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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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小山大约一公里处,我们路过一座石碑,它兀立在粟苗之间。向导说,原来这儿有一座大寺庙,红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寺庙都毁了,只剩下了这块石碑。在石碑的上方,我们渡过了田河。之后途经一座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房。然后我们向山里进发。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座小山。山顶上曾经有过一座祠堂,里面供着元始天尊。据说老子是他的一个化身。我们的向导在一块石碑前点燃香和烛,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那块石碑,就是那座祠堂唯一的幸存物了。
在小路上,我们遇见了几位樵夫。其中一个人说,住在仰天池的最后一位道姑前年离开了那里,去了遥远的太白山的山峰上。在那里,她可以有更多的地方种菜,以及拥有更多的孤独。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鞍形山脊,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去山顶上的一座小祠堂。这座小祠堂是八边形的,就像道教里八卦的形状——八卦是指《易经》里的八种卦象。这个地方叫“栖真亭”,据说老子在楼观台逗留期间,就是在这里修习禅定的。栖真亭里曾经供养过的所有塑像和使用过的法器,都已荡然无存。我们下去回到鞍形山脊上,继续走,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六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沿着一个长满了灯芯草的池塘的北岸,一字排开。这个池塘,就是仰天池。
我们受到一位农夫的欢迎。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水手帽,双颊如此红润,以至于开始我以为他是荷兰人。他领我们从两座农舍中间穿过,打开了那最后一位道姑前年遗弃的祠堂。祠堂里面的墙上全是壁画,展示了周朝的兴衰以及老子环游世界的经历。祠堂里的主要塑像是玉皇大帝。在元始天尊创始万物以后,玉皇大帝就接过了道教万神殿的领导权。他的右边是老子的塑像,它是用粘土做的,头上顶着一块红围巾,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韵味,与我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这位圣人的塑像都不相同。当向导在玉皇大帝面前点燃香烛的时候,我给老子拍了照。
“文化大革命”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是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后大约30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20公里处,我望见了2600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30公里,山岚中的一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3800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