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昭根：什么让菲律宾美式民主蒙羞？

　　 致命打击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获得独立，此后菲国公民权利逐渐扩大。独立后的头15年里，菲经济发展迅猛，菲律宾曾是二战后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出现，呼唤政治结构的变革：那些想要保护国内市场并得到政府赞助的新企业家，和那些希望经济向外国的竞争与投资更加开放的专家官员、自由商人相持不下，可是菲律宾立法机关腐败无能，人们对那个由地主占支配地位的狭隘且妨碍议案通过的国会普遍感到绝望。传统政治家族对权力的垄断、战争的破坏和菲国发展过程的政治化，最终延迟或阻碍了菲国政治结构的变革。

　　1965年底，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上台。他担任总统初期大借外债，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在其任内，公路和学校普遍兴建。1969年，菲共在中吕宋建立新人民军，发动叛乱，而马科斯再次当选总统，成为菲律宾独立以来首位实现连任的总统。他第二任期最大的特点是内乱陡增。1972年，在马尼拉发生一系列爆炸后，马科斯警告说，共产党将推翻政府并宣布军事管制。马科斯的独裁，给予菲律宾民主最致命的一击。

　　其实，马科斯上台之始，全国上下曾对其寄予厚望，可他却走上了腐败不归路：仅从日本公司就收受450万美元的回扣，甚至总统府明文规定，每进口一箱鱼罐头，必须给总统1500比索的捐款。马科斯中饱私囊后，常说：“放心吧，你们要什么样的法律，尽管告诉我，我就会让国会通过。”这样，大小公司争先恐后地想法让马科斯家族的人充当“保护伞”，然后偷税漏税，非法牟利。越战期间，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拨款2200万美元，但马科斯同时又向国会要求拨款，并将其全部据为己有。1984年世界银行的一个秘密报告称，1978~1982年世行给菲律宾贷款137亿美元，其中31亿美元后来不知去向。一个叫维娜格兰的美国影星和马科斯有染后，拿着录有马科斯内幕的磁带大敲马科斯的竹杠，一共要了上千万美元。

　　马科斯独裁期间，其家族及朋党对国家财富大肆侵占，成为了“发展”和“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马科斯政府并不是把商业合同、补贴、信贷公平地让各个企业来竞争，而是根据它们和第一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私相授受，一些政府工程的所有回扣加在一起，高出总承包价格的80%。对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的亲信来说，一项工程就能使他们暴富起来。长期以来作为菲律宾社会特征的庇护关系和对个人效忠，在马科斯统治时期膨胀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

　　在主要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马科斯统治下的“发展”必然是畸形的。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模仿韩国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由于行政腐败和管理混乱，成为走私天堂和坑害消费者的投机市场。腐败使菲律宾早在1981年就发生金融危机，比1997年泰国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早了16年。马科斯时期菲律宾的经济增长更多体现为马科斯家族及其集团的财富增长。马科斯执政20年，其家族和手下转移到国外的财产多达200亿美元，而当时菲全国一年的财政支出仅为33亿美元。马科斯家族带头搞腐败，导致全国每年有40%的国民财富被各级官员吞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在实行军管法期间，收入与财富分配更趋恶化。排斥民主的结果是让广大的菲律宾民众饱尝经济动荡和社会分化之苦。

　　独裁统治还让菲律宾错失一次又一次的保持经济增长的大好机遇。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一波产业转移浪潮到来，菲律宾原可凭借其进口替代工业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出口替代工业。然而，菲政府却继续固守和保护本国日趋市场饱和的进口替代工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二波产业转移浪潮到来，许多东南亚国家抓住时机，相继颁布有关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与法令，推动了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菲律宾虽然也颁布相似政策，但马科斯政府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发展外向型工业，而是继续扶植其朋党控制的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因而丧失了利用国际资本转移的第二次机遇。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因日元、韩元、台湾新台币对美元升值等原因而引发的“亚太资本”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第三波产业转移浪潮中，菲律宾又因国内政局动荡、治安紊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开放政策执行不力，政府效率低下等原因再一次错失机遇。痛失良机的主要原因是以垄断为特征、依靠政府特权经营的进口替代部门背后的菲国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拦，更是因为没有实质民主，使得体制内部无法形成可以算得上改革派的政治势力和派别，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政策的顺利转型，正确、有远见的意见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地被采纳。

　　为了维护独裁统治，马科斯不得不依靠军队。而在实行军管后，军队成为管理政权、治理国家的核心支柱。为笼络军队，马科斯不断扩军并大施恩惠。1972年到1981年间，国防预算从3600万美元增加到8.63亿美元，陆、海、空三军加上国家警察军，国军的总兵力从5.63万人增加到15.63万人。为确保所有高级军官对他忠诚，他下令所有将军和65名上校军官定期参加政治集训班，把“忠君思想”作为主训课、必修课和考核课。利用乡土观念，他在三军及保安部队中提拔的将军级官员90%都是他的家乡依罗戈人。外省人私下讽刺道：“要在马科斯的天下做高官并不难。只要找个依罗戈老婆，生个依罗戈孩子就成。”军人的地位和待遇比其它职业高出不少，甚至被允许经商牟利。这样，菲国的军队尝到了政治权力的甜头，同时高级军官成为国营或马科斯家族及其亲信公司的头目，这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由此对菲国民主政治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凭借自身的武力特性随时对政局产生影响，而各种政治力量和政党出于利己目的，常常践踏民主和法律，寻求强大而又没有完全职业化的军方支持。频发的军事政变似乎已经成为菲律宾民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独裁政权“稳定”表象之下，社会断裂逐渐显现。独裁政权依靠军队、感恩戴德的朋党和专业集团一党独大建立了专制统治，社会矛盾和政府的失能都在“稳定”和“发展”中被掩盖起来了。1960～1970年期间，菲律宾GDP年均增长5.1%，1970～1976年期间为6.3%，1973～1979年间，曾达创纪录的6.9%，高于联合国规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然而，主要依靠债务和垄断维持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势头连年下降。80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所引发的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下跌，全面恶化了菲律宾的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马科斯终于撑不住了。以1983年8月阿基诺被暗杀事件为导火索，菲律宾国内燃起了对马科斯的强烈不满，经济、社会和政治陷入动荡。1984～1986年菲律宾积重难返的经济和失败的工业化模式全面崩溃，1984、1985两年经济增长率均跌至-7.3%，198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0%。1986年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运动一举把马科斯赶下台。“强统治”之下的“稳定”与“团结”，正好比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坍塌起来居然是如此之快!

　　艰难与反思

　　菲律宾在经历马科斯21年的独裁统治后，民主政治发展一落千丈，要想恢复昔日的风采殊为不易。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与西班牙、美国的殖民统治一样均对菲律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有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世人反思。

　　首先，独裁的阴影不会随马科斯的下台而消失。菲律宾许多街道、公园、政府大楼、医院、学校，甚至城镇都是用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命名，学校使用的旧教科书上有许多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内容，甚至把他同耶稣基督和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相提并论，称他为“菲律宾之父”。许多人要求政府对马科斯统治的这些残留痕迹进行彻底的清扫，如同二战后东西德彻底扫除纳粹余毒一样。而支持马科斯的人则谴责政府企图抹杀马科斯的成就，否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阿基诺政权尽管走完了民主政治程序，所恢复的却是较为软弱的自由体制。关于马科斯地位的争议继续撕裂着菲律宾社会。独裁对国家能力的侵蚀及对社会凝聚力的瓦解，造成了今天菲律宾持久的政治危机。

　　其次，由于马科斯实行军管，军中诸多中高级将领或与他有胞泽之谊，或有提携之恩，这种影响在马科斯下台后仍然存在，再加上军队改革运动的军官在马科斯下台中功不可没，导致军队对政治的介入尾大不掉。甚至1987年通过的新宪法，也过高地评价了军队的作用，将其说成是民主制度的保护者，因而助长了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包括军队改革运动在科拉松·阿基诺1986~1992年执政期间以改革为名7次发动哗变，这种政治意识和行动对多党体制的制度化和民主的巩固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三，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体制内的各党派一直没能彻底解决共产党和穆斯林武装等反对运动对抗中央政府的问题。21世纪初宗教极端势力和具有跨国背景的恐怖主义等的渗入，加深了菲律宾社会的分化。总之，菲律宾的危机是由转型危机、合法性危机、社会分裂危机、国土分裂危机、主权被侵蚀危机等等综合体现出来的。这些内部冲突不仅意味着国家的体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说明社会也处于分裂状态。这为有野心的军人和政客干预政府提供了机会，也使国家严重地丧失了民主的资源。

　　最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给菲律宾留下一个烂摊子。独立后，每一位总统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头痛的经济问题，棘手的土地问题，难以对付的南方穆斯林问题和地方政治寡头问题;政府机制暴露了贪污腐化、行政缺乏效率、裙带关系、政治暴力与欺骗等弊端。国家经济基础脆弱，政治基础又狭隘，社会的整合是分散的、集团的、帮派的，靠对立面或几个庇护人来维持，而非内在的全国性整合。

　　尽管殖民主义者走了，马科斯被废黜了，但菲律宾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未改变，也没有解决那些导致经济与政治机构陷入危机的问题。接替马科斯的新政府继承了同样的政治经济构造、同样的社会传统以及财富与政治权力的联系，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独立、平等和法治却显得稀少与珍贵。这种局面下的选举只能是“3G”式选举，即枪（GUN）、暴徒（GANGSTER）与黄金（GOLD）。在社会经济结构，在所有制关系，在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等深层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上，都有待一场深刻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