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渊源

刘光华
我国的读书人，二千多年以来，自认为孔子（儒家）信徒者不知凡几，渺小如我者也是意兆中之一。这个信奉之念，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经过阅读比较，钻研思考而后产生信仰而笃行不移的。
汉武帝就任的第一年，就召集贤良对策。亲自提问并亲自审阅答案。且经过三次问对，始采纳董仲舒“尊儒”意见。历史上记载所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在下是不完全苟同的，因为那一次的讨论与政策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大不相同的。其措施仅是将孔子编定的五经，列为标准教材，不通一经者不能作官而已。并没有禁止人民学习诸子百家的书籍。所罢者只有“治申韩苏张之言者”仅法家与纵横家而已，其实只是罢去法家的“酷吏”与主张合纵连横的谋略。盖当时已是大一统的汉家天下，用不着苏秦、张仪之流的术士罢了。
独尊儒术的历史根源
一个可大可久的学派，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儒家虽以孔子为宗师，并不是认为孔子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他集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经过时间考验而有所删订，他的作人处事以及“为政”的主张，都是有根据实证的。兹录两段历史文献作为参考。
中庸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尧舜天下为公的政绩典范，周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以及周公的勤政无私，即孔子的思想渊源。
再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述：
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董仲舒是治春秋的学者，他所提出的对策（政治主张）也是以历史实证为根据的。
董子的政见
天人感应。人君的作为乖张暴戾，民不聊生，上天会降灾异示警，这一说似乎有些神奇，但历史上确有乱世降临的记录。远的不说，如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急功求利，措施不当，恰有大旱，人民因饥荒而流离失所。郑侠绘流民图进呈神宗，王安石因而罢相。
德治、法治与人治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德政就是爱民养民为先的治道，同时要保卫生活环境的安全，并与人民建立互动互信的关系。上下一心，在安定中求发展，和谐中求进步。具体来说，即礼运大同章所描述的境界，也就是尧舜当国时的政治状况。
只是在发政施仁的尧舜时代，仍有贤臣皋陶职掌刑狱对於顽劣不化，恶性重大的人，施以刑罚，以保护多数善良人民的身家性命不受侵犯。孟子主性善，但也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亿兆众庶，良莠不一，莠草不除则五谷不长。法治所以补教化之所不及，故不宜偏废。但绝不能像暴秦那样，以法网民，并任用酷吏，以控制民，以致动辄得疚。
最明显的例证即是像陈胜、吴广起义那样，无以名之，姑谓之“法逼民反”。缘陈、吴等人，本无抗暴亡秦的决心，却因途经大泽乡时，连连日淫雨，不能行动，滞留多天，无法按期到指正地点。因秦法规定“失期当斩”，大家不愿就此丢掉脑袋，结果为保命而拼命，首举抗暴义旗，引发豪杰亡秦。
因而儒家主张德治，刑法只是辅助，不得已才用，轻重不能倒置。
以上所谓德治法治，是治道的理念，古人说徒治不足以自行，负责推行政令的究竟还是人，所以中庸特别提出“为政在人”，盖政治的主持者与施政的对象都是人，没有人就根本无政事可言，由此推论，用贤纳谏就成为政治的核心问题。
尧舜之所以为儒家所推重，第一是“天下为公”的存心，是责任政治的示范。第二是广求贤人辅佐，管教养衡，都有专责的贤能之士掌理。众贤一心，造福万民。第三是传贤不传子，即为史家所乐道的禅让。
尧舜考量接班问题，都是因为儿子不肖，不足以担当经国济民的大责重任，为了天下苍生着想，遂决定传贤不传子，为后世树立典范。可惜这种心量广大的人君太少，到了夏禹以后，又成了家天下的局面。
因而求贤辅佐，就成了君主的首要课题。
关于人才问题，有下列的几个重点：
一、为求贤：每一个时代都有贤才，求贤要去发掘，首先鼓励现任官员举荐。领导人本身须有用贤的诚意，并予充分的信任与尊重，贤能始乐於为其效命。
二、为养贤：养贤有二义，一是对年高德硕，经验丰富的人，使其担任师保的高位，以指导政务的运作，此即所谓“三公论政”，其次是“六官分职”，到一定的高龄，则光荣退休，仍受国家的俸养。第二是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培养年轻的一代，使其具备完美的人格、丰富的学识或技能专长，使人才辈出，蔚为国用。
三、为爵赏，也就是用贤问题。人的聪明才智是天生不平等的。有些是栋梁之才，可为将相；有的椽榱之才，只能担任较低的职位。大才不宜小用，小才更不可大用，否则不胜其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再事补救就来不及了。
用人又有年资与才能的问题。升迁不能按资排辈，有担当的人可不次拔擢；守成之士，到达某一位阶，就不能再晋升；能担百斤者一定要他负千斤之重，不但坏事，也会害了他。所以，量材任使非常重要。
还有亲疏的问题，也就是人人都有至亲好友，对于亲近的人可赐予财，而不可轻授官职。名位是公器，私授必导致不平，甚至败事。
更重要的一点是官不与民争利。
首先是天子富有四海，勿须忧贫，民用足则君无不足。至于政府官员，有官必有禄，生活自不成问题。高官厚禄，更不在话下。
历史上的名君贤臣，无不洁身寡欲，时时以民生疾苦为念，所谓勤政爱民，利济群生。同时，本身日常生活用度，更是特重节俭。
宋朝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富有史识的贤臣，在他训诫儿子司马康的遗训中，只是一个“俭”字。原文题目为“训俭示康”，盖廉皆从俭中来也。
北宋另有一名臣范仲淹，屡次对政事及主事的大员提诤谏，也因而多次遭到贬谪，但最后仍能全身而退，据他自己说是“因穷免祸”他后来官至参政，当然俸禄不薄，但他的收入除了生活必须用度外，从不积蓄，多余的全用以赈济族人之贫弱孤寡，笔者在易经中看到有“君子以俭德避难”，始悟范文正公不仅深入研易，且能终身付诸实践，为吾辈读书人的模范。
政治上的因革问题
儒家祖述尧舜，其重要性是尧舜时代政府组织初步完备，足为后世取法（因）但与时推移亦有其必要（革）董仲舒认为治世多因，乱世多革，皆有其时代性。
据史书记载，虞廷有九卿之设，分述如次：
禹为司空负责治水，并受命统理政务，位同宰相。
弃为后稷掌管农业生产。契为司徒掌教育。
皋陶为士，主管司法刑狱。垂为共工，主管建筑。
益为虞，掌管山泽渔猎。伯夷为秩宗，掌理祭祀。夔典乐，掌理乐教配合礼仪。龙为纳言，掌理诏令及宾客接待。
以上所列禹、弃、契、皋陶等，均为帝尧所延揽的贤人，舜受禅为天子，原班重臣俱在，所以他可以重拱而治，用不著有大的改变。
汉继暴秦之后，典章制度，都要重新检讨改革，故有约法三章与叔孙通的制订朝仪。到萧何去世之时，规模已具，且执行顺利，所以曹参接任承相，天天饮酒不勤政事，留下“萧规曹随”的名言。
其后以黄老清净自然之道与民生息，乃开文景之治的盛绩。到汉武帝之时，刘彻想干一番大统的事业，首先要求学术思想的统一，因而董仲舒以儒术治国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亦时势使然，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弘毅”精神，实为开创事业的动力。从此以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华文化的重心。
现代学人对儒家的态度
古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足证孔孟学说，是经过史实验证的思想，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其成为中华学术思想的主流，是必然的，二千多年来圣贤豪杰仁人志士相继而起，也是受了儒家的教泽薰陶，但自民国以后，有两派反儒的言行，在此加以述评。
异议者认为儒学经过二千年的沿习，已形成一个大酱缸，读儒书者都成了满身酱气的酸秀才，武不能抗敌救国，文不能经邦济民，是谓无用之人，所以国家才积弱不振，近代乃备受外侮，面临危亡险境。
我们承认，自北宋以至明清，儒学掺进佛学而为理（心）学，在上者要求尊君，以利其统治，处於师保之位者又只重读书，把六艺的礼乐射御略去，以书数为教学重点，甚至数学亦不提，仅教学生死读书，还要求学生静坐养性,确有积弱之势,勿庸讳言。
但就在这种大趋势之中，仍产生岳飞、文天祥、耶律楚材、王守仁、郑成功、徐光启、林则徐这些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们都是读孔孟之书成就的人才。个人曾想到假如让徐光启领导学术，中国的科技就不致远落西欧。即使因循至清朝道光年间，全国上下一致支持林则徐，则国家仍可发愤自强。由此可知国家强弱，主要是领导的腐朽问题，而非读书人的责任。酱缸之说不能成立。
孔子是圣之时者，主张与时俱进。政制法令，可因可革，天人合一，天下一家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是儒家思想，也是董仲舒的政见，个人以为：儒学合乎人性，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势将领导世界，日进无疆，垂诸久远。
附记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至前一〇四）汉·广川人（河北景县)是儒学的信徒，对春秋公羊传用功特勤。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授，三年不窥园，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时征贤良对策，仲舒根据经籍及史实提出具体意见，归结以孔子学说为数育及政事的准绳，得武帝赏识采纳。此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武帝与董仲舒的问对，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精实，文采可观，值得详读。
在行事方面，仲舒曾任江都王相，事易王。易王素性骄慢好勇，仲舒常以礼匡正，因而受到敬重。后来又因承相公孙弘的嫉妒，出为胶西王相。谬西王也是帝兄，更为狂暴，因素知仲舒之贤，终善待之，及去位家居，不问产业，专以讲学著书为事，被学者誉为醇儒。尝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恰为其人格的写照。
（作者系台湾台北中原文献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