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贤，如何治理新疆？

“新书记人很好，一口就答应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拆迁补偿。”50多岁的买买提·吾迈尔谨慎地评价着初入新疆的张春贤。
　　5月4日上午，履新不久的张春贤突然造访乌鲁木齐的湖原巷社区，这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社区，买买提所在的巴哈尔路，整条街上住的大多是有着伊斯兰信仰的城市维族贫民家庭，他们自己建起的砖土房已经被政府列入改造范围。与大部分街坊邻居差不多，买买提的家相当寒酸，两间卧室和一个简陋的打铁铺子连在一起，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虽然没有事先通知，张春贤路过门口的时候，还是拐进来看了看。

张春贤，如何治理新疆？

作者：田 磊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5-22  浏览：206 显示全文   　　“新书记人很好，一口就答应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拆迁补偿。”50多岁的买买提·吾迈尔谨慎地评价着初入新疆的张春贤。
　　5月4日上午，履新不久的张春贤突然造访乌鲁木齐的湖原巷社区，这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社区，买买提所在的巴哈尔路，整条街上住的大多是有着伊斯兰信仰的城市维族贫民家庭，他们自己建起的砖土房已经被政府列入改造范围。与大部分街坊邻居差不多，买买提的家相当寒酸，两间卧室和一个简陋的打铁铺子连在一起，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虽然没有事先通知，张春贤路过门口的时候，还是拐进来看了看。
　　刚进家门，买买提并不知道面前的人是什么职务，“看到努尔主席也在，我就想肯定是个大官。”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新疆人来说，这是一张陌生的面孔。10天前，张春贤接替在新疆工作了近20年的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这在新疆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这个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已经有15年没有更换过一把手了。
　　在湖南的5年里，张春贤被誉为中国最开放的省委书记，而新疆不仅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困境，更有民族问题、反恐重任，毫无疑问是中国治理难度最大的省区。9个月前的7·5事件，诱发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政务的一系列调整。跟着新书记一起来新疆的，还有已经落实的数百亿援助。开明的书记加上巨额的援助资金，能给新疆带来什么？
　　
　　铁腕与怀柔
　　到新疆的第一个星期，除了在机关开会，张春贤分别去了乌鲁木齐的公园里植树、到天山区黑甲山棚户区、湖原巷社区探望居民，黑甲山和湖源巷都是乌鲁木齐最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乌市脏乱差出名的贫民区，前者原本是回族人社区，但是近年来，来自南疆喀什等三地州的外来打工者纷纷租住在这里，形成了大规模流动人口区域；后者则是乌市本地的维族人社区。
　　破败不堪的自建砖土房环绕着精心修葺的清真寺，再加上污水横流的街道，躲在乌市的繁华之中，是这一类社区共同的面貌，只有那些久居乌市的人才知道，这些地方隐藏着新疆最深层的矛盾。去年的7·5事件中，两个地方也都是重灾区，张春贤在乌市的第一站考察，就把这些地方跑了个遍，这让当地不少官员都吃惊于新书记对乌市的熟悉。
　　在黑甲山社区与群众座谈时，张春贤讲了三句话：群众第一、民生优先、基层重要。“这三点正是新疆问题的症结，过去10多年真的做到位的话，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尤其是7·5事件。”新疆民政厅副厅长雪和来提·买提尼亚孜说。
　　古往今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从左宗棠、盛世才一直到解放后的王震、王恩茂到王乐泉，执政者对新疆的治理最终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的铁腕治疆，打击恐怖分裂势力，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对后人的治理带来的隐患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怀柔政策，采取温和措施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生存状况，给当地百姓以更多自主权，减少中央与地方的隔阂，新疆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历史上取得的正面效果比较明显，长治久安的后续效果也持久。
　　张春贤每到一处，只问民生，不提反恐，甚至不谈民族问题。新书记的处处柔情，让乌鲁木齐的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7·5事件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街道上的武装巡逻车，以及车载广播中王乐泉书记浓厚山东口音的喊话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安全感，同时也让她笼罩在紧张之中。张春贤的一路笑谈给居民留下了好印象，也让不少当地官员揣测，中央政府对于新疆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铁腕治疆为主转变为怀柔政策？
　　对于新疆人，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而言，自治区党委书记不仅代表着共产党，更代表着中央政府，代表着汉族人。在中国现任的诸多省委书记中，张春贤最突出的政治形象就是开明和亲民。雪和来提就认为，这个时候派这样一位书记来新疆主政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对新书记如此乐观。“稳定才是新疆人最大的渴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疆官员说，新疆社会现在就像惊弓之鸟，大街上发现一起普通的打架事件，都能引起大面积的躁动。一旦再发生一起暴力事件，其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会被大家忽略，这是新疆政治最大的现实，不管谁来当一把手，都是如此。
　　
　　底层新疆
　　5月9日，记者来到乌市天山区湖原巷时，这里的居民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拆迁改造议论纷纷。书记上门作客的买买提成了新闻人物，人们都聚集在他家门口，讨论着拆迁办给出的方案。
　　买买提说他家的房子占地有150多平方米，他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两套60平方米的小房子来置换，但拆迁办只答应给一套，因为他的房子有40多平方米并没有产权证。事实上，他的房子，准确地说是窝棚，很难用精确的使用面积来计算，房子中央甚至还有一棵大树矗立其中，不被政府承认的那40多平方米是他贴补家用的简易打铁铺子，政府对使用面积的认定看起来并不是毫无道理，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了，这里不用缴纳任何市政费用，除了极少的水电之外，他的生活成本也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搬去新建的楼房，他的生活将变得无以为继。新社区的水电、燃气、物业都是需要支出费用的，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支付。“最重要的，我肯定是不能再打铁了，那是我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买买提说，如果能够给他两套60平方米的小房子，他可以让全家4口人挤在一套里住，另外一套出租以维持生计。
　　他生活中最大的支出成本是女儿在实验中学的开销，那是乌市最好的高中，一年下来，要4000多块钱。虽然生活艰难，但他还是下定决心要供到底，但是，他的想法在街坊邻居眼里并不那么明智，考上大学又能怎样，毕业了还是找不到工作。57岁的邻居艾塞提·阿吉，就正在为自己孩子的工作发愁。一双儿女，都已经20多岁，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后，呆在家里没事做，只能替人开开车，回自己家开的馕铺帮帮忙，7·5事件之后，他家的馕铺也关停了。
　　买买提所在的巴哈尔街上有100多户居民，是乌鲁木齐比较早的一批居民，他们的生活大都像买买提和艾塞提这样面临着种种困境。国家对这些贫困维族人的照顾，看起来比汉人要多，比如，买买提每个月能够拿到400多块钱的低保，艾塞提的孩子在读书期间，在18岁之前，每个月都能拿到国家发的150块钱补助，但这些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生活的窘境。
　　他们的下一代，那些年轻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维吾尔青年，并没有比父辈们好多少，大面积的失业让他们和父辈们一样挣扎于社会的底层，但对于生活，他们显然比父辈们有着更美好的想象和更多的要求。也因此，最近30年来，乌市每次民族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年轻的大学生都是最主要的群体。
　　在离开买买提家的时候，谈及未来的打算，买买提相当决绝：“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是不会搬迁的，谁也别想拆我的房子。”这个维吾尔男人的决绝来自于对生存底线的捍卫，也让记者认识到，这个城市的改造不会那么一帆风顺，民族因素夹杂其间，任何一起由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都将是脆弱的新疆社会不可承受的压力。由于地理条件和各种历史原因，我国西部广大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落后于沿海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是，对于这种中央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无论是政府文件或民间传媒，早已习惯并广泛使用“援助”一词。
　　在西藏各地的那些“援藏项目”建筑物旁边都可以见到一面墙一样大小的“感谢碑”，上面写着“感谢××人民对西藏的支援”等赫然汉文大字。

超越“援助”和“感恩”

作者：马 戎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5-08  浏览：1063 显示全文   　　由于地理条件和各种历史原因，我国西部广大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落后于沿海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是，对于这种中央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无论是政府文件或民间传媒，早已习惯并广泛使用“援助”一词。
　　在西藏各地的那些“援藏项目”建筑物旁边都可以见到一面墙一样大小的“感谢碑”，上面写着“感谢××人民对西藏的支援”等赫然汉文大字。在国际藏学会议上放映的纪录片中，那些批评中国的境外人士是把这样的“感谢碑”作为负面图像来展示的，用来表明汉族和东部省市要求当地藏人“感恩”和藏民的反感，但正是这些“感谢碑”，在东部“援藏干部”的眼里往往还是自己“政绩”的标志。这样的反差暴露出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样的表述是存在问题的。
　　
　　狭隘的“援助”
　　笔者认为，我国中央政府为加强西藏和新疆等西部地区各项事业发展所提供的必要的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等等，如果称之为“援助”，并把一些建设项目称之为“援藏项目”，把一些人员称之为“援藏人员”，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
　　我国从上个世纪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政府认定的有56个民族。如果我们在谈论这些对西部建设事业的支持时再包含有某种“民族”的内涵，那问题就更大了。
　　首先，中央财政积累中的大部分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而且这些发达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汉族，这当然是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些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居住和就业。2000年普查数据表明，在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就有59万人，占全市人口的4.3%。在沿海省份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很可观，如江苏有26万，天津有27万，浙江和安徽各有40万，福建有58万，山东有63万，广东有127万，河北有290万，湖北和湖南分别有260万和641万。同时，在我国西部地区如藏区，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汉族、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他们也都从这些“援藏项目”中受益。
　　其次，在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领土内所有国民都应当享受到大致相同水平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举例来说，在美国的任何偏远小镇，当地的交通道路、自来水和污水处理、邮政通讯、电和煤气供应、医院学校、治安救灾服务等等，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水准相差不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这些偏远地区建设和维持这些事业的运转，肯定成本极高并需要大量财政补贴，但这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对本国领土和国民应尽的责任。
　　当然，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边远地区的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经历了漫长的投入和发展期，新中国建国60年，许多工作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较好，因此建设的步伐较快，而西部地区建设步伐较慢，区域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人们对此是理解的。但是一定要明确，在所有国土和国民居住的地方建设相对同等水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应当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不能也不应该以“援助”来冠名的。
　　第三，以西藏为例，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等投入外，中央还安排东部沿海省市对西藏各地区开展相互对应的“对口援助”，如北京和江苏支援拉萨、浙江和辽宁支援那曲等。那么在这些省市之间开展的项目、人员交流是否可以被称之为“援助”呢？
　　多年来，中央政府和沿海发达省市确实向西藏自治区各地区提供了可观的财政补贴、在西藏完成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辽阔的藏区是我国几条重要“母亲河”的源头，青藏高原是中华大地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藏区的生态保护和水土涵养对中原和沿海地区的重要性是完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为了保护“三江源”地区，青海藏区许多牧民在政府的规划下迁出自己世代居住生活的草场，艰难地探索新的生存方式，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农田才有可能得到宝贵的水源。这是否也应当被看作是藏区民众对中原和沿海的“对口支援”呢？新疆和内蒙古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已成为中国能源的主要产地，新疆生产的棉花等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之一。
　　我们这些共同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国土之上的全体国民，无论被识别为“汉族”，还是“藏族”、“维吾尔族”或“蒙古族”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之间可能存在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但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来看，我们都是完全平等、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国公民。城市居民不能歧视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汉人也不能歧视少数民族，而且从民族认同的根本理念来看，在“中华民族”内部再进行群体区分，本身就不利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如果大家在思考分析问题时，能够逐步淡化各自的“民族”意识，共同把我们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单元，那么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支持就是当然之义，不值一提了。
　　
　　政府的责任
　　当然，由于西部地区的基础很差，要提高到与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相近的水平，需要一个很长的逐步的建设时期，对于这一任务之艰巨，西部国民是理解和通情达理的，他们一方面理解政府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但是，如果有些人提出，因为中央和沿海地区对西部有重大投入，要求西部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国民要对中央政府和国家“感恩”，这恐怕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政府是什么？是人民的公仆。国民是什么？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根据自己的职责，替国民做了一些原本就必须做的事。过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这时却有人提出，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要向人民的公仆“感恩”，这里的思维逻辑就没有问题吗？在一个大家庭里，根据客观需要，家长组织一些兄弟姐妹向另一些兄弟姐妹提供一些帮助，难道还要求他们向提供帮助的兄弟“感恩”吗？如果兄弟姐妹之间是这样一种“施舍”和“感恩”的关系，那么这个家还能够成其为一个共同的家吗？
　　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温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提出要使中国人民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笔者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的汉族，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其他兄弟民族的尊重。这种尊重并不只是口头表示或需要做出什么姿态，而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验，要设身处地站到对方的位置上去体会对方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