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狂欢横扫中国城市 一代人陷入过度精神贫困-搜狐新闻2

物欲狂欢横扫中国城市 一代人陷入过度精神贫困
2007年12月05日14:06 [我来说两句(520)] [字号：大中小]

来源：中国新闻网
人情“唯物主义”
与大城市触手可及的焦虑相比，中小城市相对闲适，“过度”在毫无防范中长驱直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过度相差的收入粉碎了祖辈相传的平淡生活。
“我们这里最过度的就是过度势利。”江苏昆山市的网民“暮成雪”告诉记者。
2005年，“暮成雪”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在一家媒体任职。这里离上海大约有半小时车程，聚集了众多台商企业和私企。
令她惊讶的是，有人相亲，见一次面就可以结婚，因为重要的只是现实条件的衡量，弄清双方的家底。有家族企业最好，有房有车是起码的，房子至少要120平米以上，很多人甚至要别墅。如果男方买不起，由女方提供，男方就必须入赘。
结婚成了秀场。更多的朋友在不断相亲，频繁更换经济条件更好的对象。“暮成雪”最近担任过三次伴娘，有两次是豪华的宝马车队，酒席一摆就是100桌。新人轮桌敬酒，还没有敬完，人就散光了。
出校门不久的“暮成雪”，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现实。她认为这对于一个小城市来讲很夸张，因为幸福不是秀给别人看的，而且这样很难找到自我，很难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不过“暮成雪”承认，只要是正宗的本地人，特别是家里有当领导，有办企业的，就不见得负担不起。令“暮成雪”担忧的，倒是怎么教育下一代。孩子们都在攀比谁家官大，谁家有钱。
河南周口市沈丘县，人情往来的费用也过度上涨。“淮河希望工程”负责人霍岱珊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月退休工资800块，原本还过得去，但是如今不得不紧巴巴算计着生活。因为算上亲友的婚丧嫁娶，他还得好几万才能够应付，“否则他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头”。
偏远的云南彝良县城，“过度”意味着生活在别处。云南彝良是国家级贫困县，一位在当地机关工作，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女士向记者表示，如今彝良的年轻人能够到外面闯的都走了。彝良开发了铅锌矿和铁矿，私人有身家的还是不少。她听当地的服装贩子说，刚刚进了7件标价1万块的衣服，两天就卖空了。而她甚至不敢为自己添件洋气点的衣服，否则一家子的生活就成问题。对比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悲哀。
彝良颇有名望的诗人陈衍强，为自己的真实生活留下了诗作《每个月的世俗生活》：
“我有22年工龄，月工资还不到1400，而且扣掉风险金等，每月工资卡上只有1224.88，一家三口就靠这几个阿拉伯数字过日子，活得真他妈的不像人。要想每个月只用1000，我必须戒烟，儿子也不能吃早点，妻子更不能买服装，而且亲朋好友不能结婚，即使结婚也不能收礼，即使收礼也不能生孩子；再就是父母千万不要生病，即使生病也不要吃药；特别是经常来混饭吃的那拨人，最好得健忘症，再也想不起我家到底生活在3楼，还是挣扎在底层。”
过度时刻：5点59分
“"过度"和人的欲望有关。欲望过高，就不可持续，什么都要追求最大值。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得到的得到，能够享受的享受到。”淮河希望工程负责人霍岱珊描述什么叫“过度”。
他将过度的源头上溯到秦始皇的兵马俑时期，“老根在这儿！”1998年，原《周口日报》摄影记者霍岱珊辞去公职，专门进行淮河污染调查。他第一个向公众揭示淮河十年治污不成的真相和癌症村的生态灾难。
霍岱珊认为，过度开发和过度污染，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此后愈演愈烈。无独有偶，民间学者周，《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一书的作者，也把当代“过度”的缘起锁定在同一时段。
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恰恰也是此时开始过度拉大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过度”跟社会贫富分化过度有关。一方面是有人有实力“过度”，另一方面则容易引起人们忿忿不平。茅于轼宁愿将“过度”称之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过度向往，比如对于“平均主义”的逆反。
《时尚家居》主编殷智贤表示，“过去大多数人都比较穷，你的过度和我的过度拉不开距离，我俩都过度，最多我俩都买一双棉袜子，别人还穿着线袜子。今天这个差距就拉得非常大，大家瞠目结舌。”
不过，过度的财富增加，并不意味着信心爆棚。茅于轼举例，有钱既可以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比如汽车和住房，也可以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债券和私人投资。而如今，过度的消费大都集中在前者，还是表明中国人对看不见的东西信任感较差。
“过度首先来自于人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过。”民间学者周认为，过度是一种透支。透支的前提在于社会价值取向的过度单一。过去强调政治挂帅就过度追求政治，现在倡导发展经济就过度追求金钱。
没有约束力的人们也就失去了道德感，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去挣一点钱。周在有关食物安全的调查中发现，价钱越贵的海鲜河鲜越不能吃。比如在正常情况下，一只2斤重甲鱼的生长期，应该是2年左右，而现只需短短的两三个月，其原因就是人们在养殖过程中贪图暴利，用药物加速甲鱼生长。周曾经遇到农民放水清塘，发现塘底还有厚厚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
霍岱珊将这样的心态形容为“5点59分”，因为当地是下午6点下班。他告诉记者，当地曾经有一家合资公司，外方曾提出污染后患的担忧，中方表示，在中国尽可放心，不会出现政府惩罚、民众抗议问题。这家公司最终不得不面对地下水污染等一系列由过度污染引发的问题。如今该公司已经整改达标，但是曾经的恶果需要数代人来消化。
“我们赶上了这个过度的年代，对金钱过度追求，资源过度利用，理想过度淡漠，生活过度劳累。”在北京一家企业协会任职的孔婕认为，过度的这代人将很难长寿，因为大家都在逐利。每个人都是没有明天的状态，“今天站着算数，明天倒下拉倒”。
她常常反对关于中国人平均寿命的统计数字，因为那里面加入了爷爷奶奶辈，还有父母辈的平均寿命。而他们曾经呼吸着没有被过度污染的空气，吃着相对健康的食品，还没有过度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