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躁动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纪梭总括亚洲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有能力（competent）和讲实际（pragmatic )。最能浅白易懂表达这个意思的是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的确，纵观亚洲，除了朝鲜、缅甸等少数仍然封闭的社会，其他国家大体上都已经不讲或少讲主义，转而多讲实际、实事求是，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最大的范例是中国。现在，越南也在急起直追。
当一个国家变得讲求实际的时候，理性也相应地提高，与他国的关系也就能够正常发展，不会一切政治化，或一切受意识形态左右。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民族主义的躁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躁动的原因不一，它却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解不开的历史死结，成了民族主义躁动的一个主因，每当日本方面有什么举动被认为是伤害到中国的感情，民族主义马上就会激起火花。比如历史教科书和慰安妇的课题。此外，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自豪感也越来越大，在某些国际课题或国际关系上，一些中国人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情绪的宣泄在官方难以全面控制的网络上尤其显著。
台湾本土化是变相的民族主义
在日本，至今仍然冥顽不灵，不肯承认军国主义侵略史实的右派势力，则总是想方设法，包括把中国的崛起描绘成日本安全的最大威胁，从而激发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试图借此恢复日本的武装，甚至拥核。其用心可鄙复可耻，但民族主义对他们而言，却是最犀利的工具。在韩国，韩流的兴起给韩国人带来了莫大的自信，民族的荣耀感正在上升，而韩国人显然也有意识地在凸显其民族的优越性，无形中也在激发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台湾，所谓的本土化或去中国化，可以说就是变相的民族主义。虽然明知“独”不起来，台湾独派阵营却始终没有松懈，他们不断在努力培植着“独”的思想意识，强调台湾人的本土性、独立性，并通过一些他们所作的调查数据，说明自认为“台湾人”的人已越来越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者则越来越少，由此达到另一种“独”的效果。无可否认，台湾有真正死硬的独派，但是，我更相信，大多数的政客其实都知道台湾无法从中国分离出去，独立只是梦想，他们煽动统独情绪，无非只是借助这个手段，来达致个人或政党政治上的目的。
把镜头拉近，看看我们亚细安，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泰国，去年9月军人政变后，民族主义情绪便陡然上升。反贪污、反达信，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反所谓的国家资产的流失，反外资，和反收购臣那越集团的新加坡。军人领袖很明显的想借助民族主义的情绪，巩固地位，因此不惜挑动之，煽动之。比如指新加坡通过卫星窃听泰国的军事秘密，誓言要收回被淡马锡收购的资产等。新泰关系，一时陷入谷底。
在印尼，民族主义情绪也正在燃烧。比如，一些政治人物和一些军方人物相继指称新加坡的填海工程将影响印尼的海疆，甚至影响到印尼的安全与国防。在禁止陆沙出口的问题上，印尼媒体也纷纷大肆炒作，指卖沙给新加坡是“出卖祖国”，“出卖尊严”，“损害主权”，“破坏生态”等等。
民族主义容易助长排外心理
新印还在谈判中的双边引渡条约，更成了鼓动民族情绪的热点。印尼副总统尤索卡拉指责新加坡拒绝签署引渡条约，是因为新加坡希望能够把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贪污款项留在新加坡。不久前，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谈时声称：“他们只考虑到商业利益。如果签署了（引渡）条约，那些贪污的印尼人就不会继续留在新加坡，情况就是如此，这种做法有助于加强新加坡的经济。”
应该说，印尼国内政治相对复杂，也因此，民族主义成了好些政治人物或既得利益集团与势力用来煽动民众情绪，以达致他们不同的利益的便利工具。在二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世界，许多前殖民地也因此而获得独立。独立后，许多善于鼓动民众情绪的政治领袖却无能力治国，于是到处出现混乱的政局，腐败的政府。今天，亚洲各国能开创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是因为它们相继摆脱了只能提供政治口水而无法提供善政、善治的政治领袖。政治上轨道，政治领袖一切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情绪，是亚洲各国开创发展新局的根本原因。
但这不等于说，情绪政治就此销声匿迹。上述的例子告诉我们，理性和情绪永远处于一种角力的状态，现在的情况是理性胜过情绪，因此，民族主义受到理性的控制。一旦出现无能的政府或政治领袖，理性转弱，情绪政治抬头，民族主义便会跟着膨胀猖獗甚至失控。
民族主义如果适度地表现为民族自尊自重，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民族主义也容易泛滥成灾，变成排外、仇他，破坏正常的国际关系。但愿亚洲各国都能继续实事求是，继续成功，各地人民都能关注并抑制民族主义的躁动，支持理性政治，唾弃情绪政治。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