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志刚 留法勤工俭\

■　胡志刚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由来和发展
《党史文苑》2006年第8期　　
　　［摘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留学运动。本文着重剖析了此次留学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并根据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及不同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将这一运动划分为酝酿和平稳发展、波澜突起和矛盾激化、艰难中发展等三个阶段，予以客观地评价和认识。
　　［关键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代背景原因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胡志刚（１９７２年１２—），男，天津城市建设学院讲师，硕士。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主权一分分丧失，危机一天天加重。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力图改变这一现状。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旨在追求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梁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伴随着近代化发展的艰辛历程，先进的中国人逐渐了解外部世界，开始懂得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文明和思想观念。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加大向西方学习的力度
　　近代工商业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同时，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欧风美雨驰而东，人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相对客观和公允了很多。一些进步青年学子强烈地意识到：近代中国之所以处处受气，主权尽失，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都落后了，专制保守的中国不可能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要想改变现状，成为少年新中国，就必须改革，而最好的老师即是欧美诸强，以及通过维新变革摆脱民族危机的近邻——日本。正如容闳所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１８７２年秋天，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３０名幼童赴美留学。１８９６年，驻日公使裕庚派员到江浙招收１３名学生赴日留学。次年，派遣１０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留学。之后，出国留学者日益增多，赴日留学者更是与日俱增。
　　
　　（二）北洋政府军阀专制，穷兵黩武，教育事业举步维艰
　　清政府虽然于１９０６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由于内忧外患，民生无计，教育事业根本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更是捉襟见肘。１９１８年《教育杂志》专门刊文称：“自民国三年至五年，政治之变端迭甚，财政上发生极端困难，教育因之根本动摇。” ②
　　１９１５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仅存８６所，其中大学１０所，专门学校和其他学校７６所。而这１０所大学也仅有预科专业。袁世凯为了筹集复辟帝制资金，将教育经费削减近１７０万元，仅大学预科经费便从２２５万元减至１３０万元左右，减少了９５万元。四川、广西、云南、安徽、湖南、江西等省的教育支出皆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其中安徽由前一年的５８万元减至３４万元，湖南由２９８万元减至１６５万元，云南由１５２万元减至９６万元。
　　到了１９１８年，情况丝毫没有改观。这一年，全国公私立中等学校有１１７，７４０名学生，而同时期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仅为１７，２６５人。对于数以十万计的各类中等学校学生而言，升入大学的机会太渺茫了。这其中，山东、湖南、云南、安徽等省的情况尤为突出。以云南为例，全省的高等学校学生仅有３２人，而同期的中等学校学生有３，８４１人，１：１２０的悬殊比例，可谓空前绝后。③
　　
　　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的原因
　　
　　为什么“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设想能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为什么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掀起赴法留学的热潮？实事求是地剖析和认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研究的重要前提。
　　
　　（一）赴法勤工俭学在经济承受能力方面的宽松要求
　　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出国留学难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公费留学条件苛刻，人数极少。虽然晚清政府选派的留学生从幼童、秀才到举人都有，但民初之后，条件日益严格。１９１６年官费留学生章程明确规定留学生学历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或任大学教员两年以上者。大批的中等学堂毕业生连入国内高校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又哪能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资格呢！自费留学虽然条件较为宽松，但花费昂贵，非普通百姓所能承受。
　　正是由于出国留学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以至于华法教育会提出可采取勤工俭学的方式实现留学法国的主张时，也将费用低廉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反复阐述。他们称：“勤工俭学生，只须船费百元，治装费百元，及到法后预备费二、三百元，到工场后就可自食其力”。④在华法教育会编辑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会说明书》中，更是将赴法勤工俭学描述成举手可得的易事：“自费赴法者，往返须自出四百元。惟到法后可自择工作与工价之较优者。每日约可得工价三元或仍可至四元。”如果连二百元也筹备不到的话，则“可向朋友或机关借贷之”，而这笔在国内还被穷学生们视为巨款的赴法费用，到法国后，除去生活所需外，只要工作三至十个月即可全部偿还。而且，可“日间作工，夜晚受课”，或从事数年工作之后，入专门学校，进行俭学。⑤生活、事业两不误，多么诱人的计划啊！
　　
　　（二）广大青年学生在情感上对于法国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民主程度的认同
　　经济问题固然重要，但青年学生对法兰西的情感认同也不容忽略。１９１５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无情地鞭挞封建礼教，鼓吹新思想，倡导新生活，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影响空前。“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的青年间真如摧枯拉朽一样，和盘倒溃了下来。” ⑥一向以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大力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楷模。在他们看来，“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由法国，近又战胜德、奥，其人民性质与吾国颇相似。吾人留学，不但专重学术，尤在取得其社会观感，以为本国改良之用。……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查。” ⑦各地的勤工俭学会在阐述选择赴法留学的理由时，则提出法国“实行国教分离”，“教育之观念，最适于中国”，且“学费廉”，“求学易”。同时，法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水平均很高，“而发明新理之毅力，与各类学问之博通，均以法人为最著。” ⑧
　　
　　（三）近代社会思潮，尤其是工读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过去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思想逐渐为进步学生所抛弃，他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并希望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一背景下，由泛劳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工团主义”演化而来的工读主义一度在中国知识青年中产生很大的共鸣。不少青年学生急于改造中国社会，便把这种实质上是空想和改良主义的“工读主义”当作济世良方。正如周恩来所说：“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⑨
　　
　　（四）中法两国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
　　为促成大批青年学生赴法留学，中法两国社会各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华法教育会的作用尤为突出。１９１６年６月２２日，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和数十位法国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其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而“介绍多数中国留学生至法”则是其会务计划的主要内容。[10]从１９１７年开始，华法教育会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分会，并创办了各种类型的留法预备学校。在他们的宣传鼓动和直接组织下，迅速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勤工俭学生抵法之初，求学、做工等事宜也主要由华法教育会负责安排。华法教育会实际上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领导机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１年初。
　　 　　通过大批学生赴法留学，将法国文明渗透到中华文化之中，同时培养亲法的社会精英，“谋经济的发展于中国”，[11]是符合法国利益的。因此，法国从官方到民间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并给予了诸多便利和支持。
　　中国各省市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河南省政府决定“用招生办法每年招赴法勤工俭学生一次。每次限二十名为定额（本省籍），程度中学毕业以上。每人给予津贴七百元（限于一次）。”[12]四川、山西、福建、广东、安徽等省市也有类似的奖励措施。加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确实资助了一大批学生得以赴法留学。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历程
　　
　　从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７日第一批９１人赴法，到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最后一批１３４人离沪，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约１９００人到达法国，开始勤工俭学生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０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酝酿和平稳发展阶段
　　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北京留法俭学会重新成立。５月２１日，北京华法教育会成立。５月２７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在宣武门外储库营民国大学内开学。此后，各地的留法勤工俭学组织和预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到１９１９年３月，各地预备学校“已成立者将近二十余所”。在华法教育会倡导和组织下，大批学生陆续抵达法国。
　　这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时期。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学生们大都进入工厂做工或进学校求学。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１９年到法的约６００名勤工俭学生，４００人左右到工厂“勤工”，其余的则进入各类学校补习法文。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做工，主要集中在钢铁、运输、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地点则遍布全法国。由于缺乏专业技能，绝大部分勤工俭学生只能做收入较低的勤杂工、临时工和苦工。
　　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尚能谋生。若不怕吃苦，勤于做工，并合理安排生活，温饱问题是不难解决的。部分学生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有了一些积蓄，便进入学校，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俭学生活。如聂荣臻，１９２０年６月起到工厂做工，有了少量积蓄后，于当年的秋天进入胡廼尔中学学习。等到了年底积蓄将用完的时候，又找工厂做工。“手头有钱，就进学校；钱花光了，又赶快做工。这样反反复复，做工，读书，就是我们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特点。”[13]
　　对于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与国内一些人所持的疑虑、观望或否定态度截然不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持明显的乐观倾向。他们认为，勤工俭学的可行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学生到法国去。吴稚晖公开称，“要有两万人到法国留学方好。”李石曾对此极为赞同，说：“乍听此数似乎是很大，实在也是可以作得到的。近来在法国的一千个学生，比较两万的数目虽尚甚远，然而也算是一个起点。”[14]他们对于因“一战”爆发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非常乐观，认为“法国招致华工以数万计，赴法一节已成普通之事实。”[15]在他们看来，之前招募的华工都能在知识、劳动技能、社会交往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如“易之以青年学子，又奚不可，恐所得之效果，而百倍此焉。”“复益之以世界之新潮流，劳动之真谛，学术之需要，已立立人之急，盖惟学生能负此重大之使命，亦惟学生能有完此重大使命之希望。”[16]在法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业已渐现困难迹象，而大批勤工俭学生又不断抵法之际，李石曾仍旧要求国内抓紧工作，大量派送学生。他在１９１９年６月下旬给蔡元培、张岱彬等人的电文中称：“学生到法，各报宣扬，引人注意，有裨赔款进行。请多方运动，速送官费、俭学生及勤工诸生多来，数以千计，影响尤大。”[17]事实上，鼎力促成大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是应该肯定的，但缺乏认真分析的盲目乐观则无助于推动此项工作的持续稳定发展。勤工俭学运动的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了。
　　
　　（二）第二阶段：１９２０年底—１９２１年１０月  
　　这一阶段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波澜突起、矛盾激化的时期，也是广大留法学生备尝艰辛，并在二八运动、反对中法大借款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求学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开始团结起来的重要阶段。
　　“一战”结束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均爆发了经济危机。法国的状况尤为严重，物价高涨，法郎贬值，失业率不断升高，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勤工俭学生相对平静和顺利的生活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１９２０年底到法的勤工俭学生中，“已经作工的不到总数之四分之一”，而“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作工数四分之一。”[18]
　　严酷的现实将广大勤工俭学生抛向无助的深渊。工作待遇大不如以前，而且主要为苦工、散工，忙碌一天，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在华法教育会的寻工布告栏前，每天都聚集着一批面黄肌瘦的青年学子。有时为了争抢一个就业机会，甚至会大打出手。在学生们苦苦寻求出路之际，华法教育会竟然落井下石，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和１６日先后发出两项通告，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组织关系，至２月底，完全“与学生脱卸经济之关系”。[19]这无疑是临险抽篙，置勤工俭学生于绝境。
　　生存的艰辛使得勤工俭学是否可行这一问题再次尖锐起来。此次争论涉及到中法两国政府、华法教育会及每一名勤工俭学生。同时，争论又以能否勤工自立为焦点，在勤工俭学生内部逐渐形成了以蒙达尼派为代表的否定派和以勤工派为代表的肯定派两大阵营。
　　所谓蒙达尼派，指在法国蒙达尼男女公学就读的部分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其核心是部分新民学会的留法会员，包括向警予、蔡畅、钟巍、李维汉等人。蔡和森虽然没有加入，但却是蒙达尼派的实际领导。他们认为勤工俭学已行不通，唯一出路是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       所谓勤工派，是指坚持勤工俭学的方式能够实现，反对向北洋政府请求资助的一批勤工俭学生。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技能、持之以恒地进行勤工，才能实现俭学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有赵世炎、李立三（隆郅）、陈公培（吴名）、王若飞、徐特立等。１９２１年１月中旬，蒙达尼派散发的一份名为《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中明确提出“作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要求生存权、求学权”，“请补官费”。[20]２月上旬，他们又连续发出呼吁，要求“生存权及求学权”。
　　勤工派则坚决反对蒙达尼派希望获得政府资助而成为官费生的主张。他们认为：“吾人终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行性，果使有工可作，勤俭之人必可蓄余资，以为他日俭学之用，即使不能储蓄，则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后不事生产者。”[21]对蒙达尼派“倡言勤工俭学已宣告死刑”，他们表示“不寒而悚”。在他们看来失业“不过暂时的现象，将来必可解决。”就勤工俭学而言，“纵令延长，也不过时间久暂问题，非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政府的金钱，即掠夺劳动阶级的脂膏汗血。我们若向之呼号求救，即是乞怜；若强迫维持，即是分脏。”他们高呼：“与其做呼号求救的懦夫，或坐地分赃的强盗，何如做工奴隶者的清洁健全？”[22]
　　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以蒙达尼派为首的四百余名勤工俭学生齐聚巴黎，决定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每人每月给四百佛郎，以四年为限”。[23]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则表示无法解决，双方分歧严重。学生们后来虽然想涌向使馆，但遭到法国警察的阻拦和驱赶，部分学生受伤。
　　 　　二八运动之后，留法学生的境况更加严峻。虽然法国政府的资助和驻法使馆的参与使困难暂时有所缓解，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绝大部分勤工俭学生仅靠每天五法郎的维持费艰难度日。
　　客观而言，争论各方的观点均有一些合理之处。就勤工派而言，坚持不懈地通过勤工来实现俭学的目的，精神可嘉。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因素，留法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内没有劳动经历，无任何专业技能，而且身体羸弱，一下子到工厂中从事繁重的劳动，不仅工余时间没有精力读书，甚至连基本的工作都难以坚持，没干几天，或自行退厂，或被资本家辞退。身无分文，法语又不熟练的他们生存之难可想而知。至于不愿劳动、企图坐享其成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再看蒙达尼派。他们清楚地看到勤工俭学生中存在的生存和求学困难，但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认清勤工俭学的意义和留法学生自身的问题。过于夸大自身的困难，且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足够的可行性，这是蒙达尼派的主要不足。在二八运动中他们强烈要求政府每月每人发给留学费用四百法郎，以四年为限，实质上就是要成为官费生。如果以此方案，每人每年约需五千法郎，近两千勤工俭学生，除去少数能得到省政府资助的学生外，每年所需经费将近一千万法郎。而此时的北洋政府穷兵黩武，民不聊生，教育经费一再被挪用，政府财政已连连赤字，就连素有理财梦想的梁启超在几经争取当上财政总长之后，才恍然发觉国库早已空空，自己实际变成了军阀的筹资总长。１９２１年７月，北洋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进行的中法实业大借款，除去利息之外，真正到手的不过三四千万法郎而已。而留法学生寄希望于这么一个军阀政府每年拿出近千万法郎支持他们留学，无疑是痴人说梦。
　　其实，无论是勤工派，抑或蒙达尼派，看似矛盾尖锐，实则无根本利益冲突。双方的目的一致，那就是能够解除生存危机，学有所成。所不同的无非是方法和途径而已。二八运动之后，随着斗争的复杂尖锐和留法学生的日益成熟，双方都开始思索这一问题，并主动检讨自己。他们在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长过程中，开始有所接触，从求同存异到消释前嫌。特别是在同年６月发生的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反对中法实业大借款运动中，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个人恩怨和派别之争，广泛联系旅法华人和各界人士，两度召开拒款大会，揭批反动政府卖国阴谋，坚决反对向法国借款。“同人等义愤填胸，难与两立。业已为种种积极运动，以与抗争。”[24]尽管他们能够预想到中法政府会采取何等的报复手段，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坦然处之，充分展示了留法学生高度的爱国热情。
　　
　　（三）第三阶段：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以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艰难中发展
　　拒款运动虽然取得成效，但学生们的爱国之举大大得罪了中法政府。９月１５日，每天五法郎的维持费被停发，勤工俭学生们曾经寄予很大希望的里昂中法大学也将他们拒之门外。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２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发布通告，声称其培养的学生“定当做教授，从事于各种相当科学的研究”，所录学生须经过考试和资格审查，且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能收录。”[25]作为里昂中法大学负责人之一的吴稚晖公然声称：“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不是栖流所，不是大蔽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26]
　　勤工俭学生为了争取求学权而紧密团结起来。他们的信条是：“（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对不承认考试。”[27]９月１９日，成立先发队。９月２１日，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的率领下，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但转天即被法国警方拘捕。１０月１４日，在一片悲愤声中，一百余名先发队员被强行遣送回国。斗争以失败而告终。
　　至此，所有的幻想均已破灭。对于勤工俭学生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顽强的生存。正如他们所说：“‘里大运动’，虽说失败，确是成功。何以故？勤工同学从此得到一桩极大的教训，天上飞的雀儿肉，我们这些苦命的蛙儿，是吃不到的。”[28]除少部分人选择回国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资助外，大部分勤工俭学生纷纷设法进入工厂。
　　１９２２年之后，法国经济开始复苏，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也有所改善。到了１９２３年，生存难的问题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而逐步得到解决。很多学生利用劳动所得重新进入各类学校学习。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１９２３年１月，就有４２３人在高校或中等学校学习。[29]到１９２６年，“差不多法国各著名大学专校皆有勤工俭学生的踪迹”，“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都在农业、工业或商业实习学校毕业，或是在都埃与亚赉矿工学校毕业”，而且有很多已经获得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30]另外，还有很多人转到费用更为低廉的比利时、德国等国家学习。可以说，广大勤工俭学生在与命运搏斗的逆境中站住了脚。
　　在勤工俭学生涯的艰苦磨练和斗争实践中，广大勤工俭学生迅速成熟起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毅然抛弃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摆脱了各种反动思潮的束缚，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探索中实现了世界观的飞跃，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注释：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３页。
　　②杨少松、周毅成：《中国教育史稿》（古代、近代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２页。
　　③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６３～３７９页。
　　④⑤⑦⑧⑩{11}{12}{14}{15}{17}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００页；第５８～６１页；第３００页；第４４～４６页；第７６页；第５０２页；第４９３页；第３２６页；第５８页；第２３７页。
　　⑥《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３６７页。
　　⑨{16}{21}{23}{24}{25}{26}{27}《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页；第２４～２６页；第５３～５４页；第４８页；第１６０页；第３５１页；第３５２页；第３５４页。
　　{13}《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页。
　　{18}{19}{20}{22}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４１～７４２页；第７５８～７６３页；第８３３～８３４页；第８２９～８３０页。
　　{28}{30}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１页；第６５～６６页。
　　{29}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０５页。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