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吴苹“无凭”杨武“扬武”？

3月27日傍晚时分，重庆杨家坪鹤兴路17号的主人杨武来到顶楼的平台，这是他在“孤岛”上的第7天。在大约两小时前，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户主出现在窗口，用他那标志性的动作----握紧拳头----大喊：“我要和市长对话！”随后，又拿起手机给知道联系方式的几个记者激动地打电话：我是重庆杨武，我要见(市委书记)汪洋！
此时，重回平静的杨武向下望了一下四周的深坑，其凛然的神态，宛如城堡主在逡巡城堡周围的护城河。于是，对面轻轨站的人们得以知道他仍然存在。这7天时间里，络绎不绝的人群在那里守望着他，只是已不被允许拍照和摄像。同样的禁令也适用于在四周居民楼的顶层。就像在古罗马竞技场中享受狂欢的观众那样，人群俯视着这个困兽犹斗的角斗士，不时夹杂几声“雄起”。
但杨武似乎已经累了。他不再像独上危楼之初时对保安扬起拳头示威，也懒得举起煤气罐显示决心，亦不再挥舞那面插在楼顶的国旗。重庆阴湿的天气让他罩上了一件黑色毛衣，裹住了一身发达的肌肉。他甚至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对“雄起”声抱拳示意，便翻身蜇回了他的小楼。
在杨武抬眼即能望到的方向，一块标示“彼岸就是幸福”的楼盘巨幅广告似乎一语双关地注明：“3月末，全城等待中……”
事实上，在整个3月末，来自全国和世界的上百家媒体和媒体背后的目光都在等待，看身处“孤岛”的杨武以及这个已陷入僵局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如何最终落脚到彼岸。此前，自从3月21日突然从幕后“浮出水面”并戏剧性地孤身攀上“孤岛”以来，杨武一直安静地保卫着他的房子。用妻子兼“发言人”吴苹的话来讲，他是一个“坐得住的人”。上“孤岛”以后，他从未主动和家人联络。

重庆“最牛钉子户”想见到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
但24日，杨武一反常态地给家人打了个电话，一直担惊受怕的众家人以为出了什么事，杨武却只字未提自己的状况，甚至也不关心拆迁事态的变化，只问搏击争霸赛上中国人赢了穆斯里穆没有。得知穆已被人打败，电话那头叫起来：“太好了！”
“杨武迎战穆斯里穆，不但是为重庆人争光，也是为中国人争光！”吴苹和她的哥哥吴健在媒体面前，都不遗余力地把20年前的“渝州拳王”杨武描摹为霍元甲似的民族英雄。俄罗斯人穆斯里穆是重庆搏击争霸赛的卫冕冠军，尽管他明确表示23岁的自己不会和一个51岁的人交手，但杨武仍一意孤行地在3月初专程从北京回重庆但求一决，并于3月14日立下战书。
杨武说，他太想跟穆斯里穆交手了。据吴苹说，组委会也一直从中斡旋安排两人的对决。“这两天，组委会天天打电话要安排两人对决，但我先生不能离开这里，只能提出条件，一是中国奥委会派专人专车过来，二是跟组委会说要求穆斯里穆来这里搭擂台比赛。”言辞中，杨武反倒成了独孤求败等待挑战者的武林至尊。
对杨武来说，高出大坑17米的这个“孤岛”，不啻于电影《霍元甲》中高高在上的武术擂台，只不过，这是他一个人的擂台。他不允许别人侵犯。3月21日下午，他对坡下欲上前阻拦他进屋的工地保安伸出拳头：“你敢上来，我就把你们打下去！”这是一次让人始料未及的“出拳”。
该项目的开发商、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正升”)常务副总经理廖建明称，当时保安之所以会阻拦杨武，完全是“因为之前漫长的协商谈判中杨武从未出现过，保安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业主”。如果将谈判视作一场拳王争霸赛，那么这个前“渝州拳王”在前11个回合都隐忍不发，最后一回合时，他出拳了，且一出就是重拳。
根据3天前九龙坡区法院的裁定，杨武必须在22日以前自行搬迁，否则法院将予强拆。21日下午，杨武挣脱保安的阻拦，用两根铁管在陡坡上铲出几块踏足处，从楼房背面的一个墙洞里钻进屋内。这个洞是盗洞，吴苹称她因此损失了十几万元的财物。由于断了交通，主人只能从盗洞进入两年半未归的自家屋内。里面一片狼藉，几乎没有东西。
他旋即出现在楼顶平台最高处的木架上挥动国旗，引起围观者惊哗。与此同时，吴苹和哥哥吴健运来一桶矿泉水、两袋食品、一床被褥以及两个日后被杨武频频举起示威的液化煤气罐，将一条绿色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上去。
尽管吴健声称这些东西都是临时买的，杨武也是一气之下冲上去的，但吴苹坦然承认，“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绝对不搬，我们要与房子共存亡！”当杨武挥舞国旗的照片以超出对面轻轨好多倍的速度，出现在全国各大网站和媒体上时，吴苹知道，她的计划成功了。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场保护战之后会如何演变，已远非她所能掌控。21号以来的每一个下午，吴苹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工地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早已熟悉了她用法律武装之后的扮相?“第一，我要捍卫法律的尊严，第二，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钉子户的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房屋
“我没有什么背景，如果有，法律就是我的背景！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她说。但她拒绝谈论她认为与本案无关的私人话题，也禁止任何记者到她家采访。“这绝对不行！”同地段的一位罗姓拆迁户告诉本报记者，吴苹因为拆迁的事，这些年研究了不少法律书。而且，据说她经商时打过官司，还打赢了。
但吴苹说她并不想打官司。“我做生意经历得多了，一个官司打三五年，赢了官司输了钱。”至于她讳莫如深的家庭背景，在与本报记者稔熟之后，她偶尔会卸下“外交辞令”：“告诉你，我父亲是检察官，父母都是解放后第一批干校毕业的。”
上述在杨武家斜对面开店的罗姓街坊亦对本报记者称，杨武主要是靠其老丈人，“不是在法院，就是检察院”。当然，这话罗也是听吴苹说的。吴苹认为，自己“素质高”与家庭出身有关，她自己从小住校，很早独立。高中毕业后还自学了法律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我从小爱好文艺，到现在也是，闲下来就爱看书，还会弹钢琴。”
能够表明吴苹“背景”的佐证是：这几天，当吴苹进入重庆市高院递交申诉书时，楼内保安很诧异地问她是从哪里进来的。此外，她还见到了高院一位副院长。吴苹承认，是通过“关系”。
吴苹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尽量神秘。然而，本报获得的吴苹档案表明，其父为重庆市种畜厂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政治面貌均为“群众”。其父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曾官至“中尉”，所以一直到“文革”结束，吴家“政治成分”都比较差，不太可能有干校经历。
吴苹本人则从1977年在九龙坡区李家沱百货商店参加工作，主要是“卖布”。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手续，和杨武一起，从卖早点开始做个体生意。
而杨武的家庭亦颇为简单。据原杨家坪鹤兴路片区居委会主任侯礼蓉透露，杨父一直做小生意，常年卖鸡蛋，大家都叫他“杨鸡蛋”，其母则在一家饮食公司工作。杨武一直与其父母住在一起。前年和去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时，均叮嘱他要保住“祖宅”。
杨武66岁的二哥杨金才是政府公务员，但已从任职的市新闻出版局退休。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不关心这所房子，从未利用政府关系为房子一事做过工作，我只关心我弟弟的安危。”几乎每天，杨金才都会出现在工地现场，关注着事态发展。
相较而言，杨武面对的开发商似乎更具政府背景。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管理科科长任忠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表示，“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既不是房管局的下属公司，也不是政府的下属公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