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精神就是流浪（赵世龙）&《我们竟然百孔千疮》自序及殇后记

记者的职业精神就是流浪（赵世龙）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赵世龙 湖南长沙人，1967年12月生。曾先后任职于《现代人报》、《粤港信息时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CCTV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栏目，2004年发起筹备《新周报》，后任该报主编。2003年11月，入选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中国风云记者”。
【观点摘要】
——记者的精神就是自由的。我很认同陈寅恪的一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一个人只要坚持了这点，就是在流浪，在寻找自己精神的方向，精神永远都是在动态当中。
——转型期的这头二三十年，各式各样的乱象、怪象层出不穷，超过欧美新闻爆发量的一百倍。在这个社会巨变、乱象不断的时代，最好的研究是做记者，跑一线，而不是做媒体老总。
——将记者的工作放入一个大的社会人文框架中，你就能发现新闻的历史功用，单个散见的新闻报道就可以分门别类地形成一个学类、一个专项的深入研究，一种参与推动历史或部分参与历史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记录。
辞职是想保住《新周报》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你不做《新周报》以后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先简单说说这个吧。
赵世龙（以下简称“赵”）：我必须为《新周报》付出代价的。作为《新周报》的精神领袖，必须为这个团队负责，当时辞职也是为了保住这张报纸，但没能保下来。原因很复杂，可能核心的原因还是湖北的环境：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这样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惹事，还不如没有。它现在变成一个法制文摘报纸，还叫这个名字，发行量非常小，很难看到。
记得我们报纸第一期印了137800份，这个数字是我到印刷厂核实的，没有水分。第二期就是15万。头两期报纸影响非常大，网络上的转载率非常高。我们刊登《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的稿子出来后，有关部门到处找我们的报纸，也找不到，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走“邮发”。后来，他们在街上买了20份，拿回办公室人手一份地审看。
第一期的阅评并没有发现问题，但第三期有篇评论，提到党内三权分立的问题。后来的阅评认为“此提法不妥”，这是很温和的批评，也没说要怎么惩处。但阅评送到湖北省后，《知音》就吓坏了，因为《知音》从办刊20多年以来从未挨过批评，哪怕一些新闻失实，打官司输点钱都没问题，毕竟都和政治无关。
我后来决定退出，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搞的“舆论监督研讨会”。
张：然后，又做了些什么？
赵：2004年年底，我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就在家写书。当时，也有些报纸让我去，但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也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一段时间，也想做些研究。毕竟《新周报》100多号人，是因为理想聚集到一起来的，有些大腕还是我做工作才来到这个团队的。
张：在家赋闲了多长时间？
赵：将近两年。2005年的五六月份，《云南日报》旗下的《滇池晨报》来找我，一个广告商花了几百万把这个报纸的经营权包下来。它原来是份日报，2000年之前都很好，持续发行量都在七八万份。云南最好的报纸是《春城晚报》，号称30万份，实际大概在12～13万份。由于两份报纸同质化严重，一种说法是《云南日报》把《滇池晨报》牺牲掉，改成周报。广告商买下来以后，以周报的形式出，其他时候也出报，按日报出，但内容基本上都是广告。他们希望我去主持这份报纸，但是投入不够，我过去一两个月，就觉得做不了，虽然自己在这年收入有30万元，但还是有些心高气傲地辞职走了，宁愿回去继续失业。
10月份的时候，北京一份法制报纸让我去，但这个报纸的内部人士比较难处，加上广告商也不想出太高价钱请我，去了两三个月，我就回来了。这个报纸最大问题是养了一些狗仔记者，到处敲诈勒索，江湖人称“敲诈与勒索X报”。
张：年底回广州之后，2006年忙什么呢？
赵：2005年底，《羊城晚报》希望我回去。那时候，回去的话，领导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一直拖到2006年5月份，准备给我处级待遇。当时，报社内部有不同意见，14个编委有7到8个反对。后来，我也联系了《南方都市报》，他们还专门开了社委会，结论是：赵世龙这样的人，还是以后再引进吧，他们报社刚有个副主编被撤，比较敏感。期间，《广州日报》也和我约谈过两次。最后，还是《羊城晚报》的总编和社长达成一致，共同承担政治风险，于是就回到了母报《羊城晚报》。
张：具体在什么部门？
赵:在总编室里设了一个深度报道组。因为《羊城晚报》是省委机关报，和《南方日报》平级，如果要设深度报道部的话，就是一个处级架构，必须报省委组织部批准。
内部已经同意，让我做首席记者，但没有宣布。社长总编找我谈话，说现在搞改革，虽然要担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还是要引进你这样的有才之士。再一个，晚报对你是了解的，毕竟在这里待了五六年嘛，性格品质我们都很熟悉。
张：你觉得，《羊城晚报》的价值取向与你的个人性格符合吗？
赵：不尽符合。但你得先有个饭碗，有个平台。闲在家里，我就是个失业人员，只能写写博客和网络评论，失去了新闻操作的平台。在家赋闲那段时间，我写了部30多万字的关于高考和反思中国应试教育的东西，起名叫《我们竟然百孔千疮》，正在寻求出版，在我的博客上贴出了一部分，大概几万字。
记者永远在路上，精神是自由的
张：写这个题材，跟你2000年报道嘉禾高考舞弊案有关吗？
赵：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个东西是对教育体制的批判。我从小就比较反叛，就是个坏学生，偏科也偏得很严重，数理化和外语基本上都丢光光，从小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喜欢文科，随自己的爱好兴致发展，根本不考虑高考和将来前途的问题，所以走的路子跟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搭界。
张：你觉得，这些生活经历跟你以后的职业理念有密切关系吗？
赵:到今天，我也算是成功的记者吧，做过那么多的作品，但仍然……比如中山大学请我去教书，就涉及到一个文凭问题，因为我不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只是个自考大专生。因为这点，就可以pass掉了。其实，齐白石不过小学学历，辜鸿铭又是什么学历？如果讲新闻的话，我有足够资历和资格登上中大讲台，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多么地顽固和难以突破。
张：后来，中大又是怎么想办法突破这个“关卡”，请你去教书的？
赵:因为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成立才几年，师资相对较弱，但院长却希望借鉴美国的先进做法，他们课堂的老师都是请业界一线杰出人士的。新闻这个行当有个好处，就是都是凭作品说话的，这比文凭更有说服力。后来，中大就变通地打了个擦边球，以每学期短期聘用的方式来跟我签合同，如果长期聘用的话，一聘三年，必须要走学校正规的人事程序。
张：你每个星期花多少时间去上课？
赵:每个星期上三节课，一去半天，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中大同意采用我的《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这本书作为教材。2007年下半学期，我又开始在中大教《深度报道》，教材也以《调查中国》一书为主。
张：你是《羊城晚报》的记者，报社同意你去中大上课吗？
赵:这也没什么，我和社长总编都说了，这是八小时之外的事情，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这种情况在《羊城晚报》也不是个例。
张:那你的编制到底在哪里呢？你似乎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
赵:都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无论你做得多么好，这个东西都无法改变，你动都动不了。其实，我并不看重这些东西。当年，我应聘《南方周末》的时候，如果身份是在编的话，今天肯定已经是个中高层干部了。但考察干部就是看你这个，你不在编就不纳入到考核提拔干部的范畴，因为你没有进入某种体系。
张：如果你觉得编制也挺重要，为什么一直没想办法解决？
赵：还是拜教育所“赐”，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只有所谓人事招聘的档案，没有涉及到组织调动之类的档案。中国有一个从苏联学来的干部体系，我20世纪80年代末就参加工作，当时是一个工人，出来以后也没有获得干部的身份，硬要调动也只能作为工人来调动。
《羊城晚报》这边也谈过，只能作为工人调动，而且还涉及跨省调动。这样的厅级单位，每年可调动的名额非常紧张，而且控制很严格，一定要硕士或博士以上，我几乎一条都不符合。这个不是看你在业界有没有业绩，而是靠另外一套东西。
张：那你的户口还在老家？
赵：户口解决了。2000年我买了套房子，户口就直接转过来了。过去，我也不是农村户口，而是和广州一样的省会城市长沙的户口。
张：户口搞定了，医保、社保方面的福利呢？
赵：医保不知道，社保是有的。我属于1992～1993年出现的第一批流浪记者，那时候开始有招聘，但非常少，不是特别优秀的，一般挤不进来。
张：你现在介意别人用“流浪记者”来称呼你吗？你觉得自己还处于流浪状态么？
赵：其实记者的职业精神的实质就是流浪，因为记者永远在路上，记者的精神必须是自由的。我很认同陈寅恪的一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一个人只要坚持了这点，那他的精神就是在流浪，在路上寻找着自己精神的方向，精神永远都处在动态当中。
张：但是，我们通常说的“流浪记者”不是指精神上的流浪，更多指编制或状态。
赵：那个属于比较格式化的理解，只是常规状态下的描述。我是流浪记者群中做得较早、也做得较深的，体会也更多。我觉得，流浪代表了某种自由的精神：一方面没有保障，你觉得很惨，很漂泊，没有归属感；但另一方面，又给了你精神自由，可以随心所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无非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能不能写出好稿子。从反面讲，流浪也正好磨砺了你的人生，磨练了你的笔头。
新闻不可能只被动记录而不参与社会
张：这么多年，你不断遭遇挫折，性格会变得越来越悲观吗？
赵：没有，我这个人挫折无数，但性格中有一种愈挫愈奋的精神。像《新周报》这种挫折，很多人肯定都一蹶不振，但我觉得新闻人生才刚刚开始。这是我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
张：你对这个职业的看法也没有悲观么？
赵：这个一直贯穿在我的新闻理想中。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坚持这点。你知道，现行体制下做调查记者是比较悲惨的，王克勤差点都养不活自己，我因为在市场化媒体，收入会高一些。回过头看，这些年，我的职业理念有所充实、完善和更新，但是没有根本性改变。
张：关于记者的角色认知，不同人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强调做记录者，有的则认为记录远不够，要做影响者，多数调查记者似乎都比较趋向于后者。
赵：我是这样看的。按唐德刚的说法，近两千年来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目前正处于第三次社会大转轨中。在这种大转型的社会前提下，新闻不可能只被动记录而不参与社会。
记录有主动记录和被动记录之分，被动记录永远隔了一层玻璃。新闻需要适度干预社会现实，或者说可以尝试以新闻来改变一下社会小气候、局部的小土壤。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推一把力，我做的一些报道对某些小局部还是有所改变的。我个人只是一滴水，但这滴水比较纯粹，毕竟改变了一滴水的生态。
我也强调记录，做记录的同时，会看到它的不足，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小小的修补和改变。我们南方的媒体相对低调、平和些，更强调新闻实践本身，没必要过多拔高，王克勤那种看法有点拔高，激烈了点，可能跟北方文化有关系。
张：你不觉得，他的那种拔高也是一种精神动力啊？
赵：是啊，但有时候，会显得很虚躁，在维持圣斗士的精神状态。实际上，他做的效果扩大十倍也达不到他的理想，所以，不妨把心态摆低一点。我们虽然做过一些轰轰烈烈的报道，但我把这个比作一滴水，本来是一滴被污染的水，我把它变得纯净了些，再滴进大海。这就是个人的历史功用。再就是这个过程所具有的启迪和标本意义。
张：你过去一直喜欢文学和历史，为什么没有从事文学创作或历史研究，而选择做记者呢？
赵：那样的话离社会太远。历史和文学对做新闻也有帮助，一个好的记者一定要有文化底蕴，只有比较好的文学功底才可能有文化底蕴。同时，记者如果不把历史吃透的话，特别是近现代史，看问题也会容易发生偏差，中国的教科书不太全面。
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们去广泛地阅读，多版本多侧面地阅读，西方有个新兴的比较文学，我将这种探求真相的求知称之为比较阅读。这样能避免看问题的单一化。
五六十岁以后，我如果有机会去大学教书，可以静下心来对年轻时写报道涉及的题目进行历史研究或者论述。五四时期是文人的时代、作家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好记者的时代，记者正在推动社会。
张：有些记者虽然从事新闻报道，但骨子里更崇尚文学的力量，认为新闻能反映的社会现实太有限，不如以文学来更自由、更真实地反映现实。
赵：我不否认文学的价值，但它要在相当长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家》、《春》、《秋》是通过一个特定阶层几十年的积累来展开悲剧的，进而展现一个时代的画卷。
张：如果你没有做记者，你对社会的看法会跟现在有所不同么？
赵：如果不做记者，可能看得没有现在这么透。在书斋里研究历史，可能对底层的律动没有现在这么清晰明朗。记者始终在一线，对社会的一些萌动或者改变都能敏锐感知，然后再放到一个人文历史的框架中，就能看到它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能够走得更远。
张：你说的“走得更远”，指把片段化的现实材料拼凑成更完整真实的社会历史脉络？
赵：我现在还没有做这篇文章，但我会去写这个东西。将记者的工作放入一个大的社会人文框架中，你就能发现新闻的历史功用，单个的散见的新闻报道或者事件性的报道，可以分门别类地放入一个学类、一个专项研究、深化，它可以成为一股参与推动历史或部分参与历史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记录。一旦放到这个大的历史人文框架中，你对单个新闻报道的认识就会不一样，你会重新审视、重新评价。
张：当记者十几年，你对社会的看法更悲观还是更乐观了？
赵：有悲观也有乐观吧。我这个人是乐天派的，还是应该更乐观一些。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趋势肯定是乐观的。至于悲观，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黑暗的东西，即使能够改变局部，也有很多是无法改变的。但如果能够以更积极的心态去看，也会发现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和铁板一块的体制斗争，还是很有价值的。在消极的事件中，也能看到积极的意义，因为你揭露黑暗是为了阳光、揭露邪恶是为了公义，最终社会还是会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张：你怎么理解“职业记者”这个概念？
赵：职业记者这个提法比较早地在《南方周末》提出来，大概是96～97年左右。回归新闻本源的规律，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来做好记者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职业记者。
张：你比较强调记者独立于各种利益之外的客观立场。
赵：记者的合法身份是一个很有效的职业保护，就像警察穿着警服一样，能够降低职业风险。另外，这个圈子里也有自己的文化熏陶，有自己的人文涵养在里面。
张：职业记者需要好的职业环境和职业平台。你换过很多报社，却一直没找到对你来说合适的职业平台。
赵：没有特别满意的，特别满意也不可能。我对当年江艺平时代的《南方周末》比较满意。开始的时候，周末也有毛病，同工不同酬，刚毕业的、编制内的人一个月能拿7000～8000元，我们这些编制外的，只能拿3000～4000元，同时宽容度、信任度都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做得更优秀、更杰出，才能在这里生存，编制内的人只要做到一般就能“旱涝保收”，我们还会面临随时被调整的风险。1998年5月份，左方开始搞同工同酬制，之后，我每个月能拿到8000元钱。
我刚去《羊城晚报》的时候，情况也不错，想做什么都能做出来，像“南丹矿难”这样的报道，如果没有社委和编辑部的支持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我重新返回《羊城晚报》，情况就发生变化，我很难获得支持和认同了，新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后来去的央视评论部《社会记录》呢？
赵：我不喜欢电视。《社会记录》拉我去的时候，《羊城晚报》很多报道都做不了，大环境的确很紧，所以，才想去一个更高级别的媒体。去了央视之后，觉得中央台的确很牛逼，像“衡阳大火”，其它媒体不能采访，我们就可以守在现场，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个平台是还可以，但我不喜欢电视：一个报道把70%的精力消耗在毫无意义的事务性工作上，对新闻人的精力是超强的消耗，同时，那些党报、党刊存在的问题在中央台表现得更严重。
媒体老总有千万个，但范长江只有一个
张：这么说，你现在的这个平台也是相对妥协、相对现实的选择。
赵：离开央视以后，评论部主任梁建增还希望我回去，但他们有点担心，我做了《新周报》老总之后回去做调查记者，能不能摆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我父亲对我说过：媒体老总有成千上万个，人们记得住的又有几个？但范长江只有一个。这对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张：但是，你那么多曾经的同行今天都在做总编、副总编，有的跳到商业网站做总编辑，如果让他们重新回来做调查记者，恐怕没多少人愿意吧？
赵：一方面是现实的选择和利益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心态放不下来，对人生的真挚追求也不一样。做老总也不要放下手中写新闻的笔，我这个人有顽固的人文理想的追求。
张：这种“顽固的人文理想的追求”来自哪里？是你愿意一直当记者的精神动力吗？
赵：现在，记者记录的是中国两百年转型期最关键的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各种各样的乱象、怪象层出不穷，超过欧美新闻爆发量的一百倍。在这个社会巨变、乱象不断的时代，最好做记者，而不是做媒体老总。我在《新周报》做总编的时候，一天到晚应付那些人际纠葛，上下左右需要政治平衡，很烦，非常不纯粹，绝对是对人性的糟践。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说，有时候居庙堂之高没有处江湖之远快乐，当然处“庙堂之高”能够做一些在“江湖之远”做不了的事情，这是一种等价交换。
张：你怎么看你所在的这个调查记者圈的现状？
赵：比较浮躁，整体水平不高。有些不错，但不多，像卢跃刚、钱钢属于这个圈子里大师级的人物，有很强的人文理想，有全面的价值理念。
张：你觉得，调查记者们需要系统的人文理想、价值理念？
赵：这个东西是一个系统，是灵魂的东西，它能够让你不迷茫，镇定，思想上不出乱子，有自己的判断体系。
张：这个圈子之间相互支持的氛围怎么样？
赵：散、小、弱。各媒体记者之间属于民间联盟的状态，报社和报社往往老死不相往来，调查记者各自的理论、人文素养、新闻理念、社会判断也处于沟通不畅、各说各话的状态。
张：你们没有想过搞一个调查记者联盟吗？
赵：这个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资金和平台来操作，另外，也有很多现实条件的限制。所以，目前只能是一个野联盟，而且是一个随机的野联盟。
张：“野联盟”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你过去的好几次重大报道，都很注意利用同行之间的资源协作，包括嘉禾高考的报道和长洲戒毒所的报道。“嘉禾高考”的报道，为什么会想到找央视合作？
赵：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光靠我们这样的平面媒体是不行的，需要拍照留证据，而我们没有这些器材，也不专业。再就是需要借助在做舆论监督方面更强势媒体的力量。
像嘉禾高考舞弊案的报道，当时《羊城晚报》总编不同意我去，后来同意让我去，但不保证发稿。因此，我才和央视资源共享，使这个事情能够迅速定性。因为领导要求别人先发我们报社才能发，这就好比我找了个处女新娘，但被要求得给别人先睡一晚。这种合作挺多，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都有。
张：你好像倾向于选择行政级别高的媒体进行合作？
赵：选择强势媒体才能摆平一些事情。因为我做的都是高风险的报道，在和体制作对，没有强势媒体的支持，在地方上就没办法采访下去。
找准位置之后，你一定会很有激情
张：如果有些同行善意地批评你说，赵世龙，你把自己当作底层大众的代言人，这样做报道会失去平衡、客观与中立。你怎么回应？
赵:首先，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代言人。凭什么代言呢？当然，即使我站在客观立场上报道，你也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在代言某些人的利益。这其中也许包含了某些代言的色彩，但绝不是代言人的角色，记者还是要客观记录和报道。
张：我们也会听到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方周末》报道中出现的官员，永远是一种恶的形象，只给底层百姓发泄的机会，没有给官员同等的发言机会。你自己身在其中，会意识到这种问题吗？
赵：回头来看，对《南方周末》早期的报道做这种评价是不客观的，因为那时候，《南方周末》在向新闻周刊转型，还是不完善、不健全的，新闻品种相对比较单一。这其实也是我们当时印象突出的地方，那时候，一报选题不是贪官就是揭黑，仿佛没有其他选题了。这是当时调查新闻在业务上遇到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主观上就这么认定——我们不可能把这么复杂的社会肢解成这么简单的黑白两面。
张：你怎么看新闻的启蒙和监督功能？
赵：启蒙的观点，在《南方周末》早期、左方时代都在强调。其实，南周的几代新闻人都在启蒙。启蒙需要潜移默化很多年，但监督是针对当下的，是一种现时功用。现在，这个圈子越来越浮躁，有人文理想的越来越少，去精英化也很严重，记者正在向简单跑料拼体力的“新闻民工”沦陷。我在《羊城晚报》从来都是另类和边缘的，这么多年坚持做了些有影响的报道，一些口碑和评价并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先来自外部的。
张：调查记者去哪里寻找精神根源和让自己拥有沉下心来的持久动力？
赵：我觉得，调查记者是要构建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动力就是你对这个时代的责任感。没找到责任感是因为你没有看透，没有把自己所在的时代看透，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找准。找准位置之后，你一定会很有激情，我做了十几年还很有激情，不是因为我是精神偏执狂，而是我有自己的一套精神架构在里面。
（本文属复旦大学2007年度文科金苗项目成果，首发于《青年记者〉2007年11月上。内容选自新书，全文可见《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1月）
中国著名调查记者赵世龙《我们竟然百孔千疮》目录
第一章 鄂西词典
第二章 林泉野趣
第三章 顽劣少年
第四章 整蛊人生
第五章 麻辣教育
第六章 猫鼠师生
第七章 迷狂初夏
第八章 临界反叛
第九章 青涩之恋
第十章 “县中模式”
第十一章 先生造像
第十二章 体德智美
第十三章 边缘流放
第十四章“多余人”殇
第十五章 初阳躁显
第十六章 霍乱时分
转载请注明来源：www.1news1.cn
【中国著名调查记者赵世龙《我们竟然百孔千疮》自序】
《我们竟然百孔千疮》自序(2006-03-18 02:41:33)
标签：人文地理 巴风楚韵 鄂西风情 反叛应试教育  分类：《我们竟然百孔千疮》
上世纪80年代现在被普遍怀念为“一个充满了理想与朝气的时代”。
这充满理想与朝气的一代，多数生于60年代。这是一个在社会裂变中孕生并成长的群体。六十年代以降，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太多惊天动地的事！家国的命运，个体的浮沉，都曾让我们那么感动和备受煎熬；政治解冻、改革开放与专制复萌、左倾回潮的势力，一直在激烈地交锋着，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代人，注定了要在多元与多变的环境中、在撕裂与重组的痛苦中，完成自身的心路历程。
80年代时的“这一代”，正处于所谓成长期中的“精神断乳－反叛期”，精神饥渴亟待补充新知，青春膨湃能量急需释放，他们面临的是一个被历次政治运动颠覆、混淆了的破碎价值观世界，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震荡的风暴。置身大时代的洪流中，“这一代”以“怀疑进而质疑，改造并且完善”这个世界的独特生存姿态，成就为不可置换的“这一代”。
“这一代”是直面拨乱反正和恢复高考以来的一代。在进入高考前后的那个年龄段，很多智力优秀、充满灵性的人还童心未眠，浑没把枯躁的书本本、教条条、读书考试、提前生硬规划人生当回事。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感兴趣事物的关注之上。对个人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童年少年时期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扼杀和压制；对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则莫过于它的人民在很小的时候，被抹杀个性，厌弃学习。中国现时的教育，却正在前赴后继地挤压和谋杀着那份心灵自由的空间。它对性灵的戕害，对思想的禁锢，对自由的荼毒，对完成社会与人的发展本身所需求的知识结构、个人素养的摧残，都是令人发指的。
梁启超曾在其著《欧游心影录》中，对个性重要性之问题有独到见解。他比照东西发现：“欧洲百年来的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于‘个性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似有存在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万般如一地铸造，一但脱了这模的规范，在社会上就会站不住脚，近年来中国人才智不逮欧美都是于此。所以，借鉴西方文化长处，第一要紧的是要谋个性的发展。”
要发展个性，须得思想解放。要想解放思想，必须得提倡自由批评的民主精神。民主一直是我们颇为稀缺的元素。几十年来的教育中，为了达到灌输极端教育的理念，断章取义和明目张胆地篡改、阉割历史，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屡见不鲜。以至于有人评说：“我们的教科书对历史的篡改，特别是对近现代史的篡改，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对其教科书篡改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什么思想解放与发展个性？比如爱迪生“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的名言，在教育上被广泛引伸为刻苦学习的训导，也曾经作为我们高考总动员的口号贴在教室的墙上。但后面那句“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就被刻意过滤掉了，爱迪生的话因此被篡改了原意。
重点写作本书的2005年，恰好是是废除科举的100周年。一百年前的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了“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那一天决裂了两个时代，启动了现代政治和教育，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甚至这样评价：“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废除科举6年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亡，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超稳政体终于土崩瓦解。
由废除科举到废除帝制，代表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也代表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意味着中国由君主专制向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转型，本应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这一点却因近现代中国时局之变幻莫测而没能实现。“革命后”的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其后更是党争不断，异族日寇趁隙入侵，直到长达14年的抗战终于惨胜，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的国人，立刻陷入一场更大的争夺天下的内战中……
一波波暴力动荡与建国后历年的政治运动，使社会正常的发展陷入了颠覆和毁败，遑论什么循序渐进的社会建设与改良了。这一点，是后世社会重点研究的“革命后”课题。恩格斯是较早关注与研究这一问题的人，经长期观察与研究比照，他得出了“革命通常收获与其初衷不同的东西”的结论。教育在中国的“革命后”情况更印证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
据西方学者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废除科举前1880年代大清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不亚于开始现代化之前的英国和日本。
但经废除科举及“革命后”，中国的国民教育状况每况愈下，到上个世纪30年代，全国教育水平降到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口只有17%，农村地区的识字率不超过5%。
当年多次上书建议废除科举的维新主将梁启超，在1915年批评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时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破坏了一个旧秩序，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秩序，教育是遽除革新中被耽误得最多的领域。这期间一直试图通过努力改变现状的杰出代表，有胡适、陶行知和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胡适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受挞伐攻击；梁漱溟也因为与领袖交恶而被批倒批臭；晏阳初与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人致力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在经历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而事实上中断。
到结束文/革、恢复高考的1977年时，教育又走回了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科举老路。虽然它对因历年政/治运/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中国改革之初培养人才有其功用，但至今以应试教育和举国高考为龙头的教育体制，转眼已快施行30年了，时代要求提倡人本、张扬个性；我们的教育却仍在以僵化的模式统一“生产”人才，崔健喻之为“红旗下的蛋”，一些尖角锐利或不适应这种“万般皆一法”的人，轻易就被当成废品淘汰了。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曾以出身论成份。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回了香饽饽，对知识的渴求投射为人们对文凭的盲目崇拜，形成“文凭等同人才”的不当观念，导致新的成份论流行。中国同时出现了教育过度与教育质量下降并存、人才高消费与人才高浪费并举的育人、用人怪圈。与之相匹配的还有一整套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架构，档案、编制、职称和将来的发展、升迁，都与学历直接挂钩；用人上不以真才实学和实际工作能力为上，盲目死认文凭，改变了以选贤任能为上的正规用人渠道，恶性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
从废除科举走到今天的举国高考，好好反思这一百年间，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是很重要的。 哲人说过“历史从来不会自动呈现出真相”，“真正的历史是由未来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写就和写给后来同样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看的”。真实的近现代中国史与真知，只有通过自由而广泛的多版本多侧度的比较阅读、详证细考，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近似值。就教育先进性方面来说，我们处于和百年前差相仿佛的境地，整个民族似乎在被迫和集体无意识之间，来来回回做了场百年不断的噩梦，中国也因此被延误了一个世纪！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无法不有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的历史苍废感。
应该感谢自幼的自由阅读所获得的那份视野开阔与精神舒展，以及家庭对我后天成长提供的物构支撑，以及那份朦胧而模糊的反叛意识、离经叛道的勇气。这些，我们的教育思想和课本教材中基本不会有所体现，有也只是断简残章或者语焉不详。
打从我知事起，父亲自费订阅的报刊杂志之多，被他的同事誉为“全县之冠，也许是全省之最”，多达三十多种，如果算上家里存放的班级师生们靠勤工俭学和班费资金订阅的各类报刊杂志，就多达上百种了，记得那时几乎订全了全国几十省的青年杂志，《当代》、《收获》、《十月》、《新华文摘》、《小说月刊》、《中篇小说选刊》、《报告文学》，《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上海《青年报》、《参考消息》、《文摘周报》、《文学报》……出于对家乡的思念和关切，甚至还专门订了份《长沙晚报》。同时家中还有多年来省吃俭用买下来的数千册以文史哲类为主的藏书（后来增长到数万册）。黄远生、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这样的记者楷模，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伤痕反思文学先锋作家，早早成了我心灵自由对话的良范导师。成长的八十年代的那份朝气，一直伴我持续至今。
结合自己、以及我们那一代人深为应试教育之荼毒，产生了创作《我们竟然百孔千疮》的冲动。记得我和我的同学们不只一次说过，有一天我们中产生一个文人，把这段经历与这一代人成长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的故事是那么富有反叛色彩和传奇性。从90年代初开始谋篇动笔，直到2005年底才临近付梓，这是一部陆陆续续写了十多年才完成的作品。我希望我的这部书能够提供一个历史时段的标本切片。
它实际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写的：以童蒙始开的眼睛看世界，记录成长岁月的所思所想，喜乐哀愁，写那一代人中的一些"异类"为什么渐对课本和代表社会正统正规的一些东西产生怀疑、动摇，以至于变得反叛而我行我素，不大理会不这样就会怎样的后果。因此也远离了应试教育的樊笼羁绊，甘于淡泊地追求内心的清宁与自在，也就轻飘飘地和这个现实现世有些脱节，天性与现实的冲突实在是冰炭不容，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后来的升学和入世、谋职都受到很大影响，人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或对或错对错相因相果，但我们百折不悔。至少那时我因反叛在应试教育的体制里获得的自由，是我们那一批同学中最多的，后天的成功也并非完全与这种个体的觉醒无关。
所以先起名叫作了俗而含蕴的《心路历程》。尽量扩大和跳出小我的世界，努力去表现我曾经处过的环境、事物与人，力图以童蒙始开看世界的未成年人眼光看世界，展示那个成长年代真实的所思所想，还原那个时代整整一代学子的憧憬与感动、痛苦与哀愁。这让它具有完全不同于王蒙的《青春万岁》、《十七岁的花季》等成年人眼中的青春作品类型，避免了以成年人的眼光代入、由外及内看待事物的弊端，而是以由内向外的眼光看世界，真实袒露和记录了成长中的“这一代”的群体心声。
它表现的意义于此：一方水土、一类人文、一种层次、一群所处特殊时期的异类。那是一抹悠远而浓重的悲凉，也有一点真正从痛苦心灵中悟出来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注定无法摆脱的关于应试教育的反思——充满了挽歌色彩。从这借鉴了如“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多余人”等现代派创作手法的族群立传中，挽出一声对教育百年树人的深深惜叹！
殇后记（《我们竟然百孔千疮》后记）(2006-06-22 20:09:06)
标签：力著 后记 评述  分类：《我们竟然百孔千疮》
我渺视文凭，文凭却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反叛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却以体制为板块，让我入世后在社会中的十数年间碰得头破血流。
1986年的夏天，我在利川E中的同班同学们，72人中经预考淘汰后，剩下的51人参加高考，百分之百考上了大学，其中超过40％的人上了重点本科。最后一名的汪美也考上了大专。20年后，她成了这个县级市市领导层班子成员。鱼长高这年预考没考上，但后来转学到别的中学取得一个高考名额，是届也考上了中专。预考落榜的陈蛮子则连考三届，最后也考上了中专。
1987年正是他们人生辉煌的大学二年级时。而1987年，正在长沙十四中学读留级高二的我，辍学参加了工作。1985年11月随父母工作调动回到故乡长沙的我，因为全凭兴趣发展，严重偏科，数、理、化、外语成绩相当差，再加上外语我在利川E中学的是俄语，回到湖南，就读长沙市实验（第十四）中学，湖南的省情却是全省通考英语，根本没有二外的高考考试，我在湖北学的俄语，全属“瞎子点灯——白废”。父亲为了让我重头再来，让我一留二级，从高一再读起，重拾英语。但那根本就是赶鸭子上架，功课差了那么多，又没有一个语言环境和补读环境，怎么可能赶得回到高考英语的进度？
本想通过我体育方面的特长，考个体校谋个饭碗，却因为功课拉得实在太远，高考无望，那时父母工资要供四个子女上学、生活，实在捉襟见肘。在省城生活的物价自然远比县级市利川要高很多，工资上涨的速度远远赶不上80年代后期疯涨的物价。我觉得我已成年，有责任为家里减轻负担，而且过了十八岁还要靠家里养，被动成了啃老一族,这让我觉得很羞耻。恰好学校有了个招工指标，那时想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社会上有多少人失业或隐形失业的？一个招工指标可能打破头。父母在征求了我的意见后拍了板，我终于在1987年初进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
工作单位是长沙市微型电机厂，工种是线切割。线切割是计算机技术初步运用在数控机床的精密模具电加工，加工的又是精密模具产品，相对技术含量要求很高，不光要懂得一般的计算机“背死壳”语言，还要懂得数码光电的编程语言，要懂得用穿孔机在黑纸带上打出光电识别的数码程序，还要懂得一般的机械、电子技术知识，懂得模具制造的相关知识。因此工种的技术要求高，出师时间定得很长，是三年，这期间，厂里还出资送我到杭州学习。三年后，对理工科根本不感兴趣的我总算勉强出师。
在当学徒工的三年期间，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8元，那是物价疯长的1988年到1991年间，这样不可思议的超低工资竟然足足拿了三年，除了平时节假日和年底有点额外的奖金，三年中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三年的总收入，甚至抵不上1993年底我到广州《现代人报》当记者一个月的薪水，我当记者的头一个月，领到的工资是1400元。记得当工人时即使出了师，工资也只有80多元/月，算上所有的奖金年终奖，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1000元左右。这就是社会提供给一个成年知识青年生存的物构条件，其寒酸让我真正认识了中国工人在中国所处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年月里，他们处于一个弱势和被牺牲的阶层，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名词“下岗”，就是充满中国国情特色的一大发明，却也辛酸地写照了新中国工人身处社会底层的面貌，已越来越接近《资本论》里关于工人无产阶级的定义：“除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而当失去了出卖劳动的权利，他们就沦为城市与社会人群里真正的赤贫阶级。”而那时，想获得这份出卖劳动的权利，也殊非易事，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这样一个出卖的机会，这让我深刻思考一些以前为眼界所限未能关注的事情来，这不会是个人的一些际遇了，而是这个社会病的问题了。
工作四年后，因抗议厂领导为厂长小舅子谋我那个优良悠闲工种位子而将我不由分说调离，我在出师一年后愤然辞职。那以后足足有一年多失业在家赋闲，如果不是有家庭支撑，可能就会沦为饥寒下岗一族。经年泡在书堆中任由兴趣广博阅览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已从一个阳光少年成长为一名缺少大学科班文凭但富有才情的上进青年，但就在这个青春年华最为美好的时刻，一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突然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不是因为我不勤奋，也不是因为我缺少才华，而是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什么机会。当这个社会没给很多这样的青年机会时，这个社会一定有病了，体制上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才那样发自内心地支持改革。
曾经对人生充满了憧憬的我，首次开眼看到了人生与现实的残酷。这世界远不是我沉浸在书斋中的那般纯美模样，这世界很多事情都很无奈。那几年中，身处这个赤贫阶层里的我，却活得是那么地单纯明朗、健康快乐，也许算得上是“中国最快乐的单身汉”了。每天骑着一辆破单车，以远超常人的速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风雨无阻地奔走在长沙南大路-小林之冲-识字岭-建湘南路-五一路-沿江大道上，而且练就了一手在密集车流、人丛中高速穿插、超车的本领。记忆里回想的画面是充满动感的，耳边仿佛有一曲自然化就、天籁混成的乐律缥缈，空气中还洋溢着春天的长沙满城梧桐飘絮的味道，脸上还似乎沐浴着那时长沙明亮爽朗的阳光。
微型电机厂在沿江大道上，隔着马路正对着湘江和江心的橘子洲尾，马路南边一点的江侧，有几所高大的大型粮库，那就是以前江南四大米市之首、长沙米粮交易往来的主要码头与仓库了。厂子北边的北正街是长沙的老北街，以前的长沙到了这再往外出就出城了，南边的潮宗街是80年代后惟一存在老长沙麻石街景象的地方，以前的河边渡，说的就是潮宗街这一带，是历史形成的俗称“长沙里手”们的底层聚落。
老长沙在1972-1973年以前时，满城都是以大麻石条铺就的路面，公共汽车在上面跑，路两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那幅场景现在想起来，仍觉别有风致。那时爷爷奶奶家住在蔡锷路徐祠巷里14号，大院对面就是原来的八路军办事处，巷子内外和蔡锷路、中山路上也全是麻石路面。后来为了修湘江大桥，满城撬石甚至撬到内巷里来了，把个古城的遗存毁得差不多了，最后才补铺上水泥砖块，感觉实在差得太多。不过撬麻石还不算最闹心的事，最闹心的要属80年代曾位列全国十大百货商店的中山路百货商店改造，它的前身是由以前的英国领事馆改建的，六层高的欧洲大罗马柱廊式建筑，门口立着七八条从底到顶的罗马石柱，比武汉江滩的一些欧式建筑还有品味。结果改革开放了，兴起玻璃幕墙，关门装修了大半年，重新营业后，让人大失所望。花了巨资把门面前的大罗马柱包起来，再加上玻璃幕墙，看起来好象比以前洋气了，却失去了原有的宽敞明亮和气派，反显得小鼻子小眼小家子气，连那栋楼房都显得比以前矮小了很多，很没意思。再回过头来想想刚刚从那个荒唐年月走出来的人们，这种事只能说缺乏眼光，怨不得谁，谁也不可能无师自通天生就具有那样的眼光和品味啊！
我工作的地点在微型电机厂四楼的二间房内，大房内摆放了两台线切割机，工作起来略有噪音，因为精密机器恒温的要求，房间还装了空调，因此我和师傅享受了比厂长还高的待遇。另一间小房本应是休息间，却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两个房间的窗子正好对着湘江，是很好的望江楼，可那时也没什么兴趣望，只是在阳光明媚和风狂雨暴的时候，透过玻璃欣赏大自然的那份秀丽柔媚和让天地山川失色的那份伟力狂暴。闲暇时写些散文，也开始练笔写我从未发表过的算是练笔的第二本武侠小说。
因为相对工作轻松，也常常可以报个到偷偷溜走，工余时间经常可以到长沙东风广场踢球。那是湖南省体委所在，在那里经常能碰到些省脚国脚和半专业队员之类的，也经常能和他们一起踢上球，打打比赛。这对我的球技的提升起很大作用，慢慢练就了不俗的技术，成了长沙业余球界绰号“高子”的著名锋线杀手。回到长沙不久，我就成了长沙十四中学校队的主力，参加过二届全市中学生联赛的“三好杯”。甚至到我离校参加工作了，还被请回去代表母校打过两届“三好杯”。
在东风广场踢球的前后七、八年，是我人生很单纯、很快乐的一段岁月。那些球友，大多相互不知名，每周总有几天在东风广场自由踢球开始中时碰面，相互只叫绰号，如眼镜、唯卫、小胖子、洪宇、雷宝、潘苟等，好多人除了绰号都不知道对方真实的姓名，但在东风广场，另有一个认同和接纳的名字，那就是绰号，一般在这混得有了绰号，也就等于大家都熟悉你并认同你和你的球技了。至于本名，在这块场地上并不重要，大家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维持着友好球友的限度，并不就此拉帮结派什么的。等人到得差不多了，就自由组合在一起踢比赛。慢慢就有了个小圈子，一般聚在一起，就由我们这些在东风广场老踢球的这帮人一边，和其他的一些球队或者杂合军打打比赛。踢球已经成了这些人的人生乐趣。那时，踢一场好球，可以怀念一周，好多人到处找比赛打，是那么自发地热爱这项运动。
记得有次大年三十的下午，听着稀稀落落开始响起的鞭炮声，心里空落落的，不知怎么想去东风广场看看，想踢踢球，就骑车直奔那。结果没想到眼镜几个也在那踢着散球，见到我，眼里闪出了一份亲近，不到一个小时，我们这样的人居然聚成了十几个，那时因为人少，一般都是踢小场七人制比赛，即足球场的半场，射小门。等人勉强凑够，很快分成二队开打。记得那天下着小雪粒，地面上敷垫起薄薄一层雪，空气吸进肺中感觉冰冰凉凉地，但沸腾的青春热血却觉得很是舒服受用。直踢到年三十的下午快六点钟，长沙城已四处响起密集的鞭炮声，慢慢才散了，各道声新年快乐，回家吃年饭去了。
那种踢了一场好球的身心舒爽，以可快乐好久好久。我视它为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是全民参与的体育精神的自觉体现，也应该属真正的体育社会基础——只有全民参与的体育，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全民体育，“更高、更快、更强”固然是时下体育的发展口号，但全民参与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但想踢一场球竟然成了昂贵的高消费，动辄几百元一场的场租，哪里还是一般工薪阶层所能消费？就算租场地运动，想找一块有草皮的球场，在中国一般的城市可不是一件怎么容易的事，更多的人无处寻找可供免费运动的场地，也就懒得运动了，全民体育离普罗大众越来越远。
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活及其生存状态，让我深深思考起未来与现实来。高中其实是很多人的人生分野，他们中间有的预考没过即不再读书，有的来年重读再考过；考上大学即意味着终生已定，将来的工作饭碗基本有了着落；没考上的从此堕入社会底层，求职艰难。因为这社会已经把对知识的要求，僵化到成为一种铁板一块难以憾动的用人制度，一切惟文凭论。文凭还与干部指标相挂钩，除非有门路，一般不是科班出身，基本上就堕入工人和社会的底层阶层。原来狂放如我，也不得不在入世后的几年碰壁中，通过自学补回少年时的功课，恶补文凭。1990年，我进了湖南师大的成人大专班，以半工半读方式，攻起了湖南师范大学主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
1992年邓公南巡鼓吹改革的讲话后不久，我到广州开了开眼界看世界。1993年11月，终于下定决心的我，怀揣着仅500元钱南下羊城。记得当火车鸣响汽笛在长沙站月台缓缓启动时，在那种背井离乡凄迷而又悲凉慷慨的情境里，我欲哭无泪，想到的是“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毛泽东1923年冬写就的《贺新郎》词句）。南下南下，那是带着对人世的迷茫、对社会与制度思考的清愁痛苦行程，在当时用工、人事、机遇与经济都显得死气沉沉的家乡，十年都看不到未来的我，唯有选择了远走它乡。开始了另一种别样人生。
通过自己的十年努力打拼，终于成为记者这个行当中的佼佼者，本想多少年前就已出了校门，但没想到应试教育的幽灵并没因此远离我们。
1999年底时，长沙发生了一起因校方强行剪学生头发、而导致女生过激冲动跳楼的事件。那时我在《羊城晚报》当记者，与湖南经视记者一起作了采访。调查得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我当年遭受的待遇如出一辙，而且发生此事学校的校长，竟然就是当年在长沙十四中拿着剪子、堵在校门强迫我们剪头发的教务主任。这种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竟然一再出现在我的生活和视线中。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2月8日早上，长沙市第九中学初二81班14岁女生蔡佳到校上课，班主任刘老师却说她头发鬓角过长，仪容不整，要求按校方的要求，剪掉她部分不合要求的头发。刘老师边说边拿出随身带着的剪刀，上来强行就要动手剪。蔡佳不肯让剪，甩开了刘老师的手。在一再的推持中，因年幼力弱拗不过班主任，蔡佳的头发最后还是被刘老师强行剪掉了。
当众被强行剪了头发，觉得很没面子，想不开的蔡佳和刘老师吵起来，后负气从二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摔成脊椎压缩性骨折。蔡佳被紧急送到长沙中医院救治，校方垫付了2000元费用。校方对外宣称：此事双方都有责任。
据了解，大家反映蔡佳平时是一个温和听话的女孩子，而刘老师也是颇得学生敬重的老师，发生此事出乎人们意料。
但事出有因，剪子成为教师随身携带的“教具”之一，还是教育方式与体制上引出的问题。如果不是校方一直的要求，有哪个老师会随身带着剪子上课？想想这事要是发生在西方，有哪个家长可以想象一个教师和学校，会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以教育之名行强迫之实？
后来我才得知，该校的校长居然是我在长沙第十四中学就读时的教务主任“搁得高”（为尊重昔日的师长，此处以名姓谐音的绰号代替），当年他就以剪学生头发著称。留在我们脑海里就是一种极端刻板冷酷无情的形象。记得那时每天早上进校上课，他都会带着值日的老师，拿着剪子守候在校门口，查看进校学生的头发是否符合尺寸，衣着是否合乎规矩。一见到有不合规定尺寸的学生，不分男女，皆难逃他剪头发剪裤脚的魔爪。
有次我也被他盯上了，硬被拉住要给我剪头发。他剪又不是好好剪，而是用剪刀在学生头上胡乱推剪几下，要么剪出一条槽来，要么理个坑出来，要么只剪一边或者鬓角，让学生回头自己再到理发店去，按他剪下的头发尺寸长短为下限，修个短平发出来。对女生虽然稍客气点，但一样要剪，一般是把他们认为过长的披肩发和留海剪到他们认为符合规矩的程度，然后让女生回去到理发店再修整。经常弄得女生涕泪涟涟。
我当然不吃这一套，当场和他顶起牛来，“搁得高”大怒，当场就要滥用他的教师的威权，收拾收拾下这个敢当众质疑并和他论理的学生。另一个姓冯的教务主任认识我是教工子弟，对他作了提醒，想想毕竟是教工子弟，也就从轻发落，不再追究我和他顶牛的过错，但仍坚持要按“校规校纪”剪发。他非说我的头发超过长度了，其实我才剪的短发不过二十天，再长也长不到哪里去，且不论长与不长，这样死硬单方面认定，并且当众强行剪发，是对人格的污辱。我坚决不肯让他剪。
冯老师拉我到一边，给我做思想工作，说他给我好好剪剪，他以前学过理发，技术上不会让我出丑的，就这样半哄半劝给我剪了发。后来我又才得知，十四中剪头发剪裤脚，早在60-7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有了，70年代中毕业于十四中的堂姐，她的同学当年也被剪过裤脚。那时不准穿口径小于多少多少的裤，否则就是小资作风，要被剪开裤脚以示惩罚。
没想到我们离校十五年了，“搁得高”已调到九中当校长了，还在发扬他当年的这份“剪头发精神”，还因不遗余力推行“剪头发政策”而搞出“学生跳楼”的事件来。这份十五年如一日对威权教育的执着与霸蛮精神，实在让我唏嘘感叹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在受害。这个“我”，就是一代代在威权教育、应试体制下成长的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