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颜真卿《忠义堂帖》

颜真卿《忠义堂帖》
《忠义堂帖》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刚编集颜真卿墨迹付工摹勒上石的一部汇帖。后二年（1217），鞏嵘又续刻几种共收帖四十五种。
第一部　23开：移蔡帖，争坐位帖，奉命帖，与蔡明远帖，邹游帖，寒食帖，乍奉辞帖，朝过帖，乞米帖，鹿脯帖，峡州帖，捧袂帖，有杨炳春，戴熙题识签条。
第二部　24开：修书帖，守政帖，广平帖，中夏帖，与夫人帖，华严帖。文殊帖，鹿脯后帖，一行帖，讯后帖，书马伏波语，送率子序。送刘太冲序。册末页有孙承泽题。
第三部　25开：裴将军诗，清远道士诗，麻姑仙坛记
第四部　27开：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
第五部　23开：郭家庙碑上
第六部　22开：郭家庙碑下
第七部　48开：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
第八部　52开：明皇奖语，颂元孙制，御史帖　，南来帖，草篆帖，江外帖，送书帖。


颜真卿（709-784），汉族，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
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
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他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
半年后，叛将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痛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坡题跋》）
著有《吴兴集》、《卢州集》、《临川集》。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
《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传世墨迹有《争座位贴》《祭侄文稿》、《刘中使帖》、《自书告身帖》等。
延伸阅读（一）
颜真卿师从张旭轶闻
为了学习书法，颜真卿起初向褚遂良学习，后来又拜在张旭门下。张旭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各种字体都会写，尤其擅长草书。颜真卿希望在这位名师的指点下，很快学到写字的窍门，从而一举成名。但拜师以后，张旭却没有透露半点书法秘诀。他只是给颜真卿介绍了一些名家字帖，简单地指点一下字贴的特点，让颜真卿临摹。有时候，他带着颜真卿去爬山，去游水，去赶集、看戏，回家后又让颜真卿练字，或看他挥毫疾书。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颜真卿得不到老师的书法秘诀，心里很着急，他决定直接向老师提出要求。
一天，颜真卿壮着胆子，红着脸说：“学生有一事相求，请老师传授书法秘诀。”
张旭回答说：“学习书法，一要‘工学’，即勤学苦练；二要‘领悟’，即从自然万象中接受启发。这些我不是多次告诉过你了吗?”
颜真卿听了，以为老师不愿传授秘诀，又向前一步，施礼恳求道：“老师说的‘工学’，‘领悟’，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老师行笔落墨的绝技秘方，请老师指教。”
张旭还是耐着性子开导颜真卿：“我是见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察笔法之意，见公孙大娘舞剑而得落笔神韵，除了苦练就是观察自然，别的没什么诀窍。” 　　接着他给颜真卿讲了晋代书圣王羲之教儿子王献之练字的故事，最后严肃地说：“学习书法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勤学苦练。要记住，不下苦功的人，不会有任何成就。”
老师的教诲，使颜真卿大受启发，他真正明白了为学之道。从此，他扎扎实实勤学苦练，潜心钻研，从生活中领悟运笔神韵，进步很快，终成为一位大书法家，为四大书法家之首。
延伸阅读（二）
反差与误解
——颜真卿唐代书学地位的真实状况
我们翻看书法史，大量的书家在当世满天声誉，而有相当一部分在后世却书名平平。当世不被人称颂，后世声名鹊起的，屈指可数；如日中天者恐怕只有颜真卿吧！
宋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1]又说颜真卿“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魏、汉、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2]自此，书法史上对颜真卿的评价便有了盖棺定论，颜真卿当然也就成了有唐一代盛大宏伟气象的书家代表。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世推崇备至的书家，在正史中对其书艺成就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列传第七十八•颜真卿》在近五千字的记述中言其书艺仅有“尤工书”三个字，而同时代的书论家竇臮在其论著中列举唐代书家四十五位竟然没有颜真卿的身影。这样的记载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颜真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被后人认为能够代表盛唐气象的伟大书家在史官的笔尖滑落了呢？如果不是史学家的疏忽，我们就应当重新审视一下颜真卿书学成就在唐代的真实状况。
西方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以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历时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活动，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诞生的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将是不可思议的。因而，文学是必须具有一个广阔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交汇的背景。”[3]又告诉我们：“接受美学意欲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从而将所有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为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选择模式”。[4]接受美学引入读者之维，从而能更好的将历时性和共时性完美的结合起来，让历史的真相更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应当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理解、评价和被接受的情况。关于用接受美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尝试在文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果。[5]本文将从唐代接受者的角度以历时性的眼光来审视颜真卿在唐代的真实地位。
一、朱关田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在当代颜真卿书法研究方面，成就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朱关田先生，他以扎实的考证功底，以对唐代史料的详实把握，取得了诸多成果，为界内推重。
朱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旧唐书》对颜真卿书法成就的轻描淡写和书论家竇臮对颜真卿只字不提的问题。朱先生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颜真卿在史学家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忠臣的形象。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并未为他们所承认。” [6]
而历史学家总是以希望能客观的再现当时的历史真相为己任，颜真卿一代忠臣，从著述者的立场来看，没有将他已经有的光环掩藏起来的必要，哪怕是为了突出他忠臣的地位，虞世南、褚遂良皆为一代名臣，在他们的传记里也以记述他们政治上的丰功伟绩为主，然而，历史学家也并没有忘记他们书家的身份。《旧唐书•虞世南列传》载：“（虞世南）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又唐太宗称其“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7]《旧唐书•褚遂良列传》载：“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再者，竇臮在书法评论方面应当更加专业，他为什么也同历史学家一样在此问题上不谋而合。可见，对这一问题并不能用“当时颜真卿在史学家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忠臣的形象，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并未为他们所承认。”这一句出于主观推测的话来解释。
二、当世的接受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
1、“资质力弱”是“安史之乱”前的真实写照
启功先生曾说：“文与艺俱不能逃乎风气，书家之名，尤以官爵世誉为凭借。”[8]但任何规律都有其使用的范围和界限，“官爵世誉”的作用在这里并不能无限制的夸大。在古代信息交流非常闭塞，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一个有才华的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得到拥有话语权阶层的认可，换而言之，有才华的人只要能进入高层统治者的视野，就已经具备了名扬天下的必要条件。
颜真卿家学渊源，26岁（公元734年）进士及第，出仕为官，在出任平原太守以前，为从六品侍御史，并有机会被最高统治阶层所熟悉。[9]而且，颜氏家族为江左望族，世代为官，其祖上多有以善书见称于史册者。可以说，颜真卿具备了成名的条件。而从颜真卿出仕为官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历史对于颜真卿书法活动的记载几乎是空白，这与“安史之乱”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安史之乱成了一条明显的分水岭。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时颜真卿已经46岁，而在他流传的作品中我们仅看到四件，《多宝塔》、《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郭虚己碑》和《郭揆碑》。按欧阳修在《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中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就是在这种“必宝之”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更多“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颜真卿此时书名并不显，而书名并不显得原因并不是客观条件不成熟，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唐人大都善书的环境下，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并不突出。
这一历史事实正好可以和书论家窦臮记述的情况吻合起来。窦臮，生平不祥，其所记唐代书家最晚到乾元（公元758-760）初[10]，他记载的是在758年以前就成名的书家，在他记述的有唐一代书家共45人的名单中当然不会出现还没有成名的颜真卿。窦氏共列举的有唐一代书家四十五人，其中，好多书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从史料中了解，大约和颜真卿年龄相仿者有徐浩（703-782）长颜6岁，王缙长颜9岁，韩择木长颜13岁[11]，李阳冰约小颜13岁。[12]而更多的人因为后人认为其书学成就平平被书法史淘汰了。
颜真卿在《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说：“资质力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朱先生在解释此种现象时将原因归结为《颜氏家训》对颜真卿的教导和唐朝从书者的地位较低，因此，颜真卿选择了 “不以书自重”。 “不以书自重”与别人是不是承认是两码事，显然，朱先生模糊了两个问题的界限。在整个古代社会艺术从业者的地位都较低，视技艺为“小道”，这并不是书法这一门艺术存在的现象，历史没有哪一个士大夫以专务一项艺事而自矜，非但如此，通常耻于别人称述自己为“画家”、“书法家”……云云。颜之推只不过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应当说对当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并无须作过多地阐明。那么在当时颜真卿到底是“不以书名自重”呢，还是根本书名就不重。从现有的历史遗存来看颜真卿的此番言论，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颜真卿当时的书法地位。
2、生活在徐浩为“书坛盟主”的时代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书法史来看，徐浩显然不能与颜真卿相提并论，有的书法史上根本看不到徐浩的身影，而颜真卿往往要单列一章节重点详细介绍，这样编写体例本身就说明了两者的差别。[13]但是我们用历时性的眼光来审视那段历史时，情况却恰恰相反，应该说当时的书坛是在徐浩引领和笼罩之下的。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历史记载看，颜真卿书写的碑刻中，有一半是给家人和亲戚书写的，应别人之请而书写的碑刻仅有23通，这样从数量上来看远远不及徐浩，徐浩一生应别人之请而书写的碑刻共有44通（其中只有一通是给自己的父亲徐峤之书写的），当然这个数量是经过历史过滤了的，按欧阳修语：“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按照这种观点，徐浩一生书写的碑刻数量要远远超出历史的记载，换言之，徐浩被历史淘汰的系数要远远高于颜真卿。
再者，徐浩在当时是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御用书家，自肃宗继位的公元756年始书名独步天下。《旧唐书•列传八十七》载：“肃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时天下事殷，诏令多出于浩。浩属词赡给，又工楷隶，肃宗悦其能，加兼尚书左丞。玄宗传位诰册，皆浩为之，参两宫文翰，宠遇罕与为比。”[14]这样一代一代的御用书家组成的梯队便是唐代主流书家群体。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徐浩、柳公权、史惟泽、吕向、蔡友邻等当时驰名书坛的书家都属于这一主流群体，他们或者供职于集贤院、翰林院，或者是太学的专职教师，或者是皇室书法教师。毋庸置疑，作为御用书家徐浩的名声显然远远高出在46岁还不见有书名的颜真卿。
3. “安史之乱”对颜真卿的意义
对于颜真卿的评价，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过不少争论。关于人品因素在评价一个书家时所发挥的作用，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书法成就因为人品低下的关系被历史遗忘；另一种就是书法成就由于人品高尚被历史有意识拔高。前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宋代的蔡京，启功有诗：“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宗唐傲后贤。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谷以人传。”[15]他认为：“所谓宋四家中之蔡，其为京卞无可疑，而世人以京卞人奸，遂以蔡襄代之。”[16]后代书家如元之赵孟頫,清代之王铎都因为仕于两代为世人所非议，以至于其书法成就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遭受了冷落。那么，人品因素在颜真卿书法成就的判断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历来众说纷绌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共识。
明代文学家都穆说：“世人重公名节，故并重其书，故草草之笔亦篆刻之，人其可以不立德耶!”都穆并没有对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提出质疑，但是文意中明显的因果关系往往容易让人产生进一步的联想。
因此有感于都穆的这一番话，蒋星煜在他的专著《颜鲁公之书学》中提出自己鲜明的观点：“这（针对都穆的观点）不啻把颜鲁公书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完全抹杀了。究其实际，颜鲁公假使单恃名节决不能拥有书学史上不朽的地位。以名节而论，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瞿式耜固皆与鲁公先后辉映于史册，然文陆史瞿之书学则未闻有若鲁公之见重文苑风传海内者也。”[17]并进一步认为：“颜鲁公之书学之所以能雄视艺坛历千余年而倍增辉煌，端在其人格之卓越与情操之高尚，与夫书学本身不可磨灭之艺术价值。而其书学之所以具备不可磨灭之艺术价值，天资与功力为技术上之因素，内容上因素则又为以上所述之人格与情操也。”[18]蒋先生的观点是颜真卿的人品和书品相映成辉，人格的魅力是锦上添花，这种完全从后世的影响和评价来评定颜真卿地位的理解是目前学术界通常的做法。
更有人将这一论调进一步发挥，认为颜真卿的地位完全不需要依赖其政治人格。王宏理《复习颜真卿》：“然颜真卿有如此书法高名，平心而论，并不需要借助政治的清名。换言之，实是名符其实者，或进一步可言，其书法史之地位，应高出古人之评价。”[19]王宏理先生在该文中并没有阐明颜真卿“有如此书法高名”的说法是从何而来，此种没有经过详细历史考察的凭空臆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人无法盲从。
对于颜真卿来说 “安史之乱”是他仕途道路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当朝皇帝唐玄宗根本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旧唐书•颜真卿传》载，安禄山起兵后，两河个郡县相继陷落。玄宗正在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之时，传来颜真卿的奏章，得知平原郡已做好防御的准备，他不无感慨地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20]此一举以及后来在抗击反叛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忠义之举，不但铺平了颜真卿政治之路，使他一路加官进爵，他也因此有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官吏，成了家喻户晓的忠臣。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是“安史之乱”把颜真卿塑造成了一个能够可以与当时的李阳冰、史惟则、徐浩可以相提并论的机会，是 “安史之乱”让他有了更多留下笔迹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安史之乱”，颜真卿根本不是现在书法史上的颜真卿。
那么，我们从颜真卿当世书学地位的变迁来看，他应当是书法史上典型的“书以人贵”。
三、晚唐和五代接受态度的演变
1.晚唐的接收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时至晚唐，颜真卿不但开始在有些唐人论书著作中出现而且已经取得了和同时期书家徐浩相提并论的资格和地位。唐代著名画史画论家张彦远（约815—约877）著《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有：“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催邈。凡二十有三人。”[21]卢携，生平年代不详，活动于晚唐时期，《临池妙决》有：“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滉、徐吏部浩、颜鲁公卿”[22]卢携，生平年代不详，活动于晚唐时期。同样活动于晚唐时的吕总《续书评》中列举唐代擅长各种书体的书家共40人，其在真行书一节中有徐浩和颜真卿的记载。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两条信息，其一，颜真卿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且跻身于名家之列；其二，从当时人们行文的习惯来看，颜、徐并称时仍然将徐浩置于颜真卿之前，这说明此时颜真卿的地位仍然没有超过徐浩。
与此同时在有些书论家那里，徐浩却已经开始悄悄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相反颜真卿的书学地位一路攀升。晚唐书法家释亚栖《论书》：“凡书通即变……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23]五代时南唐国主李煜《书述》：“书有七字法，……传授于欧、颜、褚、陆等。”[24]在这两则书论中已经看不到徐浩的身影了。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应当是基于某种社会心态的变化，在此不做赘述将另有专文论及。
2、从宋人的推崇反观唐和五代时期对颜真卿接受的一般态度
直到宋初大部分人可能仍然持有徐浩要比颜真卿地位高的看法。看看宋人对颜真卿的推崇，我们就可以想到，颜真卿在此前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要不然宋人不会这么苦口婆心的一再强调。
黄庭坚在《跋洪驹父诸家书》说：“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九方皋得千里马于沙丘，众相工犹笑之。今之论书者多牡而骊者也。”[25]其中“书家多不到此处”当是说此前人们的普遍认识是推崇徐浩和沈传师。又“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此一语在褒扬颜真卿的同时，把唐代主流评价中并没有异议的“初唐四家”也排斥在外，自然也把徐浩也同时纳入此链条中。又“《蔡明远帖》，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气，可使徐浩服膺，沈传师北面。”[26]同样也看出黄是在纠正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认识。
宋人（主要是以苏轼为首的一部分人）以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姿态来纠正人们的认识，是唐人“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看清“庐山的本来面貌”，还是他们的沉默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倾向，从更大程度上来说颜真卿的价值在宋代而不在唐代。
  结语：
同时代的书论家竇臮之所以在他的论书著作中没有提到颜真卿的原因是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前书名并不显，而他所记载的唐代书家是在此时间以前就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我们之所以会提出“《旧唐书》为什么对颜真卿的书艺轻描淡写？”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是用宋代人的观点看待颜真卿的书法地位，当然觉得历史的记载于我们通常的认识并不相符，反差较大。颜真卿在整个唐代的书学地位并不稳定，从社会一般接受程度来看，颜真卿在当时是一个二流的书法家。因此，《旧唐书》对颜真卿书艺的轻描淡写是与当时颜真卿被社会认可的程度相一致的。
（杜浩）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