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国的经验碰撞—— 博鳌亚洲论坛侧记

　“建设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家庭，探索一个统一而独特的亚洲视角”，10年经营，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贸论坛。今年印度的部长（环境部长拉梅什)第一次参会，并带来一个庞大的印度企业家代表团，“博鳌亚洲论坛走向真正的亚洲论坛迈出重要一步”。拉梅什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际环保界的风云人物，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与中国展开了良好的协作。

亚洲大国的经验碰撞—— 博鳌亚洲论坛侧记

作者：陈统奎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5-06  浏览：1080 显示全文   　　“建设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家庭，探索一个统一而独特的亚洲视角”，10年经营，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贸论坛。今年印度的部长（环境部长拉梅什)第一次参会，并带来一个庞大的印度企业家代表团，“博鳌亚洲论坛走向真正的亚洲论坛迈出重要一步”。拉梅什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际环保界的风云人物，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与中国展开了良好的协作。
　　日本则一开始就是积极参与者，今年又更上一层楼，前首相福田康夫当选为论坛下任理事长，将于今年7月份就任。4月10日晚上，论坛理事、地产商人蒋晓松在其会所举行“中日友好之夜”酒会，福田康夫,前驻日大使、国台办主任王毅,台湾代表团团长钱复,日本外交次相福山哲郎等贵宾在优美的丝竹乐声中觥筹交错，在这个不打领带的轻松酒会上，贵宾们致词时都互相幽默一番，但王毅仍不忘正题：亚洲人要团结才能赢取未来。
　　日本“太阳经济会”理事长山崎养世在博鳌透露，几个月后日本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他支持采取中国、日本、印度三角式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新的增长战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向西方“第一次打开门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美国“第二次打开门户”；山崎养世说，今天日本必须向亚洲“第三次打开门户”。作为日本政府顾问，山崎养世在博鳌抛出“中国、日本、印度三角式的发展模式”这个战略思维。
　　在博鳌亚洲论坛，中日印三个亚洲大国的经验交相碰撞，对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更复杂的情况提供了很多启发。
　　
　　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
　　2009年，亚洲的中国和印度等国的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增长8.7%，印度增幅达6.1%。亚洲经济的复苏可谓是全球的一大亮点。“这表明过去美国打喷嚏，全球就感冒的战略格局已经结束了。”龙永图分析道，“全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亚洲区域合作深化为亚洲经济的发展赢得了更大的独立性，这是喜。
　　忧呢，表面的一派繁荣掩饰不住暗流汹涌，如何平衡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与经济增长的短期需求，亚洲的决策者们正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进入一个只有政府部门的投资效应来决定经济方向的乘数效应起作用的时代”，中国便是最佳注脚。不少中国人甚至得出结论：“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再加上资产国有化的模式，是成功的，尤其在危机时期是成功的。”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博鳌提醒人们:“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要有太多人认为政府运作一切是好事”，他期待中国私营部门能够不断地发展，“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30年发展得这么红火，不是因为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是因为政府放开手了，不去过度管制了”。在2009年正确的模式——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靠巨额借贷进行投资，用政府信用取代出现短缺的民间信用，在后危机时代恰恰是需要修正的。
　　“各国的救急措施，此时又形成了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会刊上撰文指出，危机爆发时的流动性和信用短缺只是一时的现象，它的根源恰恰是原来资产杠杆化，危机前的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却在‘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那就会埋下再一次资产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
　　特别是，2009年9月以来，狭义货币（M1）的增长速度（34.6%）超过了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29.7%），“这意味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货币流通正在加速，国民经济面临着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险。”吴敬琏提示。
　　4月10日在一场关于“亚洲发展模式的再思考”的分论坛上，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给中国支招——释放民营经济的巨大潜力和作用，“任何国家想要释放它的经济潜力，中小型企业、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政府在放宽市场，放宽监管的过程当中，经济会变得更加强大。”他说，巴基斯坦政府正在不断改革国家的管理模式，权力下放、放宽监管，对市场进行改革，特别是监管方面的改革，“这个过程政府也会得到锻炼，知道在监管放宽的环境下怎样更好地管理经济”。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当场呼应道，“在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有很大的活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包括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增长模式需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因此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本质上是藏富于民，提高国民购买力，开启“消费拉动”时代。根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计算，中国政府拥有负债和生产资本65%~70%，因此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留在政府手里，“财富的效应完全跑到政府的手里，而没有被人民所享受，中国底层的人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2009年，中国民企数量虽有增加（超过700万户），但投资增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低的。更有部分民企不投实业转投资产，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境外，在境外置业。“部分民企看到的是政府帮国企，他们很失落，很无奈。看不到市场预期，投资愿望降低。”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前会长保育钧也在论坛会刊上撰文疾呼，“到了该为民企真正定性定位的时候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民（私）营企业，其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的实质是人民经济。”
　　经济学家樊纲在博鳌也表示：“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改革，而不是政府花钱。”
　　
　　来自印度的声音
　　前央行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这样描述他的印度印象：“印度靠内需为主，科技比较发达，40年前就成立《专利法》，金融比我们开放，在证券市场引进外资2000多亿美元，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基础设施建设不行，需要去改进，今年1月份，我们到印度从新德里到泰姬陵，200多公里走了5小时。”10年来，中印之间的贸易量从1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彼此越来越关注对方了。
　　被誉为印度民族工业典范的塔塔集团是印度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型跨国集团。在4月11日举行的“亚洲经济展望”电视辩论会上，塔塔集团执行董事戈帕拉克里什南详尽地解读“一个和中国不一样的印度”。“印度是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70%的GDP来自于消费，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点，戈帕拉克里什南很自豪。正因为拥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面对金融危机，印度展现了巨大的弹性和灵活度，成功度过了这场危机。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印度投资驱动不足，“我希望未来有很多外来投资者到印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