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印支战争与中国在两个三角游戏中的外交地位

本文所说的印度支那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5月至1973年1月）。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援越抗法战争（1950年初至1954年7月）和援越抗美战争。
关于这两次战争，特别是后者，美国学者已经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探讨这个曾经使美国社会感到困惑的问题。[1]至于中国参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情况，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2]本文的切入角度不在于战争本身，也不简单是中国与战争的关系，而是选择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视角，即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外交游戏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定位和变化，及其最终结果。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进行讨论，主要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持续的近30年，恰恰是冷战发生和发展，并且其重点逐步转向亚洲的年代，而在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还展示了冷战状态下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是绝不可以忽视的，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
（一）
论及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其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矛盾游戏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需要首先讲明两个问题：第一，这种三角关系形成的背景。在两极对峙的冷战年代，亚洲在美苏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战后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这从某一个角度表明，美苏竞争、乃至争霸的矛盾焦点，实际就是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当他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基本确定和稳定之后，即将目标转向了亚洲。而东南亚地区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咽喉部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中印度支那半岛更是控制此东西方战略通道的关键一环。由此，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地区，作为大国利益和大国彼此间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自然成为争夺的热点。换言之，美苏若想在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就须取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双方为追求此目标都要培植各自的势力集团，以相互抗衡。于是，印支半岛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环节，而越南又作为印支地区的重点，便成为美苏争夺的首要目标。
此外，对于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桥头堡，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寻找楔入的契机。这样，越南作为东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也即被美国纳入重点对象之列。对于苏联而言，要在中苏分裂后达到抵制中国反苏战略的目的，插手印支事务，拉拢越南抗华，是其最现实可行的途径。而对于中国来说，支持并抓紧越南，不仅是抵御美国侵略威胁的需要，而且更是防止苏联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进而与之对抗的需要。至于越南，出于上述安全利益、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一直是各大国战略考虑中所注重的一个因素，故而也始终受到大国间关系好坏的直接影响，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
这些就是20世纪50-70年代，美、苏、中、越之间三角关系发生的基本原因。其中冷战前期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苏在亚洲尚不处于直接对抗的位置，仍为盟友的苏联和中国在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目标虽然一致，但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外交政策要旨，对援越保持低调，而中国则因朝鲜战争被推到了亚洲反美的前沿。中国对美国干预越南的估计过为乐观，[3]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美国则高估了中苏插手越南事务的风险，不断加紧军事介入的步伐。这样，印支战场即为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从区域性到全局性的发展变化，以及三角外交中的矛盾游戏，提供了舞台。
第二，这种三角外交的实质。
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三个主权国家之间，都会发生具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利害关系。但是，不同时期组合而成的三角关系，就其三边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而言，却有着不同的实质和内涵。具体到中、美、苏、越交叉构成的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是如此。
在整个50年代，中美苏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意义上的关系，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双边关系，即以中苏为一方展开的对美外交活动，其所强调的是一种由于观念、制度上的水火不容而造成的割裂和敌对。而中苏越更是同一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彼此不分你我。此时，社会主义国家以意识形态确定自己的战略取舍，这从某种意义上言之，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其以意识形态结盟为主体，相互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压抑或隐蔽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因素自然就大大削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和中苏越关系，还处于一种定式的凝固状态，尚未形成任何两边都可能相互联盟对抗第三边，而每一边的政策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两边相应变化的动态的三角格局。
由于政治毕竟不存在温情，民族情感也总要超越意识形态，留下的实际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力量对比的总趋势，故而，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往往是脆弱的。60年代初期以来，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呈瓦解之势。与此同时，美苏缓和，不结盟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分化和改组。无论是戴高乐1965年关于世界存在美、苏、中、西欧、亚非拉第三世界"五大实体"之说，还是尼克松1971年关于美、西欧、日、苏、中"五大力量中心"之论，抑或毛泽东1974年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其反映的现实就是，50年代僵化的两级结构已经开始动摇，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这种状况不仅使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各种不同形式的三角关系开始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上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和变化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的现实，赋予了中美苏、中苏越关系以新的含义。在印支战争的舞台上，中美苏越之间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尤其是中美苏关系完全突破两极结构，进入到单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三角外交的进程中。虽然中国在三边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还无法与美苏比肩而难以构成三角均势，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三角外交应该说已纳入到了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与此相对应，中苏越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其关系也带有了某种三角战略的色彩。
在第二次印支战争后期，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互动影响，交叉重叠，敌友转化，扑朔迷离，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依赖，外交游戏做得复杂而多彩。就美国方面言之，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对三角外交战略的最初运用，便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从苏联方面来说，其亚洲政策的主旨不仅在于与美国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国。为此，它不但将对越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而且还极力拉拢越南，联越抗衡中美之间的联合。对中国方面而言，苏联已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首要敌人。为此，中国调整对外战略联美抗苏，并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就越南方面来说，它要获取中苏最大的援助以抵抗美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反苏政策及对美政策的影响下，又要依靠苏联抵制中国的压力，最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中美。
尽管在这两个三角关系中，各国力量的对比并无均势可言，中国、越南相应都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边，但是，美苏两国毕竟也受到这两种小三角格局的制约，不能左右逢源。中美苏越四方虽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却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此外，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中又增加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这即使中美苏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区的、局部的性质，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
（二）
在50-70年代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美苏越各国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外交主导方针，四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相互转化，进行着不同的组合。其间，无论是中美苏还是中苏越，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外交活动确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不过，美国凭借其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在各边的相互关系中始终处于关键地位，保持着最大的机动性；苏联次之；中国和越南相对而言则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第一，抗法战争时期（1950-1954）。
对于越南的抗法斗争，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开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0年1月18日和30日中苏两国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2月初胡志明即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共同商讨越南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项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并明确表示要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此后，中国不仅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而且还给以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同时具体协助越方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4]在中苏两国的道义支持，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援助下，抗法战场上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但是，美国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就从未安逸地作壁上观，而是不断地进行支持和干涉活动。[5]尤其在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争。这样，越南的主要对手，从表面上、近期看是法国，但从实质上、远期观之则是隐身在法国背后、一直跃跃欲试的美国。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已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目标。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
而新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处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令苏联拥有了较过去强大得多的对美外交实力，但是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作为"一边倒"的苏联的忠实盟友，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这样，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的僵局。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
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他们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能力解放全国，由此而对中国迫其退让一事久久不能释怀；更困扰着毛泽东，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作自我批评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庭艳就开始杀人。我跟范文同同志讲过，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6]
第二，抗美战争前期（1961-1964）。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政治、军事目标就同美国在印支寻求的目标产生了抵触。中越努力实现印支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保住整个越南北部，将之作为基地，完成下一步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美国的既定方针则是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实际决定了中越两国要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当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渗透，扶植傀儡政权，为其侵略扩张确立军事基地时，中苏两国则在共同帮助越南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实力。从1955到1958年，苏联和中国对越经济援助分别为5.31亿卢布和11亿元人民币。[7]恢复任务完成后，1959年初越劳党在二届十五中全会上开始强调主动进攻的思想，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认为如果美吴集团挑起战争，即是越南统一祖国的机会。随即加紧准备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翌年3月，越劳党三大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8]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实际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此后至1964年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前期，面对越南南方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在美国的战争威胁面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国于1962年夏开始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援助，同时积极支持越南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9]中越同心协力，矛头一致向美。
与此同期，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大力缓和对美关系的现实，使中苏越三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为了寻求西方对其缓和政策的理解，尽量将对越南的支持限制在舆论宣传的范围，竭力不卷入战争。而且，随中国对越南影响的持续增长，苏联对印支地区的兴趣也相应减弱，它认为中越两个盟友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对越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10]苏联不愿意为支持越南党的抗美斗争，尤其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牺牲与西方的关系，丧失同美国合作的前景。这样，中国成为越南的唯一靠山。面对中苏关系破裂的趋向，越南虽然态度暧昧地从中斡旋，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中越关系进入最亲密阶段。
而中国方面，为了维护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在对越外交政策中加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如1960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来自第三国的援助。[11]邓小平还以中国向越南提供1亿元为交换条件，要求越方拒绝接受苏联的任何形式的援助。[12]此外，中国对越南在中苏分歧中的调和立场，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3]
此期的美国还并未充分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真正含义，而且由于中国继续保持对美的敌视态度，使中苏离异的迹象没有成为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美国这时注重的依然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在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既如腊斯克所反复强调的：如果北京和河内舍弃南越地区，我们将打道回府；否则，我们就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仗要打了。[14]终于，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加速了将战争升级的步伐。
第三，抗美战争中期（1965-1969）。
1965年初，美国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侵略由"特种战争"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也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中美苏、中苏越三角关系的色彩逐渐浓重。
赫鲁晓夫的"脱身"政策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在越军中的影响大大削弱，至1964年末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清退苏联军事专家的地步。[15]面对此现实状况，苏联既不愿冒遭受中国公开、尖锐的批判，进而丧失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危险，更不愿就此放弃地缘政治利益，彻底葬送其加强在东南亚地位的前景。毕竟越南是苏联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的一个主要通道，苏联的近期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对付中国的据点；远期则是要独占对该区域事务的主导权。为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即调整苏联的对越政策，将单纯的道义支持转变为物质援助，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此外，为了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的战略，苏联在实施对越"插手"政策的同时，就积极谋求通过磋商解决战争问题。
此期毛泽东已愈益关注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开始不断权衡苏联和美国的威胁何者为重。对于毛泽东来说，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虑，苏联这个北方的威胁更邻近也更直接；而从意识形态上评判，其对修正主义的敌意实际比对美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毛的认识中，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危险得多。由此，他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寻找打破几十年与美关系僵局的契机。中国在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向安全意识转变。
这时，中苏分裂的事实已使西方世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分化趋势正堪利用。于是，因泥足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战争、借助中国力量与苏抗衡的可能性。1967-1968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发展，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向西方显示了中苏关系已处于战争的临界点。中苏冲突的升级为美国实现同中国和解的战略意图提供了条件，美国随即转入从决策上具体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的过程，一方面向中国发出缓和信息，一方面向苏联显示其对华战略意图，目的都是一个，即在推动越美和谈、政治解决战争问题上获取苏联和中国的帮助。1968年底毛泽东从最初的反对和谈转而采取赞同态度的事实，实际即反映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一种因应。而苏联更在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斡旋中，发挥了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作用。
越南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衰弱的现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对于越南来说，在地缘、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潜意识中始终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样，当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重新携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苏援物资过境运输等问题上与苏联矛盾频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冲突；[16]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竭力防止苏联借此掌握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越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时，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也随之逐渐发展。至6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实际已决定同苏联结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为此铺平了道路。[17]
第四，抗美战争后期（1970-1973）。
这一阶段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三角关系成为一场三方都参加的游戏，战略因素更为突出。
近观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由敌对升级至对抗后，毛泽东打开中美外交局面，并试图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于是，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迅速结束战争，及早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美之间从1973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逐渐构筑起了"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并使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疑虑，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方面来看，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苏联一面积极发挥其政治斡旋作用，避免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一面也大力援越，并利用中美联合问题离间中越关系。这时，苏联已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而且开始掌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认为自己已拥有了在印支地区确立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为此，苏联试图最大限度地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发展和巩固与越南关系的新机遇。[18]越战结束后，苏越战略联盟逐渐形成。苏联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入侵柬埔寨，并控制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终于导致了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
就美国方面而言，随基辛格的访华，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公开化。美国一面告知苏联，其不断援助越南、强调战争的做法正在危害业已改善的美苏关系；一面以美中关系制约苏联，通过拉中国刺激苏联对越施加压力，帮助美国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拔足。而美国从越南撤兵的事实对其自身并无损害，它正可留下中苏两国去争夺对越问题的主导权，增加中苏之间的矛盾，促使苏越联合对抗中国，进而推动中国倒向美国，双方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抱负；同时既通过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利用苏美缓和之势制约中国，使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在中美苏的三角外交中，美国表露出了赤裸裸的战略意识。
而越南则是力争获取中苏两国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依靠中苏力量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为战争结束后统一祖国的斗争铺垫道路。在此过程中，中越分歧渐渐加深，种下了以后兵戎相见的祸根。越南为实现其近期对付美国，远期抗衡中国的战略目标，找到了苏联这个新的靠山。
纵观这一时期中美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演变，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其基本背景和动因。但是要找出令中苏两国分道扬镳的始作俑者殊为不易，究其根源，还应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以意识形态为国家关系的基础、以国际共运为国家交往的形式这种构架的不合理性。这种框架以两党关系取代两国关系，为实现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总体战略目标，要求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感、统一的政治步调、共同的阵营利益即国家安全利益。此类不合理因素，其实注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终将四分五裂的命运。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实际都未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苏联对华遏制和包围的政策将中国推向美国，而中国压越反苏的方针又把越南推给了苏联。
总之，在两个三角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对美国形成的咄咄逼人势头，使中美两国具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进而具备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基础；美国摆出与中国联手的姿态，推动苏联为避免两面受敌而助美劝说越南在和谈中让步，以求及早摆脱越战梦魇，同时通过中国牵制苏联力量，以遏制其上升趋势；中国打破对美关系僵局，两国枪口一致对苏，促使苏联与越南结盟对付中国；而苏越联手的前景又推动中国加快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借助联美之势予以抗衡。这种三角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因中美的联合而于二战后第一次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中国因与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临来自苏越的新的军事威胁；至于美国，这场战争噩梦过去之后，不仅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苏联填补了其撤离后的力量真空。在苏联夺人的气势面前，美国只能退保东盟，借对东盟国家的控制，在东南亚与基本由苏联掌握的印支国家相抗衡，转而力求与苏联分享地区舞台。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四国中力量最弱的越南，虽然对苏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但就实际利益而言，战争结束，美国撤兵，越南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越南从此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三）
在20世纪中叶印支战争持续的20余年中，以美苏为主要角色的、代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集团之间的冷战，也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着。在亚洲，50年代,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及至70年代,中美联合对苏，中国实际退出冷战的第一线，而将美国推到反苏的最前方，由美国与苏联进行直接的对抗，冷战由此而转型。
在亚洲冷战的上述大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了。
最后，对于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据笔者个人意见，中国学者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其一，关于中苏关系的反思。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保持睦邻关系。毛泽东试图建立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或者说中国对外战略中反苏主义原则的贯彻，虽然取得了打开中美、乃至中国同西方关系的重大外交成果，但也给中苏、中越关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苏越结盟使中国最终陷入了更为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对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反思。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中，中国对美国和越南对苏联，事实上都存在着较大的战略依赖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独立自主精神与为对抗苏联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美国的一种无法排解的矛盾性。尽管在实现对美和解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打开僵局的主动性来自于中美双方，但是中国力量的弱小，及以后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现实，实际上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依赖性。应该说，加入国际社会和独立自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各大国间奉行一种相对平衡的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避免成为别人手中的一张牌；同时也不因与某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而损害到与另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才能够为自己创造出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生存空间。此外，亚洲的许多国家，如东盟等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极强的戒心，他们欢迎并要求美国在亚洲地区驻军。而中国在美国的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特别是发动越战对中国直接构成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自50、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鼓吹世界革命，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这种做法无疑将一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从而实际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三，关于中越关系的反思。首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由此，增加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趋向。其次，中越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剖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心理背景--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客观上存在着指挥与被指挥关系；民族和历史的心理背景--越南历史上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着某种民族心理障碍，一直具有要求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这种背景，实际是中国对越决策和中越关系研究中都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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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学者的著作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俄国学者也根据最新解密档案加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行列。见Ilya 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6。
[2]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参见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旅美华人学者翟强（Qiang Zhai）刚刚出版并在美国获得一致好评的著作：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3] 事实上，毛泽东在60年代初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认为美国把苏联而非中国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装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964年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领导人分析形势时还认为，美国、中国、越南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如果要打中国，须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参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6-47页。
[4] 参见Igor Bukharin，Moscow and Ho Chi Minh,1945-1969, 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年1月）；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4-25页。
[5] 到1954年5月，法国投入印支战争的经费70%左右是美国供给的。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45页。
[6] 参见Stein Tonnesson, Le Duan and China 1979, and 1952-79，提交"新证据：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0年1月）；1968年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的谈话，《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296页；1963年6月4日毛泽东与黎笋等人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等。
[7] Bukharin前引文。
[8] 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67、68页。
[9] 参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0] 参见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tora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Documentation（SCCD）, f.4, op.18, d.582, p.5。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CCD, f.4, op.18, d.582, p.5,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July 25, 1964. SCCD, f.5, op.50, d.631, pp.163-164.转引自Gaiduk前引书，第9-11页。
[11] Minister-Counselo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Mitrophan Podolski to Moscow, December 17, 1966. SCCD, f.5, op.59, d.327, p.7。转引自Gaiduk前引书，第16页。
[12] 此材料出自中越关系极度恶化时越南方面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越中关系真相》（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目前尚未见有中方或其他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参见同上。
[13] 1963年3月19日中央关于在对外接触中有关越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注意事项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19,卷号244,第9、10页。
[14] 转引自Gaiduk前引书，第20页。
[15] 1964年11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通报苏联驻越武官说，越南军事力量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策略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为此，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明显的被排斥的状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参见Top 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DRV", November 19,1964. SCCD,f.5,op.50,d.631,p.253. Gaiduk前引书，第16-17页。
[16]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17] 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29页。
[18] 1971年4月苏共24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劳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参见1971年5月21日苏联驻越南大使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24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北京大学现代史料中心所存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SD0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