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沦丧的道德与道德的沦丧

关于沦丧的道德与道德的沦丧
[ 2010/5/25 23:29:00 | By: 应学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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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沦丧的道德与道德的沦丧
中国文艺创作网看来对国民道德问题相当焦虑了，在首页头条“视点”栏目推出了“拿什么拯救我们的灵魂”专题并征稿，似乎是从媒体一系列有关低俗无聊的娱乐炒作以及“天上人间”事件引发的。这焦虑是有道理的。确实，当下中国在道德建设上是有些危机了，否则何以连国家主席都提出了那样简单到谁都知道的道德标准《八荣八耻》在全国做普及性宣传？当然，知道是一回事，能否真正认同和践行是另一回事。所以，国家主席提出这个，当然是基于当下人很多人忘了或根本不认同、不践行基本道德规范的实际情况。提出来加以倡导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回看一下《八荣八耻》就可大体知道我们社会哪些道德已经或正在沦丧。
“道德”是什么？其实道德也就是一套为大多数人认可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书面释义大致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八荣八耻》其实也就是道德规范中的一部分。
◎ 沦丧的道德
我们的道德沦丧了吗？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在汶川、玉树地震以及西南旱灾期间，中国善良的百姓中有许多人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捐助灾区？上至亿万富翁捐出世界少有的上亿元善款，下至街头乞丐乃至高度残疾的乞丐从破瓦罐或脏兮兮的衣兜里整出大把的零票子塞入捐款箱，且一边捐款还一边痛斥贪官的奢侈与荒淫。如此大爱，如此善恶分明，怎能不使人动容？笔者曾撰文提议应建立一个“山寨版”的“感动中国”评选体系。在自然界毁灭性大灾难面前，人们的恻隐之心和仁爱之心是很容易占据上位而引发出善举的。中国的百姓是善良的，大约也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不明真相”的“奸猾刁民”总是极少数的。
然而，当我们以三维视角来审视社会，我们又确实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一些人群中，在大体可称为所谓“精英”的中上层人群甚至学生中，一些人的道德确乎有些沦丧了——
首推部分官员道德沦丧（从中央级到地方）：贪污受贿数额惊人欲壑难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封建社会买官卖官的一套又回来了；制造假学历假履历；包养情妇甚至多名情妇，以MBA手段来“管理”；雇*凶*杀*人已成“现象”；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横眉冷对，以至于竟弄出类似《水浒传》中高俅陷害林冲那样龌龊的“钓鱼执法”，其官员道德沦丧可见一斑了……
知识界一些人道德似乎也沦丧了：大中小学校长中也出现了相当一些受贿腐败事件，有的甚至成窝案；某些教授竟然为晋升或争项目争科研经费抄袭论文；大学求实求真求异的科学民主创新精神基本消失殆尽，知识分子可贵的质疑、批判精神少见了……
一些学生（当然不是全部）似乎没了是非道德标准：写论文以抄袭粘贴为手段；一些女生卖淫三陪挣钱挣小车傍大款；异性学生随意同居家常便饭酿成事端；中学大学均出现不止一起的弑*师惨案；恃强凌弱的类黑社会、团伙也在某些中小学出现，犯罪低龄化呈明显趋势……
关于道德沦丧的现象大约不是本文可以穷尽的。虽然它似乎只发生在“社会中上层”的一部分人中，但正由于这部分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偏上，所以对于社会各阶层机体的腐蚀、侵染作用是巨大的，导致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 道德的沦丧
分别出自于《道德经》和《周易》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说明中华民族讲道德之风是源远流长的，连乞丐都拒绝“嗟来之食”更证明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自古深植人心。然而，什么时候起，我们的道德开始沦丧了呢？——知道何时、何地、何因导致道德沦丧，我们才可能重新捡回我们的道德。
中国道德沦丧的情况始于何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儿吗？一些人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一味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引导人们追求财富，忽视“政治挂帅”，所以才弄的人心不古。然而笔者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如果仅仅认识到此此，那就太过片面了——难道退回到文革和文革前才是好的？——历史不是那么简单，而开历史的倒车也是绝不可能的。
远的不说，明显的道德的沦丧应当始于大革中国文化之命的“文革”，发展于后来每一个政治高压时期之后。
1、传统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遭遇彻底解构。——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清楚地记得，文革开始，所有中国传统文化道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构。“尊师重教”没有了，父母与子女间亲情由“阶级情”替代了，典型的话语是“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子女“以革命的名义”揭发“反革命”的父母；夫妻、恋人、朋友则“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揭发、出卖；在历史上对广大黎民百姓在道德教化和灵魂救赎方面一直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国内外宗教遭到了最彻底地批判和摧毁，寺庙教堂被砸、和尚、牧师遭批斗，“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当年“除四旧”照片至今网上可以搜见。而“放屁”可以入正式发表的领袖诗词，“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可以编入“革命歌曲”唱响在小姑娘的口中成为登台舞蹈的流行歌曲，这也是始于文革的……美丑善恶的价值标准已经不知究竟是什么了。而文革中以“梁效”和“两报一刊”为首的假大空文风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某些官员的行事作风和文风仍然劣习难改，弄得习近平最近还在中央党校大讲文风问题。
2、文革中客观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马克思说过：人是复杂矛盾的统一体。这话是不错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恶两面，人因受教育以及社会道德价值的约束，经常抑制着“恶”的一面。所以从古代一直到现代的刘少奇都倡导人们要“慎独”，亦即当一个人独处或独处于另一个陌生环境中时，往往容易暴露出灵魂深处的自然属性或曰“恶”的一面，故应“慎独”，亦即自我遏制不道德的私欲。但文革不仅使道德价值和规范彻底解构，而且连社会约束也彻底解构，政府机构瘫痪了，公检法砸烂了，党委“踢开”了，解放后善良的中国百姓非常敬重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成了“走资派”，围绕造反派组织“夺权”前后开始的武斗则使客观上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极致——文革这只无形的大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被囚禁在人们灵魂深处的邪恶兴高采烈地纷纷跑了出来……笔者此说基于如下目睹耳闻的事实：
文革中一般性的武斗我们还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捍卫某种路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但在武斗中竟然运用如日本鬼子侮辱和残害中国妇女的手段去虐杀并侮辱一般群众（借口疑为对方的“探子”），其行径不忍书写不堪入目；吊打甚至用最原始的刀、矛虐*杀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方群众；这应当与“革命”和“捍卫”什么路线无关了，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人灵魂中“潘多拉的匣子”被无政府主义打开了，人性中那些具有原始本能的邪恶与欲望的魔鬼被完全释放了出来而张牙舞爪了……文革中一度盛行的“五湖四海”战斗队——实际是社会乌合之众纠集在一起的偷盗抢团伙，因其打着“革命”的旗号，公检法也不敢随便打击他们，于是在某些城市街道上兴起了群众自发组织的巡逻打更自卫队——“哐——哐——”，历史似乎退回到了民国初年……这便是“潘多拉的黑匣子”被打开、道德价值完全颠覆的结果。
3、如何再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来是中国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信条，历史上这类真正为信念和民族前途而舍身取义的“精英”举不胜举。也正因此，所以文革中很多人很容易地就“被卷入”了这场“革命”。可是当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拉下马，毛“最亲密、对毛最忠诚”的林彪取而代之然后又出人意料地叛逃国外而摔死时，那些笃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突然感到被着实耍了一把，不知文革在忙些什么，更不知无数在文革和武斗中丧生的人是不是太过无辜而毫无价值。人们该相信什么？信仰产生了危机。从此很多人纯真的“革命”热情开始降温，懒于谈论和关心“革命”；社会上人们一度学木匠成风——都去忙着打家具经营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去了。在客观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情绪下，许多人看到机关、工厂无人管理，便将可能烂在外面的有用的木头、钢管、办公用具甚至铁锤老虎钳等物品“拿”回家来，当时流行语叫做“捞油水”——不捞白不捞，其实就是“偷”或曰化公为私。
4、行贿受贿自文革始，当时叫做“烧香”或曰“开后门”。随着“革命委员会”即代政府的成立，无政府主义渐渐消隐。这时上大学或曰知青招工回城说起来是“群众推荐”，但最终都得领导批准——行贿（那时又叫“烧香”）请客吃饭送礼之风由此盛行起来。我们现在不齿的“性贿赂”或曰“性索贿”也开始于文革。在农村或知青农场，或索贿或行贿或强迫，反正以“性”为交换的勾当悄悄兴起，至今在某些女性朋友心底深处还留有当年的隐痛。凡做过下放知青的大约都能说出几个当时传闻的此类“故事”……
5、政治*高*压迫使人们只能关心小家与实利。尽管如此，善良和正义还是与私欲同时存在的,在一些时候善良和正义在大多数人心中仍占着主导地位。所以这才有了1976年的“悼念周总理”的4.5-TAM运动以及后来众所周知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然而在无法抗拒的高*压下，学生和有关仁人志士彻底地败下阵来……于是，有的人消极沉默了，有的人后悔了，有的人改信基督教做善事去了，国家大事也懒得去过问了，更多的人倒是一头扎进了追求财富的“事业”中去了，莫谈国事只管挣钱不会犯法，面对强大的政*治*高*压大约也只有做此选择了……
6、发展是硬道理，但忽视了发展的“价值取向”，加剧了道德的沦丧。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力，这肯定无可非议。为了不争论“姓社姓资”这令人头疼的问题，邓公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肯定也是有利于国家免于无谓的“主义之争”而致力于实实在在谋发展的策略。但“主义”可以不争，发展的道义价值取向却是不应该不注意的——而这重要的一点恰恰被真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不论什么性质的“发展”掩盖了一切，“经济效益”以及地方官创“政绩”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一切只为“发展”，只为完成任务，一切只为经济效益。于是——不择手段，从教育，到企业，到房地产，到媒体等文化产业，乃至政府行为。道德的价值取向在“发展”大旗的掩盖下荡然无存。某些地方政府或大企业盛行的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鲜明写照之一。
于是，在有着实实在在权力的官场腐败“榜样性”侵染中，在“发展”大旗掩盖下为公为私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的泛滥中，在上述种种历史因素的深远影响下，所谓“信仰”那是天晓得的事儿，相当一部分即使入党也仅仅是为了谋取个人某种地位的巩固和升迁，与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并无多大关系……并没有人公然提倡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男盗女娼，但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的的确确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严重扭曲……
我们的道德就是这样沦丧的。
◎ 拿什么拯救我们的灵魂
窃以为，行文到此，大约已经无须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何时、何地、如何丢失了我们的道德，完全可以原路回溯重新将它找回来以拯救我们的灵魂。
当所有行业在“发展”中坚持“义利并举而以‘义’字当先”时（媒体与娱乐行业应带头）；当评价发展之官员政绩能将“义”作为一票否决的标准时；当实现了对官员普遍监督有效实施而官员能在监督中实现廉洁奉公时；当教育中的“功利主义”被批到臭不可闻时，我们的道德才可能会被重新找回，我们的灵魂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救赎。
而在中国，政府行为无疑是具有权威性、表率性和导向性的，制度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而政府的化身是官员——所以，拯救我们的灵魂，政府、官员的表率引领作用无可否认的，体制改革促使社会价值取向的拨乱反正有着不可替代的根本制约导向作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足矣说明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媒体娱乐行业严守“义利并举，义字当先”的准则从正面推波助澜而非为利驱使随波逐流这更是行业道德操守之要义。不知舍此可有它途？那种认为“再来一次文革”或简单地认为多多提倡“政治挂帅”就能使社会重新变得民风淳朴，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义”者，道德、正义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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