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向哪儿走？

金力的传统
要搞清楚31岁的杭州近郊农民金力家的真正格局是很困难的。在他家大约60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房子把土地挤得满满的，一进大门是一个很大的厨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柴灶，边上却是很小的煤气灶。绕过厨房沿着大约50公分宽的小道走出10米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200平方米的车间，里面的机器在隆隆作响；拐弯走上10米，第二个车间出现了，也是近200平方米。同样也有近10个工人在干活；这个车间的边上有一个很窄的楼梯，上到二楼就是金力的业务办公室。那么金力家的生活在哪里？从第二个车间再往前走几米，一幢小楼前的一条狗、几盆花和晒在门前的被褥透出了一丝暖洋洋的生活气息。这就是工厂主人的家了。
如果没有人带，陌生人大概多半会迷路，但金力却似乎并不担心这个微型工厂的业务，他的工厂专业对外提供机械加工服务，工期排得满满的。一个大约有100平方米的仓库里堆得到处都是待加工的部件。“很忙，我们得按客户要求的日程来。”他说。
金力的工人全部都来自外地。“每个月千把块钱吧。”一个工人这样说，“在工厂边上租房子住。”
像金力这样的工厂，在浙江农村可以说到处都是。在工厂的仓库里堆着的，是电脑的机箱，他的产品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某个大公司的一种配件。而这间工厂没有房租和工业水电成本，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价格竞争力是不言而喻的。
而杭州嘉华贸易公司李峰寻找的，正是类似金力这样的公司。嘉华贸易公司是一家外贸公司，专门和国外客户做传统产品生意，李峰是公司里的业务员。“我们什么都做，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地寻找低价产品，客户订单往往数量很大，要求的就是价格竞争力。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寻找工厂，对传统产品来说，低价是外贸现在最有力的竞争手段。”为了寻找低价，李峰走遍了浙江各地。“现在我们更多地是去武义、丽水这样的地方，大城市的工厂现在的成本都高了。那些地方的微型工厂都是计件制，比如做衣架，有订单了一个村里的人都来做，没有订单了大家就去做农活，这样的成本比像你说的那种工厂还要低。”
人人都经商，高度专业化。在改革开放20年后，成为世界产品价格洼地的浙江，其竞争力就是在这种工厂里奠定的。
浙江处于二次工业化的关口
从成本控制的角度看，浙江企业的这种优势是有传统的。
“浙江在传统工业的这种优势，最早起源于温州。浙江模式的很大成分，就是温州模式的翻版。”在浙江省内最早研究温州模式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这样说。“温州人很早就开始出去经商，到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温州人圈’。所以政策一开放，温州经济一下子就活了，到处都是前店后厂的作坊。温州生产的产品可以销到全国，大量的原料也经过温州工厂制成产品。所以这个偏远的小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集散地，温州也成了民营经济的代表。而财富的示范效应是会扩散的。在政策开放之后，以温州人的富裕为指引。在浙江由南向北地形成民营经济的热潮，到现在，浙江民营资本的密集程度之高已经是政府所无法控制的了。现在在浙江的投资当中，超过60%的资本来自民间。所以尽管省政府曾经希望沿韩国式的大集团发展道路，但现在浙江仍以轻加工业为主要产业，因为现在浙江经济更多的是由市场在调整。”
正是因为以轻加工业为主的这种传统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浙江的民营企业养成了控制成本的惯性。在浙江，现在轻加工业最为集中的集散地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对企业了如指掌的市委书记楼国华算过这样一笔账：当地一个中型衬衫厂，每天生产1万件衬衫，一年可以生产365万件，当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按每件衬衫2毛钱的利润来计算，企业的利润又低得可怜，一年只有73万元。这笔钱，要想更新设备、扩大规模显然远远不够。因此企业只能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简单再生产。以这样的现状，浙江企业只能在成本控制上做文章。但困难之处在于，受基础人力资源价格和土地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企业主控制成本的能力也在下降。由于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来自农村的一线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在提高。民工稀缺已经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像金力这样的微型企业在浙江现在恐怕是无法走出家门了，因为无论是租用还是建厂，土地和土地带来的房租价格是像他这样的企业主所无法承受的了。维持简单再生产，这几乎成了像金力这样的企业主的唯一选择。
“浙江现在处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张仁寿说，“传统的浙江模式以分工细、成本低为核心竞争力，但其代价是企业规模小，技术进步较慢。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度向浙江模式学习的苏南现在有后来者居上的可能。苏南基本完成了企业的股份化改造，实现了产权的明晰化，同时由于前期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企业。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业链合作中实现了默认的技术交流，同时在组织结构和制度上的创新也有模仿的榜样。而在温州，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招商引资，并把这项任务列为一号工程，但外资进入的数量仍然很少。大多是一些希望取得政策优惠而到海外去镀了一层金的假外资。真正的外资进入，都在浙北的嘉兴地区。仅嘉兴下属的嘉善地区，人口数才38万，引资数额就有2.4亿。人均引资数远远超过温州。而民间资本又由于国家的金融政策限制无法集中使用于企业，所以造成了市场化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畸形竞争。大的做不大，也导致小的死不了。”
烧鞋背后的品牌竞争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经济强省，浙江下一步往何处去？品牌升级？规模增大？还是产业更新？
从企业的角度看，品牌升级显然是企业最好的选择。浙江企业在轻加工业的垄断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一双温州产的皮鞋，出口的一般价格在2~3美元之间，但贴上国外著名品牌的商标就可以卖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浙江企业生产的很多商品在产量上在全球都具有垄断地位。但品牌的附加值就是抓不到手，不少单纯满足于外贸的浙江企业由于数量众多，同质竞争激烈，在价格战的泥潭中抬不起头来，生存成为它们的第一要务。
在浙江，最近一次著名事件是浙江省工商局烧毁劣质进口鞋的事件。在两次烧毁了劣质温州鞋后，现在浙江省政府机构的目光开始转向全球。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强硬表态：“这次查处进口劣质鞋，和以前各次对洋品牌的监管一样，希望提醒国民进一步认清一体化的本质，进一步清晰WTO过渡期结束后的竞争背景。对洋品牌的监管是在强化一个理念：一体化的本质是平等竞争，对等主张。”
浙江省工商局作为一个执法机构的强硬行动，起始于2005年。两年来，先后在他们的检测中出现过问题的国际品牌有：索尼；雀巢；肯德基；以及鲨鱼、都彭、博柏利、雅格狮丹、东芝、富士通、NEC、HP等。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中监管机构终于有了一次强硬的声音：“洋品牌并不十全十美。”
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品牌延续时间上说，浙江甚至是中国产品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但是在全球制造业一体化的今天，谁都知道大量国际品牌的加工并不控制在跨国企业自己手里。而浙江省工商局的这些行动无疑是向消费者宣布：这些跨国品牌在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出众之处。
这样的行动如果能再多一些，对深陷外贸价格战泥潭的民企来说，无疑是福音。以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培养本土品牌并走出国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惯性，民众对洋品牌的品质和高价位，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而浙江省工商局的做法，等于撕去了这些产品的遮羞布，实现了监管上的对等。
义乌指数能不能带来价格控制？
尽管我们可以期望像烧毁进口劣质鞋这样的行动更多一些，像郑宇民这样的有识之士更多一些。但是无疑中国品牌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事件，大量的浙江中小企业在传统产业中面临的仍然是极其残酷的同质竞争。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现在已经是中国知名的一大经济景观。谁也不会想到，当初一群农民在一个县城里为谋生计而摆下的一些地摊，最后会发展成世界级的市场。对于义乌市场这一奇观，深谙浙江经济的本地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晋川认为，义乌市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浙江经济模式，它比温州模式更为开放。而张仁寿则认为义乌模式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因为在这个市场中交易得更多的是“非标产品”，也就是低值和低附加值产品。
但对于浙江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义乌市场是它们产品的一个重要通道，低值和低附加值产品带来的解决就业和企业利润是现阶段中国发展所必须的。义乌大量存在的国内外采购订单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民间自发的广交会。它的强大势头使商务部都非常重视，2006年要为义乌编制小商品指数，专家们甚至认为义乌指数的编制对未来中国在小商品价格的定价权上有巨大的作用。
“但义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政府人为压低土地价格，扶助本地企业发展，造成了很多低价值工业企业的出生，这是一种非市场竞争的做法，人为地加大了中小企业的存在时间。我个人认为，像义乌这样的商品交易有形市场，交易的商品都可以称为价廉物可用，只有中小企业密集的浙江才会存在。在大企业里，交易都已经内部化，不会出现像义乌这样货物的来回运送。这是在低价的基础上又加大了物流成本。在世界范围内义乌市场也是独特的，一个如此之大的市场每年的交易额只有300亿人民币，并非一个有效的市场配置。”张仁寿说。
滨海工业，浙江升级？
就政府而言，浙江省政府为本地经济的发展设计的路径是模仿式的，模仿的对象是人口和面积都与浙江差不多的韩国或者是台湾。政府官员们当然更希望浙江走韩国路径的大集团和大工业路线。浙江有较长的海岸线，也有港口优势。单纯停留在轻加工业无论是对企业、地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因为要素价格的上涨，从1996年开始，浙江资本就开始了外流。到了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地方除了法律保护的农耕地外，工业用地实际上已经接近枯竭。
张仁寿还说：“浙江滨海工业区中的重化工业是民营企业产业结构上升的一个必须途径。在浙江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初步形态。” 张仁寿到温岭的松赞村考察时，村支书略带自豪地告诉他，当年中国造出第一条万吨轮时是周恩来总理剪的彩，但现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就同时在造着6条万吨轮。
事实上在浙江，现在民营企业自觉地进行产业升级的也不少。台州形成了以摩托车和汽车为主业的重工业，宁波至台州一带沿海形成了与汽车工业配套的塑料模具——塑料——汽车摩托车配件的产业带。而以旅游知名的省会杭州，IT业和创意产业开始出现，高技术门槛成为民企们下一步竞争的要素。“因为脑力劳动人群总会聚集在风景较好的地方，这有利于他们的放松嘛。”张仁寿这样解释说。
显然，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现在确实在一个关口上，大型化和提高竞争门槛已经决定着企业生存。就企业而言，要留在浙江就必须赢得竞争，产品的价格竞争和要素的价格提高已经使部分资本不得不向更低谷流动。竞争和民企的自我选择，会使浙江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领先——假如没有政府强烈而错误的干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