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道德靠什么

默认分类 2010-01-19 15:46:01 阅读7519 评论205 字号：大中小
重建道德靠什么
许博渊
我国社会道德的滑坡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重建道德，却人言人殊。有的人认为道德的衰败是因为丢掉了传统文化，要想重建道德，非把孔夫子请回来不可。这种看法很值得怀疑。社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和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资源的占有是否公平公正，以及法制是否完善等等，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打一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仅靠弘扬儒学所能奏效的。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儒学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汉民族的凝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厥功至伟；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功不可没；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培养了范仲淹这样道德高尚、出将入相的杰出人物。但是，儒学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在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期望过高。它最大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个人的内心修养而轻视制度建设。它既没有宗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世俗的配套法律。因此，它不仅不能约束帝王的行为，也不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昏君和贪官。儒学对大众的影响也仅限于忠孝之类，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几乎没有关系。
儒学的道德训条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我们自己也许已经看得太多，正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目光却比我们敏锐。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儒学思想体系汇编》中就指出儒学的这个缺陷：“儒教对罪恶行径持否定态度，但态度不够强硬，除了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外，没有提出任何惩罚措施。”对中国抱同情态度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长期生活在山东农村，对儒学也颇有研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本《中国人的德行》。和花之安一样，史密斯也发现儒学道德观与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写道：“儒家学说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笔者相信，在儒家学说下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这一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儒家学说如何使大部分人变得高尚起来呢？”他发现，中国人最大的道德缺陷是对人缺乏诚信和关怀，缺乏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他写道：“我们把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些经典的教诲对比后就会发现：这些教诲注重在道理上把社会带向一个高标准的理想境界，在社会实际中并没有看得到的作用。”十九世纪在华的西方人都对当时中国人的不诚实印象深刻。史密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库克的话说：“西方人最讨厌被人称为‘说谎者’，但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伤害。他不会否认这是事实，只是这样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谎话连篇，现在就在说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张口就是俏皮话，看你一脑子的稀奇古怪的念头’。”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都是缺乏反思的，否则不会出现“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话，也不会产生“伪道学”这样的贬称。到现代，更有一些先进的人们开始了反思。许寿裳先生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述了1902年与鲁迅先生在东京探讨中国国民性的情景，说“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如果我们考察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象中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人们的道德水平并不比现在高。明、清两代的中后期，社会道德都一塌糊涂。我们不妨拿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1910年到1911年，东北和华北曾流行肺鼠疫，死六万人，哈尔滨傅家甸最为严重。1911年1月8日《盛京时报》有一则新闻，说十二名俄国人应邀到傅家甸一个轮船管带家中作客，“入街处，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岗，问为何不管，该巡警说：“虽倒毙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时乘车之俄国妇女吓得“几乎不省人事”。对他人缺乏关怀，缺乏爱，甚至对他人的生死漠然处之，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痼疾，在道德滑坡的当今还可以见到，不过程度已经大不一样。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后的全国大救援就清楚了。同样是灾难，人们的态度已经不一样，进步多了。人们说道德滑坡，主要是与计划经济的年代相比较，而几乎没有人将其与历史作比较。将古代社会想象为君子之国是没有根据的，把现在的道德滑坡说成是因为传统儒学的被遗忘也是没有根据的。如今有些高捧孔子的言论很容易令人想起清代无名腐儒在蜀道驿站墙壁上涂鸦的那句话：“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常如夜。”这种过分的言论当时就引来了嘲讽，有人说，怪道孔子没有出生以前的人都打着灯笼走路呢。
上面说的是对人缺乏爱心，再说诚信的缺乏。我们“仁义礼智信”念了两千年，喊了两千年，效果如何？不妨再举个例子。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我们和那些社会道德比较好的国家的程序刚好相反。人家是首先相信你，交往中完全不设防，但一旦你骗了他，那他就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反映到制度上，他们建立了黑名单制度，你的不诚信污点将跟随你一辈子，叫你得不偿失。我国的程序刚好倒过来。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首先是不相信，小心翼翼，只有交往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人可信，才渐渐相信他，才有把握说，这人没问题，我和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同的行为习惯？是因为社会中无信之人的多寡。一个社会，如果无信之人是一种罕见的动物，生活于其中的人就有安全感，就会失去警觉。一个社会，如果到处都是骗子，人们就会像荒野里的食草动物一样竖起耳朵，时时刻刻都防备着受到伤害。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不敢轻易相信自己不认识的人，有陌生人和你说话，你心里会立刻冒出一个疑问：“莫非骗子吧。”我国社会的骗子可能并不一直那么多，可能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不是也有过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候吗？但总体上看，可能比较多，经过多少代人的积淀，就留下了民间的一些经验之谈，如“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人心隔肚皮”等等。看来，史密斯说四书五经“在社会实际中并没有看得到的作用”不是向壁虚构。
出现道德高标准与实际低水平的巨大反差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社会没有公正可言之外，儒学本身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儒学把原始社会的尧舜树为榜样，企图以此规范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强调朱熹所说的人欲是超过生存所需要的过分的物质欲望，但为什么不说贪欲而说人欲呢？起码是概念混乱。“名不正，则言不顺”，概念混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思想的混乱。既然目标高不可攀，那么，除了空喊口号、言行不一又有什么奇怪呢？今天的人不应该追求物质财富极不丰富的发展阶段中的公平，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平，而应该考虑如何在努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社会财富的新形势下保持公平和平等，沿袭古人的老路没有出息。当代欧美就出现了好些针对这个问题的学者和专家。
当然，西方也不是不搞教育，但他们的教育比较切合实际。今年有媒体报道的加拿大小学生的行为准则，就非常切合实际。有这么几条：互相尊重，尊重自己，尊重学校和学校财产；出色完成我们要做到的和应该做到的；接受自己也接受别人；互相关心并在乎别人的感受；在别人需要时帮助别人。这些是孩子们能够做到的，如此培养出来的人，将是具有社会公德的人。儒学对孩子的教育则与成人教育一样，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严重与实际脱节的问题。鲁迅先生就批评过郭巨埋儿这样血淋淋的教育，令孩子毛骨悚然。我真不知道现代私塾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怎么想的。其实，与其让人敬而远之，教育落空，不如从切实可行的身边小事做起，追求切实的效果。但我们似乎习惯于大而空，结果是嘴上说得好听，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按之实际，国人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不能全部做到加拿大小学生准则所要求的。史密斯在《中国人的德行》中记录的一个现象就很说明问题。他写道：“车夫要想装卸货物，行到车水马龙的道路中间就开始卸货，大家只能等他卸完。农夫要想砍倒树，就把树放倒在马路中央，来往行人只好等他把树砍断、搬走为止。”心目中根本没有别人，更谈不上尊重别人的感受了。一百年过去了，类似情况还可以见到。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胡同里或者早市里，人们把自行车和三轮车随便往路中间一放，自己买东西去了。我曾见过一个可笑的场面，有一位老太太也这样把三轮车停放在胡同的路中间，自己不知道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因为挡了别人的路，有人将车子推到一个角落里去了。那老太太回来找不着车了，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了，气愤到了极点，用各种恶毒的语言骂开了，骂了老半天。她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却没有想到自己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更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也没有人搭茬，老太太骂了一阵，自感无趣，也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她为什么如此气愤？因为熏陶她的文化使她相信，公共的地方谁都可以占，这是她的权利，不占白不占，至于是否妨碍别人，则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如果抬头看看世界，就可以发现，全世界的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曾经对社会道德做过艰苦的探索和研究，有他们自己的招数，有些招数比我们的更加有效，那里的人并没有举着灯笼火把走路。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很受启发。它比较了中西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解决办法。我国传统文化宣传孔融让梨，表扬他把最好的给祖父母，次一等的给父母，再次一等的给兄弟姐妹，最差的留给自己。这种教育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古罗马人不是这样。古罗马军队中曾出现过严重不公平现象，面包由长官分发，他把最大的留给自己，小一点的给亲近的人，最小的给普通士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找一个榜样来教育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比如两个士兵得到一个面包，按规定其中一个负责切割，另一个人则有权首先挑选。这样，那个切割面包的士兵为了防止自己吃亏，就会非常小心，尽量切得一样大。这样的传统延续发展，就是现代西方社会比较重视制度设计，而不仅仅依靠道德说教。正是有了制度的约束，那里的腐败就没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那么普遍和严重。
我还可以举出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别国之人虽然不知道孔夫子孟夫子，但其道德并不比我们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时我常驻伊朗，发现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伊朗人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水平。有一天，内人在使馆劳动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下，跌断了右臂的鹰嘴骨。我闻讯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去，忙着送医院。此时，使馆大门外等待办签证的队伍里走出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德黑兰有一家私人诊所，专治四肢骨骼，医生是留美生，并曾在德国行医十年。他把自己的车开过来，载着我们直奔那家医院。次日，他还带了一束鲜花，特意来医院探望。我与他素昧平生，如此热心相助，令我感动。后来我们又来往了几次。那时候的伊朗经济非常困难，本国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实行外汇管制，官价一美元换七十里亚尔，市场上则可换一千多里亚尔。我们的经费是美元，如果老老实实到银行去兑换就吃亏太大了。这小伙是个小商人，在德黑兰巴扎里有一个铺位。我就给了他两千美元，托他在巴扎兑换。那天我们等了他一天，到晚上才把钱送来。说实话，我都有点后悔了，想起小时候母亲反复告诫：“铜钱银子，左手不托右手，外甥不托娘舅。”但晚上他来了，公文箱里满满一箱子的里亚尔。他见我喜出望外，知道在此之前一定有一个着急的过程，说道：“别说两千美元，就是一万，十万，我也会如数送来的。我们巴扎商人，每天经手的钱成千上万，一般连一张条子都没有，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我听后很不好意思。近年来，我在国内经常上当受骗，每每想起这个伊朗小伙子。他们不一定接受过“人无信不立”之类的教育，为何如此诚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古风犹存。伊朗人告诉我，好客是他们的传统，至今在偏远农村，家里来了客人，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要好吃好喝招待，困难的人家，有一口吃的，要让客人吃，只有一床被子，要给客人盖。如果谁家怠慢了客人，说明这家人太没有道德，就会在当地难以做人。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伊斯兰教不仅有道德的道义约束，而且有宗教法律的约束，违反道德规范将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这两条，一条是我们早就丢掉了，一条是我们根本就不具备。
再举一个澳大利亚的例子。澳大利亚的人际关系远没有我们这样密切，一般是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别人的事情不打听。但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却人人都乐于提供帮助。我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不认识路，停在一边查看地图，就会有人上来问：“我可以帮助你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有的时候，他们会开着车在前面带路，一直带到岔道口，并指给我正确的方向。有一次，我听说悉尼有一个停车场比较便宜，但在那里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入口。我问一个华人，他漫不经心地用手一指就走了，连口都懒得开。我只得向一个当地白人妇女打听，那妇女满面春风，详细告诉我怎么走，看我还有些疑惑，干脆拿出纸笔来为我画了一张地图。澳大利亚人也不知道孔子，他们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平，除了“爱人如己”之类的宗教教育外，还有现代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为自家人办事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违法，外围依次是亲戚、朋友、同学或战友什么的，起码是熟人，其他人就都是竞争对手，没有义务提供帮助。澳大利亚人的家族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以个人为核心，个人以社会为大家庭，非常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要求社会成员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将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当作自己人。这两条，一条是我们根本不具备，一条是还没有发育。
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该封闭，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那些家当，而应该广泛研究、学习和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功的文化、思想和经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中西方文化的另一个差别。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向后看。儒家和道家一样，都是向后看的。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儒家则“言必称三代”，好像什么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好，而更古的尧舜时代更好。流风所及，每当新旧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有人向后看，总会掀起一股尊孔读经之风。西方人也向后看，但更多的是向前看。他们比较注重从现实生活的实事中寻求“是”。今年4月15日，一个名叫约翰·哈里的作者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需要建立更平等的社会》。文章介绍说，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和凯特·皮科特博士经过十五年的研究，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叫《精神层面：为什么更为平等的社会总是能做得更好》。文章介绍说：“我们最重要的心理需求之一就是让自己感到我们是人群中最有价值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追求人人平等的‘狩猎部族’中，一旦我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没有可能受到部族其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破坏。”“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能比地位更让我们感到焦虑的。源源不断的医学实验表明，我们在预感即将失去现有地位的时候，身体内部一种称为‘皮质醇’的荷尔蒙就会增多，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开始感到各种不适。”“我们的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痛苦的扭曲之上，我们过去三十年一直在使这种状况激化，社会越不平等，社会关系就越趋紧张。一旦存在一个长长的社会阶梯，而且生活在底层就意味着屈辱与贫困，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爬上阶梯的紧迫性——社会也将开始混乱。这并不是一个‘左’派的推测，这是一个事实。”文章还引用哈佛大学医学院暴力研究中心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利根的研究成果。这位心理学家说，暴力行为是“试图摆脱或消除羞辱感的一种企图，这种感受是痛苦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这种地位危机感还与信任度有关。“在我们感觉紧张时，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怀疑。在社会高度平等的瑞典，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表示信任周围的人，因而瑞典也成为发达世界社会信任度最高的国家。在社会最不平等的葡萄牙，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表示信任其他人”。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它实际上也回答了我国社会为何浮躁，一些人为何有暴力倾向，并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至于平等与信任度的关系，文章的解释可能不尽准确。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人们因为对自身地位的担心而产生了紧张感，就会不择手段地爬上社会阶梯的高层，以避免屈辱与贫困，而不择手段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我国社会现在上演的正是这一幕。我觉得，他们这种从实事中求是的方法更能对症下药。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还有一个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国的中医比西医高明的地方是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往往“头痛医脚”，但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却又往往头痛医头。比如对道德危机，我们鲜有人将其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一想就想到古代伦理哲学，就呼唤孔夫子，总试图用形而上的药去治疗形而上的病。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两三百年来，英国的哲学体系包括了法学和政治学，欧美的其他哲学家也曾热烈地辩论如何将道德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他们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们的物质欲望，或曰动物性，物欲如洪水，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以唤醒人的动物性。他们探讨，如何将物欲放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既令其发挥积极作用，又防止其破坏性。如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的《道德情操论》就试图将“富之路”与“德之路”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总之，他们不仅着眼于道德本身，而是将道德问题放到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的。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许还受了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一个防范道德滑坡的指导方针，没有预筑制度的防火墙。那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总是只说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往往一连十几个“要”，就是没有说如果不如何，就要如何。就是说，没有法律的大棒跟在后面，没有注意到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于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动物性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由“不正之风”到腐败弥漫，由权力腐败到职务腐败，作奸犯科的事情屡屡见诸报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评论家。我曾问过一个司机，为什么违法行为如此普遍。他的话非常刺耳，说：“如今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只能偷、骗、抢。”他的话不能较真，只是普通群众的一般印象。但给群众造成这种印象这件事本身就很严重。这就是道德滑坡的一个主要根源。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靠曾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靠孟老夫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内修功夫能治愈社会的疾病吗？恐怕靠不住。我们今天要重建道德，首先要从根子上做工作，消除道德滑坡的根源。这就是十分注意社会公正，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许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同时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这才能改变人的心态，从而改变哄抢局面。我们不能不服气，有些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北欧五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我在澳大利亚期间，非常注意那里人的心态。他们一个个特平静，一点都不浮躁，不着急，许多人双休日是绝不干活的，带着老婆孩子玩去了，说“那是我的时间”。别人想多挣钱，让他们干活去好了，反正我不干。这就是社会公正的结果，没有人或极少有人能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财富，人们心理平衡，人家挣钱多，付出的也多，我干得少，收入虽然少一点，但活得也不错，有什么可以急的呢？心理平衡了，鼠窃狗偷的事情也就少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就比较高。这块石头是可以攻玉的。
北欧的榜样我们还学不了，他们国家小，人口少，财富多。冰岛只有三十万人口，还不如我们一个小县城。所以他们可以实行高福利制度，社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我们人口众多，平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我们许多道德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是贫困。北欧我没有去过，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那里有许多无人售货的超市，顾客自己过秤，自己贴货款的标签，自己付款。这样的商店在我们这里是万万行不通的。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商店，但我见过内陆小城镇的高尔夫球场，那里没有人看守，去打球的人自己往箱子里投硬币。我还见过路边无人售货的水果摊，一包一包地码放着，每一袋都贴着标签，注明多少钱，任凭路人自取，顾客都自觉地把钱放进旁边一个纸箱内。我当时大为感慨，心想，如果在我国，说不定连放钱的纸箱都会不翼而飞。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而我们做不到呢？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人穷志短”是真理。为政者不能要求大众都能做到“人穷志不短”，道德说教解决不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多少年的短缺经济使人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变态。我们这里的超市，顾客买菜，白菜要剥去两层叶子，干果要一粒一粒地挑拣，还有人并不买东西，却把干果蜜饯之类的东西挨着个儿品尝一个够。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公家的东西，不沾白不沾，沾了也白沾。这就要靠发展经济、普遍增加全国人民的收入来解决，儒学帮不了多少忙。汉儒董仲舒有一句话，叫做“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被朱熹引为不二法门。但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是背道而驰之。儒学无助于现代经济的运营和发展，也就不能解决当代道德问题，这一点还有疑问吗？
我曾和朋友议论，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什么时候能赶上北欧五国和澳大利亚。我认为要一百年。我是这么算的：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大约四十年。根据西方学者所说，一个家庭要培养一个绅士，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就是六十年。六十年加上四十年，差不多就是一百年。朋友说，一百年也不一定能赶上，不随地吐痰不就说了一百年了吗？这也对。能否赶上，还要看我们的发展是否顺利，看努力的程度高低，以及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在那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恐怕就赶不上了。
——原载《书屋》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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