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六岁前不要读书

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
薛涌
莫扎特三岁弹琴，四岁作曲；居里夫人四岁开始阅读；马友友五岁开始上了大提琴的演奏会，八岁则和著名大师伯恩斯坦在音乐会上合作；富兰克林的阅读开始得如此之早，乃至他不记得他不会阅读的年月。许多天才，都是这样的神童。
但是，爱因斯坦小时候，智力发育似乎还不如一般的儿童。在诺贝尔奖获奖人中，也很少有象居里夫人那样早慧的。天才似乎更是大器晚成。
这些天才的故事，让成千上万普通的家长着迷。当他们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时，脑子里就在想：我的孩子是不是天才？真正的天才，是从小先声夺人，还是后来居上？当然，对于更多的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实际：天才顾名思义是上天给的。要自己的孩子成为人口中千分之一的神童，未免也太贪心。孩子的天分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怎样培养孩子却可以选择。守着已经降生、未必是天才的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是否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商？
对此，西方几十年来已经有过许多研究，而且结论非常矛盾。应该说，儿童的智力发育及其开发，至今还是个迷。不管是哪种说法，不管其有多少科学根据，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我们必须把这些结论放在更大的传统中来分析。大致说来，对于儿童智力开发始终有两大派。一派为后天干预说，即认为儿童的智力需要开发，天才需要特别的护持；另一派则是自然成长说，认为天才的成长最好听其自然，特别去“开发”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揠苗助长，妨碍了儿童的智力发育。大人应该作的是给孩子的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如今，这后一派似乎越来越占上风。
智商测试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到底有没有智商这回事？自古以来，人们凭常识就知道有早慧的孩子。但是，人们对这种孩子却充满了偏见。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神童William Sidis十一岁进了哈佛，轰动一时。但是，很快他就身心交瘁，后来以在世界各地街道上收集车票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一生。他的故事强化了传统社会对神童的看法：“早熟早烂”（early ripe, early rot），成为神童不是件好事。在另一方面，学者把智商看作个人生活的积极因素加以研究。达尔文就把智力的遗传视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步骤。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则在1905年首先发明的智商测试法，目的是帮助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应付学校的课程。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于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1921年，Terman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全州的范围内挑选、招募神童参与他的“天才基因研究”。他动员了加州中小学教师帮助他挑选人才，最后用他的智商测试锁定了1500名学生。这些少年天才平均年龄十一岁，基本都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智商在135到200之间，属于人口中1%的最高智商阶层。1925年，Terman用对这些孩子的研究数据试图摧毁了所谓神童是“古怪、才能过分专一、心理和感情不稳定、社会行为无法让人接受、道德上不可靠”的成见。他还进一步指出：神童不仅能够度过比一般儿童更加丰满健康的童年，而且会成为更加卓越的成人。不过，他的这一实验还是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十一岁的孩子在三十五年后被追踪调查，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在社会上如鱼得水。虽然这些孩子中的女性绝大多数长大后当了家庭主妇，但这显然是社会环境使她们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早熟早烂”的成见显然没有根据。天才还是比平常人要成功。不过，1956年Terman去世时，William Shockley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在二十年代时就是个加州学校里的学童，但没有被Terman挑上。1968年，另一位Terman的“漏网之鱼”Luis Alvarez也因为在量子物理学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奖。与此相对，尽管Terman挑中的孩子中后来出现了许多科学家、发明家、记者、诗人、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特别是心理学教授），但是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伟大的作曲家或伟大的艺术家。人们还注意到，音乐是神童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但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旧金山地区按Terman的原则挑选的70名音乐神童中，只有六人成为知名的音乐家，其中包括钢琴家Leon Fleisher, Ruth Slenczynska, Hephzibah Menuhin, 和小提琴家Isaac Stern, Ruggiero Ricci, 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 。
Terman的Stanford-Binet智商测试和智商理论，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就。他信服地说明在Stanford-Binet的智商测试中成绩好的人，日后事业比较成功。但是，这一测试却基本测不出最顶尖的天才来。于是人们开始对这种测试提出疑义，认为其对智商定义太狭隘、太过于集中于常规的认知能力上，对天赋的另外一些关键层面，如发散式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创造力、意志力等等，都有所忽视。在一些需要非常具体固定的技能的领域，比如音乐和数学，天才比较容易在早期发现。但是超出了这些领域，成才之路就很难预测。另外，一般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力未必有紧密的相关性。接受知识和创造知识毕竟是两回事。象创造力这种素质几乎是没有办法衡量的。道理也很简单，大人设计出来的测验不管如何复杂，也可能反映着大人的成见。而这种成见会被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突破。Terman的一位同事Catherine Cox的研究则发现，在Stanford-Binet智商之外的一些重要素质，如契而不舍的精神、信心等等，往往是成功的更为关键因素。由此，智商渐渐从一个单纯的智力构造演化为社会构造。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从一岁上常青藤》和《华尔街怎样养孩子》这两部分中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品格的原因。
不过，当Terman的智商理论受到不断挑战之时，冷战的竞争不断加温，苏联卫星上天，美国充满了危机感，社会对神童的兴趣顿时大增。1972年，联邦政府第一次对所谓“高能儿童”(children capable of high performance)进行了官方定义，并促成了“高能儿童”教育的法案。这一定义，把超常的智力具体界定在如下几个方面：“普遍智能、专项学术能力、创造性思维、领袖才能、视觉与表演艺术的能力、精神运动能力(psychomotor ability)”。1969年，Julian Stanley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天才教育研究中心，用美国的“高考”ＳＡＴ（学术能力测试）来对八年级的孩子进行测验。结果发现，那些在十三岁能在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学生，往往在学业上特别是数学上比高中生有更好的表现。他于是展开了对数学早熟儿童的研究，研究对象是在十三岁以前在ＳＡＴ的数学和语文测验中达到700分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一般属于万里挑一），其目标是对这样的学生进行特殊教育。不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针对性地开设了暑期班，学生用一个暑假完成一年的数学课程；随后文学课程也开设了。Stanley和Terman不同的是，他不相信普遍的智商，但相信专项的能力。他认为孩子如果在具体的某一项能力上有超常的表现，就应该对之进行特别教育。他领导的研究每年测试二十多万学生。在200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天才少年中心就发现四百名在ＳＡＴ的语文和数学两项测试中都超过700分的学生。在Stanley所选拔和训练的最优秀的学生中，日后获得高等学位、成为终身教授、拥有多种专利的人的比例，明显要比一般人口要高得多。显然，ＳＡＴ的测验至少说明，人的许多能力只要界定清楚，还是能够在早期测试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专门为超常儿童设立的“少年班”戴维森学院成立的原因。对此，我在下一章将进行详细的介绍。
智商开发
从Terman到Stanley，对早期智力的研究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他们主要回答了智商的有无问题：超常儿童是存在的，他们经过特别的教育，也确实会比一般人成功，虽然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并不是很确定。不过，这些成果都是建立在先天条件的基础上。他们选拔的孩子，已经在智力上超过同龄人许多，是千里挑一或万里挑一。这些人不经过特别教育，很可能照样出人头第。那么，普通的孩子，是否经过人为干预后可以大幅度提高智商呢？换句话说，智商能否开发呢？这恐怕是一般家长更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实验也是如火如荼。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专家就是Glenn Doman。他最初是个身体理疗专家，专门帮助大脑受损伤的孩子恢复功能。后来他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儿童的智力开发上。他的一系列课程背后的逻辑是，儿童大脑发育的速度到六岁时急剧下降。在此之前的智力开发，将对孩子未来的智力发育有关键性的影响。他声称：“每一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刻，他或她所具有的潜力都比达.芬奇所使用过的全部才智还要多。”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孩子不是天才，而是你没有给他或她成为天才的机会。为了在儿童的大脑中解开这一“达.芬奇的密码“，他创立的“人类潜力的成就研究所”(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俗称“更优儿童研究所”(Better Baby Institute)，如今已经运营了五十年，有着一大群忠实的信徒。
Gwendolyn Anderson就是他的信徒中的一个。她是位哈佛毕业的母亲，自己的父亲也是哈佛出身。她丈夫的兄弟，也是哈佛毕业。这也无怪她对孩子的教育有着非凡的热情。她的女儿Morgan一出生，她就遵从Doman的教导，放弃了襁褓和摇篮，而是环绕着自己的床给孩子在地板上建立了“爬行道”，容许孩子半夜醒来后安全地活动、探索。这样就解脱了传统社会中成人给婴儿的第一重束缚。Doman根据对小白鼠的研究分析说：那些在狭窄的、被剥夺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小白鼠，大脑都相对较小、发育不足；而在那些兴奋和刺激的良好环境中成长的小白鼠，大脑都比较大、且功能良好。Gwendolyn Anderson显然遵守着这种小白鼠的成长规律来对付刚刚出生的女儿。而当女儿三个月时，她就买了单词卡和数字卡，开始了每天不断的阅读和数学训练。女儿长到六个月，全家跑到宾西法尼亚，住在旅馆里一周，参加“更优儿童研究所”价值一千二百美元的培训。女儿长到十个月就开始走路，再过几个月，大人就开始用步程器监测其活动，以求达到十八分钟行走半英里（大约八百米）的目标。当女儿十三个月时，Gwendolyn Anderson推着她去超级市场购物。奇迹出现了。女儿突然指着货架说：“球!”（Ball）. Gwendolyn Anderson顺着小手指的方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合子上写着个醒目的大字“球”。她喜不自禁，马上把那合球买来奖励小女。
如今，发明这套神奇的智力开发法的Doman已经八十八岁。他的女儿，五十八岁的Janet Doman从1980年开始主持“更优儿童研究所”。父女俩所著的《如何教你的孩子阅读》已经销售了几百万本。Glenn Doman的早期智力开发的哲学，半个世纪来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婴儿教育产业。比如《爱因斯坦式的婴儿》系列读物和ＤＶＤ，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亿美元。对许多家长来说，六岁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智能发展线。如果在此以前无所作为，孩子就误了通往高智商的特快列车。
但是，早期智力开发的批评者们，对这一产业提出了严酷的挑战。比如有人批评Glenn Doman对白鼠成长环境和大脑发育关系的解释过于片面和误导，指出第一组大脑发育不足的白鼠的那种狭窄、被剥夺的生存环境，在人类社会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地方。另外，虽然第二组在许多刺激的环境中生长的白鼠大脑发育比第一组在压抑环境中长大的白鼠的大脑发育要好，但Glenn Doman没有提及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大脑发育最好的，是第三组在自然环境中成长的白鼠！Glenn Doman的事业已经经营了半个世纪，塑造了大量的孩子。最大的孩子也已经到了盛年。这些经过最权威的早期智力开发的孩子，和一般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长大成人后是否更成功？至今没有任何数据，无从说明早期智力开发的效果。许多父母的态度是：孩子的早期智力发育还没有科学上的权威解释，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多一些智力开发，什么都试试，说不定哪一招就管用了，反正不至于有坏处。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挑战了这种早期智力开发有益无害的成见。比如，华盛顿大学今年八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最通行的早期智力开发系列《爱因斯坦式的婴儿》的ＤＶＤ，对孩子的智力成长有负面作用。在八个月到十六个月之间的孩子，每天看一个小时的这种ＤＶＤ，其掌握词汇的能力就会相应降低17%。这一结果，印证了1930年代教育学家Carleton Washburne的理论。他比较了在七岁以前不同的时期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的日后成长，发现六岁是开始阅读训练的最好时间。到了中学时，六岁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和比他们更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的阅读能力没有区别。不过，晚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比起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来，其读书兴趣要更强烈。2003年在《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对欧洲学童的跨国研究则显示，那些五岁开始接受阅读训练的孩子比七岁开始接受阅读训练的孩子在阅读上碰到的困难要更多。
怎么解释这一看似违反常识的现象？塔夫脱大学教授Maryanne Wolf在其新书《阅读大脑的故事和科学》（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中作了颇为精彩的解释：真正的阅读需要把大脑不同部位复杂的功能综合起来。这包括视觉、听觉、语言、概念生成等等。这些功能的整合，要依靠所谓的“髓鞘形成”(myelination)。在这一“髓鞘形成”的过程中，大脑中的神经元轴突会卷成胖胖的套状，这样才能有良好的功能。大脑的各个部位要互相有效地协调，各神经元就必须彼此迅速地沟通。要作到这一点，神经元轴突就需要形成许多“髓鞘”。“髓鞘形成”的速度因人而异。不过，关键部位的“髓鞘形成”一般要在五到七岁之间完成。男孩在这方面则偏晚一些。
Maryanne Wolf的理论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读书识字是从五到七岁之间开始。如果把这个过程强行推前，比如在四五岁之间开始，就等于让孩子执行一些他们的大脑还不具备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以凭借视觉或者听觉机械地“阅读”，其实不过是对声音和图象的死记硬背而已，创造的是一种“阅读”的假象。这种先人一步的优势，日后很快就消失。但是，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却未必会消失。你们孩子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达不到大人的期待。这样，大人就把孩子摆到了一种还没有开始就失败的境地。实际上，中国教育中从小让孩子认字背诗等等，都是这种揠苗助长的例证，有害无益。Maryanne Wolf还意味深长地强调，在奥地利，孩子七岁以前不识字读书，日本则是极端强调早期智力开发的国度。但是，看看人均诺贝尔奖的指数，奥地利竟比日本高出数倍。
智商是先天的，家长还能作什么？
十几年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出版了研究智商的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引来满城风雨的争议。今年初，Charles Murray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讨论智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他强调他们一贯的观点：智商主要决定于先天的基因。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为的干预可以在短期内把智商提高七、八分（一百是平均智商水平，110分则进入了人口中25%的高智力阶层），但是，当人为干预消失后，这些被提高的智商就又基本上降回来。也许人类的智商可以通过智力开发而提高。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怎么进行这种智力开发。
我引证的最新研究证明了大部分流行的智力开发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似乎支持了Charles Murray的观点。其实问题还远没有这样简单。
不错，莫扎特、居里夫人、富兰克林都是由神童而成为伟人的。他们三、四岁已经具有了许多成人的能力，这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如何能通过人工的智力开发把普通儿童的智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或者接近他们的水平？从现在的研究看，这种可能性大概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人类对这种开发的手段也一无所知。不过，二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智商有了明显的、普遍的提高。虽然这种提高最近已经开始减速，但这至少说明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的智商有某种关系。另外，不同阶层的子弟，即使有相同的教育机会，在学校的表现还是有所差异。这里面大概也有家庭所塑造的学生智力的因素。最新的研究虽然基本否认了魔术般的智力开发，但也都给家长能动地培养孩子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家长只要教育得法，对孩子的智力成长还是会有积极的贡献。常识告诉我们：学习外语还是越早越好。六岁以前儿童大脑成长速度最快。在这期间，适当让孩子学说外语，或者接触音乐，可能对大脑这一智商“硬件”的发育有促进作用。另外，美国全国大脑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对五岁到十九岁的孩子的大脑进行了定期的脑电图扫描，研究脑皮层(cortex)的厚度和智商的关系。他们发现，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大多脑皮层成熟得晚。比如最聪明的孩子，脑皮层的发育到十一、二岁时才达到顶峰，而一般的孩子则在八岁就达到顶峰。其中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员Jay Giedd解释说，晚熟者的大脑的可塑性比早熟者要延续的时间长得多。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的世界，显然也比八岁孩子的世界要复杂得多。这也就是说，晚熟者的大脑在定型期间接受的外界刺激，要比早熟者接受的刺激复杂得多。这也许是他们聪明的原因。这样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式的大器晚成的天才固然有帮助，但无法解释莫扎特式的神童。这说明人类对早期智力发育的理解是多么不完备。大家还处于猜测的过程。现在所能作的，是大致界定一下什么样的猜测更合情合理，什么样的猜测太离谱。具体地说，这些基于脑电图的研究，建立了外界刺激和大脑成长之间的积极关系。我们需要运用其他相关证据，小心地界定什么样的刺激对儿童大脑的成长是有益的。
前面提到的Maryanne Wolf对早期智力开发提出了这样的解说：学外语和学习阅读有本质的不同。语言能力（具体而言是口语交流的能力）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能力。人一出生就开始了语言学习的过程。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基因中已经造就了早期掌握语言的功能。所以，你要你的孩子说双语或者三种语言，越早开始越好。有些研究表明，从小讲两种语言的孩子，在主要语言上比单语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略慢，但这种区别以后就消失，留下的是双语的优势。中国也有南方人学外语快的成见。计划经济时代的外语学院甚至还重点在江浙一带招生。这除了那里文化发达、人才多以外，恐怕还有一个不为人认识的因素。这是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提醒我注意的：南方的孩子，从小回家说方言，上学讲普通话，从来就是说双语。日本人从小基本是单语，到美国后在英语会话方面就比中国人慢。我这个从小只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学外语也比绍兴长大的妻子笨得多。当然，也有些孩子，从小接触许多语言，大脑内出现混乱，导致语言障碍，不过，这毕竟是极少数例外。
学习阅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根据Maryanne Wolf的解释，人类不是一生下来就开始阅读的。从物种演进的大历史上看，人类进入文字时代，也是很晚的事情。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可见阅读显然不是生存之必须。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还没有给自己造就这样的基因。不过，Maryanne Wolf通过经验事实的研究得出结论：给孩子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有利于他们智力的成长。这特别包括以有机的方式给他们创造各种语言环境。家长大声给孩子读书，并把书中的词汇和孩子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很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家长可以给孩子读“蒲尔和小猪在树林里走丢了”，然后问孩子：“你记得那天我们在公园里走丢了吗？”这样，阅读帮助孩子理解生活，自然促进其智力的发育。
孩子今后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早期的阅读能力，而取决于其词汇量的多少和丰富性。Maryanne Wolf的理论在这方面得到了两位早期教育专家Betty Hart和Todd Risley的研究的支持。他们调查了在三个不同阶层中的孩子词汇量的发展，结果发现：孩子运用的词汇，有86-98%是来自家长和他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在四年的时间内，专业人士阶层（professional class）的孩子会听到450万个词；劳动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60万个词；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则仅听到130 万个词。假设这些孩子的智力基因基本一样，他们的语言经验则完全不同。专业阶层和靠领救济生活的阶层的孩子，在四年内从家长那里所听到的词汇竟然相差320万！这种不同，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业表现。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儿童心理学家Kathy Hirsh-Pasek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对来自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和社会导向（也就是强调游戏和培养孩子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学前班的孩子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到了五岁时，学术导向的学前班出来的孩子认识的数字和字母明显要多。但是，到了一年级（也就是六岁）时，这一优势就消失了。同时，在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上，社会导向的学前班的孩子明显要高。
Kathy Hirsh-Pasek运用她主持的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婴儿实验室反复证明她的理论。比如，她向两岁半到三岁的孩子放映专门教他们动词的录像。结果发现，这些孩子基本无法理解录像的内容。但是，当成人运用木偶戏对录像进行演绎时，孩子的理解力就开始大增。同样，她发现家长给孩子读书的传统方式比新兴电子技术所制造的“科学智力开发”课程要有效得多。所以，她鼓励家长多和孩子玩搭积木等等的游戏，或者在屋子里用桌椅板凳和床单建造“城堡”。这种自然的游戏最有教育效果。过分进行学术性的早期智力开发，会在孩子大脑里造成神经学上所谓的“堵塞”，把神经元的突触(synapsis，即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接触并影响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胞体的部位)淤塞占用，而这些组织机体本来是应该为日后更有创造性的活动所保留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智商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教育也许能对提高智商起到一点边际的效应。家长越肯花时间和自己的孩子进行创造性地游戏玩耍、经常给孩子读书、和孩子进行有趣味有思想的交谈，孩子的智力发展就越健康。相反，如果家长牺牲这样的天伦之乐，把孩子交给陌生的早期教育专家，让他们用过分学术化的课程占据孩子的童年，或者用大量生词卡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的灌输，孩子的智力发展就可能变慢。而这也是中国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