言未被采纳，于是僖伯声称有病，没有陪同隐公前往。
鲁桓公二年（公元前７１０年）的夏天，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在太庙中。这是不合礼仪的。臧僖伯劝诫桓公说：“一个君主，要发扬德行，堵塞违背礼仪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唯恐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来教育子孙。现在您把别国的传国大鼎，放在自己的太庙里，这是您自毁德行，树立违法违礼的坏榜样，如果百官都来效法，您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就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而官吏不走正道，正是君王毁灭德行的缘故。当年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何况而今，您将标志违礼作乱的他国之鼎放入我国太庙，这不是更违反礼仪的吗？”桓公对僖伯的意见，置若罔闻。
周朝的内史听说此事，说：“僖伯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因为国君违礼，他不管国君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不忘记自己的责任，不忘记一个臣子对国君应尽的义务，不忘守职尽责做自己份内应作的事，用自己的德行去规劝国君。做臣子的应以他为榜样啊！”
当然，在进谏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窍门。韩非子主张做臣下的应冒死直谏，但他不是让臣下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主张要讲究技巧和方法。也正是这种进言的技巧和方法，才显出进言者的智能。古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富于启迪意义的故事。
宓子贱奉命治理亶父，他怕鲁君听信别人的谗言，碍及他的工作，因此离开京城赴任的时候，向鲁君借了他身边的两个书记，一起到了亶父。亶父的官吏，全都出来迎接伺候，宓子贱就命令两个书记做记录。当书记开始动笔，他就从旁边拉他们的手肘，所以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的。宓子贱就大骂他们的字写得真差。两位书记给整惨了，请求到京城。宓子贱就说：“你们的字，真叫人不敢恭维，赶快滚回去。”
他们回到鲁君那里，报告说：“那宓子贱，存心坑害我们。”
鲁君问：“怎么会？”
“君主，您不知道。他呀，叫我们写字，可又不断在旁边拉我们的手肘，字当然写歪了，他就大骂我们字写得真差。这不是存心坑我们吗？”
鲁君想了想，叹气说：“宓子贱定是以此来谏我了，我可能在无意中，常常阻碍他发挥才能。没有你们这件事，我就要犯大错了。”他派一名亲信到亶父，告诉宓子贱说：“此后，亶父就是你的，凡事由你作主，五年后再向我报告治理的结果。”宓子贱这才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才能。
这个故事记载在《吕氏春秋》上。像这种不用说话便起到进谏之功效的方式，可谓达到了进谏的至高境界。下面的这个故事也是出自《吕氏春秋》。
韩氏在新城筑城，限令十五天内完工。当时的司空（土木工程的负责人）是段乔。由于某个县所负责的工程慢了两天，他就逮捕了负责的官吏，将他投入狱中。被投狱的那个人有个儿子，跑去找封人子高，说：“只有大人可以救家父，请赐我一臂之力。”封人子高答应了。他求见段乔，跟他一起爬到城墙上。封人子高东眺西望了一会，才啧啧称赞道：“这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堡。完成这么伟大的工程，实在不简单，您一定会获重赏的。自古到今，还没有人成就这样大的工程，且没有惩罚过一个人，或处死过一个人。”封人子高一回去，段乔当夜就释放了狱中的官吏。在这个故事中，封人子高的一顶高帽子戴到段乔头上，就使他改变了主意，可谓妙极。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可谓数不胜数。古代聪明的进言者在这方面充分表现出了他们卓越的智能和创造力。您读过这些故事以后，是不是也有所感悟呢？一定要敢于向领导进言，但在这里要提醒您的是一定要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要做到随机应变。
第二章 在上位要具备走下来的能力
也许您在看完上面的故事后真的得到了启发，在工作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在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要得意的太早，因为很有可能会从上面的位置上走下来，这种下并不一定是降职，也许是上面对您的一种考验，所以在比较高的位置时也要具备随时可以适应低职位的能力。
要做到由上而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上面的时候很容易忽视下面的一些具体工作和业务，所以，首先要熟悉的就是低职位所做的工作。
第一节  熟悉具体的业务
也许您在看完上面的故事后真的得到了启发，在工作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在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要得意的太早，因为很有可能会从上面的位置上走下来，这种下并不一定是降职，也许是上面对您的一种考验，所以在比较高的位置时也要具备随时可以适应低职位的能力。
要做到由上而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上面的时候很容易忽视下面的一些具体工作和业务，所以，首先要熟悉的就是低职位所做的工作。
晋武帝和他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可是他的儿子———太子司马衷偏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低能儿。朝廷里里外外都担心，要是晋武帝一死，让这个低能儿继承了皇位，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有些大臣想劝武帝另立太子，但是不敢明说。有一天，在晋武帝举行宴会的时候，大臣卫瓘假装酒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面前，用手抚摸着座位，嘴里含含糊糊地说：
“这个座位太可惜了！”
晋武帝马上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假装听不懂，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准是喝醉了吧。”接着，吩咐侍从把卫瓘扶起来送走。
打那以后，谁也不敢向晋武帝再提这件事。
晋武帝毕竟也有点犹豫。他想试试他的儿子到底糊涂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卷文书，里面提出几件公事，要太子处理。
太子的妻子贾妃，是个机灵的女人，见到这卷文书，连忙把宫里老师请来，替太子代做答案。那个老师很有学问，写出一份卷子，引经据典，答得头头是道。
贾妃看了挺满意，旁边有个略懂文墨的太监却提醒她：“这份卷子好是好，可是皇上明知太子平常不大懂事，现在写出这样一份卷子，反倒叫他怀疑。万一查究起来，就把事情弄糟了。”
贾妃说：“对，亏得你提醒一下。那么还是你来另写一份吧。写得好，将来还怕没你的好处！”
那个太监就另外起草了一份粗浅的答卷，让太子依样画葫芦抄写一遍，送给晋武帝。
晋武帝一看，卷子虽然写得很不高明，但是总算有问必答，可见太子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俗话说：儿子总是自己的好，能将就也就将就过去了。
晋武帝一死，太子司马衷即位，这就是晋惠帝。
晋惠帝即位以后，国家政事他一件也管不了，倒是闹出一些笑话来。
有一次，他带了一批太监，在御花园里玩。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的草丛间，响起一片蛤蟆的叫声。
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这些小东西叫，是为官家，还是为私人呢？”
太监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有个比较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
惠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有一年，各地闹饥荒。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朝廷，说灾区的老百姓饿死的很多。这件事给晋惠帝知道了，就问大臣说：“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
大臣回奏说：“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
惠帝忽然灵机一动，说：“为什么不叫他们多吃点肉粥呢？”
大臣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
西晋出了这样一个白痴皇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就蠢蠢欲动了。
可见，身为一个皇帝对国家政事一概不闻不问，不熟悉臣子的职责，他很快就会被人取代。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碰上像晋惠帝一样的领导，下面的职员怎么能全心全意地为您工作呢？其中的道理，不说您也能明白了吧。我们再来看看曹操这个人，也许您早已熟悉了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曹操，但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主要是体现曹操的农业方面的成就，从他身上您一定能理解熟悉具体业务的重要性。
东汉末年长期军阀混战，人民大量死亡流散，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工商业也随着凋敝了。
当时，以中原地区的破坏最为严重。原来经济繁荣的河南和关中地区残破不堪。长安是西汉都城，遭受董卓及其部将李傕、郭汜等人的破坏，几乎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是东汉都城，遭董卓的烧杀抢掠，变成一片焦土。１９６年，汉献帝逃回洛阳时，下级官员要“自出樵采”，因为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已经没有多少人供他们驱使了。其它一些城镇的情况也差不多，“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冀州在顺帝时有户籍的人口近五百万，曹操打败袁绍，占据冀州后，对部下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冀州人口锐减到如此程度，还被称为大州，其它各州人口减耗的情况不说自明。大小军阀们占据大小城镇，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抢掠生活。他们到农村，就像蝗虫扫荡庄稼一样吞吃老百姓，直到无可再吃时。袁绍的军队在河北，不得不靠采食桑椹过活。袁术的军队在江淮不得不捕食蛤螺充腹。军队可以随便抢掠，尚且如此，老百姓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手工业和商业也自然随之衰落了，甚至出现了物物交换的局面，钱币在一个时期内被谷物、布帛代替了。在生产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局面下，社会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恢复生产，将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谁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谁就能在各地主武装集团的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曹操利用黄巾军的条件（劳动力和农具等）开始在许下屯田以后，屯田的规模越来越大，到曹魏建国后，北方的许多地方都成为屯田区。淮河南北是当时最大的屯田区。早在赤壁之战前，刘馥任扬州刺史时，就在淮南地区“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同蓄）”。２４３年（正始四年），邓艾在淮河南北，用五万多士兵进行军屯，自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寿春（今安徽寿县），到京师洛阳，“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按照邓艾的估计，屯田兵每年生产的粮食，除掉自己用去部份，可以剩余五百万斛，差不多能维持十万军队的食用。２５７年（甘露二年），曹魏政府又用十多万官兵在淮南及淮北一些郡县屯田，“且佃且守”，就地解决军粮供应。
曹魏统治者一方面用屯田的办法，将屯田客（民屯）和佃兵（军屯）同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则注意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的荒地，或贷给犁牛，帮助和鼓励他们进行生产。关中地区遭受军阀破坏，人民流入荆州的有十万多家，后来听说本土安宁，希望回家乡，但无牛犁等生产资具。卫觊写信给苟彧，建议实行食盐专卖，以其收入来购买耕牛和农具，贷给农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苟彧把卫觊的建议转告曹操，曹操采纳了。于是“流人归还，关中丰实”，收到很大效果。魏文帝曹丕时，京兆（郡治在长安）太守颜斐针对“民多不专于农殖”的情况，命令所属各县“整阡陌，树农桑”，并督促农民在农闲时伐木作车，养猪狗等，出卖后买回耕牛。于是，“一、二年中，家家有丁车、大牛”，促进了农业的恢复。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曹操和他的后继者，还注意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在各地修造陂堨，广兴稻田。除前面提到的刘馥在淮南修建的芍陂、七门、吴塘诸堨堰外，重要的水利灌溉工程还有：夏侯惇在陈留（今河南陈留）经营的太寿陂；郑浑在萧、相二县界（今安徽宿县一带）兴建的郑陂；贾逵在今河南南部开通的贾侯渠；司马懿在淮北开通的淮阳渠和百尺渠；在今陕西南部经营的成国渠和临晋陂；司马孚在今河南北部经营的沁水堰；刘靖在今北京地区营造的庆陵陂等。由此可以看出，水利灌溉在中原地区，有相当规模，扩大了灌溉面积，有利于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在向边远地区推广。皇甫隆在敦煌（今甘肃敦煌）组织传播制作耧犁和灌溉的方法，促进了边远地区农业的进步。
经过几十年的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状况大为改变。不仅洛阳地区“垦田特多”，就是洛阳以外的四周各郡，垦田的数量也增加了。关中地区，到魏明帝曹叡时，已有余粮。淮河流域到齐王曹芳时，已是粮仓相望。
第二节  了解具体的人物
在了解具体的业务之后，您还要清楚地了解每一个下属的特点和能力，这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合理地运用人才也是一门学问，唐太宗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对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是我国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十八岁时便随父在晋阳起兵，参与了推翻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及后，又亲自指挥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首战陇右的薛举父子，再战刘武周，三战王世充与杜建德，都获全胜，奠定了唐朝统一的大局。由于唐高祖晚年昏庸，用人不当，武德九年（公元６２６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举夺得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即皇帝位，称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在位达２３年之久。
唐太宗在位期间，吸取历代治乱的经验教训，采取举贤任能、抚民于静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乐业，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能取得成功，大唐帝国能日趋强盛，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任贤致治”，他和群臣在贞观２１年（公元６４７年）总结成功的原因时，得意洋洋地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已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入主往往进贤则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入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曾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综观唐太宗在统一战争期间和贞观期间的言行，可以看出，唐太宗有一个适应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进步的人才观。
唐太宗在总结历代治乱兴亡教训，尤其是隋文帝重用贤相高颅取得重大政绩，隋炀帝杀戮高颎则招致灭亡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治国必须依靠贤佐的重要性。他说：“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又说，“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
他还从思考亭榭楼阁之所以能建成的道理，说：“欲构大厦者，先择匠，然后拣才，为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
唐太宗认为，只要有一批忠臣良将与自己交接相处，又何必祈求于神仙的相助呢？他在《帝京篇》十首序中感慨地说：“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芽”
唐太宗不仅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即位后，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手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篇。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淡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更是数不胜数，他在位２３年，亲自任命的宰相有２２人，其中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岑文本等，都是著名的贤相。他在战争中重用了一批杰出将领，如尉迟敬镕、李靖、李绩、秦叔宝、程知节、薛仁贵等。唐太宗得到的这一大批文臣武将，在治国安邦上真正起到匡辅的作用。
唐太宗除亲自选择了像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勋等将相外，还身体力行地考察、选拔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并要求宰相应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
他本人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命令文武百官上书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就请自己的门客马周代写了奏事二十多条。常何上奏后，太宗感到蹊跷，因为常何是一个武夫，不通文墨，怎么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于是就追问事情的原委，常何回答说，“这奏疏不是微臣写的，而是我的门客马周所写。”太宗马上就召见马周。接见交谈后，太宗非常满意，马上封他为门下省的官员，最后升到中书令。马周从一个平凡的门客一下子升到中书令，是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的生动例子之一。
他还强调“任官唯贤才”，“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认为，“官不必备，唯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为此，唐太宗制订了一整套选拔、奖惩官员的制度，颁布了《职官令》，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额；制定了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亲自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主要官员进行考核。他还把全国刺史、都督的姓名记在他内室的屏风上，把其功绩和善恶的事例记在名下，时常观看，作为用人的依据。
在选择任用人才时，唐太宗十分注意对人才进行具体分析，把德行放在选用人才的首位，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舍其所短，用其所长。
贞观六年，他与魏征在讨论选择人才时，又再次强调把“用得正人”的标准和慎择善人放在重要位置，他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饮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魏征也提出：“今欲求其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太宗赞同这一观点，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可以说，唐太宗与魏征这段对话，奠定了唐贞观期间的用人基调。
唐太宗按照“人无完人”的道理，“用人如器”、“舍短取长”，充分发挥各人所长。有的用其“多谋善断”，有的用其“善处理杂务琐事”，有的用其“忠直、秉公办事”，有的用其“敢于犯颜执法”……这样，就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各种人才，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期间，在文臣武将群体中，有的“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有的“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有的“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在一次宴会上，他对王珪说：“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芽”王珪回答，“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唯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众人亦服其确论。从王珪的评论中，可见唐太宗的用人“舍短取长”、“知人善任”，是十分成功的。
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有开明的贞观之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手下的怀有不同方面能力的大臣，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像唐太宗那样对手下的人的特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话，怎么会不成功呢？我们再来看看战国时的魏文侯是怎样了解自己的臣子的。
战国初期，魏文侯派将军东羊统领魏国大军讨伐中山国。当时，东羊之子东舒在中山国做官。魏国和中山国的军队两军对峙，中山国利用东羊之子，想迫使魏国退兵。为争取民心，避免更大的伤亡，东羊在详细地研究了中山国的情况后，决定对中山国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消息传到魏国，一些官员纷纷到魏文侯面前告状，说东羊之所以围而不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望魏文侯招回东羊问罪。魏文侯听了大臣的话之后，并没有立刻相信，他马上决定，一面派人到前线慰向官兵，一面为东羊将军修建新的住宅。长久被围困的中山国国王见无法用离间计让魏国退兵，遂杀死东舒，并把东舒煮成肉羹，送给东羊。东羊忍住心中的悲伤说，东舒帮昏君作事，死如鸿毛，然后下命令攻城。魏国军队攻破城池，中山国灭亡。东羊得胜回朝，魏文侯大摆庆功宴，并将一只箱子送给东羊。东羊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放的都是状告他围城不攻的奏章。东羊对魏文侯说：“没有大王的明察和器度，不但破不了中山国，我东羊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魏文侯用东羊而不疑的典故很值得一些领导学习。有的领导往往想用一个人，而又不放心，犹犹豫豫，不敢委以重任，甚至处处存有戒心，生怕别人把自己的位置抢去。因此，在具体的活动中，处处设防线，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权，限制了所用的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自主地办事，更严重的还会出现打击、压抑所有人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破坏整个企业内部和谐融洽的气氛，造成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样既不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还会给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用人之道的基本经验就在于信任，你既然决定用这个人，就要充分相信他，委以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话说自从孟尝君被撤了相位以后，齐愍王又和楚、魏两国灭了宋国，更加骄横起来。他一心想兼并列国，自己来当天子。这一来，列国诸侯对他都不满意；特别是齐国北面的燕国，受到齐国的欺负，更想找机会报仇。
燕国本来也是个大国。后来传到燕王哙里，听信了坏人的主意，竟学起传说中尧舜让位的办法来，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将军和太子平进攻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打进燕国，燕国差点被灭掉。后来燕国军民把太子平立为国君，奋起反抗，把齐国军队赶了出去。
太子平即位，就是燕昭王。他立志使燕国强大起来，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现在燕国国力弱小，还不能报这个仇。要是有个贤人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呢？”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吧。”接着，他就说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空着双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侍臣。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说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听到燕昭王这样真心实意招请人才，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其中最出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这时候，燕昭王看到齐愍王骄横自大，不得人心，就对乐毅说：“现在齐王无道，正是我们雪耻的时候，我打算发动全国人马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
乐毅说：“齐国地广人多，靠我们一个国家去打，恐怕不行。大王要攻打齐国，一定要跟别的国家联合起来。”燕昭王就派乐毅到赵国跟赵惠文王接上了头，另派人跟韩、魏两国取得联络，还叫赵国去联络秦国。这些国家看不惯齐国的霸道，都愿意跟燕国一起发兵。
公元前２８４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统率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齐国。齐愍王听说五国联军打过来，也着了慌，把全国兵马集中起来抵抗联军，在济水的西面打了一仗。由于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把齐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齐愍王逃回临淄去了。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不想再打下去了。只有乐毅不肯罢休，他亲自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下了齐国都城临淄。齐愍王不得不出走，最后在莒城被人杀死。燕昭王认为乐毅立了大功，亲自到济水边劳军，论功行赏，封乐毅为昌国君。
以上的几个故事道理很清楚，在了解下属的能力的前提下，用人不疑，高度信任下属，是满足下属精神需求，激励其奋斗的一种领导方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作为下属，更加渴望获得领导的信任。只要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下属就会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活力。
第三节  洞烛情弊
了解了下属的职责和特点之后，并不代表您就能对自己的下属控制自如了，要想在这方面得心应手的话，您还要仔细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关心每一个人的细节，甚至要做到对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清楚的判断，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百战百胜。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公元１５７２年，穆宗死去，明神宗即位。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
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辅导年仅十岁的明神宗。他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不能不及时注意啊！”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张居正见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啊。”
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几乎全部由张居正作主。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着实作了一番整顿。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礼法，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下，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叫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饶。
后来，张居正做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
公元１５８２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从张居正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他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身边发生的细微的事情，他把皇帝身边的太监赶走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许看起来很小的很不起眼的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就会令整个事情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洞烛情弊，小心驶得万年船。
再举一个奸臣的例子。魏忠贤由一个不识丁的赌徒、无赖，而成为权倾天下的宦官，号称九千岁、九千九百岁，完全是凭借他的对事态时机的优先把握和处理琐碎事情的能力。
魏忠贤出生于宦官的高产区河间肃宁，早年家里十分贫寒，他不好读书，但好打架斗殴，酗酒赌博，练得一手好箭法，因赌博输光了全部的家产，走投无路，就按当地流行的习惯，自阉入宫，改姓李，这一年魏忠贤２２岁，其妻子冯氏也改嫁他人。
魏忠贤入宫后，充分展示出了他投机钻营、机智诡辩、有胆有识、记性过人、办事利落的特点，很快就博得后宫第一红人、熹宗的乳母客氏的青睐与欢心。其实，魏忠贤权倾朝野，横行天下，他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一方面倚仗他自己玩弄阴谋，迷惑圣听，骗取熹宗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依靠他一手栽培的党徒、爪牙助他为虐，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有奉圣夫人与他结为死党，狼狈为奸，不仅背地里给他出谋划策，提供条件实施阴谋，而且每当魏忠贤有了危险、遭到弹劾，都是奉圣夫人出面向熹宗求情、从中周旋。可以说：没有奉圣夫人，就没有魏忠贤。
奉圣夫人是何许人也？在宫中她到底有什么特殊地位呢？奉圣夫人姓客，是熹宗的乳母。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小民侯二的妻子，十八岁进宫，凭着她为人乖巧，长相不错，还会做几样家乡小菜，很会讨好皇太后，深得皇太后欢心。客氏入宫的第三年，丈夫去世，她便想长留宫中，正好这时皇太后将她指派给朱由校做奶妈，负责哺育小皇子朱由校。明朝皇帝寡恩鲜德，皇宫中人情淡薄、缺少温情，幼小的朱由校渴望亲情，渴望呵护，所以与朝夕相伴、关怀照料他的乳母客氏分外亲密，不仅在生活上离不开客氏，在感情上也依赖客氏。
天启元年（公元１６２１年），年仅十六岁的熹宗朱由校即位称帝，客氏也从皇子乳母摇身一变，成为“老太太”，不久又接受了封号“奉圣夫人”。客氏身受殊宠，被破例允许住在咸阳宫，每天照例出入乾清宫照顾皇帝的饮食起居。按皇宫惯例：太子即位，乳母出宫，而客氏俨然以皇上保护人自居，在宫中指手划脚，大摆威风，凌驾于后宫嫔妃之上。嫔妃们对客氏的招摇十分不满，背地里议论纷纷；大臣们对客氏也颇有看法，多次上疏请求逐出客氏。熹宗就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对客氏十分眷恋，有一次在朝臣们的压力下不得已让客氏出宫，可是没过几天，又把她召回宫中。这一来，客氏更加了解了熹宗的心理，益发有恃无恐、骄纵傲慢，并与嫔妃、朝臣结下深仇。当时皇宫有一种陋习，即太监与宫女结为“对食”。因为太监不能在宫中起伙，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他们各寻宫女为伴，在一起吃饭，称做“对食”。官女们也为了在宫中有个照应，依靠太监在外面办些私事。时间一长，有些人竟做起假夫妻来了。客氏原与太监魏朝“对食”，后又与魏忠贤勾搭上，二魏相比，客氏更喜欢憨直爽快的魏忠贤，便一心与他来往。此后，魏忠贤在客氏的帮助和庇护下，一一除掉了阻碍他夺取宫中大权的障碍，一步步实现其政治野心。
魏朝对魏忠贤非常不满，但魏忠贤颇能笼络客氏，使客氏愈来愈疏远魏朝。他俩相处得十分亲密。魏朝为了争风吃醋，竟然不顾一切，在乾清宫的暖阁子里破口大骂，对打起一来。这事弄得不可开交，连熹宗皇帝也知道了，只好出面干预了这场纠纷。客氏向熹宗明确表示讨厌魏朝，喜欢魏忠贤。皇帝便把客氏配给了魏忠贤，魏朝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魏忠贤得到客氏的帮助，日益得到熹宗的信任。不久，魏忠贤便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司礼监秉笔太监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要代皇帝阅批大臣奏章，但魏忠贤大字一个不识，本不应充任此职，可在客氏的支持下，终于得到这个职位。魏忠贤大权在手，与客氏相勾结，恣意横行宫内。
魏朝在与魏忠贤的较量中失败，被熹宗逐出宫廷，放到凤阳去守皇陵。魏忠贤和客氏却不肯放过这个倒霉蛋，派人跟到凤阳，害死了魏朝。从此，他们舒舒服服地做了假“夫妻”。皇后对魏忠贤与客氏紧密勾结擅作威福，很是不满，曾多次向皇帝告发他们的劣行，甚至以皇后的身份，叫来客氏，想依法惩处，对此，魏、客两人怀恨在心，便设法整治皇后。
客氏侦知皇后有了身孕，她便布置自己心腹宫女，设法使皇后流产，造成熹宗无后。魏、客又诬告皇后不是其父张国纪的亲生女。他们买通死刑强盗孙二，让他胡说皇后是自己的亲生女，以此来诬陷张皇后出身不正，怂恿熹宗废后。但熹宗与张皇后感情很好，其奸计才未能得逞。后来，又诬告皇后父亲张国纪谋反，想以此株连皇后，废掉皇后，再把自己侄女册立为后。不料，这一恶招又落了空。嘉宗听到后只是下了道旨意，让张国纪改过自新了事，未肯深究。当然更不肯株连皇后。
张皇后虽没有被废掉，但所生的三男二女，都被魏忠贤暗害，一个也没有活成。至于其它嫔妃，魏忠贤拿她们更是愿杀则杀，愿废则废。光宗的赵选侍，仅是魏忠贤一道假圣旨，便被逼自尽。裕妃有了身孕，魏忠贤和客氏得知后，瞒着皇帝和皇后，硬是把裕妃囚禁起来，连一口水也不给喝，活活给饿死了。马贵人死得更惨。有一天，马贵人得机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句魏忠贤的坏话，皇帝前脚离开，魏忠贤跟着就派人来假传圣旨，将马贵人赐死。魏忠贤勾结客氏，操纵后宫一意孤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熹宗后宫的后妃的生命，全操在魏忠贤的手里。
虽然，魏忠贤是个大奸臣，但是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事情的详细了解都是我们身居下位的人应该学习的，只有充分了解周围的人和事，您才有发言权，如果作为一个科长，连自己的下属快要生小孩了都不知道，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失职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长孙晟，少年时便聪敏异常、矫捷过人。当时担任北周宰相的杨坚，头一次见到１８岁的长孙晟，就对他的不凡谈吐连连称赞，还拉着他的手，预言他将来会成为栋梁之材。杨坚此言果然不差，长孙晟后来确实屡屡立功，其中既有征战之功，也有外交之功，而且可以说他是个卓越的外交人才。
长孙晟年轻时便作为副使送千金公主往突厥，与其首领摄图成婚。风度潇洒的长孙晟很受摄图的喜爱，摄图对他一直热情款待。长孙晟箭法高明，能一箭射双雕，因此博得突厥贵族子弟的欣赏。摄图的弟弟处罗侯也百般讨好长孙晟，经常陪着他四处游猎。而有心人长孙晟一边在应酬外交，一边却在悉心了解突厥内部关系，并仔细观察山川地理与军事布局。等到几个月的出使任务完成归来，长孙晟决不止是一箭双雕了。他将突厥的种种虚实内幕向杨坚作了详细报告，为今后隋朝妥善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久，杨坚自立为帝，开创隋朝。突厥的摄图表示自己是“周家亲”，对隋不服，约集了一些部落试图南侵。隋朝新立，不宜征战，长孙晟依据自己当年出访的所见所闻，向隋文帝杨坚作了陈述与分析。他认为突厥的摄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分居四面、俱号可汗，他们外示和同，内怀猜忌。长孙晟指出，针对此种情况，最易于施以离间，并且提出“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手法。长孙晟还画出了突厥的地形兵力图，说得有理有据，清清楚楚。杨坚采纳了这个策略，因此比较顺利地阻止了突厥的入侵。与此同时，长孙晟又奉命出使契丹等处。一系列外交活动，为隋朝赢得了一时安定。
过了两年，摄图又来讨好，要让当年出嫁的北周千金公主改姓杨，文帝同意了，认公主为女，改名大义公主。长孙晟奉命再往修好，不料摄图在接受诏书时不肯行跪拜之礼，这岂能容忍?芽长孙晟上前正色言道：“可汗也是国主，不跪拜到也罢了。不过，公主已是大隋帝女，您作为女婿，怎能不敬岳父呢?芽”一番话说得摄图点头称是，倒身下拜。
炀帝继位，驾临榆林，要在塞外陈兵耀武，就派长孙晟先去见突厥首领染干晓喻此事。染干也欲与隋交好，便将属下各路首领聚齐，欢迎隋朝使者。因为此行是为炀帝巡幸做准备，所以长孙晟经过思索考虑，决定非要显示一番大国威严不可。但是，这威严又如何表露出来呢?芽突然，长孙晟发现染干帐前的甬道上有一些杂草，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指着眼前一根长得很高的野草说道：“这肯定是根大香草。”此话竟引得那染干急忙俯身闻起来，闻了半天，说道：“这草一点儿也不香啊。”长孙晟见染干已然入了圈套，便立刻转入正题，高声说道：“天子所到之处，诸侯应当亲自洒扫除草，以表示至敬之心。故而我以为这些都是留下来的香草呢。”
至此，染干算是明白过来了。他倒也乖巧得很，马上拔刀，带头除草，并下令为炀帝出巡所到之处开辟宽敞清洁的街道，以表示亲敬之心意。
在长孙晟长达四十年的仕途生涯中，类似上述的成功的外交活动还有多次，他的确是个难得的外交家。
从长孙晟的外交活动中可以看到，必须随时随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头脑”的功能，在与对方交往中，头脑一时一刻也不能闲着，要始终意识到自己是置身于什么场合，一言一行都代表了自己的观点。为了要解决问题，更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过仔细的观察与敏捷的思考，冷静地而不是生硬地去处理种种问题。事情的发展总是复杂纷繁，甚至瞬息万变的；所以要随时关注一个又一个的“变”，及时准确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的“机”，因机制变，为我所用；这才能在繁难的变化中不吃亏，进而掌握主动，达到内紧外松、游刃有余的地步。
第四节  兼听则明
作为一个领导经常会忽视下属的正确意见，要不就是固执己见，要不就是偏听偏信，这一点可是做领导的大忌。在前面的几节里，我们着重讲了应该了解低职位的工作性质，了解下属的不同特点，了解周围发生的每一件细微的事情，这些都是为了作出正确的决定打基础。只有具备了以上的一些了解的过程，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在出现问题时才能选择正确的人和正确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下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解决问题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要做到全面听取意见，只有“兼听”事情才能“明”。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时候的孙权是怎样做到兼听的。
三国时代，孙权是与曹操、刘备角逐天下的主要人物，同样属于史家所称三国英杰之列。论年龄，他比曹操小２７岁，比刘备小２１岁，在三人中是最小的，曹、刘算得上是他的父辈。论抱负、论作为，小一辈的孙权完全不亚于曹、刘，曹操就曾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的感叹。从执政时间和在世时间看，他是三国君主中最长的一个。曹操做到魏王不久便于公元２２０年春正月病故，活了６６岁；刘备称帝两年之后便于２２３年夏四月去世，终年６３岁；孙权自２００年成为江东之主，到２５２年才病逝，享年７１岁。他是三国时代的主要见证人。吴国在三国之中立国的时间也最长，前后凡６０年，其中孙权称王称帝时间有３２年，从他当江东之主算起，则叱咤风云有５３年。
孙权所以能长期据有江东与曹、刘周旋，最终创立帝王之业，成为三国时代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国之主，确有其不同寻常之处。《三国志》称他“任才尚计”，《三国演义》也写他善于用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在对外方略上善于随机应变、适时调整，比较好地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果说历史上的曹操以运筹帷幄、长于权谋为其主要特点，刘备以讲贤德、讲仁义为其立身准则，那么，孙权则以屈身忍辱、善于应变作为他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
公元２００年，孙权继其兄孙策成为江东之主时，年方十九岁。这时，曹操正与袁绍展开官渡之战，逐鹿中原；刘备尚未成为割据称雄的一方势力，正依附袁绍，袁绍被打败后，刘备又于２０１年投奔荆州刘表。从孙权继位到２０８年曹操南取荆州之前，曹、刘、孙三家尚未展开全面交锋，孙权对外方略上还不存在联合刘备的问题。到曹操南取荆州时，联刘抗曹才提到议事日程。
公元２０８年秋，曹操南取荆州，东下伐吴，迫使孙权与刘备联合起来抵抗，从而展开赤壁之战。当时，曹操大军压境，扬言要跟孙权“会猎于吴”，东吴群臣几乎都主张投降曹操。孙权在鲁肃、周瑜的支持下，断然决定抵抗曹操，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使曹操一举统一全国的愿望落空。
那么，我们来看看孙权当时是怎样决策的。曹操平定北方以后，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他的人马还没有到荆州，刘表已经病死。他的儿子刘琮听到曹军声势浩大，吓破了胆，先派人求降了。这时候，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市）驻守。他听到曹操大军南下，决定把人马撤退到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州的百姓听说刘备待人好，都宁愿跟着他一块撤退。
曹操赶到襄阳，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又打听到刘表在江陵积了大批军粮，怕被刘备占去，亲自率领五千轻骑兵追赶刘备。刘备的人马带了兵器、装备，还有十几万百姓跟着他，每天只能行军十几里。曹操的骑兵一天一夜就赶了三百多里，很快就在当阳长坂坡（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追上了刘备。
刘备的人马，被曹操的骑兵冲杀得七零八乱，还亏得张飞在长坂坡抵挡了一阵。刘备、诸葛亮才带着少数人马摆脱追兵。但是往江陵的路已经被曹军截断，只好改道退到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曹操占领了江陵，继续沿江向东进军，很快就要到夏口了。诸葛亮对刘备说：“形势紧急，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一条路了。”
正好孙权怕荆州被曹操占领，派鲁肃来找刘备，劝说他和孙权联合抵抗曹军。诸葛亮就跟鲁肃一起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去见孙权。
诸葛亮见了孙权，说：“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将军如果决心抵抗，就趁早同曹操断绝关系，跟我们一起抵抗；要不然，干脆向他们投降，如果再犹豫不决，祸到临头就来不及了。”
孙权反问说：“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严肃地说：“刘将军是皇室后代，才能盖世，怎么肯低三下四去投降曹操呢？”孙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也激动地说：“我也不能将江东土地和十万人马白白地送人。不过刘将军刚打了败仗，怎么还能抵抗曹军呢？”
诸葛亮说：“您放心吧，刘将军虽然败了一阵，但是还有水军二万。曹操兵马虽然多，远道追来，兵士也已经精疲力尽。再说，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的人对他们不服。只要我们协力同心，一定能够打败曹军。”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心里挺高兴，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正在这时候，曹操派兵士下战书来了。那信上说：“我奉大汉皇帝的命令，领兵南征。现在我准备了水军八十万，愿意和将军较量一番。”
孙权把这封信递给部下看，大伙儿看了都刷地变了脸色，说不出话来。张昭是东吴官员中资格最老的。他说：“曹操用天子的名义来征讨，我们要抵抗他，道理上输了一着。再说，我们本来想靠长江天险，现在也靠不住了。曹军占领了荆州，又有上千艘战船，他们水陆两路一起下来，我们怎么也抵挡不了，我看只好投降。”张昭这一说，马上有不少人附和。只有鲁肃在旁边冷眼旁观，一声不吭。
孙权听着听着，觉得不是滋味，就走出屋子，鲁肃也跟着出来。孙权拉着鲁肃的手，说：“你说说，该怎么办呢？”鲁肃说：“刚才张昭他们说的话全听不得。要说投降，我鲁肃可以投降，将军就不可以。因为我投降了，大不了回老家去，照样跟名士们交往，有机会还可以当个州郡官员。将军如果投降，那么江东六郡全都落在曹操手里，您上哪儿去？”孙权叹了口气说：“刚刚大家说的，真叫我失望。只有你说的才合我的心意。”散会以后，鲁肃劝孙权赶快把正在鄱阳的大将周瑜召回来商量。
周瑜一到柴桑，孙权又召集文武官员讨论。周瑜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其实是汉室奸贼。这次他自己来送死，哪有投降他的道理。”他给大家分析了曹操许多不利条件，认为北方兵士不会水战，而且老远赶到这陌生地方，水土不服，一定会生病。兵马再多，也没有用。孙权听了周瑜的话，胆也壮了。他站起来拔出宝剑，“豁”的一声，把案几砍去一角。他严厉地说：“谁要再提投降曹操，就跟这案桌一样。”
当天晚上，周瑜又单独去找孙权，说：“我已经打听清楚。曹操兵马号称八十万，这是虚张声势，其实只不过二十几万，其中还有不少是荆州兵士，不一定真心替他打仗。您只要给我五万精兵，我保管把他打败。”
第二天，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拨给他三万水军，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周瑜领兵进军，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和曹军前哨碰上了。果然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兵士很多人不服水土，已经得了疫病。双方一交锋，曹军就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到长江的北岸。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和曹军隔江遥遥相对。
正像周瑜预料的那样，曹操的北方来的兵士不会水战，他们在战船上，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后来，他们把战船用铁索拴在一起，船果然平稳不少。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这个情况，向周瑜献了个计策，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拖下去对我们不利。现在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一起，我看可以用火攻办法来打败他们。”周瑜觉得黄盖的主意好，两人还商量好，让黄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曹操，表示要脱离东吴，投降曹操。曹操以为东吴将领害怕他，对黄盖的假投降，一点也没怀疑。黄盖叫兵士偷偷地准备好十艘大船，每艘船上都装着枯枝，浇足了油，外面裹着布幕，插着旗帜，另外又准备一批轻快的小船，拴在大船船尾上，准备在大船起火时转移。
隆冬的十一月，天气突然回暖，刮起了东南风。当天晚上，黄盖带领一批兵士分乘十条大船，驶在前面，后面跟随着一批船只。船队到了江心，扯满了风帆，像箭一样驶向江北。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正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没想到东吴船队离开北岸约摸二里光景，前面十条大船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十条火船，好比十条火龙一样，闯进曹军水寨。那里的船舰，都挤在一起，又躲不开，很快地都延烧起来。一眨眼工夫，已经烧成一片火海。水寨烧了不算，岸上的营寨也着了火，曹军一大批兵士被烧死了；还有不少人被挤在江里，不会泅水，马上淹死了。
周瑜一看北岸起火，马上带领精兵渡江进攻。他们把战鼓擂得震天响。北岸的曹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马进攻，吓得全部崩溃。曹操拖着残兵败将向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的小路上逃跑。那条小路全是水洼泥坑，骑兵没法通过。曹操赶忙命令老弱兵士找了一些稻草铺路。他带着骑兵好容易才通过，可是那些填铺稻草的兵士，却被人马踩死了不少。
刘备和周瑜一起，分水陆两路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战死的加上得疫病死的，损失了一大半。曹操只好派部将曹仁、徐晃、乐进分别留守江陵和襄阳，自己带兵回到北方去了。
赤壁之战后，联军乘胜追击曹军，继续展开争夺江陵之战、进据夷陵之战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之战，与此同时，孙权在淮南开辟第二战场，与曹军交锋，迫使曹操在荆州撤军。这次孙、刘联合抗曹，不仅挫败了曹操，使曹操一举占据荆州、平定江东而后统一天下的初衷落空，而且巩固发展了孙权势力，培育了刘备实力，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形势。
从孙权身上我们看到了听取意见的重要性，如果不是鲁肃和周瑜的坚决抗曹，很可能曹操统一的大业就会提前完成，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三国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多么的重要啊！作为领导一定要有听取意见的耐心和分析意见的能力，不片面地听取意见，这样就做到了“兼”。也许您会问，做不到兼听又能怎么样？大权不还是在我的手里？那我们就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看看偏听偏信的下场。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１４４９年），一个仲夏的夜晚，皇宫大内仙乐飘缈、花影绰约，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年轻的英宗皇帝正手把金爵，双眼迷离地观赏着宫女们宛妙的舞姿，良辰美景、花好月圆，英宗深深地沉醉着。回想起即位之时，年仅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正该满宫里跑着玩，却被众人摆布着、当作偶像供奉起来，还教他说些莫明其妙的话，尽让他做不喜欢的事，那时觉得当皇上真是一种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英宗逐渐体会出当皇上的乐趣了，整天前呼后拥，美人环绕；为所欲为，及时行乐；国事有王振代管，奏折有王振代批，自己一点儿心都不必操，乐得做一个神仙天子。想到此，英宗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王振；这位教自己识字，伴自己长大，替自己分忧解难，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老太监，是最值得自己信赖的人。英宗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与惬意。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喧哗声，英宗向王振递了个眼色，王振刚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声音高喊道：“有急务须面奏圣上！”英宗顿觉扫兴，命王振出去处理。可是，那个人却擅自闯入，跪倒在英宗面前事奏说：“边地告急。蒙古人犯我边境，我军抗敌不利，北部军事重镇大同受到严重威胁，请求朝廷速派兵救援。”英宗一听，怒气全消，惊得目瞪口呆。这真如晴天霹雳，脆弱的英宗简直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又把目光投向王振，求援似地看着他。
其实，王振心里比谁都清楚蒙古人为什么入侵。在明成祖永乐年间逐渐强盛起来的蒙古人，当时又称作瓦刺人，与北方各族联合，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王振听说蒙古草原出骏马，便指使他的心腹，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制造大量的箭矢，供给蒙古人侵略、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人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巨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支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它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挤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草，到了蔚州，难保不拿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充饥。于是，他又改变命令，改道东行，急奔宣府。王振把五十万大军呼来唤去，使兵士疲惫不堪，满腹怨言。更糟糕的是，贻误了军机，为敌人争取了时间，明军退至狼山，便被也先追上了。为了掩护英宗撤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勇士奋勇抗敌，不幸陷入重围，为国捐躯。
王振跟着英宗逃命，逃到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王振突然发现载有自己私人财物的一千多辆军车尚未跟上来，为了不使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他不顾皇上及数十万将士的安危，下令就地宿营。大臣们进言应该入城宿营，王振将意见压下不报英宗。
只一夜工夫，也先率兵逼近，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交通要道，包围了英宗和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缺少水源，几十万明军饥渴难耐，咽喉冒火，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王振见局面有些失控，害怕有人拆穿他的底细，就严禁大臣们接近英宗，他和几个心腹寸步不离英宗左右，把英宗严严地蒙在鼓里。
蒙古兵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挡了回来，也先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便使用计谋，打算智取。他派人前去讲和，走投无路的王振毫不怀疑此中有诈，当即满口答应。趁明军放松警惕之机，也先指挥蒙古骑兵杀人阵营，将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毫无准备的明军晕头转向，顷刻之间，数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个个抱头鼠窜，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又有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半数以上的将士死在乱营之中，剩余的二十几万人马、连同作战物资、武器装备、统统成为也先的俘虏和战利品。
眼见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宗及随行的文武官员失声痛哭，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怒火中烧，一手揪住祸首王振，抡起铁瓜锤，狠命向王振头上砸去，顿时砸得脑浆迸裂，结果了王振罪恶的性命。王振罪有应得，一生害人也为自己所害，但是，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却无法起死回生了。
战场的情况万分危急，英宗在卫士的护卫下几次想冲出重围，都没有成功，英宗绝望之下，索性下马，面南而坐，准备束手就擒。土木堡之战，明朝五十万精兵烟消云散，从征的一百多名文武朝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皇帝也被蒙古人生擒活捉，这是有明以来的奇耻大辱。
其实，明英宗本来有很多机会来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是他固执地偏信王振，导致了明朝历史上的一次最为惨重的失败，连国家的皇帝都被敌人俘虏，简直是莫大的耻辱。这是历史上血的教训，我们从中也能够得到不少启发，在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妨多听听其它的声音，毕竟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想的总是对的。
第五节  有屈己让贤的胸襟
其实，要做到兼听本身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因为您是领导，领导就要有面子，要摆谱，如果做事情总是听别人的那就会被人看不起，但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在这方面是需要磨练的。要说更难做的，应该是屈己让贤了，也就是委屈自己，让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下属来做事情。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您也遇到的话，千万不要自己逞强，适当的让贤不但不会被人瞧不起，反而会得到大家的尊重。东汉时候的皇甫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皇甫规（１０４－１７４年），字威明，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东汉大将。皇甫规世代武官家庭出身，有见识，熟习兵法。祖父皇甫棱，曾任度辽将军；父亲皇甫旗，任扶风都尉。
汉顺帝永和六年（１４１年），西边的少数民族羌包围了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想进攻长安。征西将军马贤率十万大军前去征剿，没有取胜。皇甫规此时虽然还是贫民百姓，但他看见马贤不懂军事，不体恤士兵，早就料到他一定失败，于是向郡守上书说明了情况。最后，马贤被羌军打得全军覆没，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均被杀。郡守这才知到皇甫规懂得兵略，于是就举荐他，带领八百士兵，与羌军交战，这一仗获得大胜，歼灭了羌军数千人，羌军不得不退却。
汉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当了大将军，专横跋扈。汉质帝本初元年（１４６年），朝廷举贤召良，皇甫规在应试对策中揭露了奸臣权重、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大贼纵横、上下穷虚的社会现象和梁冀的暴行，所以这次皇甫规只被任命了一个郎中的小官。皇甫规看到了朝廷的腐败，决定不为这样的皇帝效力，于是借口说自己有病，没有接受，返回了自己的故乡。当时州郡官吏秉承梁冀旨意，使他几次险遭毒手。汉桓帝延熹二年（１５９年）梁冀被诛，很短的时间内皇甫规就被朝廷封官五次，请他出山，但是他仍然一口回绝。
皇甫规为官廉洁，不畏强暴，蔑视权贵，不与宦官合污，曾多次举劾朝廷的贪官污吏，并能荐贤举能，委位让贤。由此引起权臣的怨恨，他们一同诬陷皇甫规收受群羌贿赂，奏报功绩不实。天子受奸臣谎言的蒙蔽，便下书责难。皇甫规不怕免官，上疏自讼，并再次揭露了奸宦的恶行。
皇甫规一身清正，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不畏权奸，曾数次遭权幸奸党的陷害，但仍毫无畏惧，刚正不渝。他爱才惜才，荐贤委位，当年迈时即举荐才略兼优的张奂代替自己的职务。后张奂不负其望，在安定羌变中亦有殊功。他开设学馆十四年，以《诗》、《易》教授门徒，很有思想见地。如他称：“夫群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揖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很有警世意义。
从上面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让贤的典型皇甫规，当然，在官场之中，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很多有才能的人偏偏由于恃才傲物而既得罪上面的领导，又触犯同僚，以致弄得自己腹背受敌，站不住脚，纵使是天大才能也施展不开了。显然，有才能的人更有如何看待自己才能与如何对待他人才能的重要问题。若将这些处理得恰到好处，便会受益匪浅。
以深沉的度量，广泛地容纳他人，不嫉妒人才，并且尽自己所能举荐与任用人才，方能算得是有才有德的有心人。而荐才之功是不会被抹杀的，唐朝的娄师德就是一个十分爱才、屡屡荐才的难得人才。
娄师德本身能文能武，征吐蕃，八战八捷；搞屯田，积谷如山，所以得以逐步升迁。他身材高大，方口厚唇，性格恰似外貌———待人宽厚，极有度量。一次，他与李昭德同行，因为体胖走不快、跟不上，李昭德嫌他走得太慢，便怒气冲冲地说：“都是你这个乡下佬耽误了我的时间?选”娄师德听后非但不怒，反而笑答道：“我本来就是乡下佬嘛?选”由于他如此好脾气，连他的下属都敢跟他开玩笑，他也毫不介意。
娄师德的弟弟向兄长请教如何做到忍耐，弟弟举例说道：“如果有人向我脸上吐唾沫，我把它擦掉也就罢了吧。”娄师德却是这样回答的：“这样不能算是有忍耐之心。你擦了脸，对方的火气会更大，要让唾沫自己干了才是。这叫唾面自干。”
娄师德为官三十年，忠心秉正，尤其善于发现人才，举荐人才。见到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就极力向上推荐，直到那个人被委以重任，他才放心。他就是以如此宽阔度量，容忍并举荐了一个个后来者，对他本人来讲，自然也就有了不少后来而居上者了。
狄仁杰做了宰相后，有些看不起娄师德，常常让娄师德去干苦差事。武则天看出来了，就故意向狄仁杰发问：“你看娄师德这个人贤德吗?芽”
“他做个将军，小心谨慎地卫戍边防还可以，至于是否贤德，我还不大了解。”狄仁杰答道。
“娄师德是不是能发现人才呢?芽”武则天又问。
“我与他虽是同行，但却没听说他推举了谁。”狄仁杰答道。
话已至此，武则天才明白地告诉狄仁杰，他本人的被提拔重用，恰恰是当年娄师德的一再推荐介绍。举荐了人才还毫不张扬，实在是大贤大德了。狄仁杰闻言，惭愧不已，连连叹道：“娄公贤德，我竟然一无所知，比起娄公来，我实在差得太远了?选”后来狄仁杰真的以娄师德为榜样，为朝廷举荐了不少有用的人才。
发现了人才，不嫉妒、不排挤，而是竭力向皇帝举荐，看着眼前的后来之人步步高升，受到重用，以致位在自己之上，仍然能心悦诚服，毫无怨悔之意，这确属难得。而更为难得的是举荐之功竟然秘而不宣，沉默于心，简直非常人所能了。
娄师德的超常度量使他成为一个不求报酬的“伯乐”，也使他能在险恶的环境之中，始终被信任，还被称为“长者”，这也正是其大智之所在。
由此可见，发现人才，推荐人才，利用人才，既需要有敏锐的目光，更需要有宽广的度量，即所谓要有识才之能用才之量。所谓容人之量也并非仅仅是人的修养气度的表现，它还是人的明智与聪慧的表现。具有这种明智聪慧的人，他们胸怀开朗，活得怡然自得，免除了各种嫉妒心理的痛苦。娄师德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是一个温良敦厚的长者，也是一位智能超乎常人的哲人。
孟子曾经说过：“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可见人才难得。其实人才并不难得，难得的是能够识别人才的伯乐。故韩愈感叹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之所以如此，要有慧眼方能识得英雄，有了慧眼，识得了英雄，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具备举贤荐能的襟怀和气度。三国时期东吴的后起之秀陆逊，火烧连营，打败刘备，成为一名光照千古的军事家。可是最初若不是遇上吕蒙和阚泽，像陆逊这样一颗名将之星，很可能会被磨灭了锋芒。
建安二十年，西蜀大将关羽坐镇荆州，一方面与曹魏争夺樊城、襄阳，另一方面又与东吴斗智，企图长期占领荆州。这时驻守陆口的东吴大都督吕蒙给孙权写了一封密信。信中的大意是说，请求孙权以治病为名将他调回建业，用以麻痹关羽，待关羽集中全部力量攻打襄阳的时候，便乘虚攻打关羽的后方，以便夺回荆州。
不久，吕蒙便称病回到了建业。年轻的将领陆逊去见吕蒙，关心地问：“大都督不在前线驻守，怎么回到后方来了?芽”吕蒙回答说：“我回来养病呀?选”陆逊说：“关羽骄傲，盛气凌人。他刚刚建立了水淹七军的大功，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一心北进，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这次听说您病了，必然更不防备我们。如果趁此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一定可以实现夺回荆州的宿愿。”由于吕蒙的用心只有孙权一个人知道，所以他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对陆逊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但是心里却暗暗地佩服这位具有军事才干和政治眼光的年轻军人。
随后，吕蒙回到了建业，并慨然向孙权建议，由陆逊代替他去驻守陆口，这实际上就是将陆逊推向了军事斗争的主战场。历史越久远，我们后人对吕蒙的眼力就越是敬佩。
事实上，陆逊也没有辜负吕蒙的器重。陆逊一到任便敛其锋芒，以无名小辈的口气给关羽写了一封极尽恭维的信。盲目自大的关羽哪里会看得上书生小将，便把用来防备东吴的军队抽调到襄、樊方面去了。当陆逊看到关羽把留守的部队确实调走以后，便建议孙权抓住这个有利的战机，突袭荆州。结果，孙权紧急命令吕蒙和陆逊为前部，溯江而上，一举攻占了南郡、荆州。而关羽腹背受敌，得了败走麦城的下场。
荆州一战，初步表现了陆逊的才干，但认真说来，倒是吕蒙战略决策的功劳，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吕蒙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长者。
荆州失，关羽死，彻底激怒了刘备。于是，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阻，立即组织了所有精锐部队，亲自率领，长驱直入，浩浩荡荡杀奔东吴而来。偌大东吴，顿时危急万分。
恰当此时，吕蒙病故了。大敌压境，大都督之职由谁接任呢?芽孙权一时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他曾考虑到陆逊，但想到陆逊太年轻了，再者荆州之战时他只是副手而已，怎能指挥得了纵横几百里的全部战场呢?芽
正当孙权左右为难、举棋不定的时候，阚泽大胆地向孙权建议：“东吴现有一个擎天大柱，完全能够挑得起这副重担，请您不要再迟疑了。”阚泽所说的擎天柱，指的就是陆逊。接着他又说：“陆逊虽然年轻，但是有学问，有才干。依我看，论才干并不比周瑜、鲁肃、吕蒙三位大都督差；若论沉着持重，也许比他们还略胜一筹呢?选他的卓越才能在夺荆州、捉关羽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清楚了。大王如能重用他，粉碎刘备的进攻是不成问题的。”
这一番话却引起了张昭、顾雍、步骘一批老臣的非议。有的说：“陆逊只不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哪里是刘备的对手?芽”有的说：“陆逊太年轻了，能够服众吗?芽”有的还说：“陆逊的才略，治理一个郡还可以，要是叫他担任大都督，统帅全军，恐怕要误国家大事的。”总之，那些言重九鼎的宿臣老将都表示异议。
就在这决定东吴成败兴亡的重要时刻，阚泽无所畏惧地表现了他对吴主的一片忠诚，他站起来，舞动着胳膊，大声疾呼说：“要是不重用陆逊，东吴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我的这项举荐，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选”
话说到这个起步，足以见得阚泽保举陆逊，全然是以国事为重。惟有襟怀坦白、没有半点私心的人，才敢于在历史关头痛下断言。这才是社稷之臣的本色?选
历史证明了阚泽是正确的；同样也证明了张昭等人的议论是庸人之见。陆逊登临将位以后，不急不躁，顶住了来自内部的种种牢骚、不满和求战心切的一切压力，冒着酷暑潮湿，把刘备在战场上拖得疲备不堪，而后出其不意地采用了火攻的办法，使蜀军的四十多万人马葬身火海，大获全胜，再度修补了吴、蜀联盟抗曹的局面。
陆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远见是早经历史证明了的，无庸多论。而今，值得深思、令人起敬的是吕蒙的慧眼和阚泽屈己让贤、力排众议的勇气。通过上面的三个历史故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的结论：重视人才只是第一步，怎样利用他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当他的本领超过您时，您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看看故事，学学古人吧。
第三章 如何隐居上位
每一个当领导的人都想能在短时间内升到更高的位置，但太快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更何况也许您本身就已经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了，与其求快求变，倒不如稳扎稳打，先在自己的位子坐牢固，再等待时机，获得晋升。这一章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才能在领导位置上坐稳。
作为一个领导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的下属服从你，要确立自己的威信，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
第一节  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先正名
每一个当领导的人都想能在短时间内升到更高的位置，但太快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更何况也许您本身就已经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了，与其求快求变，倒不如稳扎稳打，先在自己的位子坐牢固，再等待时机，获得晋升。这一章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才能在领导位置上坐稳。
作为一个领导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的下属服从你，要确立自己的威信，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历史上有很多，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是其中一个。
五代时期，天下纷扰，中原地方，军阀割据，纷纷称帝自立。地方豪杰，也乘势而起，图谋建功立业。那时有一位柴荣，也想成就一番事业。他结识赵匡胤、郑子明仿照桃园故事，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们一起闯江湖，打天下，后来居然形成气候，柴荣登上皇帝宝座，史称周世宗。在位六年，不幸去世。子嗣年幼，尚不能继承大统。在这紧关节要时刻，这个帝王宝座，便成了人所觊觎窥伺的目标。年幼的周恭帝即位的时候，由宰相范质、王溥辅政。后周的政局不稳。京城里人心浮动，谣言纷纷，说赵匡胤快要夺取皇位啦。
赵匡胤本来就是周世宗手下的得力大将，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官名叫殿前都点检。禁军是后周一支最精锐的部队。世宗一死，军权落在赵匡胤手里。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得很，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是不足为奇的。公元９６０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
大臣们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溥作主，派赵匡胤带兵抵抗。他接到出兵命令，立刻调兵遣将，过了两天，就带了大军从汴京出发。跟随他的还有他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
大军到了离京城二十里的陈桥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呼呼睡看了，一些将领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商量。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点检作皇帝吧！”
大伙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赵匡义和赵普。
那个官员到赵匡义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已经闯了进来，亮出明晃晃的刀，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
赵匡义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一面叮嘱大家一定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赵匡胤隔夜喝了点酒，睡得挺熟，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说：“请点检做皇帝！”
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
赵匡胤骑在马上，才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
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命令。”
赵匡胤就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将士们排好队伍开往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
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作内应，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
将领们把范质、王溥找来。赵匡胤见了他们，装出为难的模样说：“世宗待我恩义深重。现在我被将士逼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怎么办？”
范质等不知该怎么回答。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
“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
范质、王溥吓得赶快下拜。
一场不动刀兵的军事政变，戏剧性地表演结束。周恭帝让了位。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叫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经过五十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宣告结束。从此，在中国封建历史长卷中，掀开了大宋王朝新的一页。
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之后，首先做的就是正名天下，给自己树立威信，让自己真正取代后周王朝，成为真命天子。可见，正名是坐稳位子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没有足够的威信，你所说的话就没有份量，下属也就不会服从你，这样时间长了，你的位置也就有危险了。不只是宋朝，明朝也有类似的故事。
明成祖，名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１３６０年出生。１１岁封为燕王。４３岁即皇帝位。１４２４年病死，时年６５岁。在位２２年。他是一个注意建功立业的皇帝，他就懂得正名的道理。
明成祖的帝位是夺来的。明太祖有２６个儿子，长子朱标封为太子，第四子朱棣封为燕王。朱棣受封之地为北平，是金、元两朝的都城。当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北方有蒙古贵族的重兵，不可掉以轻心。明太祖把这样的北方重镇，交给了只有１１岁的朱棣，说明对他未来的期待。他２０岁时，被派往藩地北平就职。他３９岁时，明太祖病故，皇太孙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面对叔叔辈的诸多藩王，心存恐惧。他采取了削藩的措施。此时，朱棣的三个哥哥已相继去世，他成了长子。对这个侄子皇帝，他本有不臣之心，现在又要削藩，刀就要砍到脖子上，他便起兵造反了。经３年苦战，终于夺得了帝位，年号永乐。明成祖，又称永乐皇帝。
明成祖正名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迁都北京。即位之初，以金陵（现在的南京）为首都。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为此，１４０３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他深知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他首先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他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５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去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从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１４０６年，明成祖下令明年６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命大臣陈珪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１４２０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１８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盛举。从此，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定为中国的首都，这是明成祖的历史贡献。
在对外关系方面，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也是他树立威信的过程。郑和，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太监。后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很受燕王赏识。朱棣即位，赐他郑姓。因他又名三宝，人称“三宝太监”。他是一生都受到明成祖重用的地位特殊的内臣。
明成祖具有雄才大略，他想向海外宣示明朝的强大，让海外西洋各国纷来中国朝贡。同时，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他选中了郑和。经过充分的准备，郑和于１４０５年率庞大的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船队规模宏大，船种齐全，船员齐备。据载，船队共有船只２０８艘，其中大船６２艘，小船１４６艘。有战舰，有供应船。船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官兵、水手、翻译、书手、商人、医生、教师、工匠等五行八作的人，计有２７８００人。他们所带的物品，包括粮食、药品、淡水、盐酱、茶油、烛柴等，应有尽有。所带的货物，包括丝绸、绢缎、瓷器、水银、麝香、米谷、雨伞、草席、铁器、铜器等几十种，一概俱全。同时，还带了许多稀奇的珍宝。这次航行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是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船队最远抵达印度半岛。每到一国，郑和便宣示明成祖诏书，赏赐金币。１４０７年，经两年多的航行，顺利地回到了祖国。
自１４０５年至１４３３年的２８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奉明成祖谕旨成行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同３０多个国家加强了往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密切了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是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在文化方面，明成祖也没有放松，他倡导修纂了《永乐大典》，在学术上为自己、为明王朝树立威信。即位之初的永乐元年，他便下令编纂一部大书。他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思，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包罗万象的大规模的丛书。收书越多越好，不怕规模大。”他心中的蓝图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参加修纂的有全国的各种一流人才。由学术大师姚广孝为总裁，包括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共计２１６９人参与修纂。礼部负责在全国选拔抽调人员，从各地收集所需图书。光禄寺则负责修纂人员的食宿。在修纂过程中，明成祖经常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发现宫中所藏图书不够用。他说：“人家稍有资产的，都想多买书，朝廷怎么可以缺少图书呢？”于是，他命礼部派通晓图书典籍的有才之士，到全国各地去搜购图书。不问书价，再贵也买。这一次大规模地购书，对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修纂，起了关键作用。
经过四年奋战，到１４０７年，编修工程告竣。全书共２２８７７卷，计１１０９５册。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图书８０００余种。种类包罗万象，计有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技艺等项。明成祖命名其为《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作为一个新上任的领导要想把自己的位置坐牢，都要先烧几把火，一来要让下面的人知道你的存在，二来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在比较稳固的地位。
第二节  宽则得众
古代的皇帝在即位以后都会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的章节里探讨的问题，除此之外，皇帝们也会用一些比较怀柔的政策来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大臣们对他们忠心。这就是所谓的宽而得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江山也才能稳固。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也非常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中山之战，魏国的将军吴起，亲自为患疽病的兵士吸脓。这个例子说明，将军要和部下同甘苦，共患难，这样才能上下一心，百战百胜。
从前有一位将军，把皇帝赐给他的一罐酒，倒入泉水中，和部下们一起喝泉水。一罐酒倒入泉水中，并没有多少酒味，但全军上下都知道这位将军的用意，十分感激。因此，不管再进行任何战斗，全军都能上下一心，每战必胜。像这样的将军，姜太公称之为“止欲之将”。虽然这层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世界上仍有许多吝啬的人。应该大方的时候，却吝啬，结果会如何呢?芽
齐国中大夫夷射，有一天晚上侍候齐王喝酒，感到有些醉，就悄悄离开，跑到走廊去休息一下。这时候，有一曾经受过刖刑的门房走上前道：“请您把剩下的酒，赐给我喝吧?选”夷射大怒，加以斥责：“像你这样受过刑的人，也敢向长官要酒喝?选”
门房就悄然退下，等到夷射走了以后，又回到原地，在走廊的柱子上浇了一些水，好像有人在此小便。第二天，齐王看见后非常气愤，问道：“是谁，竟然敢在这里小便?选”
“臣不知道，不过昨天晚上，中大夫夷射曾在这里站过。”由于门房的陷害，齐王终于把夷射处死。其实，门房并没有说谎，只是他把自己浇水的一段略过不提而已。碰到这样聪明的门房，夷射只好自认倒霉。可是，要不是夷射那么刻薄，不把酒给门房喝，也不会遭到杀身之祸。
为人臣者要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网罗一批人才。而才干和忠诚自然就成了这些人才的主要标准。但事实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的人虽有才干，但“细行有亏”，有的人忠心是有条件的，一旦满足不了他的欲望或一旦羽翼丰满，就有另谋高枝去了。然而，为了辅佐君王成就帝业，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些人的缺点。
容忍，需要的是襟怀、气度，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用人之术。齐国的孟尝君蓄养门客三千，一次，有人向孟尝君揭发他手下的一个门客与他的妾关系暖昧，建议把这个门客杀了。孟尝君听后却淡然一笑，说：“男女相悦，乃人之常情，何必那么认真?选”后来那位与自己的妾偷情的门客果然给齐国立了奇功。孟尝君的这种容忍，显然是一种手段，而且是相当聪明的。否则，如果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的话，这种暖昧苟且之事多半是查不清的，弄不好会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倘若再大开杀戒的话，更会令闻者自危了。因而姑妄听之，淡然处之，容而忍之的做法便是智术。
如果对于上述“细行有亏”的人，仅在道德范畴上不与计较，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对于那种不知投靠哪端、一时仿徨他顾的有雄才伟略的人，要不要容忍，容忍到什么程度，就是举足轻重、牵涉全局的大问题了，非有海量，非有大智慧者，是绝然干不来的。
十六国时期，建元六年，前秦苻坚手下的重臣王猛曾率大军前去与前燕作战。开战前，徐成违背了军令，依法当斩。因徐成是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来说情，遭到王猛拒绝。邓羌一气之下反目为仇，要兴兵谋反，杀掉王猛。王猛问他为什么要谋反，邓羌说：“我们一起出来与前燕作战，有人在内部自相残杀，所以我要除掉这个奸贼。”王猛考虑到大敌当前，以大局为重，便容忍了邓羌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仅赦免了徐成，而且为了团结邓羌，还故意说了些恭维他的话：“我并非真的要杀徐成，只是试试将军。将军对自己的部下如此讲义气，何况对国家呢?选这样，我就不怕前燕的军队了。”
其后，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王猛要调动邓羌的军队前去应敌。在这关键时刻，邓羌却向他提出打败燕军后要让他出任司隶校尉的无理要求。王猛很为难，回答说：“这不是我可以决定得了的。”王猛说的是实情，可是邓羌竟然拉着自己的一派人按兵不动，并以此相要挟。王猛再次从全局出发容忍了邓羌，亲自向邓羌赔礼道歉，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邓羌这才带着人马出战，一举歼灭了前燕的军队。
后人评论此事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预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莫大焉?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这段评论非常中肯，深刻说明了王猛在关键时刻能够“容其所短”而“收其所长”。假如王猛只是就事论事，一怒之下杀了邓羌，当然在道理上讲也是站得住的，但是如果从全局利弊短长的角度来考虑，就不如“姑且容忍”更高明了。也正因如此，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王猛维护了自己内部的团结、统一，才顺利地完成了彻底消灭前燕、俘虏前燕君主慕容的大业。
当然，“容忍”是需要条件的。否则，一味退让，一忍再忍，那就走到了事物的反面，只能得到姑息养奸、养虎遗患的恶果。应该果断除掉政敌的时候，就应该义无反顾，倘若“容忍”，就成了“懦弱无能”了。因而，我国古代的用人之术，历来讲究的是恩威并施。
同样还是王猛，当初苻坚派他为始平令。始平这块地方，地处陕西咸阳西北，当时“豪右纵横，劫盗充斥”，很难统治。王猛到任之后，明察善恶，根据事实果断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官吏，结果触怒了当地豪强，他们合伙上告，王猛被关押监禁起来。等到苻坚亲自审问时，王猛毫无惧色地说：“我听说治理安定的社会要用礼，治理动乱的社会就要用法。您赏识我的才干，将始平这块难治理的地方交给我。我小心谨慎地为您剪除奸猾元凶，才开始杀了一个，还有几万个。假若您认为我不能杀尽残暴的违法者，我则甘心投入油锅而以死谢罪。说我为政滥用酷刑，我实不敢接受。”苻坚听后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就赦免了王猛。经过这一场斗争，王猛树立了官威，地方豪强也只好收敛了。由此可知，“容忍”要恰到好处。至于如何掌握火候，还要看临机应变的本事。
古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通过自然现象告诫人们不要过于逞强。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往往容易激怒对方。表现上看，你似乎比别人强，而实际上你缺少智能，你把对方挤到了与你完全对立的位置上。这样，你做事就会遇到比别人更多的困难。而善于处世的人不会这样做，他们常常更多地体谅别人，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给人以出路，不与别人计较一时之短长。他们这样做可以团结绝大多数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实现自己的目标。
北宋名将狄青和猛士刘易之间的一段故事恰好表现了理解人者和争强好胜者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了狄青的处世智慧和刘易的孟浪行为。
有一年，狄青要出守边塞，他的好朋友韩将军向他推荐了一名猛士，这名猛士叫刘易。刘易熟知兵法，善打恶仗，对狄青守卫的这段边境的情况非常熟悉，狄青带他一起到边境去十分必要。然而刘易有个很不好的嗜好，就是特别爱吃苦荬菜，一顿饭吃不到苦荬菜就呼天喊地，骂不绝口，有时甚至动手打人，士兵、将领都有些怕他。
刘易和狄青一起到边塞后，忙于军务，每天早起晚睡，很快，从内地带的苦荬菜就吃完了，而边塞又见不到这种野菜。这天，士兵送来的菜里缺少了苦荬菜，刘易便把盛饭菜的器皿掀翻在地，并在军营中大闹不止，早有士兵报告狄青，狄青听了非常生气。
一般来说，在戍边军队中不能有这样的人，但刘易确实与众不同。狄青考虑，与这种性格刚烈的猛将发生正面冲突，不仅破坏了自己与韩将军的朋友关系，而且会影响刘易的情绪；如果放任不管，则会动摇其它士兵的军心，影响戍边大业。
于是，狄青出面好言安抚刘易，并立即派人回内地去取苦荬菜。有些将领见这种情况，非常不服气，说狄将军骁勇善战，屡建奇功，那刘易何德何能，却要狄将军放下军务派人去给他弄苦荬菜吃。特别气盛的将领还要去比一比武艺，杀一杀刘易的威风。狄将军急忙劝阻大军，说：“刘易原来不是我的部下，如果你们与他计较，争强斗胜，传出去势必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现在要加强团结，不争一时之短长。”
这些话传到刘易的耳中，刘易非常感动。狄将军派人专程去弄苦荬菜，刘易觉得是得到了别人的同情和理解；狄将军劝阻将领争强斗胜，刘易觉得是在顾全大局。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该再给非常忙碌的将军添麻烦。
过了几天，刘易懊悔地去找狄青，说：“狄将军，您治军严整，我在韩将军手下时就有耳闻。这次我因这么点小事就大闹，您不仅不责怪我，还原谅了我，我一定要报答您。”从此，刘易再也没为苦荬菜闹过事，并且逢人便夸狄将军的宽阔胸怀。
其实，这正是狄青为人处世的聪明之处。他如果与刘易斤斤计较，在刘易大闹军营时处罚他，不仅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他现在这样做，不仅收服了刘易，而且收服了其它将领、士兵。看一看狄青的处世方法，无论是谁，都会为他的智能所折服。
可见，对人宽容一些，就会将激化的矛盾简单化，作为一个领导，您并不希望自己天天处在矛盾斗争之中，但这恰恰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待人处事的时候宽容一些，给自己多留点余地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您没有这样做，处处非常刻薄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看一则故事。
秦始皇死后，太子胡亥即位，称为二世皇帝。当时，骊山的始皇墓尚未建成。于是，二世召集全国七十万正在服刑的人，前往工地，挖掘坟墓。当墓空一直挖到有地下水的时候，就在沿穴中建宫殿、望楼、百官的席位及储藏珍贵器物的宝库；并设置能自动射出强弩的秘密机关，及用水银做成、不断流动的河海。
在始皇后宫中，没有子女的宫妃全都推入墓穴中，作为殉葬。埋葬后，所有参与工程的人员，则全数囚禁起来，怕他们泄漏陵墓的秘密。陵墓的周围，种满了树木，俨然是一座小山。同时，由于秦朝不断地苛敛诛求，造成关东盗匪的作乱。又由于阿房宫的工程浩大，国库收支不能平衡，只好增加赋税，人民也就更加痛苦。这时，有人向二世进谏，停止建造阿房宫的工程，以便节省开支。
但二世全然不听，他认为以天子之尊，想做什么就应该做什么，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于不满的人民，就该以严酷的法令加以控制，这样就没有人敢反抗了。在二世看来，过去尧、舜亲自拿着锄头和杵和农夫们一起工作，并不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过得舒服自在，那是自讨苦吃。如今发生的一切动乱，都是你们这些做臣子的没有尽到责任，不赶快去镇压暴乱，反而来进谏，对上无法回报先帝的恩德，对皇帝又不能尽忠，只晓得做官。在二世大声怒斥之后，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终于自杀而死，左丞相也被终身禁锢。
秦二世不能体恤下情，爱惜民生。沉重的劳役赋税、残酷的刑法，终于逼得全国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最终，秦始皇万世帝国的迷梦只两世就破灭了。这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第三节  要做事公正
作为一个领导，自当是秉公执法，正直无私，而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不易做到的。在古代，一些重要的案件常常是皇帝亲自过问的，而皇帝又常常给予有倾向性的表示，乃至直接插手执掌生杀之权。所以，一旦皇帝过问，绝大多数法官是不肯冒天大风险去“批逆鳞，犯龙颜”的，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与仕途，只有唯命是从，哪怕是胡乱地杀好人或者放过该杀之人。于是，敢于在司法刑狱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与皇帝相顶相抗的，就成了难得的凤毛麟角了。
在皇帝面前力主己见十分不易，需要有种种方式方法。不过，有时候恐怕越是迂回委婉，反倒越无济于事，甚至惹得皇帝不耐烦起来，闯下滔天大祸。而一些直言敢谏者倒像是摸准了“龙脉”，他们为了政事大局，为了主持公道，索性在“龙颜”面前“拉下脸来”，以正气凛然的本色出现，在皇帝面前高声议论，侃侃而谈，却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也需要皇帝具备一定的“度量”。
隋朝赵绰，性格正直刚毅，做官恭谨清正，后来担任了一系列的司法职务，直到刑部侍郎，考绩卓著，连年第一。隋文帝很欣赏赵绰，经常加以赞誉。
一次，隋文帝因地方盗贼屡禁不止，便决定改变刑法，加重处罚，赵绰不同意，进谏道：“陛下行的是尧舜之道，本该多有宽宥，何况法律是要取信于天下的，岂可说改就改?芽”说得皇帝点头称是。后来萧摩诃的儿子在江南作乱，依法，犯人之父是要连坐，接受惩办的。皇帝出来为萧摩诃说情，说他犯子年纪尚小，受人诱惑，一时糊涂，并要赦免萧摩诃。此时，身为大理寺少卿的赵绰认为皇帝干预了他的制案职权，固执地表示不能遵从。君臣各执已见，相持不下，直说到天近晌午。皇帝见说不通赵绰，便客气地给他一个“台阶”，说道：“你且退下，吃饭去吧。”不料，赵绰得寸进尺，反而言道：“臣的奏狱公事未决，不敢退朝。”他居然对皇帝给的台阶置之不理，皇帝哭笑不得，但却愈加赏识赵绰的“硬气”了。
另一回是皇帝执意要杀一个没犯多大罪过的官员，赵绰又不答应了，对皇帝说：“据法不该处死，臣不敢从命。”偏偏皇帝这天火气大，怒道：“难道你爱惜人才，就不爱惜自己了吗?芽”说着，就气恼地命令宰相将赵绰开刀问斩。君无戏言，死到临头，可是赵绰并不软弱求饶，还要在这最后时刻里硬顶下去：“我宁可让陛下杀了，也不要让你错杀他人?选”于是，赵绰被带了下去，准备处决。然而皇帝总算有理智，并未立即开刀，又过了一会儿火气也消了大半，心想就此杀杀赵绰的“气焰”也好。便派人问赵绰“想通了没有”，赵绰毅然答道：“执法一心，不敢惜命怕死。”气得皇帝拂袖而去，但终究没有真杀他。睡过一觉后，皇帝省悟了，第二天便当众表彰赵绰的忠诚正直，并赏赐了许多物品。
又有一次，皇帝又要杀一个轻微犯罪者，赵绰指出：“此人应当杖责，杀他非法。”皇帝却说：“这不关你的事?选”两人又辩论了好一阵子，皇帝不耐烦了，便高声说道：“撼不动大树的人，就应知趣退下去才是。”赵绰哪里肯退，言道：“我希望感动的是天心，不必讲什么撼树。”皇帝又开导道：“吃羹时，如果太热就先放一放，你怎么胆敢触动天子呢?芽”然而，不论皇帝如何“开导”，赵绰都不知趣，不开窍，仍然不让步。他一边连连下拜，一边又往皇帝跟前凑过去，愤怒的皇帝大声呵斥他退下，赵绰却不在乎，非要辩白不可，在这样的臣子面前，皇帝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惹不起躲得起”，最后皇帝自己倒先退回后殿去了。过了一会儿，“龙气”顺了，寻思赵绰所言有理，结果还是依从了他的意见。
看来，在皇帝面前捍卫法律，坚持正义，并不是光磕头，光哀求就可奏效的，有时候，恰恰正需要与磕头哀求相反的一些做法，方能达到目的。赵绰的直言劝谏、神色不移便是成功的实例。当然，能在皇帝面前保持本色，神色不移，也是需要胆识的。赵绰的顶撞、执拗乃至“赖皮”，处处体现他的胆与智，正是这胆与识，成就了他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的清白忠良形象。
明朝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他也是秉公办事的典范。我们再来看看他是怎样公正地办事的。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没有一个不是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让他们几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同党，一点不讲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他从小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他中了举人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教育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的。海瑞到了淳安，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着他有后台，到处敲榨勒索，谁敢不顺他心，就该谁倒霉。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县份，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大官贵戚，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掀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
驿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说着，他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派出的御史鄢懋卿被派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榨勒索的手段更狠。他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大钱，他是不肯放过的。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鄢懋卿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地方一样铺张，只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
鄢懋卿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底，直恼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有点害怕，就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为了这件事，鄢懋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终于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
到严嵩倒了台，鄢懋卿也被充军到外地，海瑞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海瑞到了京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了。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跟一些道士们鬼混。一些朝臣谁也不敢说话。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大胆写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造成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出来。他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海瑞把这道奏章送上去以后，自己估计会触犯明世宗，可能保不住性命。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全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一件件交代好，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
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又气又恨，把奏章扔在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到海瑞的名声，跟明世宗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
后来，明世宗还是下命令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直到明世宗死去，海瑞才得到释放。
从海瑞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做事情一定要公正，不然的话很难让大家信服，如果您手下的人都不信任您，那么您的位置也就坐不长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您也做到像海瑞一样秉公执法，冒死进言，要能够体会其中的意思，为我所用，比方说您是一个科长，和您关系好的下级就经常得到好处，时间长了，和您关系稍微差一点的那些人自然会心中不满，他们就会寻找机会对您不利，那么怎样做才能让大家都满意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公正，最起码表面上要看到公正。在这方面还有两个人必须要提提，那就是董宣和包拯。
董宣，字少平，东汉时河南开封人。由于为人耿正刚强，年轻时，被荐入仕途一直升为北海相，相当于以后省府一级朝廷官员。董宣在北海相任职上，不畏权势，大胆执法，引出一段为后世为官执法者所效仿，为平民百姓所称颂的动人故事。董宣上任后发现当地的一名官员公孙丹违法乱纪，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民怨沸腾。原来，公孙丹新建一处豪宅请来算命先生测看风水凶吉，被测为“住此房必死人伤身，要有人顶补‘塞咎’”，公孙丹听信骗术后，便指使他的儿子杀了许多过路人，把尸体放进房子里“塞咎”。案发后，董宣查明此案，迅速将公孙丹父子捉拿归案，明典正法处决，为民除害。但因此得罪了公孙丹手下的一伙人，他们聚众闯入衙门，哄闹公堂，杀死役差，董宣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又一举将这伙暴徒捕杀。董宣的严肃执法又得罪了朝中一些赃官，不久，青州刺史奏本诬告，董宣被打入死牢。但他毫不屈服，快要问斩行刑时，被光武帝刘秀下昭赦免，但后来董宣还是被罢了官。这时有人劝董宣学聪明些去行保身之道。但董宣却一身正气，一味不肯“悔过”。后刘秀器重董宣人才，又把他放在京畿重地，任董宣为洛阳令。董宣在此任上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使自己青史留名。
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一名心腹佣人随意杀人，无人敢管，董宣得知后，亲自带人前往公主府上，不顾公主的袒护，将那名佣人捉拿归案，查明后立即处决。但湖阳公主认为董宣故意跟她过不去，丢了她的面子，凭着当朝天子的姐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找到弟弟刘秀，要求惩办董宣。刘秀听后龙颜大怒，随召董宣入朝问罪，并欲杀之。董宣面对死亡神态自若，对刘秀说：愿进一言而死。刘秀问有什么要说的，董宣说：皇上施仁义道德打下江山，中兴汉室。现在又放纵公主府中佣人随便杀人，今后您怎能治理天下，严整朝纲呢？我不用你们动手杀死，我自己碰死算了。说完董宣便用头去撞旁边的木柱，顿时血流满面。刘秀听了董宣一番理直气壮的话，自知理亏，但为了给姐姐消气，又命董宣向湖阳公主磕头道歉。不料董宣得理不让，硬是不从，刘秀便命手下人去按董宣的脖子，强行让他磕，董宣还是不从，两手撑地，拒不低头。董宣的倔强人格感动了刘秀，只好当场释放并赏银三十万以表彰董宣。从此董宣不畏权势，抨击豪强，为民除害的事迹传遍天下，被誉为头硬脖子硬的洛阳“卧虎”。
包拯，字希仁，北宋时安徽合肥人。包拯幼时家境贫困，由于勤奋学习，２８岁时考取进士，做了知县。后又升任知州知府等职，还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死后被谥为包孝肃公。人们常叫他“包公”、“包龙图”就是这样来的。包拯为官清廉，执法刚正，曾向宋仁宗陈条七事，劝宋仁宗革新图强，富国富民。包拯一生最恨贪污腐败，主张严厉惩办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并给皇上上奏了《乞不用赃吏》的参本，请求皇上批准对贪官进行惩处。包拯在位时，曾惩办了大贪污犯淮南转运使魏兼和张可久，还敢于犯上，不畏皇权，力惩了宋仁宗宠妃的叔父贪官张尧佐，一时使包拯清正廉洁，肃贪惩恶的美名流传整个开封。还有个官员叫王逵，利用权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搞得怨声载道。包拯挺身而出，连续七次参劾王逵，后宋仁宗被迫罢免了王的官职。
包拯执法严谨，不避权贵，不论亲故，不讲情面，概从公断。他当庐州知府时，包拯的舅舅犯了法，他派员将人逮到公堂，照章重鞭打一了顿。还有一名官员，升为知府后，攀娶皇亲，喜新厌旧，不管家乡妻儿老小的生计，包拯得知后，奏准皇上将此人罢免。现在戏曲中上演的《赤桑镇》、《铡美案》、《打龙袍》就是根据包拯这些严明公正，廉洁奉公的事迹编撰出来的。
有一年，开封惠民渠河水上涨，京城受到威胁。经查，包拯发现涨水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开封有权势的豪门贵族争着在河上修筑园亭享乐，造成河水淤堵，酿成水灾。为了全城人民的安全，包拯下令将沿河边的建筑物全部拆除。为了这件事得罪了京城的不少权贵，他们上奏诬陷包拯，要求停止拆除，包拯并没有被权势吓倒，反而亲临现场，指挥拆除，并奏请皇上批准执行，宋仁宗不得不准奏照办。
看了这么多秉公执法之人的事例，相信您一定明确了处事公正的重要性。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公正的原则。
第四节  敏则有功
孔子曾经说过“敏则有功”，“敏”就是指勤奋聪明，这一点对一个领导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有的人可能在比较低的职位时做事勤奋努力，但是一旦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以后，就会松懈，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千万不要这样，对于一个想把自己位置做稳的官员来说，时刻保持向上的劲头是必备的素质。古代的帝王臣子在从政方面都有勤勉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个臣子勤奋的故事。
贾谊（前２００－前１６８年）是汉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河南郡洛阳人。十八岁便以饱读《诗》《书》、善写文章名扬郡中，为郡守吴公召于门下，后荐于汉文帝，任博士，年仅二十余。参与朝政议论，见识超群，一年间越级升为太中大夫。因建议改定制度法令及命列侯就国，遭到守旧派周勃、灌婴等人谗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抑郁悲愤，写出著名的《吊屈原赋》。数年后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太傅。先后多次上疏，提出重农业、行仁政、削弱诸侯势力、制服匈奴侵扰等重要政见和具体措施。后梁怀王堕马而死，贾谊因为忧伤过度也死了，年仅３３岁。
贾谊所处的时代是汉文帝时期，是封建时代的所谓“盛世”，即旧史家艳称的“文景之治”的前期。这时，由于秦末衰敝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社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统治阶级中“淫侈之俗，日日以长”（贾谊《论积贮疏》），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逼使农民破产流亡，“卖田宅，鬻子孙”（晁错《论贵栗疏》），以至“易子而咬其骨”（贾谊《论积贮疏》）。同时，刑罚苛重，民不聊生。汉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资治通鉴》卷十五），表面上废除肉刑，实际上只是改换一些杀人的名目而己。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而汉文帝周围一些权贵却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说什么国家“已安已治”。这使得怀有改革时政抱负的贾谊深为不安。为了向汉文帝说明政治形势的严重性，他从关乎汉王朝兴亡的角度，写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从正面论析时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还写了《过秦论》，通过论史讽喻，委婉地批评当时的政治，用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振聋发聩，以引起汉文帝及上层统治者的警觉。
贾谊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能洞察隐微，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抓住当前社会主要问题、预见未来隐患，作出精辟分析，提出有效对策。他从儒家思想出发，主张国家应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重视礼乐，严明等级；同时也杂有法家运用法术势，力主中央集权，削弱诸侯权势和道家的貌似旷达实为消极等思想。贾谊在政治上时刻保持着勤奋的态度，他对当时的国家情况认识得非常透彻，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上书给皇帝，最后终于引起了汉文帝的重视，可以说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贾谊的进言勤政为基础的。因此贾谊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刘向把他比为古之伊尹、管仲；鲁迅评价他：“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当然，我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勤政的皇帝，雍正就是其中之一。
雍正帝（１６７８－１７５３年）是康熙帝第四子，名胤禛。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年号雍正，在位１３年。康熙六十一年继位。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巩固皇位，分化瓦解了诸皇子集团，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帝勤于财务，大力精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后世颇有争议。
其实，雍正帝是古代最成功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他自幼聪明好学，在他父亲康熙帝的善教和督导之下，儒家经典、骑射武功和满语无不精通。他虽然性格内向，不善交往，但刚强好胜，办事果敢，筹划周详，雷厉风行，在藩邸时的多次历练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在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惟有他既不放过每一次“表现”的机会，又能深谋远虑地筹划着未来的治理。
幸运获得皇位的雍正帝，并没有以掌握最高权力而满足，也没有沉溺于乃父留下的宏业和祖宗成法而止步不前，而是针对时弊和社会的需要，励精图治、他在寝宫养心殿西暖阁亲书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至今仍存。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
二年，他针对康熙末年赋役混乱，吏治不清的现状，果断地进行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革除儒户和宦户，实行“士民一体当差”，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兴修水利，鼓励垦荒，解决人口增长所需的粮食问题。
三年，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西征随笔》案和或嗣庭试题案。
四年，整顿吏治，实行火耗归公，设立养廉银制度；本着务实的精神，改贱为良，解放生产力；开垦边区，奖励农业，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中央集权。
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条约》，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遂大兴文字狱。同年，始设军机房（十年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使皇权更加集中。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雍正帝还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日间刻无宁晷”，常常批阅奏折至深夜。据统计，他执政１３年朱批文字达一千七百多万，最多的一天要批两万多字，最多的一本奏折批了近两千字。他不似乃父乃子多次外出巡幸，自雍正二年谒东隆后，就再没离开过北京城，惟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政务。有人认为，雍正帝５８岁暴病而亡，可能是累死的。他的的确确为乾隆时期的“全盛”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甚至为清王朝在世界历史风云变化，列强环视之下还能延续近两百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康乾盛世”两峰之间不可忽视雍正这一峰。
“敏”除了勤奋的意思之外，还有随机应变，处事机敏的意思。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若不知进退，不知如何在错综的人事纠葛中把握自己，那是相当危险的。憨直也好，忠厚也好，这都是应该提倡的。但是，首先要有一个前提，即能够正确地估量形势。我国历史上许多文臣武将的成败荣辱，究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此。韩信与张良这两个人的命运结局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韩信在秦末战争和楚汉之争中，不能不算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只因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不能“学道谦让，不伐其功，不矜其能”，反而居功自傲，结果不能见容于刘邦，最后被迫图谋反，落了个身首异处、宗族夷灭的可悲下场。张良呢?芽自辅佐刘邦定鼎天下以后，“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自动地退出政治漩涡，实可谓善始善终。由此可见，古代许多名臣处世之道是应该借鉴的。
阮籍是魏晋开始时期的著名诗人。当时，司马氏集团窃取了魏国的军政大权，用血腥的屠杀排除异己。在这种情况下，阮籍不仅抱负无法施展，就连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而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他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言谈交际更是“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一天，阮籍正与人下围棋，家人慌忙来报说他的母亲死了，对方见此情景急忙要求作罢，而阮籍却坚持要把棋下完，一决胜负。其后，他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口吐鲜血。看来，阮籍够狂妄放诞的了。不过，这一切都是假装出来的表面现象，他是为了以此逃脱司马氏的迫害，他的内心里对世事看得格外清楚。
有一次，司马昭想要为儿子司马炎向阮家求亲，阮籍却一醉六十天。司马昭始终得不到说话的机会，只好罢休。史书上还记载说，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曾几次访问阮籍，企图从谈话中抓到一些把柄陷害他，阮籍照样装醉，闭口不谈国事，始终不给钟会任何口实。阮籍正是凭着放荡不羁、饮酒纵乐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艺术成就是人人皆知的。他年幼时曾深受王敦喜爱，王敦常常留他在自己的房里睡觉。当时王敦握有重兵，正阴谋推翻晋室。一天早晨，他的心腹钱凤找他来密谋起兵叛乱一事。这时，王羲之醒过来了，听到他们所说的全是谋害忠良、乱军篡国的秘密大事，心想这一下可坏了，等到他们发现自己全都听到了，一定会下毒手杀人灭口，于是急中生智，吐出一些唾液弄污头面和被子，装作酣睡深沉的样子，还不时打起鼾来。王敦和钱凤密商越深，就越是警惕，恐有人偷听。忽然，王敦想起来王羲之还在屋里睡觉，便挥手向钱凤说：“坏了，我们说的事全让他听见了。”钱凤一惊，沉吟了半刻说：“你去仔细看看，如若他睡得很香，也就算了，否则也就只好杀了他。”王敦轻轻走到帐前一看，王羲之睡得正浓，口涎流得一塌糊涂，还打着深长的鼾声，便打消了杀人灭口的念头。王羲之总算凭着机警逃过了这次灾难。
东晋时代的郗超也是一个智能超人的人物。桓温专权时，郗超深受信任，曾任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太和四年（公元３６９年），大司马桓温请郗超的父亲、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人共同伐燕，收复国土。郗超的父亲得知以后非常高兴，但对桓温欲藉北伐而揽权的真正意图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更没有想到自己因手中握有重兵，早已成了桓温深为忌恨的人。于是，他糊里糊涂地给桓温写了一封书信。在书信里表示愿意与桓温合作，共兴王室，时刻准备率部出征。信写好后便交给郗超，让他转给桓温。
此时郗超任职参军，长随桓温左右，对桓温的性格和心理要比他的父亲看得更清楚。在此之前，桓温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当时，他的父亲任职司空，领徐州、兖州二州刺史，手中的军队是东晋军队中最强悍的一支。因驻军北府，便称“北府军”。时人以京口为北府，所以郗超知道桓温早已对北府军垂涎三尺，因而很为父亲的安危担忧。此时，郗超打开父亲写桓温的信一看，深觉这封信写得很不妥，便把信撕得粉碎，并暗中代父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不是将帅之才，也不能忍受军旅生活，多年治军，毫无战绩，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有很多病，乞求能给我一块闲置不用的清静之地去休养。信中还劝桓温宜亲自统领北府兵，以进取中原等。桓温得到这封信以后大喜，随即给郗超的父亲升为冠军将军的头衔，并任命稽内史。从此，桓温自领徐、兖二州刺史，满足了他的野心。事后，郗超才向他的父亲透露了上述的情况，父亲大吃一惊，转而庆幸自己因儿子之力逃脱了一场横祸。
郗超确实是一个深通处世之道的人，然而，他很正直。桓温专权时，他很受器重，曾与桓温密谋废掉晋废帝，另立简文帝。朝中文武都很惧怕他，但史书并未记载他曾陷害过谁。相反，桓温死后，谢安掌政，时前秦屡屡侵犯，谢安从国家安危出发，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领兵御敌，郗超虽与谢安不和，但他能从大局出发，肯定说：“谢安不避举亲的恶名，推荐谢玄担当重任，是正确的。谢玄之才，足以不辜负国家重任。”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从上述几个小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处世的机敏绝非是一件小事，而是往往牵扯到事情的成败与否。然而，处世的本领不在于圆滑，也不在于奸警，而是在于要正确地审时度势，而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尽管上面所讲的事例都是如何避难求安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求安”就是一切，这里面还有一个做人的志向和道德标准问题。否则，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大是大非的立场而奢谈“求安”，便容易滑向庸俗的活命哲学了。古人云：“当死不死是为贼。”这是在强调，当国家有难，人民遭殃的时候，真正的英雄应该有不避水火，不辞生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气概。
第五节  惠以使人
除了“敏则有功”之外，还要做到“惠以使人”。简单地讲，就是要给下级足够的恩惠。人都是受利益驱使的动物，即使是再忠心的臣子，如果做皇帝的总是不对他进行物质上的奖励，他肯定会有别的想法。站在自己身边越近的人就越危险，所以千万要把他们笼络住，让他们死心塌地地为您效劳。
李广是汉朝非常有名的将军，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您从中一定能体会到做领导的艺术。
李广，陕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是西汉与匈奴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其祖先是秦朝将军李信，曾率军战败燕太子丹。李广接受世传弓法，射得一手好箭。
汉文帝十四年（前１６６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李广以良家子弟从军抗击匈奴。因善于用箭，杀死和俘虏了众多敌人，升为郎中，以骑士侍卫皇帝。多次跟随文帝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曾慨叹：“可惜啊，你真是生不逢时啊！如果你生在高帝的时候，怎么说也是个万户侯啊！”
汉景帝即位后，李广为陇西都尉，不久升为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抗击吴楚叛军。因夺取叛军帅旗由此在昌邑城下立功显名。虽有功，但由于李广接受了梁王私自授给他的将军印，回朝后，没得到封赏。
公元前１４０年，汉武帝即位，众臣认为李广是名勇将，武帝于是调任李广任未央宫的卫尉。这时程不识也任长乐宫卫尉，他俩从前都以边郡太守的身份统帅军队，却有截然不同的带兵方法。李广治军简易，行军没有严格的编制、队列和阵势。常找靠近水源的草地驻扎。士兵人人自便，晚上不打更巡逻自卫。军队的文书簿籍一概从简，但是也远远布置侦察人员，所以没遭遇过危险。程不识则以严格治军而闻名，他注重部队的编制，队列和阵式。晚上敲刁斗巡逻，军官处理军事文件到天亮，军队得不到休息，也没遇到过危险。可是士兵却苦于程不识之严，都喜欢跟随李广作战。
李广还常把自己的赏赐分给部下，与士兵同吃同饮。他做了四十多年俸禄二千石的官，家里没有多少多余的财物，始终不谈购置家产的事，深得官兵爱戴。李广爱兵如子，凡事能身先士卒。行军遇到缺水断食之时，见水，见食，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他不尝饭食。对士兵宽缓不苛，这就使得士兵甘愿为他出死力。
其实李广所做的都是些小恩小惠的事情，但这些小小的恩惠已经足够打动士兵的心，他们都为李广死心塌地地打仗，李广也因此获得了“飞将军”的美名，虽然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不成功，但是他带兵打仗的方法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您是一个主任，那么经常给自己的秘书、下属一些小的恩惠，比如几张电影票啊，一些优惠券啊什么的，别看它们微不足道，但一定会使您的下属们更卖力气地工作的。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明君、贤相、志士仁人都把“任贤”的问题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孟子就曾把它提到“不举贤则亡”的高度，并用“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的历史事实来进行论证。
然而，从理论上奢谈“任贤”如何重要是一回事，行动上能够识才、用才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因为它与领导的气度、品德、志向、才能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皇帝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西汉的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也是“惠以使人”的体现。
西汉建立以后，王国势力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正如《汉书》所说的“汉兴，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就是当时首都附近也是“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这种情况反映了西汉初期的郡国分立，兵荒马乱，究其原因是西汉的政治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封国有王侯两级。王的势力很大，官吏除丞相外都由王来任免。王国的封地多者一百多城，少者有三、四十城。汉初七个异姓王封地的总面积比朝廷直辖的郡县还要多。异姓王的韩信、彭越和英布是立下功劳的战将，他们都有自己庞大的武装，构成对西汉的很大威胁。公元前１９６年西汉统治者花了很大精力诛杀了异姓王韩、彭、英，异姓王问题基本解决。可是刘邦又用同姓王代替异姓王，他以为这是“天下一家”，“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是维护朝廷的可靠保证。他甚至下诏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是，这些不肖子孙随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增长，兵马增多，仍然构成皇朝的威胁力量。刘邦死后不到二十年，就有前１７７年济北王刘兴居反，前１７４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贾谊上疏文帝曰：“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三十四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他建议在原来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口，以分散王国实力。他的意见初步被实施但没有认真去推行。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削其支郡”，他认为“今削地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前１５４年“诸侯讙哗，吴楚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导出“七国之乱”。
面对地方分权叛乱，汉统治者为了中央集权景帝派出太尉周亚夫平乱，接着利用平乱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力，削减了王国的官吏，加强了朝廷的统治力量。到了汉武帝时，他贯彻了当年贾谊的建议，规定诸王死后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诸王子分割原来封地为列侯。这样朝廷并不没收王国封地，但把原来王国的力量分散了，他把郡国划为十三部各设立刺史，巡行监察豪强和守相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西汉之时，汉武帝在位５４年（公元１４０－公元前８７年），进行了４０年的战争，拓展疆域。其间，也采取安抚政策，曾遣司马相如、主爵都尉汲黯等等安抚西南夷少数民族。颁行“推恩令”，规定把原来只有长子袭爵的诸王国，改为可以分封其它子弟做国侯。这些侯国不再按原来王国的管辖，直接由汉朝廷在各地的郡来领导，权力分散于郡诸王。由于权力过于分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以“助祭”来削弱诸王权力。武帝规定每年８月在高祖庙中会见诸侯王，各位诸侯必须出酬金助祭，如谁的金少、色劣，就削爵。公元前１１２年因酬金成色不好，被削去侯爵的有１０６人，到公元前１０１年，原封侯爵被削爵的仅５人。汉武帝的这些拓疆治国之策平定了闽越和越南的叛乱。灭南越，征闽、粤，使夜郎、滇等国称臣。汉朝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承认和支持，还推行封异性为侯爵的政策。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汉武帝一朝所封异姓诸侯８９人，其中，百越贵族和将吏受封１２人。这１２人中，有１１人是南越和闽越灭亡之后所受封。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就在广东的汕头地区及梅县地区和福建闽南一部分设置南海郡下的揭阳县。在内廷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奏章，侵夺了原来属于丞相的职权，使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总的来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了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以此从王国里分出许多侯国。侯国列侯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治。王国封地愈来愈小，权力也愈来愈分散，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对抗了。“推恩令”还奠定了后来几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后来的多数时期，如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政体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郡县制的发明权虽是韩非、李斯、秦始皇等，但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体制，却是从汉武帝开始才巩固下来的。
从汉武帝的“推恩令”我们可以看出，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采取激进的手段，用这种小的恩惠也能达到效果。各个诸侯王以为能给自己的子孙封地称王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客观上却减弱了自己的势力，从而使困扰汉朝的王国问题得到了解决，看起来是小恩小惠，但效果却是保住了整个江山社稷，您说“惠”能不能“使人”呢？
历史上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是非常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惠以使人”的道理。
曹刿，是春秋时鲁国大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鲁庄公十年（前６８４年），齐桓公不顾主政大夫管仲的竭力劝阻，派鲍叔牙率大军伐鲁。此前，齐、鲁几次交战，鲁国都被打败。闻听齐大军压境，鲁庄公和群臣大惊失色，不知所措。这时，一直隐居的曹刿求见庄公，主动提出为抵抗齐军出谋划策。
庄公问曹刿：“齐强鲁弱，我们能打胜吗?芽”曹刿反问：“陛下感到自己为百姓办了哪些好事，能使百姓和您同心同德去战胜敌人吗?芽”庄公说：“我虽尽责不够，不过还是时时想到百姓。吃穿不敢独享，常常分给人们。”曹刿说：“这很好，但只靠施这些小恩小惠，百姓还不会真心实意跟陛下去作战的。”庄公又说：“我还能时刻想到百姓疾苦，凡重要诉讼案件，都亲自考察，不因自己所爱而滥赏，不因自己所恶而加刑，一定按实情作出处理。”曹刿高兴地说：“好?选真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和齐国一决雌雄了。”
庄公进一步问：“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战胜齐国呢?芽”曹刿说：“打仗要根据战场的千变万化随机处置，决不能事先凭空决定采用什么固定的战法。我愿和陛下一同率军前去作战，根据实际情况谋划。”庄公认为曹刿讲得有理，遂同曹刿一起带领大军迎敌。
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摆开了阵势（参见长勺之战）。齐主将鲍叔牙因一路进军顺利，有轻敌之心，首先下令击鼓进军。齐军呐喊着向鲁军阵地冲来。庄公见状，也欲击鼓迎战。曹刿连忙制止，并要庄公传令全军严守阵地，不得乱动和喧哗，擅自出战者斩。鲁军纹丝不动，齐军冲不破阵势，只好退了回去。鲍叔牙又下令第二次击鼓进攻，齐军重振精神，再次向鲁军阵地冲来，鲁阵仍岿然不动，齐军又一次退了回去。鲍叔牙见鲁军两次不出动，以为是怯阵，下令第三次击鼓进攻。这时，曹刿果断地告诉庄公击鼓冲锋。随着鼓声，鲁军阵中杀声骤起，士兵们像猛虎出笼般冲杀过去，其势如迅雷不及掩耳。齐军被杀得七零八落，丢盔卸甲，狼狈溃逃。庄公见齐军败退，欲下令立即追击。曹刿忙说：“别急。”他仔细察看了齐军逃走的车辙，又登上战车前横木向齐军逃跑方向嘹望了一阵，方要庄公下令全力追击。鲁军追杀了３０余里，斩杀、俘虏了许多齐军，缴获辎重无数，全胜而回。
我们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说明曹刿的才干，而是想说明小恩惠足以获得大成功的道理。根据当时的形势，齐国要强于鲁国，鲁庄公担心不能击败齐国的军队，但曹刿用事实说服了鲁王。“我时时想到百姓。吃穿不敢独享，常常分给人们。”“我还能时刻想到百姓疾苦，凡重要诉讼案件，都亲自考察，不因自己所爱而滥赏，不因自己所恶而加刑，一定按实情作出处理。”在得到了庄公的回答后，曹刿非常有信心地保证能够获得胜利，是什么东西让他对一场还没有打响的战争这么有信心呢？那就是民心的向背。简单说，就是老百姓支不支持你。而鲁王的回答让曹刿肯定了鲁国的人民对鲁王的忠心，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再难打的仗也不怕了。那么，我们再来仔细分析一下鲁庄王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事情很简单，鲁庄王只是平时注意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能够秉公处理案件，能够亲自考察实情，常常分给老百姓衣服和食物，这就是鲁庄王所做的，这些对于一个国家的君主来说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微小的恩惠，但是人民会永远记得它，到了打仗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拼尽全力，为国效忠，这下您总能体会到小恩惠的大作用了吧！所以时刻提醒自己对下级好一点，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小的恩惠就会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