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精神不能“广陵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2:39:44

 

附录:精神不能“广陵散”

 

 

拿到《老照片》15辑(山东画报出版社)就熟读了《但教莫绝广陵散》这篇文章,像黄万里这类科学家的故事我们是知道得太少了,人们也总是似乎认为中国科学家中鲜有超乎专业兴致以外而怀具浓厚的社会关怀乃至极境关怀的个案,更不要说群体了。像罗素自称有“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堪忍受的悲哀”。这样深沉而宽阔的心胸在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中我想不会很多,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生态环境支撑不了这种博大的精神体系。我们宿命被给定的文化传统是绵延的专制主义,它是文化,它是传统,它是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先生无助地被非民主决策(有人说这是“最大的腐败”)所击溃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人是讲求道德的,但那是政治的伦理化、伦理的政治化而已,这样“忠诚容易转化为顺从,而顺从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不能想象还可能存在比自身更宝贵更虔诚的人类躯体了”(斯诺《两种文化》)。于是人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自觉不自觉地去“发扬光大”老庄哲学、阿Q 精神以及旧时上海滩白相人熟稔的不倒翁生存策略。越是让人什么什么的“不怕”和当海瑞,越是让人明白这是“阳谋”,你千万不要上当。结果就是当年六大右派之一的陈铭枢先生上书直陈的景象:“年老一辈世故更深,趋避愈巧;年青一辈者则竞相揣测,迎合意图”。上有好焉,下必甚焉,于是就是席天幕地的“厚黑术”和圆滑世故的社会风气。

 

 

先生是黄炎培先生的公子,以黄炎老的阅历和经验,他给几个儿子(大能、竞武、必信、万里;黄竞武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民盟和民建成员,解放前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活埋;黄必信死于1966年)的座名铭就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像于钱,外圆内方”。

 

 

黄万里求真求是如其父所言,“外圆内方”则一塌糊涂,人家要成全“黄河清而圣人出”的“史官文化”,他去较真儿提竟见和写讽刺小说(《新清华》上的《花丛小语》)。蒋南翔校长把《新清华》给毛泽东看,“龙颜”会好受么?事情说的是北京翻修公路和三门峡水库,意思却是抒发先生习染家庭、教育(唐山交大、美国大学)成长背景下的现代性知识和理念,“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可是“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呵,另一个“特点”自然就是亘古的愚民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却认为是灵的应起主宰的作用”,且周遭不都是“歌德派”和“但丁派”(“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么,好么,“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加上“官本位”不就是文化传统的两面——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的合一么,由不得先生不叫起来:“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被称为民族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的科学家和文人呢?惭愧呵,“文人多无骨”,“史官文化”么,文人孱弱,自古而然了,“你看章某(即治河专家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先生实在大惑不解。这个“大惑”也自然通向“右派”,他是清华三大右派之一,钱伟长、孟昭英、黄万里,所谓“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加上老清华的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六教授”中清华有四人)、钱端升、王造时、罗隆基、潘大逵等,果然众人为清华以及先生曾受教的唐山交大等都是美国式(通才)教育而付出代价,连带沾染风气的新人如钱伟长得意弟子的胡海昌、叶开沅(“不问政治,寒窗苦读”)。

 

 

1957 年清华的硝烟在我看来那是一场围绕大学理念也是追问科学本真和人类良知的讨论,这个话题又接至今天继续讨论了。后来的庐山上,毛泽东为两年前“整风”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放言“好大喜功”等耿耿于怀,《花丛小语》也想到心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先生说的到底是不是中国语境中的伪问题呢?好赖毛泽东喜欢诗词,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也就是《花丛小语》篇首的《百华齐放颂(调寄贺新郎)》:“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三门峡、三峡,作为水利水文专家,本科学尊严,先生说“NO”(这还有孙越琦等),也有的科学家只会说“YES”(1958 年的经济浪漫主义运动中不是有大科学家为之煽风么),我们吃尽了决策不民主的苦头,那是多少无辜生命作为“学费”的。

 

 

赵诚文章中有两句引语让人泪下:一是黄炎培先生“中国有历史以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这也让人起起梁漱溟先生的“九天九地”之说,后来才知道这是要搞“贫穷社会主义”而如此呵),一是黄万里先生“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河),可他们没有听我的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1964年周总理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三门峡改建方案,即先前被否定的先生的意见,算是亡羊补牢)。

 

 

这些教训,值得人们记取。黄万里,他的文字要“广陵散”矣,他的精神——“信科学活动中有一种道德行动的源泉,至少同寻求真理一样地强有力,这一源泉的名字即是知识。科学家通过一种比其它不理解科学的人更直接更确定的方式知道某些事情,除非我们是特别怯弱或邪恶的人,否则这种知识一定会形成我们的行动。我们多数人都是怯懦的,但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勇气,也许它能给我们足以对付现有任务的勇气”(《两种文化》),会不会也要“广陵散”?

 

 

现在学科学的许多大学生颇满足于自己单一角色的工具理性职能,他们陌生爱因斯坦、罗素、萨哈罗夫、丁文江、竺可桢以及先生这些担当科学尊严与社会关怀于一身的前人,所以《但教莫绝广陵散》这样的文章真是多多益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