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建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的数量、规模也有了极大发展，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需要大量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拨尖人才，创新型人才，学科带头人，以及各方面的大师级的人物。然而，我国的教育已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面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遇到的严峻挑战，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教育日益增长的强烈期待，我国教育还有许多不适应的问题，存在很多矛盾和困难。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教出来的学生社会不满意，反过来，学生又对社会不满意。目前有些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回“炉”。择校费之昂贵、好学校之难寻、大学毕业即面临失业……谈起教育，人们总有很多意见。
　　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随着本土华人一再缺席诺贝尔奖这个世界盛宴，人们愈发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温家宝总理题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讲话中，我们读出了总理对教育问题的情真意切与深谋远虑。在这篇讲话中，总理直面教育的诸多问题，亦直指解决问题的关键。
　　温家宝总理的讲话，说出了公众对教育的共同感受，也道出了教育问题的实质。我们清楚认识到，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行教育体制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教育体制的改革未能发挥应有的威力和效用，从而使教育在中国迅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 　　教育的这些不适应突出表现在，教育不遵从教育自身发展规律，还存在严重的官本位现象，有的改革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官本位；教育还没有建树先进的教育理念，不太注重培育学生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不太注重公民意识培养和独立人格塑造；所培养的和所需要的人才存在严重脱节；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对学生缺少真正的“爱”与“尊重”，未能有效发挥教师作用等等。 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场化，直接导致了学校的行政化和官场化。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掌握着各个学校校长和书记的任免，这不仅是其安插本部门官员的重要途径，也是控制学校的最好的办法。这些校长、书记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理念，也不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只能按着教育行政部门的调子跳舞，一切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办事。他们为了自己的乌纱，既不能容许教师的独立思考和有违正统意识形态的言论，也保护不了学生们应有的自由思想权利。他们是教育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推动者，而不是学校人文传统的守护人。于是，校长的行政级别化、任期制、“年轻化”、“换岗制”、党委任命制等等，相继产生了。中国的教育莫名其妙的进行着各种改革，最有影响的就是校长负责制，也是坚持到如今最好的成就。这校长并不是教师们民主选的，是上级指定的，于是，想当校长，还真不是那些懂教育的，醉心于教育研究的迂腐人士所能充当的，于是，那些政治合格的人就能大量的进入这样的领导阶级了。 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当这样的一种人执掌了教育的权利——他们本来就是冲着权、利二字才来的——之后，便一举把中国官场的种种作风带进了教育领域。不仅他们自己，而且连他们“手下”的司长、处长、科长、股长甚至科员的思想、思维、作风、做派都全部行政化了，于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完全彻底地变成了官场。在这样的教育生态圈中，校长的多数成了官场交际花，成了政客，成了官僚，在这些人治下的学校，则成了行政部门，成了等级衙门，成了利益角逐场，唯独不像学校，不是学校。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和相应的控制型体制导致了教育功能的极度萎缩和畸变。就连教什么、怎么教或招生、考试这些地地道道的学校事务都必须听命于它。近十多年集中暴露的种种教育问题，无论是教材水平低下、教育质量低劣，还是摧毁学生的应试教育，根子都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样一个掌控了巨大权力的机构所标志的教育独立性的丧失，根子都在这个权力的专横。 试想，在这样的学校去搞什么“教育改革”？什么“教育创新”呢？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根本阻力。    　　温总理说，“我对教育现状有危机感”。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取得了辉煌发展，可不能因为发展了，就认为当今的教育就是“春光明媚，一片灿烂”，更不是因此就认为中国的教育发展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甚至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事实上，随着规模扩大和“分数崇拜”、“升学率崇拜”等传统考评机制的约束，教育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教育难题，比如温总理提到的“现在青年学生自杀的很多，小小年纪厌世甚至走上绝路”，就是“重智轻情”的教育畸形。我们虽然取得了教育的“量”的积累，但真正的“质”的飞跃未能得到齐头并进的跨越。这些新问题、新现象和新矛盾，无论对于教育数量的发展和质量的提升，都已形成无形障碍。一位国家总理，日理万机，卷帙浩繁，却通过这些教育微观现象，深度思考这些代表性的个案，反思教育决策的不足和漏洞，这不仅是一种善于思考、精于思考的工作作风，更是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粉饰问题的务实作风所在。这样思考和总结，也许会让政府的面子不够辉煌，甚至会让有些部长们脸红，但对于教育的持久发展、和谐决策，对于教育问题的及时改善，却是一个难得的“加油站”，是一种醍醐灌、顶脚踏实地、正视问题的观念升华。 　　凡此种种表明，我们的教育迫切需要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追赶时代潮流，顺应百姓期待。 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全民族的命运。教育改革的滞后，的确已经拖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总理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或能站在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通过建树先进的教育理念，建构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等，系统地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使教育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获得长足发展，“让人民满意”。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温总理的教育观为教育改革指明道路，促使我国教育逐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几十年来我们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应试教育让教育成为说一不二的驯化教育和非此即彼的僵化教育。不敢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也没有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探索和改革都不大胆。也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为财政而改革。许多改革都是围绕着“挣钱”进行的：大学生收费制度、后勤社会化、大学办公司办企业等。大学的教授、精英被戴上各种官衔，某些大学被指有“官僚化”的颓势，大学的教授、精英被戴上各种官衔，在名利引诱下，教育家没有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总是干一阵子而不是干一辈子，最近百年学府武大的“地震腐败”就是例证。就像计划经济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症结一样，教育管理体制，也就是教育生产关系成为今天教育生产力发展——课程课程改革的主要障碍，不清楚这一障碍，则中国的课程改革也好，素质教育也好，建设创新型中国也好，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缘木求鱼，顶多也只能是少、慢、差、费的低效劳动。 
　　教育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教育要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要求，教育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要实现温总理提出这四点要求就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必须通过教育改革来完成。诚然，当今我国教育还存在着教育经费不足、教育发展不均衡、人才培养结构和模式不合理和教育体制改革思路不全面等问题，但温总理告诉我们，我国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人民教师“要充满爱心，忠诚事业；要努力钻研、学为人师；要以身作则，行为世范。”“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温总理的这些教育观为我国教育改革指明道路。  
　　真正的教育改革，应当体现在教室之中、教材之中、教学过程之中。但是，为什么素质教育等许多好的教育理念并不能改变现实，应试教育人人喊打却打而不倒，甚至愈演愈烈？温总理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教育家办学”。微观的教学过程的变革，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学校的活力、特色，并不是靠行政化的控制能够产生的。这直接指向了教育制度的变革。中国这个曾经盛产教育家的教育古国和教育大国，为什么教育家日渐稀少，是一个严肃的真问题。只有通过政府转变职能，改变“教育部办学”、“教育局办学”的格局，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向学校赋权、向校长赋权、向社区赋权，真正实现教育家办学，才能产生丰富多彩的、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文化。
　　一味强调成绩会让我们失去继续前进的原始冲动力，一味强调成绩会让我们陷入“思考不足”的前进误区中，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有了总理的“我对教育现状有危机感”，我们就能有效避免这种误区，走向更光明的教育坦途。 　　这些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发展，当然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发展新问题。遗憾的是，面对这些改革总结，人们见到更多的却是和风细雨、一片祥和，“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思路总体是正确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谈论问题和不足的时候，总会“一带而过”，轻描淡写，从来不欢迎、更不喜欢“报忧”，对于那些“不够成功”、“不够正确”的做法缺乏自我亮丑的意识，表面上维护了部门和单位的“再创佳绩”的形象，却失去了自我纠错、勇于反思的机会，也误了国家和一方发展。  
　　众所周知，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已是热点问题，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地带。而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之所以成问题，据基层反映，原因之一，即在于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盘剥，据称，“现在很多地方还强迫教师订阅报纸，强迫教师捐赠；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还有许多不合理收费，比如，各种统考费、资料费、办证费、资格考试费、培训费等等。”四川省教育厅汪风雄案的曝光，则是教育管理部门盘剥学校和教师之冰山一角。教育管理部门一手遮天，教育界缺乏起码的分权和制衡，其必然结局，是教育界普遍的两极分化。垄断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教育管理部门愈来愈成为肥缺，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愈来愈趋于民工化，马仔化，愈来愈沦落到卖硬苦力的地步。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非但谈不上尊严，甚至往往需要为基本生存而奋斗。这种背离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伟大传统的不正常现象得以长期延续，正是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剧，也是教育乱象屡禁不止的终极根源所在。  　　温总理开诚布公，讲出真话，用深深的危机感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用不回避问题表示自己的畅所欲言、问心无愧，话虽不多，对于未来发展和教育发展方向将提供一种值得借鉴的模式。其实，对于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群众和各界专家看得比谁都清楚，“王婆卖瓜”更让部门和政府的形象受到这样那样的误解和曲解。讲出实话和不足却能得到更多群众信任和爱戴。勇于思考、坦诚不足、充满忧患，这应该成为各级官员起码的行政本色，亮出问题，时刻充满危机意识，这应该成为各行各业运筹发展的思想本位。如此，我们的工作就能得到更好的支持力和发展力！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是不错的，本科教育也还不错，美国人都承认，还要向中国学习；主要是研究生培养有问题，创造性不足。然而，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大学有大学的问题，学历过剩、能力太差、论文造假、文凭造假等学术丑闻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知神经。但中小学的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深刻。基础教育的现实，才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小学炙热的择校竞争、考试竞争，沉重的学业负担，奥数竞赛的金牌和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书，正在把许多儿童引入“赢在起点，输在终点”的歧途，使他们从小就被考试压倒，从一上学开始就厌学。教育功利化、应试化，以成绩论英雄，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学历主义，不在乎学生能在学习中有多少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只要能通过考试、有毕业证、保证升学率足矣。现在学校也把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实质呢？却出现了教育“两张皮”现象：对外喊的是素质教育，行的却是应试教育。你看看，学校评价老师看什么？看学生的成绩，和排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体的个性、兴趣和选择性，致使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和研究成果难以产生。如此这般，怎么能指望学生将来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多少年来，身为教师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教育领导者的发号施令了，已经被考试那根指挥棒舞得晕头转向了，麻木了，一切只是唯上级命令是从，不敢有任何的怀疑和抵抗，或者说迫于上级的重压，不得已而为之吧。可是想想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成了这种样子，而喊了十多年的素质教育听起来就更让人心酸了。 因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首先是改善我们的基础和土壤，创设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是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是保障基础教育的正常秩序，是依法保护少年儿童，保障他们休息、娱乐和健康的权利。保护他们的童年，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也就是保护民族的未来。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从民族未来，从国家竞争力，甚至更高的境界来思考这个问题。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革。
　　 　　教育要改革，不是对教育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头到脚的翻倒重来。祸害千万学子的考核制度需要更加人性化、科学化和多样化，充斥着中世纪知识的教育课程需要脱胎换骨，让学生学习现代的知识。羁绊了成万上亿百姓的户籍制度到学籍制度需要用一套更为科学的体系替换，把这些陈腐的系统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还有很多……面向未来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确立新的教育理念，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教育品质，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创新。还需要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野中，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和教育价值观。
　　教育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它既是影响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事业，又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事业，与每一个家庭和孩子密切相关，细化至每个人，是自身的素质提高以及社会竞争力的提高。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教育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更不是孤立的一群人的事情。公众对于教育改革的困惑在于，教育的许多陋行弊端，如择校热、奥数热、应试教育、高校行政化等，人人喊打而愈演愈烈。民众强烈不满的诸多教育问题，究竟是有解的还是无解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究竟是可能的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一场理性的、建设性的和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不仅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有效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形成关于改革的目标和理想的共识，确立清晰的目标模式。这需要经过广泛的社会参与，通过解放思想和公开讨论而真正形成。它不仅可以集思广益，保证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而且可以将改革建立在可靠的民意基础之上，有利于政策方案的实施。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各异，自下而上、因地制宜的改革探索就更为重要——它们构成了成功 “过河”所需要摸到的一块块“石头”，从而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的互动，凝聚动力，形成合力，推进整体性的制度变革。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实践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 应当看到，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先进教育理念的建树有赖全社会的共识土壤。智者的选择在于，在最易形成共识的地方找到突破口，进而顺势而为地达到中国教育变革的成功彼岸——这正需要决策者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