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激情与理性《新闻调查》个案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12:25:50
发布者：叶子，宋铮，井华，冯丹，祝振宇
时间：2009年11月23日 08:52
激情与理性[1]
——《新闻调查》个案研究
叶子，宋铮，井华，冯丹，祝振宇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
摘要：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新闻调查》栏目是国内创办较早，也是目前最好的调查性报道栏目。《新闻调查》的成功有很多因素，纵观其七年多来走过的路程，通过对其主创人员、栏目定位、叙述方式以及质疑品格的深入探析，我们发现激情和理性的碰撞是栏目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激情；理性；调查性报道；理想主义；栏目定位；叙述方式；质疑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2003年12月12日，“电视调查类报道暨《新闻调查》栏目发展高级论坛”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同时也拉开了“《新闻调查》校园行”活动的序幕。制片人张洁、记者柴静以及其他主创人员带着他们这几年做节目的心得体会来和老师研讨、与同学交流。持续一天的活动，上下午两个会场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北京广播学院，这个为中国电视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的学府的老师和同学们以极大的热忱参与到了活动当中，因为《新闻调查》是大家心目中的名牌栏目，是最具新闻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电视栏目。从1996年5月17日播出第一期节目《宏志班》到今天，《新闻调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年，正迈向第八个年头。在这七年里，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节目，《新闻调查》为我们奉献了一期又一期让人记忆犹新的优秀作品：《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大官村里选村官》、《贪官胡长青》、《与神话较量的人》、《“东突”揭秘》、《非典突袭人民医院》、《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等节目深入人心，不胜枚举。其中，《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和《婚礼后的诉讼》获得了国际大奖。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的孙玉胜对《新闻调查》的评价是：“这个潜心钻研了多年的栏目已经可以毫不逊色地代表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水准”。[2]
激情与理性是调查性报道栏目能否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能否创造真正的栏目品牌效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新闻调查》就正是在激情与理性的碰撞中不断前行，从而完成了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的质的升华。本文将以激情与理性作为切入点，从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栏目定位的理性演变、叙述方式的理性成熟以及质疑品格的理性确立这四个层面对《新闻调查》深入进行解析。
一、《新闻调查》：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在成绩与荣耀背后，《新闻调查》也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坷和羁绊。七年中，节目的播出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从开播时的每周五晚21点到现在的每周一晚22点35分，其间调整了数次，有时还不能按时播出，节目的时长也有过几次变更。《新闻调查》是一片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沃土，但节目培养的优秀主持人却不断的外流。王利芬离开《新闻调查》到经济频道任制片人，王志去了《面对面》，董倩调去主持《央视论坛》，张羽去主持《东方时空》，这些人才的离开给栏目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因为各种原因有一些节目不能正常播出，每一个编导都有过片子被枪毙的经历。面对这许许多多的困难，《新闻调查》的节目品质不但在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而且还不断进步，收视率也在同时段的节目中稳居前列。也是在困难中，《新闻调查》逐步完成了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的转变，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这都要归因于新闻调查有着一个满怀激情的团队，一群满怀激情的新闻调查人。那么，激情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新闻调查人来说，激情就是满腔的责任感。
《新闻调查》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栏目，也只有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坚守在这块阵地。曾经是《新闻调查》出镜记者的董倩在一次节目讨论会上说道：“做人应当有责任感，而做节目也是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很多人对《新闻调查》都会有不同的认识，我对《新闻调查》的认识是：它一定要当社会的脊梁，应该给社会做出它应当做的东西。”[3]我们国家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正常的问题和现象，如何准确地认识这些问题和现象，如何透过这些问题和现象的表面去探寻事实的真相是新闻调查人一直在思考的。带着这一思考，《新闻调查》在2000年将栏目定位改成了“探寻事实真相”，并一直沿用至今。2003年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新闻调查》又提出了“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力争做到在真相被遮蔽的地方就有新闻调查。这是一个激情洋溢的目标，它的提出让新闻调查人更加明确了肩负的责任。什么是真相？真相是“正在或者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探寻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被遮蔽的真相是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的，是需要有激情的。没有责任感的人往往会被那些表相所蒙蔽，只能蜻蜓点水，触及皮毛，只有那些真正有激情有责任感的人才会不断提出质疑，直至探寻到事实的真相。没有责任感，王利芬就不会跳进那些形式主义的渗灌工程，挖出塞着木头的水管（《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没有责任感，曲长缨就不会在太平间逐一核实阳泉沟矿难中死者的名单（《死亡名单》），没有责任感，柴静就不会在北京市人民医院的地下室发现黑板上SARS患者被写成普通感冒病人（《非典突袭人民医院》），没有责任感，杨春也不会在益鑫泰路派出所对证人的行走路线、对跳楼现场作深入准确的分析（《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正是有了满腔的责任感，才使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这些真相。面对真相，《新闻调查》不是简单呈现后束之高阁，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恶狠狠地批判，更不是高高在上地生硬教化，而是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用积极的行动去引导，努力促成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做不也正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的体现吗？
对于新闻调查人来说，激情就是无畏的勇气。
探寻事实的真相，做调查性报道，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在对某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做揭露性的报道时，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群体，他们试图掩盖真相，总是用各种手段来阻挠《新闻调查》的采访报道，或逃避记者采访，或跟踪监听，或强行阻止拍摄，甚至是用武力进行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能不能挖掘到独家发现，整个节目能不能顺利地播出，需要克服许多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新闻调查人从来都不缺乏勇气。《南丹矿难内幕》、《黑哨内幕》还有《温岭黑帮真相》等一大批节目都是新闻调查人克服重重障碍深入调查为我们呈现的事实真相。要做好的调查性报道，还得深入第一线，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在98洪灾最危急的时刻，《新闻调查》的精兵强将来到抗洪的最前线，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观众奉献了《保卫荆江》、《荆州，第六次洪峰》、《钢铁八连》等震撼人心的节目。特别是在《保卫荆江》中，摄像陈威面对从天而降，轰然作响的炸雷，镇定的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难得的画面，这不就是一种勇气吗？在北京SARS爆发期间，为了让大家了解隔离病房的真实情况，外表孱弱，话语感性的女记者柴静毅然穿上厚重的隔离服走进病房进行采访，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事后柴静回忆道：“我第一次进病区是在胸科医院做流行病学调查，当时站在三个病人的病床中间，有一个病重的大爷突然咳嗽了一声，那一瞬间我感觉呼吸急促，几乎想转身离开，但是作调查的防疫队员当时就站在这个病人0.5米的地方，非常镇定，我一直看着他，是他让我找到了站在那里的力量。”[4]在困难面前，在危险面前，新闻调查人从不畏缩，他们将激情转化为了勇气。正是凭借这样的勇气，让《新闻调查》具有了一种力量，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敢于直面一切的力量。
对于新闻调查人来说，激情就是对事业的追求。
如果每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对社会都有警示意义，都能推动社会的道德、法制和民主建设，推动相关体制的完善，那么节目最终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就要求新闻调查人除了有责任感、有勇气之外还要有对事业的追求。为了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人执著追求，经常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做调查性报道是最辛苦的，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总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如果没有激情，没有对事业的追求是做不好的。比如去年年底播出的《天灾人祸》节目，为了深入了解2002年陕西、陕南的洪灾为什么造成那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什么2003年在邻近的地区再次发生损失惨重的洪灾，节目组一行六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支帐篷，打地铺，整整住了8天8夜。白天是翻山越岭的采访，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饭，这种认真调查的态度在今天这样浮躁的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孙玉胜在《十年》中写道：“尤其是编导和主持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选题，都镇静从容地采访，有条不紊地叙事，有章有法地编辑，这种职业态度令我佩服，从《新闻调查》中，我看不到弥漫在许多电视从业者身上的浮躁之气。”[5]
新闻调查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认真调查得来的很多优秀的揭露黑幕、探析真相的节目有时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正常播出，节目被“毙”就意味着付出的努力将不会有回报，即使是这样，调查人还是依然无怨无悔、充满热情地坚持去做，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闻调查人的这种追求。正是有了新闻调查人对事业的不断追求，才会有今天如此精彩的《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人是一群有责任感，有勇气，有追求的人，他们满怀激情追寻自己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见证历史，探寻新闻背后的事实真相，从而推进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新闻调查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作调查性报道，你得有理想，而且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各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孤独的，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加入到新闻评论部的集体中，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聚集了一大批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热情、才华，在推动着调查栏目的进步，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6]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才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新闻调查》的一次会上，董倩曾经说过“要做好记者，首先要做好人”。尤其发展到调查性报道的时候，如果记者没有好的人品、强烈的正义感、优秀的道德品质，是做不好节目的。正因为有了这一群有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才会有舆论监督的力量。虽然《新闻调查》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我们有理由寄望新闻调查人能够冲出阴霾，看到充满希望的蓝天，因为他们都是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说，理想给了理想主义者快乐，却收获了满心的现实之痛。但是，在这个理想缺失而不是理想泛滥的年代，我们应当坚信：坚持理想就是拥有希望。
然而，一个栏目要想成功，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理性的思考。《新闻调查》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激情与理性不断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过程，新闻调查人的理性思考展现在栏目定位的理性演变、叙事手法的理性成熟和质疑品格的理性确立上。
二、栏目定位的理性演变
在《新闻调查》走过的七年多时间里，新闻调查人从没有停止过对栏目定位、栏目走向的思考，即使是在栏目收视率最高的时候，他们也不会高枕无忧。在开播之初，《新闻调查》还没有形成非常清晰明确的定位，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栏目定位由最初的“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转变为今天的“探寻事实真相”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闻调查》的探索阶段。在节目开播之初，台领导就对这一栏目寄予厚望，将其“视作央视新闻改革继《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评论部也倾尽全力铸造这个品牌；但是“央视在这个时期的策略目标是：精品、深度和大台风范”[7]，并未对“调查”有所重视，或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调查”的深刻意义。所以这一时期的节目基本是针对一些正面或中性题材所做的深度报道，或是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次探究。
1996年，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提出《新闻调查》应该在三年内由主题性调查发展到事件性调查，然后过渡到内幕调查。在这个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引领下，栏目组“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把力量集中在主题性报道上。比如《宏志班》、《张家港三问》。
1997年，《新闻调查》为自己的栏目提出了形象定位语——“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栏目关注改革进程，记录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98年的抗洪系列报道，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透视运城渗漏工程》也是98年所作的一个标志性的节目，制片人张洁称之为“实现了自己从选题到栏目发展定位上的一次对接”，的确，即使现在看来，这一期节目仍不失为一个出色的调查性报道，它体现了栏目早期由主题性报道向揭露内幕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更在《新闻调查》所追求的实现调查性报道上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它让《新闻调查》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1999年2月《新闻调查》在98年4月制作的一期节目《大官村里选村官》荣获摩纳哥蒙特卡罗电视节纪录片类“女神”银质奖。1999年11月，另一期节目《生命》获第36届亚广联“广播电视特别节目奖”。这些荣誉和鼓励让“调查人”更加坚定了自己创作的脚步，更加坚信用真实生动的事件去感动人、鼓舞人的理念。
另外一个有力的尝试是1998年4月播出的《从市长到囚犯》。作为一期以对话结构起来的节目，它将《新闻调查》的选题思路进一步拓展，并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拓展——以对话为主体，层层推进，探及人物内心，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它的精彩一点不逊色于其他的调查节目。《新闻调查》在不断探索调查节目的样式时，曾形象地提出报道思路：“主体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情节化、情节细节化”。以后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梁建增把这一说法概括为“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用“讲故事”的手法表现一个新闻事件，用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揭示一个大的主题——正好体现了《新闻调查》的新闻性、社会性、调查性和故事性的要求。
调查者没有因为成绩而止步，在“调查”的理念下不断积极探索、多方尝试和实践。《一言难尽择校生》开创了“舆情性调查”的模式——关于同一个事件的多种解释或多种观点；《安全套进校园》是针对一种新涌现的事物的“舆情性调查”；《恢复高考二十年》则可称之为“历史揭秘调查”。
在这期间尽管播出了不少成功的有影响力的节目，但是由于节目制作者们不断寻找、尝试适合本栏目的选题和样式，不免给观众这样的感觉：《新闻调查》包罗万象——一些节目指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针砭时弊、揭露、抨击，有点像加长版的《焦点访谈》；一些节目用纪实的手法关注普通人物的日常小事，又有些类似《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还有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节目被认为是新闻纪录片。一系列发人深省、生动精彩的节目赢得了电视观众的喜爱与认同，也招致了一些困惑和疑问：新闻调查到底是什么？观众透过《新闻调查》到底可以看到什么？
在经过了漫长的迷茫和困惑、长期的积累和总结之后，调查人理性地认识到，有一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那就是如何引起观众的收视期待——必须将《新闻调查》与同类新闻评论节目、深度报道、专题节目区分开，要有一个明确的节目诉求。于是，《新闻调查》进入了第二阶段——定位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从2000年直至2002年年底
在“新闻备忘录”的主题探索破产之后，《新闻调查》开始思考“能不能做真相”的问题，从2000年底的第一期节目，《新闻调查》就打出了新的口号“探寻事实真相”。“真相就是正在抑制或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利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知识技术遮蔽”[8]，《新闻调查》的使命就在于将这些被遮蔽的真相挖掘出来，昭示于天下。《绛县的经验》揭穿了形式主义的猥琐行为；《海灯神话》粉碎了围绕在这个大师身上的神秘光环，打破了人们对其盲目的崇拜；《黑哨内幕》挖到足球界的死角，让无数球迷为之愤怒……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节目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对于选题的梳理也比较清晰，“有没有内幕、有没有被遮掩的事实”已经成为选题的硬性指标之一。这样的选题标准的确独树一帜，也完全能够满足观众的收视欲望，但在节目播出的现实情况来看，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播出率；尤其在2002政策年中，“有真相被隐藏的地方就应该有新闻调查”就变得更为艰难了。类似《“东突”揭秘》、《与神话较量的人》这样的、能够代表《新闻调查》品质的标志性节目，仍是凤毛麟角。竭尽全力调查真相的记者们发现“新闻调查，一期一个真相”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栏目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这样的定位是否现实可行，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判断，真的有必要、有能力每期节目都揭露一个“真相”吗？栏目关键的着眼点究竟在哪里？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
《新闻调查》开始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奋勇前行、进入了成熟期。也正是从这时起，栏目将注意力集中在“调查”上，明确提出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调查》的核心竞争力，以此确定栏目的终极目标。
这一时期无论从国家宣传政策的大环境还是中央台的小环境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十六大顺利完成了第四代领导人的交接，新一届领导人创造了不亚于上一届政府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重新提出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给舆论监督指引了明确的方向。其次，新闻频道开播后，众多的新闻评论节目共同争夺受众市场，尤其在央视实行末位淘汰制之后，收视率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成为栏目生死攸关的参考因素。面对市场的压力，《新闻调查》也不能自视清高而蔑视收视率。但是，作为一档高品质的新闻栏目，无论如何不能走庸俗化低级化道路。如何既坚守品位又能抓住观众、避免被市场淘汰，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与此同时，来自栏目内部的调整也给了《新闻调查》一记重创——由于新栏目《面对面》的设立，栏目不得不放弃了一个讨巧又讨好的方式——以面对面的一对一访谈方式进行人物心理层面的调查。而这个被动的放弃，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栏目的主题定位更加单一和明确。在经历了种种犹豫、徘徊和痛苦之后，2003年9月，《新闻调查》最终将目标锁定于“调查性报道”，加大了调查的力度，提出了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
那么到底什么是调查性报道呢？
《新闻学大词典》给深度报道下的定义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9]而在西方新闻界，习惯将调查性报道与揭露、曝光划等号。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早在1975年就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 澳大利亚新闻学者皮特·戈拉博斯基和波尔·威尔森也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而且这种报道“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格林则说：“调查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挖掘出来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编写组的意见是：“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调查性报道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美国CBS的《60分钟》则认为，调查性报道在于真相的原创性。他们认为调查性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发掘出来的”。[10]尽管对于调查性报道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这种节目样式区别于其他新闻报道类型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个：第一，调查目标明确，致力于揭示对公众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真相；第二，调查行动由媒体与记者独立完成；第三，调查难度在于对方着力掩盖真相。《新闻调查》直接归纳出了调查性报道的三个先决条件——记者独立展开调查、调查内容是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人试图掩盖。只有符合这三个条件的选题才被纳入“调查”的范围之内。栏目非常明确的把调查事实真相的内幕报道作为发展方向。
至此，《新闻调查》经历了由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的转变，经过了无数次痛苦抉择以及异常艰辛的努力；在使节目的定位更加明确、纯粹的同时，也提高了节目的品质，并使栏目走上了更加成熟和理性的道路。这条探索主题定位的道路，其实也是《新闻调查》在节目功能上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我们可以窥见，初步探索时期的《新闻调查》主要着力于新闻功能的发挥。通过严肃重大的主题、客观公正的报道，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事件，引发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思考。由于主题性报道模式所限，节目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可以说《新闻调查》应有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在栏目将选题调整为“探寻事实真相”，以揭露内幕为宗旨之后，《新闻调查》的另一个功能——舆论监督被放大出来。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尤其是对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监督。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离不开媒介的舆论监督。一个有品质的新闻栏目能够在新世纪的媒体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在于强化其作为社会导航人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调查》正是在努力实践着作为社会导航人的职责和使命，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各种调查，包括：对涉及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系列问题的调查，对某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背后的各种动机的调查，对某些现行法律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深层根源的调查。栏目通过对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事态发展过程的纪录；通过提供理性的言论园地和深刻的背景分析，加速各种问题的解决，促进健康向上的舆论监督环境。
在传统的固有的新闻模式中，有些报道仍然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去进行单纯的监督和批评。“电视新闻的社会批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还应当更为深刻地体现在思想批评、文化批评、道德批评以及价值观念的引导方面。”[11]栏目如果不能从固有模式中走出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介入，只是满足于对问题作一般工作性的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就是舆论监督功能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幸而，《新闻调查》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新时期的新闻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互动性和主动性。新闻报道不是把普通市民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而是打开大门让市民介入公共讨论之中。《新闻调查》将自身的功能进一步扩展，加大了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加大了对社会发展中的“人”的关注。从监督政府工作，主持国家舆论导向的角度，到真正扎实深入地拥抱生活，从群众生活本身发现社会历史的衍变，从现实人生寻找时代心灵的脉搏律动。
像《新闻调查》所记录的事件一样，栏目自身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上下求索的道路。在洗尽铅华、奋勇前行之后，《新闻调查》继续散发着理性的光辉，这种理性的光辉体现在节目制作上，就是叙述方式的成熟。
三、叙述方式的理性成熟
美国CBS《60分钟》栏目制片人史蒂夫来中国访问时看了《新闻调查》的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调查》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可以与《60分钟》相媲美，是“中国的《60分钟》”，这无疑是《新闻调查》叙述方式已经走向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新闻调查》叙述方式的成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闻标准化生产的制作流程
一个品牌栏目应该具有相对统一和稳定的风格，形成统一的生产模式以确定稳定的制作标准、技术和品格，标准化生产是在电视产业被纳入工业体系后所导入的概念。电视栏目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产品，而生产方式是内容的支撑，就像任何一个企业，单靠一个产品，过不了多长的好日子；如果拥有了好的产品生产方式和经营体系，才可能持续赢利、永续经营。因此必须建起工业发展方式、实行工厂化制作流程、执行生产的标准化。
《新闻调查》明确地把“新闻工厂化制作流程”印上了栏目的宣传册，当然，这决不是一时做秀，而是严格的操作准则。如果说《新闻调查》是一条总装流水线，选题、调查、采访、拍摄、剪辑、合成则是总装线上的零部件。栏目最核心的价值，绝不是几个收视率不错的节目，而是逐渐完善的从获知线索、信息甄别、申报选题、专题策划、前期调查、前期拍摄、后期编辑、初审、修改、终审直至最后合成播出一共十一个环节构成的完整体系，因此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责任人，井井有序、环环相扣。这种方式能合理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的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为培养职业化策划、编导、记者、摄像提供了专业平台。
新闻工厂化制作流程的确立无疑对于控制节目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保障。对于《新闻调查》来说，有一件事成为建立起标准化生产的催化剂——2002年8月28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正式签署《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及国际认证联盟（IQNET）《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在电视传媒管理中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的概念，运用先进的科学管理原则，重新审视以往自以为非常驾轻就熟的操作模式和传统惯性思维，刷新、完善并创建起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实质上是《新闻调查》收到的最大成效。以此为契机诞生的《新闻调查》工作手册对节目的形式与内容、操作要求、管理规范和人员的职业规范都做了科学、详尽的规定。一个栏目的定位、风格、形态、时长一旦确立了相应的标准，选题方向、切入角度、叙述方式和叙事节奏等诸多因素也都有了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有了每一个生产者进入操作时需要了解共同遵守的准则，以此确保了每一期节目的质量底限。如果将这一整套程序按照人们习惯的划分（前期策划、现场采访、后期剪辑）进行分析的话，就不难看出这种标准化生产方式的科学性。
强有力的选题策划
《新闻调查》是中国电视界较早成功引入“策划”理念的栏目，并于1998年成立了专业的策划组。《新闻调查》的策划涉及节目样式、基本结构、主要事实、乃至具体的采访问题和镜头的设计，并提出可行性操作。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期的策划。对于选题是否具有独家性、资料信息是否准确、方案是否可行这些因素的判断贯穿着从发现新闻线索、调研并确定能否进行采访、新闻事实成立并进行采访准备、收集归整有关资料，一直到编制访问提纲的始终。《新闻调查》对于选题的筛选确立了五项衡量标准：
影响力：从受众的心理认知角度来讲，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贴近公众生活的选题，会更容易产生传播效应，因此《新闻调查》在选题上强调那些与公众利益有重大关系、公众十分关注且具有一定时效的事件与现象。
信息量：在新闻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从纵深层面对信息的开拓和挖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因此，对于一个长达45分钟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来说，信息传播者不仅需要提供可“读”的信息，更需要“解读”信息。如果这个事件或现象蕴涵有重大隐情、有公众必须填补的知识空白，真相大白后有可能使观众或恍然大悟、或怵然警醒、或深刻反思；那这样的事件和现象就可能值得调查，哪怕是迷雾重重的历史事件。
故事性：英美传媒业甚至是学术专著中都将新闻事件称为“故事”，将制作新闻节目称为“讲故事”，其根本在于电视要想吸引受众，必须强调视听表现的可能性。《新闻调查》要求每一个节目都应该引起观众的注意而不是漠视，其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内容能够引起观众不同的情感与态度——对不幸者的同情，对不人道与不民主的愤慨，对偏见的警觉，对观念与制度的反思等等；所以选题必须关注题材的曲折性、冲突程度、显著性、异常性（荒诞性）、人情味，而且还要估计这个题材能否支撑起45分钟的片长。
命运感：《新闻调查》在强调对事件的挖掘展示的同时，强调无论多么重大的题材，要重视事件的意义及其进程，要关注其中涉及的人物，如果要说“卖点”的话，这些人物的智慧、欲望、情感、奋斗、处境、与他人的关系是最大的“卖点”，是吸引观众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独家性：独家性绝不仅仅是独家视角，还要有独家的消息来源。《新闻调查》以记者调查的方式探寻事实真相，并不是仅仅调查已成为新闻的事件，还要主动出击，发现有价值的题材。前任制片人赛纳曾说：我们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拿到一个选题，先和其他栏目尤其是和我们比较相近的栏目比较一下，如果这个题材其他栏目也可以做，我们就不做。
现场拍摄采访
“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新闻调查》片头语强调了记者在现场调查采访的重要性。现场的调查采访是节目由前期的策划进入到真正现场实施的阶段。尽管从调查的角度看，编导、摄像师、录音师也是记者，大家都在采访，但是由于出镜记者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出镜记者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既是质疑者、交流者，见证者、验证者，又要和当事各方进行全面的、直接的交流，引领观众“亲历”调查全程。记者的任务，不仅仅是采访，还要有现场的发现，有亲身的体验，有细节、有行动、有物证、直接向观众证实或证伪。
采访的形式多种多样，《新闻调查》的采访强调记者在现场的独立调查发现，比如在《新闻调查》一期标志性的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记者通过现场层层印证、步步追问的方式，揭开了山西运城这个欺上瞒下、耗资两亿多元建成的“形象工程”的真面目。节目中有个被屡次提到的精彩片段，记者王利芬敏锐地发现了渗灌井后面的秘密，她跳上井台，拔出插在地里的水管，观众可以一目了然地看见这节水管里面塞着的木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摆设。这种记者在现场独立的调查、发现、取证行为构成了《新闻调查》独特的采访魅力。
为了使后期剪辑出的节目更丰富多彩、富于变化，《新闻调查》要求记者在采访时顾及四类问题：探究事实的提问；了解知识的提问；印证态度的提问；挖掘感情的提问，以尽可能地避免出现采访不到位、不全面的遗憾。
“接近真相，从质疑开始”，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首先要有质疑的精神，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同时给与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保持与被访者之间适当的距离，以平等的视角看待被调查者；还要保持平静的心态，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记者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另外，电视区别于纸质媒体的本质特征是其反映生活的手段——独有的视听语言。对于《新闻》来说，拍摄决不是将出镜记者的采访拍摄下来就万事大吉了，拍摄本身也是采访，是调查的手段之一，应该用镜头寻找视觉的证据。摄像师要和其他调查者一起调查，在行动中主动捕捉生动的画面和有力的现场信息。
后期编辑
电视节目后期编辑的职责就是将已有的画面、声音和语言按照主题进行合理的布局构架，它是成片的关键环节。《新闻调查》的后期编辑要承载起重建事件逻辑、展现调查过程、突出调查重点的任务。无论事件或现象多么重要，倘若观众感到节目形式单调乏味，那么节目的传播效果就等于零，因此无论是调查某个具体事件，还是探究某种社会现象，都要讲究叙事技巧。由于生活本身是复杂、立体、鲜活的，利用摄像机还原出的生活就一样应该有冲突、悬念、隐秘；故事的叙述结构要一波三折、层层推进；节目节奏舒缓有致、收放自如。
《60分钟》栏目强调，将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镜头作为节目的开始，第二精彩的分镜头放在节目结束，目的是在节目一开始就牢牢抓住观众。《新闻调查》要求节目的标题是内容的浓缩与提示，节目片头的每一句话都尽量选择被访者最具冲击力的语言，以期造成悬念，抓住观众。
《新闻调查》规定，逻辑清晰是对结构最基本的要求，悬念的设置更是至关重要的。将一个大的悬念分解为若干悬疑点，在各个段落中一一破解，全片一个悬疑接一个悬疑，节奏自然紧凑。使用的画面，要奇特、动感，具有冲击力、冲突性和显著性。
当节目达到标准化生产水平后，就解决了传统的电视节目制作中最头疼的问题——节目质量对个别人的依赖，把电视节目生产中不确定的因素降到了最低点。许多业界人士评价《新闻调查》为优秀记者的摇篮，一拨又一拨地为其他栏目输送了优秀的记者型主持人。虽然几个名牌记者相继离开了《新闻调查》，但正是由于有了生产的标准化准则，许多新人正在这里迅速成长。刚刚加盟《新闻调查》一年的柴静说：“2003年是开始真正做职业记者的一年，对于我的整个生命来讲是一个开端。” 当科学的生产方式被引入电视栏目中时，一个栏目就会成为一片沃土，不仅生产出高标准的电视节目，而且培育出优秀的从业人员。
电视调查性报道形式的确立
《新闻调查》在表现形式上借鉴《60分钟》“调查性纪录片”的形态，用纪实式视听语言，展现记者对新闻事件的采访和调查过程，把新闻当成故事来讲，在质疑、悬念中突出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展现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故事一波三折，是栏目的个性化表现的一种标志。具体说来，电视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展示记者揭秘性的调查行为为主的新闻报道方式，它以探寻事物真相为最终目的，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接近真相，从质疑开始。标准的调查性报道由调查意识、调查样式、调查手段和调查的途径构成。
调查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问题意识。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所有进行调查的人物和事件都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质疑是生存的方式。当然，质疑决不是怀疑一切的意思，质疑是一个新闻要素。把质疑作为新闻的切入点，并在节目中贯穿始终，环环相扣，不断地刺激被采访者，有意制造一点冲突，就会更符合观众的心理，也不断刺激观众把节目看下去，质疑之后的事实才是最有真实感的和说服力的。从质疑出发，也决不是不尊重采访对象，反而是为被采访对象建立了一个平台——当对方的回答一个个剥离记者的质疑时，就层层接近了他最真实的人格。
调查样式是调查性报道的一个核心。《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调查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而不是报道一个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新闻调查》更多是在“拍摄记者的行为”，所以要对调查过程进行充分展示。调查的时态是从记者进入调查事件的那一刻开始的，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所有发生的事态对《新闻调查》都是一个起点。
调查的手段是通过调查记者实施调查行为、表现调查过程，调查记者是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一个调查节目的完成，需要调动多种电视语汇，但是唯独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是《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这种调查应该是独立的媒体调查，不依靠政府的调查、也没有依靠司法或其他的途径；一定要有独家的发现，有独家的证据，这种证据一定要能证明记者所调查的事实或证明记者的调查判断；记者的调查行为应该贯穿始终。
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每一次调查行为都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这样一种以展示记者调查行为为主的方式，它与单独报道事件的新闻不同。它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过程是完整的，它收集的不是可现成提供的信息，而是被掩盖的信息。是记者深入现场独家发现挖掘的信息。在现场，记者是调查行为的主体，他提出问题，求证问题，所以在调查性报道中，记者的表现就变得尤为重要。一个没有新闻热情和新闻敏感的人，一个在新闻现场缺乏发现眼光的人，一个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欠缺的人，一个不具备社会交往与主动协调能力的人，一个对社会问题缺少分析、思考和认识的人，一个不能站在时代高度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瞭望和审视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调查记者。
目前《新闻调查》作为调查类新闻节目，它的选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主题性调查、舆情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和内幕性调查。
应该说内幕性调查属于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范围，也是《新闻调查》栏目独具个性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它所报道的是某些人或某些组织试图掩盖的事实真相，强调调查报道和调查搜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结果，而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调查的结果，选题和采访必须是媒体独立进行的，调查的起因是求解，对自己不清楚而又渴望弄清楚的问题进行调查，以获得清晰的了解和正确的判断。
由于内幕性调查揭露的真相是被隐藏的事实，因此调查记者必须是质疑的，必须有深入的独家发现，发现事件关键性的取证材料，这种发现对揭示事实真相具有推动作用，能够深化节目的主题。比如《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中，当事人真的是自杀吗？是自己跳楼还是被推下楼？记者通过对证人的行走路线、对跳楼现场的分析，找来证人，推翻了这种单一的结论，提出了另外一种判断。这种证据的发现大大深化主题，推动我们进一步揭示真相。所以深入的独家发现对于调查性报道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调查过程的完整，记者的调查行为应该贯穿始终，在调查中提出问题，求证问题、得出结论和判断。《死亡名单》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而《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中，并没有指明死者是被打死以后扔出大楼的，只是对当时的司法结论提出自己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是有证据成立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新闻调查》的记者正在以层层剥笋、步步追问不断质疑的方式，构建《新闻调查》独有的话语机制。可以通过采访完成对事件的叙述，用机智的对话完成对事件的调查和印证，用平等真诚的交流进入被调查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用饱含质疑品格的提问深入事件的更深层面，挖掘出事实的真相。
四、质疑品格的理性确立
走向调查性报道的《新闻调查》树立了电视调查节目的标杆，当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被掩盖，就需要调查记者的独立调查。它区别于借助政府、司法、纪委或其他力量所作的调查，它是媒体调查的自身行为，是记者以质疑的态度展开的旨在得出独家发现的调查过程，调查性报道的关键也就是记者在现场调查质疑中揭密。这是媒体的职责，也体现着媒体的操守。
质疑是《新闻调查》的品牌
质疑最终成为《新闻调查》的品牌，是《新闻调查》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寻找最有效地探寻事实真相方式的结果。做“电视调查报道”是历任制片人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共识和自觉的追求，也是栏目个性化表现的一种标志，而这也必然使得质疑从始至终都贯穿于调查的全过程。《新闻调查》的定位最终走向“探寻事实真相”，核心特征是对问题的探究和内幕的揭露，也就是“真相”。“以电视调查文体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这就是《新闻调查》。”[12]这是调查人眼中的《新闻调查》，这种形态定位、内容定位和目标定位决定了质疑的必要性。
质疑成为《新闻调查》的品牌也是节目在生存压力下确立核心竞争力的必然手段。一个栏目的生存，首先必须要有独立的品牌、独立的品质。人们为什么要看《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在《南方周末》上能看到揭密性报道。所谓的揭密就是完整的过程性调查的展示，而且要尽量做到中国的大事在《新闻调查》中不遗漏。当你的品牌受到认可之后，老百姓就会树立一个收视期待，到时候就会有“约会效应”。当有社会焦点时候，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关注《新闻调查》，所以这种品牌效应非常重要。目前新闻频道的产生使新闻资源争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据现任制片人张洁的计算，《新闻调查》仅在新闻评论部内部的竞争对手就有11个，而且有三、四个是日播栏目。面对空前激烈的竞争，为了与其他新闻栏目尤其是深度报道栏目产生区隔，形成收视期待，《新闻调查》期望以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更权威的方式解读新闻，期望以对事件的挖掘中刻画人物，在事件中探究真相，“质疑”成为栏目的核心竞争力。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里奇·戈尔登说，调查性新闻和高质量的新闻作品构成一个媒体机构的核心，并给这个媒体带来商业利益。如果从媒体经济学角度来理解调查性报道对媒体的价值与意义，那么它带来的肯定是最广大的受众，普通百姓对腐败和一切损坏公共利益行为的痛恨是调查性报道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泉。那么，确立质疑品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新闻调查》加大了舆论监督，采取了以精良的常规报道为基础，以揭内幕报道为发展方向的竞争策略，也正朝着每月有一到两期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一年有一到两期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这个目标努力。
“质疑是我们的生存方式”[13]
独立的调查报道要求记者必须在镜头前展示调查的过程，这不仅是节目真实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样式揭示事实的真相。调查报道的核心在于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调查这个事件的过程。《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过程即内容，调查的过程构成了节目的骨架，这种过程感十足的调查性报道很容易使观众对节目产生信任。如果直接把自己的结论说给观众，而不是依靠自身的调查过程，节目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的。
因为记者的质疑，事实的深度才有可能实现，事实的真相才有可能被顺理成章地被揭示。在央视现有的新闻栏目里，只有《新闻调查》明确地提出以记者的调查行为和采访来完成节目，这是《新闻调查》倡导的方向。一个没有调查记者出现的节目，不应该是《新闻调查》的节目，而调查记者缺乏良好表现的节目，也绝对不是好的调查节目。于是，一个有别于传统新闻观念的理念成为《新闻调查》的又一个标识，那就是新闻记者的主体意识。
在舆论监督环境日益宽松的今天，《新闻调查》能够施展拳脚的空间比它刚刚创办的时候大很多，然而，事实的真相不可能直接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基于《新闻调查》的定位，记者绝大多数时候面对的都可能是真相被掩盖的情形。为揭示真相，调查记者在现场必须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进行的主动的挖掘。记者必须基于质疑的意识，用平和的态度、独特的采访风格，寻求独特的发现。《死亡名单》的记者曲长缨就是一个代表，他屡次深入到矿难事故的发生地，对“浅表事实”[14]敢于质疑，对标准以外的异常积极进行证伪，提醒了行政和法律力量的关注，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介入之后，那些被人竭力掩盖的深层事实水落石出。
《新闻调查》一直在强调在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如何吸引观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不仅要求故事要好，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式要好。过去我们会认为设置悬念等方式是属于电影的，而电视尤其是新闻节目出于真实性的考虑不应该用技巧。事实上，因为《新闻调查》不是根据事件发生的时态同步记录，而是围绕记者的调查过程而展开的，悬念构成了节目的关节点，随着悬念的出现、发展和结束，节目也完成了自身的起承转合。
悬念设置的根本出发点是把握好观众的心理，让观众和记者同时面对一个疑点。尽管根据节目流程，记者在进入采访过程时已经知道了很多观众不知道的内幕，但是记者必须不停地代表观众提出问题，不断地寻找答案使调查层层展现于观众面前。记者要学会揣摩观众的心理，观众在什么时候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会对什么问题提出质疑，记者要根据节目本身的需要和观众的心理，精心设计节目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在节目中合理地铺垫、合理地结构、合理地渲染，增强节目的悬念性，悬念在质疑中一个个被解开之后，不用记者做出结论，观众也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设置悬念的方法很多，《新闻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镜头将生活本身的故事性加以放大，以吸引观众，让观众急于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样，当悬念被解开后，其中所蕴含的对人的思考、对事件的思考、对制度的思考就会同时传达给观众。《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60分钟》之所以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他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15]《新闻调查》在一段时间内还曾在节目中插入以提问为主的间隔，提出的问题都是下面将要回答的，意在营造悬念。
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个分支，需要到达哲理和普遍社会意义的层面，由于采用的是记者调查的方式，编导和记者的思想深度和认识水平会直接影响节目的深度。电视的直观形象决定了记者的任何不足都会被放大，影响到整个节目。这就需要整个创作集体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尤其是记者，作为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构成要素，思辨能力的展示尤为重要。
思辨首先体现在把思辨作为节目内容。《新闻调查》已经能够很自如地驾驭调查过程，如果能把思辨作为一个过程引入节目内容，不仅能提高节目的可信度，也能加强节目的深度。如果观众只是看到记者在不断提问，却不明白为什么要问，想达到什么目的，那记者提问的意义就会被低估。在这一点上，《迟来的审判》做得非常地道，记者几乎把当事人都找到了，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说法。而观众会发现，记者对每一个被访者的提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直接与法律相关，记者围绕一些重要的证据向每一个被访者“取证”，在碰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迟来的审判》中值得称道的还有柴静对检察官的采访的一个场面。面对柴静的问题，他说要抽口烟，然后面向窗户，背对着摄像机，通过背影可以看出他在擦眼泪。我们能看出他的无奈，因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首届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他在真理与行政服从中两难的无奈，使节目更具有了思想的深入性，这就是记者在现场的思辨。可以说，调查性报道的成功，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选择合适的采访对象；二是语言的深入和准确，在这种准确和深入的基础上，加上视听语言表现出的语言的碰撞，两者对接自然会使观众对这个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60分钟》最大的特点就是质疑和碰撞，而碰撞就是在质疑中间实现的。而这种碰撞是记者现场思辨的结果。
思辨还表现在不仅展示事件真相，还要得出观点和结论，即使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也要提出自己的判断。在表面真相解释出来以后，还应该提示真相背后的本质，这一点在《村官的价格》、《农民连续自杀调查》里就特别鲜明。有了这样的理念，记者在现场就能非常明确采访任务，也懂得如何思考和行动。其一，揭露的真相是被隐藏的事实，结论不言自明。在《死亡名单》中，面对当地政府公布的只有八个名字的死亡名单，曲长缨用自己的调查找到了第九个、第十个……他们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和名单上的八个人一模一样，事实的交代是闭合的，事实的结论判断是惟一的。对已知信息进行证伪是揭露事实真相、得出结论的有效方式之一。其二，当直接得出结论有困难时，也要有自己的判断。杨春在《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对证人的行走路线、对跳楼现场的分析等等都是记者在现场的发现，记者并没有告诉观众受害者是在被打死后扔出大楼的，只是对当时的司法结论提出自己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是因为记者在现场有独家发现、独家证据，而这种证据能证明被调查的事实和调查的判断。节目最后，记者提出自己的判断和质疑，而这种判断和质疑是有证据支撑的。
质疑品格确立的最终目标
质疑是一种态度、一种品格，作为《新闻调查》的品牌，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为了揭黑幕而存在，质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整个社会引发思考、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电视节目商业化的今天，《新闻调查》展示出 “媒介为民心声，媒介为民所用”的品质，以及平民的立场和人文的精神，坚持媒介的品格，使得媒介在推进社会改革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与神话较量的人》、《揭密“东突”恐怖势力》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与神话较量的人》从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全社会对于良性金融秩序重要性的关注，而《揭密“东突”恐怖势力》更是正本清源，影响深广。2002年9月11日，历时半年多调查的《揭密“东突”恐怖势力》正式播出。这个节目让观众第一次了解“东突”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从90年代开始他们加紧了分裂祖国的进程，加大了恐怖活动的频率和级别。节目通过一系列调查证明“东突”恐怖组织的本质，由于大多数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布，调查采访深入而权威，其社会影响相当大。而这个节目在海外播出一个月后，联合国和美国等相继宣布“东突”为恐怖组织，而之前美国的许多媒体还将中国打击“东突”恐怖犯罪视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认为“东突”的存在是人权、宗教甚至文化差异导致的政治组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次胜利。[16]
要是每个节目对社会都有警示意义，每个节目都能推动社会的法制、民主建设的完善，推动体制的完善，促使政治环境的发展，甚至能产生国际影响，那将是媒介的骄傲。
记者素质
中国的电视记者有数十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经历，中国电视发展的特殊土壤使电视在发展初期只单一理解了喉舌功能，把自己完全当成上情下达的工具。老一辈的电视工作者在回忆自己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当初拿到一项宣传任务就去找画面图解政策的工作常态。如今仍然有一部分电视记者在扮演这种记录者加宣传者的角色，在很多新闻中，我们看不到记者的思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庞杂而无头绪的“浅表真实”，观众得不到真正有用的信息。记者需要冲破表面现象，深入挖掘真相，帮助观众梳理信息，理解复杂的世界。
调查性节目的核心是质疑，记者在调查的过程中问为什么，然后跟着这种质疑一步步走下去。《新闻调查》中善于质疑的记者层出不穷，这样的记者是节目选择和培养的，也是与节目同生共荣的，同时也会使节目的风格进一步凸显。尽管流失了王志、董倩，但是在杨春、柴静、长江等记者身上，这种质疑态度越来越明显。杨春在《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无果的种子》等节目中现场调查的过程感越来越强烈，他的现场读解纪录做得非常好。而柴静在现场的提问非常地冷静，问题都很简短，都是话赶话的，体现了绵里藏针的采访风格。品牌记者是调查性栏目真正达到品牌效应的标志，培养具有不断的质疑态度并且能驾驭现场的记者是调查性报道必须的。在《新闻调查》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里，激情固然支撑每个人努力进取，记者的个人素质尤为重要。记者必须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勤于质疑。
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质疑的精神、平衡的意识、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相当重要，客观、冷静、具备新闻敏感是记者的基本素质，拥有思想深度、对全局的把握能力是成为《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的更高要求。
不可否认，调查性报道面临很多制约因素，而且它们都异常强大。很多报道的结论、点评难以触及本质原因，多半是为了使节目安全播出，节目面对的政治性制约因素很大；此外有经济约束、法律、公德、职业准则、文化的约束，还有调查手段的约束，而从记者本身来讲，个人的知识面、经验积累，对调查也有一定约束。做一个《新闻调查》的记者需要研究的是策略和技巧，要熟悉国情，把握政策，才能使调查性报道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在具体的操作上，一定要保证所采访的、所报道的、所揭示的事实的准确性，可以说事实准确是保护记者最重要的砝码，否则就有可能引起诉讼或是让被揭露者觉得报道不公正、不真实；在采访过程中要善于保护自己，《焦点访谈》的调查记者往往是偷拍、暗访，技术非常高，而《新闻调查》往往是刻意造大声势，借助央视“对内代表中央，对外代表国家”的身份，迫使当地的政府和党委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任，这也不失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五、结语
2003年，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履任伊始，就对新闻报道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要求新闻报道的重点要从领导人的活动转移到群众关注的事务上来。并进一步强调了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给舆论监督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的新闻媒体在2003年的表现也让人耳目一新，对伊拉克战事和非典疫情公开透明的全程报道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树立了媒体的公信力。而对“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和“宝马撞人案”的追踪报道和质疑则体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勇气和力量。舆论监督对于制约行政权力、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工作效率等，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之一，也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做好舆论监督，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有助于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今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条例首次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并接受舆论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二是要自觉和主动地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三是要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条例同时还就如何保证新闻舆论监督的健康开展作出了相应规定。这一条例的出台体现了中央对于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无疑将会给《新闻调查》这样的调查性栏目带来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2002年，《新闻调查》一整年只播出了《与神话较量的人》、《“东突”揭秘》这两期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节目。2003年，调查性报道的在栏目中的比重迅速增长，已经占到了《新闻调查》全年播出节目的一半以上。到了2004年，调查性报道将会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常态，而条例的出台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
坚定清晰的理念、一流的人才储备、足够的节目容量、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调查性报道成功的基本条件，也是新闻调查人实现理想的前提和保障。有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确定了努力方向之后，《新闻调查》在促进调查性报道生长的环境机制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以精良的常规报道为基础，以揭内幕报道为发展方向”[17]的竞争策略。在激励机制上，《新闻调查》引入了一套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特别是在节目量化评估方面进行了改革，凡是制作调查性报道，评价分值就高，只要是揭黑幕的，根据揭黑幕的难度和对抗性来确定分值。如果一个节目通过了制片人的验收，由于外界原因没有播出，可以拿到稿酬的80％，这样就减轻了对做调查性报道的编导的伤害。从2003年9月开始，《新闻调查》还实行了主持人中心制，成立了以三个主持人为核心的三个组，主持人对选题有自己的否决权，这就加大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经过了主题定位、激励机制、内部改革、团队筹建等努力下，《新闻调查》在调查性报道的路程上越走越顺，与他们追求的理想越来越近。
经历了“七年之痒”的《新闻调查》以新的栏目定位，日渐成熟的叙述方式，逐渐确立的质疑品格和新的激情和理想收获了《“东突”揭秘》、《非典突袭人民医院》、《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一大批有深度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节目。相信拥有激情和理性的《新闻调查》会向观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调查性报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Enthusiasm and Sense: Case Study of News Probe
Ye Zi,Song Zheng,Jin Hua,Feng Dan,Zhu Zhenyu
（TV School，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Abstract: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s an important gene of TV news program, and the CBS famous TV program 60 Minutes is good at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ws Prob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program in China, and it also launched earlier than other similar programs. There have much reasons for its succeed, but if we look back the seven years history of News Probe , analyze deeply its producing-team, program orientation, narrate-mode and character of oppugning, we will find that the collision between enthusiasm and sense is the pivotal reason.
Key Words: Enthusiasm; Sense;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dealism; Program Orientation;Narrate-Mode; Oppugning
[1] 感谢《新闻调查》栏目所提供的丰富翔实的节目资料，特别是要感谢制片人张洁，他在“《新闻调查》校园行”广院研讨会上的介绍为我们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基础，梳理了思路，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他又给予了热心支持和帮助。
[2]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3页。
[3]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4] 引自人民网（www.people.com.cn ） 女性论坛
[5]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3页。
[6] 引自新浪网（www.sian.com.cn）
[7]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8]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9] 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 特·怀特：《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写作与制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294页。
[11] 朱鸿召：《调查性报道带来什么》，《南方电视学刊》，2000年第4期。
[12]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13]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14]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7页。
[15] 王纬编著：《镜头里的“第四势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02－203页。
[16]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7页。
[17]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时间：2009年11月23日 08:52
激情与理性[1]
——《新闻调查》个案研究
叶子，宋铮，井华，冯丹，祝振宇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
摘要：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新闻调查》栏目是国内创办较早，也是目前最好的调查性报道栏目。《新闻调查》的成功有很多因素，纵观其七年多来走过的路程，通过对其主创人员、栏目定位、叙述方式以及质疑品格的深入探析，我们发现激情和理性的碰撞是栏目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激情；理性；调查性报道；理想主义；栏目定位；叙述方式；质疑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2003年12月12日，“电视调查类报道暨《新闻调查》栏目发展高级论坛”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同时也拉开了“《新闻调查》校园行”活动的序幕。制片人张洁、记者柴静以及其他主创人员带着他们这几年做节目的心得体会来和老师研讨、与同学交流。持续一天的活动，上下午两个会场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北京广播学院，这个为中国电视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的学府的老师和同学们以极大的热忱参与到了活动当中，因为《新闻调查》是大家心目中的名牌栏目，是最具新闻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电视栏目。从1996年5月17日播出第一期节目《宏志班》到今天，《新闻调查》已经走过了整整七年，正迈向第八个年头。在这七年里，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节目，《新闻调查》为我们奉献了一期又一期让人记忆犹新的优秀作品：《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大官村里选村官》、《贪官胡长青》、《与神话较量的人》、《“东突”揭秘》、《非典突袭人民医院》、《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等节目深入人心，不胜枚举。其中，《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和《婚礼后的诉讼》获得了国际大奖。现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的孙玉胜对《新闻调查》的评价是：“这个潜心钻研了多年的栏目已经可以毫不逊色地代表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水准”。[2]
激情与理性是调查性报道栏目能否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能否创造真正的栏目品牌效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新闻调查》就正是在激情与理性的碰撞中不断前行，从而完成了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的质的升华。本文将以激情与理性作为切入点，从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栏目定位的理性演变、叙述方式的理性成熟以及质疑品格的理性确立这四个层面对《新闻调查》深入进行解析。
一、《新闻调查》：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在成绩与荣耀背后，《新闻调查》也曾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坷和羁绊。七年中，节目的播出时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从开播时的每周五晚21点到现在的每周一晚22点35分，其间调整了数次，有时还不能按时播出，节目的时长也有过几次变更。《新闻调查》是一片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沃土，但节目培养的优秀主持人却不断的外流。王利芬离开《新闻调查》到经济频道任制片人，王志去了《面对面》，董倩调去主持《央视论坛》，张羽去主持《东方时空》，这些人才的离开给栏目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因为各种原因有一些节目不能正常播出，每一个编导都有过片子被枪毙的经历。面对这许许多多的困难，《新闻调查》的节目品质不但在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准，而且还不断进步，收视率也在同时段的节目中稳居前列。也是在困难中，《新闻调查》逐步完成了从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的转变，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这都要归因于新闻调查有着一个满怀激情的团队，一群满怀激情的新闻调查人。那么，激情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新闻调查人来说，激情就是满腔的责任感。
《新闻调查》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栏目，也只有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坚守在这块阵地。曾经是《新闻调查》出镜记者的董倩在一次节目讨论会上说道：“做人应当有责任感，而做节目也是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很多人对《新闻调查》都会有不同的认识，我对《新闻调查》的认识是：它一定要当社会的脊梁，应该给社会做出它应当做的东西。”[3]我们国家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正常的问题和现象，如何准确地认识这些问题和现象，如何透过这些问题和现象的表面去探寻事实的真相是新闻调查人一直在思考的。带着这一思考，《新闻调查》在2000年将栏目定位改成了“探寻事实真相”，并一直沿用至今。2003年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新闻调查》又提出了“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力争做到在真相被遮蔽的地方就有新闻调查。这是一个激情洋溢的目标，它的提出让新闻调查人更加明确了肩负的责任。什么是真相？真相是“正在或者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探寻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被遮蔽的真相是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的，是需要有激情的。没有责任感的人往往会被那些表相所蒙蔽，只能蜻蜓点水，触及皮毛，只有那些真正有激情有责任感的人才会不断提出质疑，直至探寻到事实的真相。没有责任感，王利芬就不会跳进那些形式主义的渗灌工程，挖出塞着木头的水管（《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没有责任感，曲长缨就不会在太平间逐一核实阳泉沟矿难中死者的名单（《死亡名单》），没有责任感，柴静就不会在北京市人民医院的地下室发现黑板上SARS患者被写成普通感冒病人（《非典突袭人民医院》），没有责任感，杨春也不会在益鑫泰路派出所对证人的行走路线、对跳楼现场作深入准确的分析（《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正是有了满腔的责任感，才使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这些真相。面对真相，《新闻调查》不是简单呈现后束之高阁，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恶狠狠地批判，更不是高高在上地生硬教化，而是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用积极的行动去引导，努力促成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做不也正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的体现吗？
对于新闻调查人来说，激情就是无畏的勇气。
探寻事实的真相，做调查性报道，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在对某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做揭露性的报道时，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群体，他们试图掩盖真相，总是用各种手段来阻挠《新闻调查》的采访报道，或逃避记者采访，或跟踪监听，或强行阻止拍摄，甚至是用武力进行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能不能挖掘到独家发现，整个节目能不能顺利地播出，需要克服许多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新闻调查人从来都不缺乏勇气。《南丹矿难内幕》、《黑哨内幕》还有《温岭黑帮真相》等一大批节目都是新闻调查人克服重重障碍深入调查为我们呈现的事实真相。要做好的调查性报道，还得深入第一线，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在98洪灾最危急的时刻，《新闻调查》的精兵强将来到抗洪的最前线，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观众奉献了《保卫荆江》、《荆州，第六次洪峰》、《钢铁八连》等震撼人心的节目。特别是在《保卫荆江》中，摄像陈威面对从天而降，轰然作响的炸雷，镇定的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一难得的画面，这不就是一种勇气吗？在北京SARS爆发期间，为了让大家了解隔离病房的真实情况，外表孱弱，话语感性的女记者柴静毅然穿上厚重的隔离服走进病房进行采访，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事后柴静回忆道：“我第一次进病区是在胸科医院做流行病学调查，当时站在三个病人的病床中间，有一个病重的大爷突然咳嗽了一声，那一瞬间我感觉呼吸急促，几乎想转身离开，但是作调查的防疫队员当时就站在这个病人0.5米的地方，非常镇定，我一直看着他，是他让我找到了站在那里的力量。”[4]在困难面前，在危险面前，新闻调查人从不畏缩，他们将激情转化为了勇气。正是凭借这样的勇气，让《新闻调查》具有了一种力量，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敢于直面一切的力量。
对于新闻调查人来说，激情就是对事业的追求。
如果每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对社会都有警示意义，都能推动社会的道德、法制和民主建设，推动相关体制的完善，那么节目最终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就要求新闻调查人除了有责任感、有勇气之外还要有对事业的追求。为了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人执著追求，经常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做调查性报道是最辛苦的，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总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如果没有激情，没有对事业的追求是做不好的。比如去年年底播出的《天灾人祸》节目，为了深入了解2002年陕西、陕南的洪灾为什么造成那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什么2003年在邻近的地区再次发生损失惨重的洪灾，节目组一行六人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支帐篷，打地铺，整整住了8天8夜。白天是翻山越岭的采访，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饭，这种认真调查的态度在今天这样浮躁的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孙玉胜在《十年》中写道：“尤其是编导和主持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选题，都镇静从容地采访，有条不紊地叙事，有章有法地编辑，这种职业态度令我佩服，从《新闻调查》中，我看不到弥漫在许多电视从业者身上的浮躁之气。”[5]
新闻调查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认真调查得来的很多优秀的揭露黑幕、探析真相的节目有时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正常播出，节目被“毙”就意味着付出的努力将不会有回报，即使是这样，调查人还是依然无怨无悔、充满热情地坚持去做，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闻调查人的这种追求。正是有了新闻调查人对事业的不断追求，才会有今天如此精彩的《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人是一群有责任感，有勇气，有追求的人，他们满怀激情追寻自己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见证历史，探寻新闻背后的事实真相，从而推进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新闻调查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作调查性报道，你得有理想，而且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各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孤独的，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加入到新闻评论部的集体中，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聚集了一大批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热情、才华，在推动着调查栏目的进步，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6]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才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新闻调查》的一次会上，董倩曾经说过“要做好记者，首先要做好人”。尤其发展到调查性报道的时候，如果记者没有好的人品、强烈的正义感、优秀的道德品质，是做不好节目的。正因为有了这一群有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才会有舆论监督的力量。虽然《新闻调查》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我们有理由寄望新闻调查人能够冲出阴霾，看到充满希望的蓝天，因为他们都是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说，理想给了理想主义者快乐，却收获了满心的现实之痛。但是，在这个理想缺失而不是理想泛滥的年代，我们应当坚信：坚持理想就是拥有希望。
然而，一个栏目要想成功，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理性的思考。《新闻调查》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激情与理性不断碰撞出思想火花的过程，新闻调查人的理性思考展现在栏目定位的理性演变、叙事手法的理性成熟和质疑品格的理性确立上。
二、栏目定位的理性演变
在《新闻调查》走过的七年多时间里，新闻调查人从没有停止过对栏目定位、栏目走向的思考，即使是在栏目收视率最高的时候，他们也不会高枕无忧。在开播之初，《新闻调查》还没有形成非常清晰明确的定位，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栏目定位由最初的“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转变为今天的“探寻事实真相”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新闻调查》的探索阶段。在节目开播之初，台领导就对这一栏目寄予厚望，将其“视作央视新闻改革继《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之后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评论部也倾尽全力铸造这个品牌；但是“央视在这个时期的策略目标是：精品、深度和大台风范”[7]，并未对“调查”有所重视，或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调查”的深刻意义。所以这一时期的节目基本是针对一些正面或中性题材所做的深度报道，或是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次探究。
1996年，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提出《新闻调查》应该在三年内由主题性调查发展到事件性调查，然后过渡到内幕调查。在这个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引领下，栏目组“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把力量集中在主题性报道上。比如《宏志班》、《张家港三问》。
1997年，《新闻调查》为自己的栏目提出了形象定位语——“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栏目关注改革进程，记录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98年的抗洪系列报道，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透视运城渗漏工程》也是98年所作的一个标志性的节目，制片人张洁称之为“实现了自己从选题到栏目发展定位上的一次对接”，的确，即使现在看来，这一期节目仍不失为一个出色的调查性报道，它体现了栏目早期由主题性报道向揭露内幕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更在《新闻调查》所追求的实现调查性报道上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它让《新闻调查》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1999年2月《新闻调查》在98年4月制作的一期节目《大官村里选村官》荣获摩纳哥蒙特卡罗电视节纪录片类“女神”银质奖。1999年11月，另一期节目《生命》获第36届亚广联“广播电视特别节目奖”。这些荣誉和鼓励让“调查人”更加坚定了自己创作的脚步，更加坚信用真实生动的事件去感动人、鼓舞人的理念。
另外一个有力的尝试是1998年4月播出的《从市长到囚犯》。作为一期以对话结构起来的节目，它将《新闻调查》的选题思路进一步拓展，并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拓展——以对话为主体，层层推进，探及人物内心，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它的精彩一点不逊色于其他的调查节目。《新闻调查》在不断探索调查节目的样式时，曾形象地提出报道思路：“主体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情节化、情节细节化”。以后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梁建增把这一说法概括为“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用“讲故事”的手法表现一个新闻事件，用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揭示一个大的主题——正好体现了《新闻调查》的新闻性、社会性、调查性和故事性的要求。
调查者没有因为成绩而止步，在“调查”的理念下不断积极探索、多方尝试和实践。《一言难尽择校生》开创了“舆情性调查”的模式——关于同一个事件的多种解释或多种观点；《安全套进校园》是针对一种新涌现的事物的“舆情性调查”；《恢复高考二十年》则可称之为“历史揭秘调查”。
在这期间尽管播出了不少成功的有影响力的节目，但是由于节目制作者们不断寻找、尝试适合本栏目的选题和样式，不免给观众这样的感觉：《新闻调查》包罗万象——一些节目指向政府和公共部门，针砭时弊、揭露、抨击，有点像加长版的《焦点访谈》；一些节目用纪实的手法关注普通人物的日常小事，又有些类似《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还有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节目被认为是新闻纪录片。一系列发人深省、生动精彩的节目赢得了电视观众的喜爱与认同，也招致了一些困惑和疑问：新闻调查到底是什么？观众透过《新闻调查》到底可以看到什么？
在经过了漫长的迷茫和困惑、长期的积累和总结之后，调查人理性地认识到，有一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那就是如何引起观众的收视期待——必须将《新闻调查》与同类新闻评论节目、深度报道、专题节目区分开，要有一个明确的节目诉求。于是，《新闻调查》进入了第二阶段——定位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从2000年直至2002年年底
在“新闻备忘录”的主题探索破产之后，《新闻调查》开始思考“能不能做真相”的问题，从2000年底的第一期节目，《新闻调查》就打出了新的口号“探寻事实真相”。“真相就是正在抑制或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利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和知识技术遮蔽”[8]，《新闻调查》的使命就在于将这些被遮蔽的真相挖掘出来，昭示于天下。《绛县的经验》揭穿了形式主义的猥琐行为；《海灯神话》粉碎了围绕在这个大师身上的神秘光环，打破了人们对其盲目的崇拜；《黑哨内幕》挖到足球界的死角，让无数球迷为之愤怒……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节目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对于选题的梳理也比较清晰，“有没有内幕、有没有被遮掩的事实”已经成为选题的硬性指标之一。这样的选题标准的确独树一帜，也完全能够满足观众的收视欲望，但在节目播出的现实情况来看，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播出率；尤其在2002政策年中，“有真相被隐藏的地方就应该有新闻调查”就变得更为艰难了。类似《“东突”揭秘》、《与神话较量的人》这样的、能够代表《新闻调查》品质的标志性节目，仍是凤毛麟角。竭尽全力调查真相的记者们发现“新闻调查，一期一个真相”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栏目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这样的定位是否现实可行，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判断，真的有必要、有能力每期节目都揭露一个“真相”吗？栏目关键的着眼点究竟在哪里？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
《新闻调查》开始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奋勇前行、进入了成熟期。也正是从这时起，栏目将注意力集中在“调查”上，明确提出把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调查》的核心竞争力，以此确定栏目的终极目标。
这一时期无论从国家宣传政策的大环境还是中央台的小环境都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十六大顺利完成了第四代领导人的交接，新一届领导人创造了不亚于上一届政府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重新提出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给舆论监督指引了明确的方向。其次，新闻频道开播后，众多的新闻评论节目共同争夺受众市场，尤其在央视实行末位淘汰制之后，收视率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成为栏目生死攸关的参考因素。面对市场的压力，《新闻调查》也不能自视清高而蔑视收视率。但是，作为一档高品质的新闻栏目，无论如何不能走庸俗化低级化道路。如何既坚守品位又能抓住观众、避免被市场淘汰，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与此同时，来自栏目内部的调整也给了《新闻调查》一记重创——由于新栏目《面对面》的设立，栏目不得不放弃了一个讨巧又讨好的方式——以面对面的一对一访谈方式进行人物心理层面的调查。而这个被动的放弃，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栏目的主题定位更加单一和明确。在经历了种种犹豫、徘徊和痛苦之后，2003年9月，《新闻调查》最终将目标锁定于“调查性报道”，加大了调查的力度，提出了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
那么到底什么是调查性报道呢？
《新闻学大词典》给深度报道下的定义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9]而在西方新闻界，习惯将调查性报道与揭露、曝光划等号。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早在1975年就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 澳大利亚新闻学者皮特·戈拉博斯基和波尔·威尔森也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而且这种报道“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格林则说：“调查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挖掘出来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编写组的意见是：“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调查性报道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美国CBS的《60分钟》则认为，调查性报道在于真相的原创性。他们认为调查性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发掘出来的”。[10]尽管对于调查性报道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这种节目样式区别于其他新闻报道类型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个：第一，调查目标明确，致力于揭示对公众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真相；第二，调查行动由媒体与记者独立完成；第三，调查难度在于对方着力掩盖真相。《新闻调查》直接归纳出了调查性报道的三个先决条件——记者独立展开调查、调查内容是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人试图掩盖。只有符合这三个条件的选题才被纳入“调查”的范围之内。栏目非常明确的把调查事实真相的内幕报道作为发展方向。
至此，《新闻调查》经历了由调查节目到调查性报道的转变，经过了无数次痛苦抉择以及异常艰辛的努力；在使节目的定位更加明确、纯粹的同时，也提高了节目的品质，并使栏目走上了更加成熟和理性的道路。这条探索主题定位的道路，其实也是《新闻调查》在节目功能上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我们可以窥见，初步探索时期的《新闻调查》主要着力于新闻功能的发挥。通过严肃重大的主题、客观公正的报道，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事件，引发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思考。由于主题性报道模式所限，节目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可以说《新闻调查》应有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
在栏目将选题调整为“探寻事实真相”，以揭露内幕为宗旨之后，《新闻调查》的另一个功能——舆论监督被放大出来。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尤其是对政府的行政部门的监督。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离不开媒介的舆论监督。一个有品质的新闻栏目能够在新世纪的媒体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在于强化其作为社会导航人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调查》正是在努力实践着作为社会导航人的职责和使命，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各种调查，包括：对涉及政府行政部门的一系列问题的调查，对某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背后的各种动机的调查，对某些现行法律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深层根源的调查。栏目通过对事件的复杂性以及事态发展过程的纪录；通过提供理性的言论园地和深刻的背景分析，加速各种问题的解决，促进健康向上的舆论监督环境。
在传统的固有的新闻模式中，有些报道仍然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去进行单纯的监督和批评。“电视新闻的社会批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还应当更为深刻地体现在思想批评、文化批评、道德批评以及价值观念的引导方面。”[11]栏目如果不能从固有模式中走出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介入，只是满足于对问题作一般工作性的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就是舆论监督功能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幸而，《新闻调查》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新时期的新闻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互动性和主动性。新闻报道不是把普通市民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而是打开大门让市民介入公共讨论之中。《新闻调查》将自身的功能进一步扩展，加大了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加大了对社会发展中的“人”的关注。从监督政府工作，主持国家舆论导向的角度，到真正扎实深入地拥抱生活，从群众生活本身发现社会历史的衍变，从现实人生寻找时代心灵的脉搏律动。
像《新闻调查》所记录的事件一样，栏目自身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上下求索的道路。在洗尽铅华、奋勇前行之后，《新闻调查》继续散发着理性的光辉，这种理性的光辉体现在节目制作上，就是叙述方式的成熟。
三、叙述方式的理性成熟
美国CBS《60分钟》栏目制片人史蒂夫来中国访问时看了《新闻调查》的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调查》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可以与《60分钟》相媲美，是“中国的《60分钟》”，这无疑是《新闻调查》叙述方式已经走向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新闻调查》叙述方式的成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闻标准化生产的制作流程
一个品牌栏目应该具有相对统一和稳定的风格，形成统一的生产模式以确定稳定的制作标准、技术和品格，标准化生产是在电视产业被纳入工业体系后所导入的概念。电视栏目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产品，而生产方式是内容的支撑，就像任何一个企业，单靠一个产品，过不了多长的好日子；如果拥有了好的产品生产方式和经营体系，才可能持续赢利、永续经营。因此必须建起工业发展方式、实行工厂化制作流程、执行生产的标准化。
《新闻调查》明确地把“新闻工厂化制作流程”印上了栏目的宣传册，当然，这决不是一时做秀，而是严格的操作准则。如果说《新闻调查》是一条总装流水线，选题、调查、采访、拍摄、剪辑、合成则是总装线上的零部件。栏目最核心的价值，绝不是几个收视率不错的节目，而是逐渐完善的从获知线索、信息甄别、申报选题、专题策划、前期调查、前期拍摄、后期编辑、初审、修改、终审直至最后合成播出一共十一个环节构成的完整体系，因此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责任人，井井有序、环环相扣。这种方式能合理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的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也为培养职业化策划、编导、记者、摄像提供了专业平台。
新闻工厂化制作流程的确立无疑对于控制节目的标准化生产提供了保障。对于《新闻调查》来说，有一件事成为建立起标准化生产的催化剂——2002年8月28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正式签署《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及国际认证联盟（IQNET）《质量管理认证证书》。在电视传媒管理中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的概念，运用先进的科学管理原则，重新审视以往自以为非常驾轻就熟的操作模式和传统惯性思维，刷新、完善并创建起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实质上是《新闻调查》收到的最大成效。以此为契机诞生的《新闻调查》工作手册对节目的形式与内容、操作要求、管理规范和人员的职业规范都做了科学、详尽的规定。一个栏目的定位、风格、形态、时长一旦确立了相应的标准，选题方向、切入角度、叙述方式和叙事节奏等诸多因素也都有了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有了每一个生产者进入操作时需要了解共同遵守的准则，以此确保了每一期节目的质量底限。如果将这一整套程序按照人们习惯的划分（前期策划、现场采访、后期剪辑）进行分析的话，就不难看出这种标准化生产方式的科学性。
强有力的选题策划
《新闻调查》是中国电视界较早成功引入“策划”理念的栏目，并于1998年成立了专业的策划组。《新闻调查》的策划涉及节目样式、基本结构、主要事实、乃至具体的采访问题和镜头的设计，并提出可行性操作。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期的策划。对于选题是否具有独家性、资料信息是否准确、方案是否可行这些因素的判断贯穿着从发现新闻线索、调研并确定能否进行采访、新闻事实成立并进行采访准备、收集归整有关资料，一直到编制访问提纲的始终。《新闻调查》对于选题的筛选确立了五项衡量标准：
影响力：从受众的心理认知角度来讲，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贴近公众生活的选题，会更容易产生传播效应，因此《新闻调查》在选题上强调那些与公众利益有重大关系、公众十分关注且具有一定时效的事件与现象。
信息量：在新闻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从纵深层面对信息的开拓和挖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因此，对于一个长达45分钟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来说，信息传播者不仅需要提供可“读”的信息，更需要“解读”信息。如果这个事件或现象蕴涵有重大隐情、有公众必须填补的知识空白，真相大白后有可能使观众或恍然大悟、或怵然警醒、或深刻反思；那这样的事件和现象就可能值得调查，哪怕是迷雾重重的历史事件。
故事性：英美传媒业甚至是学术专著中都将新闻事件称为“故事”，将制作新闻节目称为“讲故事”，其根本在于电视要想吸引受众，必须强调视听表现的可能性。《新闻调查》要求每一个节目都应该引起观众的注意而不是漠视，其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内容能够引起观众不同的情感与态度——对不幸者的同情，对不人道与不民主的愤慨，对偏见的警觉，对观念与制度的反思等等；所以选题必须关注题材的曲折性、冲突程度、显著性、异常性（荒诞性）、人情味，而且还要估计这个题材能否支撑起45分钟的片长。
命运感：《新闻调查》在强调对事件的挖掘展示的同时，强调无论多么重大的题材，要重视事件的意义及其进程，要关注其中涉及的人物，如果要说“卖点”的话，这些人物的智慧、欲望、情感、奋斗、处境、与他人的关系是最大的“卖点”，是吸引观众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独家性：独家性绝不仅仅是独家视角，还要有独家的消息来源。《新闻调查》以记者调查的方式探寻事实真相，并不是仅仅调查已成为新闻的事件，还要主动出击，发现有价值的题材。前任制片人赛纳曾说：我们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拿到一个选题，先和其他栏目尤其是和我们比较相近的栏目比较一下，如果这个题材其他栏目也可以做，我们就不做。
现场拍摄采访
“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新闻调查》片头语强调了记者在现场调查采访的重要性。现场的调查采访是节目由前期的策划进入到真正现场实施的阶段。尽管从调查的角度看，编导、摄像师、录音师也是记者，大家都在采访，但是由于出镜记者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出镜记者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既是质疑者、交流者，见证者、验证者，又要和当事各方进行全面的、直接的交流，引领观众“亲历”调查全程。记者的任务，不仅仅是采访，还要有现场的发现，有亲身的体验，有细节、有行动、有物证、直接向观众证实或证伪。
采访的形式多种多样，《新闻调查》的采访强调记者在现场的独立调查发现，比如在《新闻调查》一期标志性的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记者通过现场层层印证、步步追问的方式，揭开了山西运城这个欺上瞒下、耗资两亿多元建成的“形象工程”的真面目。节目中有个被屡次提到的精彩片段，记者王利芬敏锐地发现了渗灌井后面的秘密，她跳上井台，拔出插在地里的水管，观众可以一目了然地看见这节水管里面塞着的木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摆设。这种记者在现场独立的调查、发现、取证行为构成了《新闻调查》独特的采访魅力。
为了使后期剪辑出的节目更丰富多彩、富于变化，《新闻调查》要求记者在采访时顾及四类问题：探究事实的提问；了解知识的提问；印证态度的提问；挖掘感情的提问，以尽可能地避免出现采访不到位、不全面的遗憾。
“接近真相，从质疑开始”，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首先要有质疑的精神，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同时给与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保持与被访者之间适当的距离，以平等的视角看待被调查者；还要保持平静的心态，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记者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另外，电视区别于纸质媒体的本质特征是其反映生活的手段——独有的视听语言。对于《新闻》来说，拍摄决不是将出镜记者的采访拍摄下来就万事大吉了，拍摄本身也是采访，是调查的手段之一，应该用镜头寻找视觉的证据。摄像师要和其他调查者一起调查，在行动中主动捕捉生动的画面和有力的现场信息。
后期编辑
电视节目后期编辑的职责就是将已有的画面、声音和语言按照主题进行合理的布局构架，它是成片的关键环节。《新闻调查》的后期编辑要承载起重建事件逻辑、展现调查过程、突出调查重点的任务。无论事件或现象多么重要，倘若观众感到节目形式单调乏味，那么节目的传播效果就等于零，因此无论是调查某个具体事件，还是探究某种社会现象，都要讲究叙事技巧。由于生活本身是复杂、立体、鲜活的，利用摄像机还原出的生活就一样应该有冲突、悬念、隐秘；故事的叙述结构要一波三折、层层推进；节目节奏舒缓有致、收放自如。
《60分钟》栏目强调，将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镜头作为节目的开始，第二精彩的分镜头放在节目结束，目的是在节目一开始就牢牢抓住观众。《新闻调查》要求节目的标题是内容的浓缩与提示，节目片头的每一句话都尽量选择被访者最具冲击力的语言，以期造成悬念，抓住观众。
《新闻调查》规定，逻辑清晰是对结构最基本的要求，悬念的设置更是至关重要的。将一个大的悬念分解为若干悬疑点，在各个段落中一一破解，全片一个悬疑接一个悬疑，节奏自然紧凑。使用的画面，要奇特、动感，具有冲击力、冲突性和显著性。
当节目达到标准化生产水平后，就解决了传统的电视节目制作中最头疼的问题——节目质量对个别人的依赖，把电视节目生产中不确定的因素降到了最低点。许多业界人士评价《新闻调查》为优秀记者的摇篮，一拨又一拨地为其他栏目输送了优秀的记者型主持人。虽然几个名牌记者相继离开了《新闻调查》，但正是由于有了生产的标准化准则，许多新人正在这里迅速成长。刚刚加盟《新闻调查》一年的柴静说：“2003年是开始真正做职业记者的一年，对于我的整个生命来讲是一个开端。” 当科学的生产方式被引入电视栏目中时，一个栏目就会成为一片沃土，不仅生产出高标准的电视节目，而且培育出优秀的从业人员。
电视调查性报道形式的确立
《新闻调查》在表现形式上借鉴《60分钟》“调查性纪录片”的形态，用纪实式视听语言，展现记者对新闻事件的采访和调查过程，把新闻当成故事来讲，在质疑、悬念中突出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展现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故事一波三折，是栏目的个性化表现的一种标志。具体说来，电视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展示记者揭秘性的调查行为为主的新闻报道方式，它以探寻事物真相为最终目的，接近真相，从现场开始；接近真相，从质疑开始。标准的调查性报道由调查意识、调查样式、调查手段和调查的途径构成。
调查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问题意识。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所有进行调查的人物和事件都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质疑是生存的方式。当然，质疑决不是怀疑一切的意思，质疑是一个新闻要素。把质疑作为新闻的切入点，并在节目中贯穿始终，环环相扣，不断地刺激被采访者，有意制造一点冲突，就会更符合观众的心理，也不断刺激观众把节目看下去，质疑之后的事实才是最有真实感的和说服力的。从质疑出发，也决不是不尊重采访对象，反而是为被采访对象建立了一个平台——当对方的回答一个个剥离记者的质疑时，就层层接近了他最真实的人格。
调查样式是调查性报道的一个核心。《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调查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而不是报道一个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新闻调查》更多是在“拍摄记者的行为”，所以要对调查过程进行充分展示。调查的时态是从记者进入调查事件的那一刻开始的，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所有发生的事态对《新闻调查》都是一个起点。
调查的手段是通过调查记者实施调查行为、表现调查过程，调查记者是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一个调查节目的完成，需要调动多种电视语汇，但是唯独调查记者的行为以及由此展开的调查过程，是《新闻调查》最具调查个性和最具优势的语汇。这种调查应该是独立的媒体调查，不依靠政府的调查、也没有依靠司法或其他的途径；一定要有独家的发现，有独家的证据，这种证据一定要能证明记者所调查的事实或证明记者的调查判断；记者的调查行为应该贯穿始终。
记者的调查路径是围绕悬念展开的，每一次调查行为都是通过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完成的。悬念的开始是调查的开始，悬念的结束也是调查的结束。
电视调查性报道就是这样一种以展示记者调查行为为主的方式，它与单独报道事件的新闻不同。它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过程是完整的，它收集的不是可现成提供的信息，而是被掩盖的信息。是记者深入现场独家发现挖掘的信息。在现场，记者是调查行为的主体，他提出问题，求证问题，所以在调查性报道中，记者的表现就变得尤为重要。一个没有新闻热情和新闻敏感的人，一个在新闻现场缺乏发现眼光的人，一个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欠缺的人，一个不具备社会交往与主动协调能力的人，一个对社会问题缺少分析、思考和认识的人，一个不能站在时代高度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瞭望和审视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调查记者。
目前《新闻调查》作为调查类新闻节目，它的选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主题性调查、舆情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和内幕性调查。
应该说内幕性调查属于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范围，也是《新闻调查》栏目独具个性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它所报道的是某些人或某些组织试图掩盖的事实真相，强调调查报道和调查搜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结果，而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调查的结果，选题和采访必须是媒体独立进行的，调查的起因是求解，对自己不清楚而又渴望弄清楚的问题进行调查，以获得清晰的了解和正确的判断。
由于内幕性调查揭露的真相是被隐藏的事实，因此调查记者必须是质疑的，必须有深入的独家发现，发现事件关键性的取证材料，这种发现对揭示事实真相具有推动作用，能够深化节目的主题。比如《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中，当事人真的是自杀吗？是自己跳楼还是被推下楼？记者通过对证人的行走路线、对跳楼现场的分析，找来证人，推翻了这种单一的结论，提出了另外一种判断。这种证据的发现大大深化主题，推动我们进一步揭示真相。所以深入的独家发现对于调查性报道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调查过程的完整，记者的调查行为应该贯穿始终，在调查中提出问题，求证问题、得出结论和判断。《死亡名单》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而《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中，并没有指明死者是被打死以后扔出大楼的，只是对当时的司法结论提出自己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是有证据成立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新闻调查》的记者正在以层层剥笋、步步追问不断质疑的方式，构建《新闻调查》独有的话语机制。可以通过采访完成对事件的叙述，用机智的对话完成对事件的调查和印证，用平等真诚的交流进入被调查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用饱含质疑品格的提问深入事件的更深层面，挖掘出事实的真相。
四、质疑品格的理性确立
走向调查性报道的《新闻调查》树立了电视调查节目的标杆，当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被掩盖，就需要调查记者的独立调查。它区别于借助政府、司法、纪委或其他力量所作的调查，它是媒体调查的自身行为，是记者以质疑的态度展开的旨在得出独家发现的调查过程，调查性报道的关键也就是记者在现场调查质疑中揭密。这是媒体的职责，也体现着媒体的操守。
质疑是《新闻调查》的品牌
质疑最终成为《新闻调查》的品牌，是《新闻调查》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寻找最有效地探寻事实真相方式的结果。做“电视调查报道”是历任制片人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共识和自觉的追求，也是栏目个性化表现的一种标志，而这也必然使得质疑从始至终都贯穿于调查的全过程。《新闻调查》的定位最终走向“探寻事实真相”，核心特征是对问题的探究和内幕的揭露，也就是“真相”。“以电视调查文体为表现手段、以探寻事实真相为基本内容、以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为追求目标，这就是《新闻调查》。”[12]这是调查人眼中的《新闻调查》，这种形态定位、内容定位和目标定位决定了质疑的必要性。
质疑成为《新闻调查》的品牌也是节目在生存压力下确立核心竞争力的必然手段。一个栏目的生存，首先必须要有独立的品牌、独立的品质。人们为什么要看《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在《南方周末》上能看到揭密性报道。所谓的揭密就是完整的过程性调查的展示，而且要尽量做到中国的大事在《新闻调查》中不遗漏。当你的品牌受到认可之后，老百姓就会树立一个收视期待，到时候就会有“约会效应”。当有社会焦点时候，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关注《新闻调查》，所以这种品牌效应非常重要。目前新闻频道的产生使新闻资源争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据现任制片人张洁的计算，《新闻调查》仅在新闻评论部内部的竞争对手就有11个，而且有三、四个是日播栏目。面对空前激烈的竞争，为了与其他新闻栏目尤其是深度报道栏目产生区隔，形成收视期待，《新闻调查》期望以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更权威的方式解读新闻，期望以对事件的挖掘中刻画人物，在事件中探究真相，“质疑”成为栏目的核心竞争力。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里奇·戈尔登说，调查性新闻和高质量的新闻作品构成一个媒体机构的核心，并给这个媒体带来商业利益。如果从媒体经济学角度来理解调查性报道对媒体的价值与意义，那么它带来的肯定是最广大的受众，普通百姓对腐败和一切损坏公共利益行为的痛恨是调查性报道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泉。那么，确立质疑品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新闻调查》加大了舆论监督，采取了以精良的常规报道为基础，以揭内幕报道为发展方向的竞争策略，也正朝着每月有一到两期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一年有一到两期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这个目标努力。
“质疑是我们的生存方式”[13]
独立的调查报道要求记者必须在镜头前展示调查的过程，这不仅是节目真实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样式揭示事实的真相。调查报道的核心在于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调查这个事件的过程。《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记者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过程即内容，调查的过程构成了节目的骨架，这种过程感十足的调查性报道很容易使观众对节目产生信任。如果直接把自己的结论说给观众，而不是依靠自身的调查过程，节目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的。
因为记者的质疑，事实的深度才有可能实现，事实的真相才有可能被顺理成章地被揭示。在央视现有的新闻栏目里，只有《新闻调查》明确地提出以记者的调查行为和采访来完成节目，这是《新闻调查》倡导的方向。一个没有调查记者出现的节目，不应该是《新闻调查》的节目，而调查记者缺乏良好表现的节目，也绝对不是好的调查节目。于是，一个有别于传统新闻观念的理念成为《新闻调查》的又一个标识，那就是新闻记者的主体意识。
在舆论监督环境日益宽松的今天，《新闻调查》能够施展拳脚的空间比它刚刚创办的时候大很多，然而，事实的真相不可能直接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基于《新闻调查》的定位，记者绝大多数时候面对的都可能是真相被掩盖的情形。为揭示真相，调查记者在现场必须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进行的主动的挖掘。记者必须基于质疑的意识，用平和的态度、独特的采访风格，寻求独特的发现。《死亡名单》的记者曲长缨就是一个代表，他屡次深入到矿难事故的发生地，对“浅表事实”[14]敢于质疑，对标准以外的异常积极进行证伪，提醒了行政和法律力量的关注，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介入之后，那些被人竭力掩盖的深层事实水落石出。
《新闻调查》一直在强调在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如何吸引观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不仅要求故事要好，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式要好。过去我们会认为设置悬念等方式是属于电影的，而电视尤其是新闻节目出于真实性的考虑不应该用技巧。事实上，因为《新闻调查》不是根据事件发生的时态同步记录，而是围绕记者的调查过程而展开的，悬念构成了节目的关节点，随着悬念的出现、发展和结束，节目也完成了自身的起承转合。
悬念设置的根本出发点是把握好观众的心理，让观众和记者同时面对一个疑点。尽管根据节目流程，记者在进入采访过程时已经知道了很多观众不知道的内幕，但是记者必须不停地代表观众提出问题，不断地寻找答案使调查层层展现于观众面前。记者要学会揣摩观众的心理，观众在什么时候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会对什么问题提出质疑，记者要根据节目本身的需要和观众的心理，精心设计节目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在节目中合理地铺垫、合理地结构、合理地渲染，增强节目的悬念性，悬念在质疑中一个个被解开之后，不用记者做出结论，观众也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设置悬念的方法很多，《新闻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镜头将生活本身的故事性加以放大，以吸引观众，让观众急于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样，当悬念被解开后，其中所蕴含的对人的思考、对事件的思考、对制度的思考就会同时传达给观众。《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60分钟》之所以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他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15]《新闻调查》在一段时间内还曾在节目中插入以提问为主的间隔，提出的问题都是下面将要回答的，意在营造悬念。
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个分支，需要到达哲理和普遍社会意义的层面，由于采用的是记者调查的方式，编导和记者的思想深度和认识水平会直接影响节目的深度。电视的直观形象决定了记者的任何不足都会被放大，影响到整个节目。这就需要整个创作集体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尤其是记者，作为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构成要素，思辨能力的展示尤为重要。
思辨首先体现在把思辨作为节目内容。《新闻调查》已经能够很自如地驾驭调查过程，如果能把思辨作为一个过程引入节目内容，不仅能提高节目的可信度，也能加强节目的深度。如果观众只是看到记者在不断提问，却不明白为什么要问，想达到什么目的，那记者提问的意义就会被低估。在这一点上，《迟来的审判》做得非常地道，记者几乎把当事人都找到了，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说法。而观众会发现，记者对每一个被访者的提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直接与法律相关，记者围绕一些重要的证据向每一个被访者“取证”，在碰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迟来的审判》中值得称道的还有柴静对检察官的采访的一个场面。面对柴静的问题，他说要抽口烟，然后面向窗户，背对着摄像机，通过背影可以看出他在擦眼泪。我们能看出他的无奈，因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首届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他在真理与行政服从中两难的无奈，使节目更具有了思想的深入性，这就是记者在现场的思辨。可以说，调查性报道的成功，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选择合适的采访对象；二是语言的深入和准确，在这种准确和深入的基础上，加上视听语言表现出的语言的碰撞，两者对接自然会使观众对这个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60分钟》最大的特点就是质疑和碰撞，而碰撞就是在质疑中间实现的。而这种碰撞是记者现场思辨的结果。
思辨还表现在不仅展示事件真相，还要得出观点和结论，即使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也要提出自己的判断。在表面真相解释出来以后，还应该提示真相背后的本质，这一点在《村官的价格》、《农民连续自杀调查》里就特别鲜明。有了这样的理念，记者在现场就能非常明确采访任务，也懂得如何思考和行动。其一，揭露的真相是被隐藏的事实，结论不言自明。在《死亡名单》中，面对当地政府公布的只有八个名字的死亡名单，曲长缨用自己的调查找到了第九个、第十个……他们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和名单上的八个人一模一样，事实的交代是闭合的，事实的结论判断是惟一的。对已知信息进行证伪是揭露事实真相、得出结论的有效方式之一。其二，当直接得出结论有困难时，也要有自己的判断。杨春在《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对证人的行走路线、对跳楼现场的分析等等都是记者在现场的发现，记者并没有告诉观众受害者是在被打死后扔出大楼的，只是对当时的司法结论提出自己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是因为记者在现场有独家发现、独家证据，而这种证据能证明被调查的事实和调查的判断。节目最后，记者提出自己的判断和质疑，而这种判断和质疑是有证据支撑的。
质疑品格确立的最终目标
质疑是一种态度、一种品格，作为《新闻调查》的品牌，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为了揭黑幕而存在，质疑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整个社会引发思考、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电视节目商业化的今天，《新闻调查》展示出 “媒介为民心声，媒介为民所用”的品质，以及平民的立场和人文的精神，坚持媒介的品格，使得媒介在推进社会改革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与神话较量的人》、《揭密“东突”恐怖势力》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与神话较量的人》从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全社会对于良性金融秩序重要性的关注，而《揭密“东突”恐怖势力》更是正本清源，影响深广。2002年9月11日，历时半年多调查的《揭密“东突”恐怖势力》正式播出。这个节目让观众第一次了解“东突”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从90年代开始他们加紧了分裂祖国的进程，加大了恐怖活动的频率和级别。节目通过一系列调查证明“东突”恐怖组织的本质，由于大多数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布，调查采访深入而权威，其社会影响相当大。而这个节目在海外播出一个月后，联合国和美国等相继宣布“东突”为恐怖组织，而之前美国的许多媒体还将中国打击“东突”恐怖犯罪视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认为“东突”的存在是人权、宗教甚至文化差异导致的政治组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次胜利。[16]
要是每个节目对社会都有警示意义，每个节目都能推动社会的法制、民主建设的完善，推动体制的完善，促使政治环境的发展，甚至能产生国际影响，那将是媒介的骄傲。
记者素质
中国的电视记者有数十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经历，中国电视发展的特殊土壤使电视在发展初期只单一理解了喉舌功能，把自己完全当成上情下达的工具。老一辈的电视工作者在回忆自己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到当初拿到一项宣传任务就去找画面图解政策的工作常态。如今仍然有一部分电视记者在扮演这种记录者加宣传者的角色，在很多新闻中，我们看不到记者的思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庞杂而无头绪的“浅表真实”，观众得不到真正有用的信息。记者需要冲破表面现象，深入挖掘真相，帮助观众梳理信息，理解复杂的世界。
调查性节目的核心是质疑，记者在调查的过程中问为什么，然后跟着这种质疑一步步走下去。《新闻调查》中善于质疑的记者层出不穷，这样的记者是节目选择和培养的，也是与节目同生共荣的，同时也会使节目的风格进一步凸显。尽管流失了王志、董倩，但是在杨春、柴静、长江等记者身上，这种质疑态度越来越明显。杨春在《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无果的种子》等节目中现场调查的过程感越来越强烈，他的现场读解纪录做得非常好。而柴静在现场的提问非常地冷静，问题都很简短，都是话赶话的，体现了绵里藏针的采访风格。品牌记者是调查性栏目真正达到品牌效应的标志，培养具有不断的质疑态度并且能驾驭现场的记者是调查性报道必须的。在《新闻调查》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里，激情固然支撑每个人努力进取，记者的个人素质尤为重要。记者必须敢于质疑，善于质疑，勤于质疑。
对于《新闻调查》的记者来说，质疑的精神、平衡的意识、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相当重要，客观、冷静、具备新闻敏感是记者的基本素质，拥有思想深度、对全局的把握能力是成为《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的更高要求。
不可否认，调查性报道面临很多制约因素，而且它们都异常强大。很多报道的结论、点评难以触及本质原因，多半是为了使节目安全播出，节目面对的政治性制约因素很大；此外有经济约束、法律、公德、职业准则、文化的约束，还有调查手段的约束，而从记者本身来讲，个人的知识面、经验积累，对调查也有一定约束。做一个《新闻调查》的记者需要研究的是策略和技巧，要熟悉国情，把握政策，才能使调查性报道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在具体的操作上，一定要保证所采访的、所报道的、所揭示的事实的准确性，可以说事实准确是保护记者最重要的砝码，否则就有可能引起诉讼或是让被揭露者觉得报道不公正、不真实；在采访过程中要善于保护自己，《焦点访谈》的调查记者往往是偷拍、暗访，技术非常高，而《新闻调查》往往是刻意造大声势，借助央视“对内代表中央，对外代表国家”的身份，迫使当地的政府和党委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任，这也不失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五、结语
2003年，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履任伊始，就对新闻报道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要求新闻报道的重点要从领导人的活动转移到群众关注的事务上来。并进一步强调了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给舆论监督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的新闻媒体在2003年的表现也让人耳目一新，对伊拉克战事和非典疫情公开透明的全程报道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树立了媒体的公信力。而对“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和“宝马撞人案”的追踪报道和质疑则体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勇气和力量。舆论监督对于制约行政权力、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工作效率等，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之一，也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做好舆论监督，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有助于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今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条例首次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并接受舆论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二是要自觉和主动地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三是要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条例同时还就如何保证新闻舆论监督的健康开展作出了相应规定。这一条例的出台体现了中央对于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无疑将会给《新闻调查》这样的调查性栏目带来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2002年，《新闻调查》一整年只播出了《与神话较量的人》、《“东突”揭秘》这两期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节目。2003年，调查性报道的在栏目中的比重迅速增长，已经占到了《新闻调查》全年播出节目的一半以上。到了2004年，调查性报道将会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常态，而条例的出台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
坚定清晰的理念、一流的人才储备、足够的节目容量、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调查性报道成功的基本条件，也是新闻调查人实现理想的前提和保障。有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确定了努力方向之后，《新闻调查》在促进调查性报道生长的环境机制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以精良的常规报道为基础，以揭内幕报道为发展方向”[17]的竞争策略。在激励机制上，《新闻调查》引入了一套人力资源管理办法，特别是在节目量化评估方面进行了改革，凡是制作调查性报道，评价分值就高，只要是揭黑幕的，根据揭黑幕的难度和对抗性来确定分值。如果一个节目通过了制片人的验收，由于外界原因没有播出，可以拿到稿酬的80％，这样就减轻了对做调查性报道的编导的伤害。从2003年9月开始，《新闻调查》还实行了主持人中心制，成立了以三个主持人为核心的三个组，主持人对选题有自己的否决权，这就加大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经过了主题定位、激励机制、内部改革、团队筹建等努力下，《新闻调查》在调查性报道的路程上越走越顺，与他们追求的理想越来越近。
经历了“七年之痒”的《新闻调查》以新的栏目定位，日渐成熟的叙述方式，逐渐确立的质疑品格和新的激情和理想收获了《“东突”揭秘》、《非典突袭人民医院》、《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一大批有深度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节目。相信拥有激情和理性的《新闻调查》会向观众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调查性报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Enthusiasm and Sense: Case Study of News Probe
Ye Zi,Song Zheng,Jin Hua,Feng Dan,Zhu Zhenyu
（TV School，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Abstract: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s an important gene of TV news program, and the CBS famous TV program 60 Minutes is good at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ws Probe is the most successful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program in China, and it also launched earlier than other similar programs. There have much reasons for its succeed, but if we look back the seven years history of News Probe , analyze deeply its producing-team, program orientation, narrate-mode and character of oppugning, we will find that the collision between enthusiasm and sense is the pivotal reason.
Key Words: Enthusiasm; Sense;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Idealism; Program Orientation;Narrate-Mode; Oppugning
[1] 感谢《新闻调查》栏目所提供的丰富翔实的节目资料，特别是要感谢制片人张洁，他在“《新闻调查》校园行”广院研讨会上的介绍为我们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基础，梳理了思路，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他又给予了热心支持和帮助。
[2]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3页。
[3]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4] 引自人民网（www.people.com.cn ） 女性论坛
[5]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3页。
[6] 引自新浪网（www.sian.com.cn）
[7]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8]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9] 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 特·怀特：《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写作与制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294页。
[11] 朱鸿召：《调查性报道带来什么》，《南方电视学刊》，2000年第4期。
[12]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13]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
[14]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7页。
[15] 王纬编著：《镜头里的“第四势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02－203页。
[16]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7页。
[17] 《新闻调查》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