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智囊团“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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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智囊团“三剑客”
来源: 南都周刊
被誉为央行智囊团“三剑客”的李稻葵、周其仁、夏斌三位委员上任后,与之相伴的是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央行年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被誉为央行智囊团“三剑客”的李稻葵、周其仁、夏斌(从左到右)。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严冰
李稻葵 47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加息问题:观点折中,即视情况而定,如CPI是否超过3%。
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主动调整是缓解人民币压力的途径之一。而具体的调整时机,应选择在9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周其仁 60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
加息问题:主张立即加息,尽快退出刺激政策。
汇率问题:人民币的低估是造成中国经济面临通胀的主因。
夏斌 59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
加息问题:不应因为一个月的CPI走高就采取加息措施,加息能够有效抑制通胀还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汇率问题: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位委员上任后,与之相伴的是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央行年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他们的存在会让央行听到更多的见解,但鉴于目前央行的独立性,很难说是他们促成了“紧缩”,还是“紧缩”选择了他们。都说今年是更复杂的一年,他们成为焦点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是错综复杂形势下市场的茫然,公众对自身财富的关注。
“受命于危难间”,作为能够对高层经济决策发挥影响的学者,他们将如何扮演任期内的角色?
“年轻人对于房价上涨的不满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决策者在楼市调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信号和承诺也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在12个月到18个月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价格调整。”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的“破解迷局:聚焦中国宏观政策”论坛上,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说出这番话时有些激动。
坐在台下的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频频点头,这一幕,被媒体形容为两人的“清华共识”。在随后的发言中,作为开发商的潘也同意一年后房价将会调整的观点。
两周后,同为央行货币委员会专家委员的夏斌,也在某论坛上表示,房地产调控的效果正在显现,房市调整将持续2到3年。
就在央行公告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的当天早上,周其仁的博客作了更新,贴出了一篇题为《刺激政策必须退出》的文章。
“以周其仁的性情,可以毫不含糊地直言前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严重失当的。”周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
周其仁观点鲜明,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成功有代价,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进入货币委员会以后,周其仁连续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关键字皆为“货币”、“汇率”、“央行”这些当下“敏感词”。在近期的汇率与货币系列文章中,他更是抛开吸引眼球的“口水”层面争论,以学者的身份,向公众阐释“真实的央行”。
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只是咨询议事机构,此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但在CPI不断攀升、通胀压力加剧、加息预期日强、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不散的微妙时刻,首次扩招三名学者,体现央行希望听取更多来自学界专家意见的同时,也被坊间解读为货币政策实质转向铺路,预示着中国货币政策将由宽松转为适度。
“哈六”,“不称职的司长”
1986年春天,长期研究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经济问题的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到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有钱颖一、王一江、许成钢、李稻葵。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出现在课堂上的还包括邹恒甫和胡祖六。
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李稻葵和他的中国同学被这位同时影响东西方学术界的大师深深吸引。能够坐在西方的课堂里了解东方,让这些中国学生感到兴奋。
作为诺奖得主马斯金在哈佛亲自带出来的博士,李稻葵与其他五位中国同门并称为“哈六”。
80年代中期,李稻葵前后,钱颖一、许成钢、王一江、白重恩、邹恒甫等一起留学哈佛,当年的几位同学如今都已声名赫赫,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中坚。2007年,马斯金和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奇、迈尔森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马斯金的中国学生“哈六”也被推到聚光灯下,这刺激起外界对他们的想象,“哈六”们都还有清醒的自我认识,比如邹恒甫曾发文称“哈六”们仍然只是三流学者。
李稻葵与他的同学在哈佛苦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间,美国实现了利率的完全市场化,此时身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夏斌,正忙着撰写一篇关于我国金融市场形成道路的论文。对金融深化步履艰难的不满足感,让他觉得中国需要一个较健全的金融市场。
坐了8年的“冷板凳”后,机会终于来了。1993年7月,夏斌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市场传言他带着中央给的几十个亿来救市,一直下跌的股市开始翻红,虽然夏斌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在他手里深交所撑起了中国内地股市的半壁江山,多数中国人从那时候开始知道夏斌这个名字。
3年后,夏斌调回央行,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几年间,他将负责监管的239家信托公司削减到五六十家,这么大的动作在他的协调下没出大乱子,夏斌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信托老船长”。
但把一些银行业务分离出去,必然触及底下分行行长的实权,所以有人给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写信,指责夏斌是“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在经历监管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后,2002年,夏斌选择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任所长,专注学术研究。
国内金融业界流行一个说法:在学术界、实务界、监管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只有“老夏”一人;他是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的“稀有动物”。
对于周其仁来说,1986年亦不寻常。从当时四通公司发展部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们私自影印的张五常的两本小书,让周其仁知道了科斯、阿尔钦等现代产权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此后多年,他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产权的改革与变迁。
当年,周其仁和戴小京带着浓厚兴趣投入到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之中,合作执笔完成了研究报告《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记录了他们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正是这份调查报告为他带来了到社科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的机会。
此后,周其仁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兴趣多年未减,“因为全盘公有制以后,究竟怎样重新界定农民私人的权利,是一个全人类都没有经历过的难题。”
稳定货币,不要让人“发飘”
2004年1月,清华推出“百人计划”,李稻葵受聘为全职教授,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7月4日,他正式上班,从此成了清华的普通教师。
当时,李稻葵回清华任教踌躇满志地想做两件事:让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现代化;用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李稻葵走出清华经管已近20年,其间不断在各个大学流星转换,体验过360多年的老牌私立大学,也经历过短短十年内崛起的公立大学,他总是下意识地把它们和清华及清华经管学院作比较。
在他的眼里,中国是唯一有可能提炼出对世界经济问题具有影响力的大问题的经济体,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出超越他们这一辈的人才。
初回清华的日子,李稻葵和学院其他老师一样,朝来晚走、沉于教学与科研,中午和同仁们在咖啡厅借午饭时间小聚。而隔着一条马路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里,周其仁正向郎咸平发起一场“对战”。
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最终上升到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一向“不喜欢热闹”的周其仁罕见地在媒体公开回应郎咸平。
郎咸平指责格林柯尔收购科龙钻了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空子,侵吞国有资产,声称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研究了二十几年产权问题的周其仁坐不住了,他认为,企业不是因改制而让私人企业家钻了空子,反而是没有及时改制才导致痛失江山,要是真按郎的路线走,而自己一句话也不曾讲过,日后会后悔。
“原以为国企改革就是需要实践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尽然”,随着争论的持续,周其仁改变了想法,“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
在一场主题为“学术与人生”的座谈会上,周勉励台下学生:人生就是听从自己的兴趣,通过一个个的关键“点”偶然地,又必然地将自己的人生连起来。功利的谋划不仅会限制视野,更会分散大量精力,甚至引起紧张浮躁的情绪,使人不能把握好面前的机会。
2005年,《南风窗》评选出的“公益人物”榜上,周其仁赫然在上。颁奖词这样写道:近来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大众的信任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群体所采取的立场,为既得利益团体和富人立言导致了他们在大众心目中失去了公正性和独立性。
周其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虽然与商界关系密切,经常从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这种倾向来源他的自觉和学术观念。
早年研究企业改制,为了体验商业操作,他曾经担任联办投资部的总经理,真刀真枪地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也曾在一些企业中担任顾问等职。而如何变革滞后的土地制度,为中国农村发展排除障碍,是这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一直思考的问题。
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其学生曾经回忆,“小凯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在很多公开场合,周其仁回答媒体提问之后,总是不忘补充一句:“我说的请不要报道。”他更愿意自己的想法以公开演讲或发表专栏的形式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周其仁不仅关心数字和宏观面,也关心着微观意义上的个人。
谈到经济过热时,他曾经痛心地说,资产价格飙升对中国人力资本造成极大冲击。“赚快钱心理侵蚀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工作伦理,似乎人好好地工作没有意义了。很多人炒股经历过1000点到6000点的,很难回头好好上班,他不觉得上班有意义了。”
在周其仁看来,商人摒弃如何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是对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毁坏,而宏观稳定的重要,特别是货币稳定的重要性,就是不要让人无端地发飘。
就像周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言中所写: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经济学家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
自诩为政策经济学工作者的夏斌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成功的政策经济学者,重要的是不仅要有学者的理想主义,还要有一份责任心。”他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用之学,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位曾经在央行“削权拆庙”的司长,写出了《中国私募基金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让一直潜伏于地下的私募基金露出了冰山一角。
在政府和业界尚未对金融控股公司问题引起充分重视时,2001年他再一次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研究第一人的角色,出版了《金融控股公司研究》,大声疾呼,银行混业经营要慎行,搞金融控股公司是现实的选择。
寻找更优路径
回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经济学业内人士,知道李稻葵的人很少。时下,他已是国内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他更喜欢自谦为“经济学者”,他屡屡高调“唱多”中国经济前景,去年抛出的“中国经济总量超日本”等观点多次引发学界热议。
现在,李稻葵的连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许定波,经常在介绍自己时顺带出李稻葵,在EMBA的课堂上,时常拿他调侃说事,权当给学生放松。
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改变,现在他的时间被各种内部会议占用,手机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短信回复,很多原本邀请他发言的论坛,因为身份敏感不便出席,放有他名牌的桌子始终空空荡荡。
自称家里平均每个房间2.33个人的李稻葵,常开玩笑说自己的住房标准严格处于清华硕士生和本科生之间。家中人头多空间小,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半个家,困了就睡在长沙发上,办公室里从提神醒脑的茶到休闲放松的音响,一应俱全。
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李稻葵的提案就是关于房地产,要解决中国高房价的难题,他甚至呼吁必须进行“二次房改”。
六岁时,李稻葵就随在外交部工作的父母下放到湖南、江西等地的“五七干校”,少年时期动荡的经历多少带给他内心深处的漂泊感。
1999年,李稻葵受聘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百人十年”系列访谈中接受采访时,题目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节目播出时配发了一幅他摊开双手略显有些无奈的照片。他觉得,访谈图文辉映将自己的前半生表达得颇为贴切。
回清华前他一直租房而居,直到2005年,他才在北京置下生平第一套物业。李稻葵自然希望有足够大的房子,可在北京尤其是清华一带想买到合适的房子不是简单的价格问题,课堂上和文章里演绎了无数次的“转型经济中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这一现实落在自己头上,多少有些无奈。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李稻葵更是姿态鲜明地表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走过世界上多所大学的李稻葵认为,所有研究型大学无非就是三件事: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前两件无需解释,所谓社会服务,包括参政时事,发表评论,对重大案件参与分析,讨论事故原因等等。
李稻葵的导师马斯金是对策论领域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将非合作博弈引入机制设计理论。马斯金到访中国时,曾提出中国经济强大必须做好三件事:解决分配不均;政府要从市场中抽身出来;人民币汇率要依据市场来调节。
对于汇率问题,李倒是不同意导师的观点,他和夏斌均认为,不能屈从于某种压力而推动升值,但他们都承认,人民币要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上。
来自导师的影响不仅仅是观点,而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马斯金去听演讲,不但能很快听懂,而且在演讲者刚讲到A时,就推到他想说的B,不仅于此,马斯金还能给出直接从C讲到B的更好建议。
这种选择更优路径的想法,李稻葵一直潜意识地在模仿导师。
对于当下中央大力调整的房地产业,李就认为:在保证住房的基本需要与提供投资渠道两重职能中,前者远比后者更重要。确立了这样的基本假设之后,“应该抛弃简单的意识层面的争论,实事求是分析解决问题。”他强调,“管理投资需求,是应该的。”而房贷新政是政府合理的灵活调控手段,不能叫做“干预”。
央行最新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将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地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这是央行首次明确表达有意改变目前的汇率形成机制。夏斌认为,报告重申人民币汇率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说明人民币汇率即将有所变动。周其仁在近期很少谈到汇率问题,几年前他的看法是,人民币缓慢升值会导致热钱不断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加大,加大通胀压力,因此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缓慢升值好。
如今,鉴于角色的转换以及目前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三位委员上任后极少公开评价货币政策。根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委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违反规定透露货币政策及有关情况。
但是作为央行的智囊团,学者们的观点决定着谏言倾向,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未来决策的导向。货币政策这个宏观经济的“调节器”,一旦发力撬动的将是诸方利益。很多市场人士就将学者委员的公开发言,理解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某种信号。李扬、樊纲等历任委员的言论都曾引发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
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很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外部风雨飘摇,里面炉火中烧,升值与加息的两大猜想折磨着A股一次次深幅调整。三位委员上任后,与之相伴的是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央行年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他们的存在会让央行听到更多的见解,但三人观点的分歧,似乎也难以过高期望他们对决策的影响,鉴于目前央行的独立性,很难说是他们促成了“紧缩”,还是“紧缩”选择了他们。
当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多重微观目标时,考验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做出选择的坚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