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公信力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瞭望》文章：数据公信力

GDP数据各地加起来大于全国、登记失业率指标难副其实、收入统计难以明辨社会各阶层实际收入状况——这些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数据，本是国家出台调控政策的官方依据和权威信息，却屡遭学者以及公众质疑。

而差之毫厘的统计数据，有可能带来谬以千里的调控结果。

以房地产调控来看，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数次调控，伴随调控“热与不热”、“高与不高”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是“公按公的理说，婆按婆的数唱”。

口水账的背后是房地产市场一直缺乏一个权威的房价统计指标，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垄断下，学术、科研机构发布的指数不仅权威性不强，甚至有通过操纵信息实现自身商业利益目的之嫌。房价数出多门，数据打架，不但造成市场混乱，更恶劣的后果是导致政策左右摇摆，房价越调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当前又到了新一轮调控的关键期，在“权威”依旧阙如的情况下，如果被诸如“北京房价直降8000”之类的信息“忽悠”的话，不知政策最后会走向何方？

除了房地产领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在统计中“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明知统计数据不实却不进行调查核实；有些部门在发布相同或相似的统计指标数据时，对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含义等没有任何说明；同一件事情、同一政府部门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同政府部门的说法不一、政府和学术机构结论相左。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统计指标却延续着计划的特征，统计方法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重要统计指标明显缺失，某些已有的重要指标和统计口径不合理，缺少重要转型期特色指标。例如，占农民工半数以上的“外出农民工”的生活支出是按照城市生活的必需来安排的，但统计规则仍将这部分人的生活支出按农村生活水平来统计，农民工的实际支出“被统计缩水”。指标缺失、口径错位带来的是“张村有个张千万，隔壁9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老百姓收入“被增长”，老百姓“被就业”。

真实是统计数据的底线。但家底不清、数字不实，已成为当前深化各项改革举措面临的路障。数字不实的背后是“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在政绩面前，基层政府对控制数字有强烈冲动。

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依托电子信息系统，目前的基础数据，企业报表正在被要求超级汇总直报到国家统计局，以扫除中间环节干扰。但在“数字出官”体制尚存的环境下，海量的源头数据的真实又如何保障？

完善统计方法制度，夯实基础数据的背后，应该是整个社会信用体制的完善。□(文/唐敏)

《瞭望》文章：统计之重

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

“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笑着反问。

掌管着有“统计的龙头”之称的核算处，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他表示，“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天天来找你。”

事实上，这位处长的担心，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审算结合”过渡到当前的“下管一级”之后，柯惠新告诉记者，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这个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个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迟报、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叶青告诉记者，大约5到10年前，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一块凑数字。应该说，“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这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叶青也坦言，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不排除他们“未雨绸缪”深化到GDP构成数，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

“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

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农业，按业内的说法是“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质量最高”。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

三产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比如交通运输，在基数之上，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这其中涉及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按一定比例来折算)，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

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有盈利，应该算增加值，但往往统计不上来。在非普查年度，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抓住普查的机会，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化名)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然后编程，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李江表示，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但“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方法都是他们定，然后对市局培训，市局再对我们培训，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层面，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按现有统计制度，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城乡都是100户，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够。

“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难以修改统计方法”，但柯惠新建议，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

《瞭望》文章：GDP增速央地“打架”之谜

文/叶青

GDP各地区汇总数据远高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全国GDP增速，是近年公众议论集中的社会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的成因，概要论之有五个方面。

第一，我国实行GDP分级独立核算制度。在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层层管理经济的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地区与国家数据不衔接的矛盾。

第二，存在重复统计。随着我国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多，各地方统计部门有可能将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活动统计在本地区内。比如，在襄樊生产的天籁车，是计算在广东的GDP，还是计算在湖北的GDP，就是一个问题。

第三，各地与国家使用的基础资料不完全一致。GDP核算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地区和国家GDP核算都存在资料缺口，需要采用不同的推算方法来解决。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很难制定全国统一的推算标准，只能制定推算的原则和幅度区间。

第四，国家在核算GDP时，需要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

第五，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统计部门除了在GDP的最后核算关头“下算一级”之外，就是在GDP核算的前端进行有效的改革：

一是建立部分服务行业统计调查制度，对无主管部门的服务行业建立抽样调查制度，建立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抽样调查制度。

二是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进行改革。建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调查制度，废除由企业计算增加值的方式，采取企业提供基础数据，由统计部门计算增加值的方式。

三是建筑业增加值实行统一核算。对全国和分省建筑业增加值实行统一核算，逐步缩小建筑业增加值地区和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

根本之策在于尽快从分级核算过渡到统一核算。当然，实行统一核算又会有新的问题，即各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统一核算因此将面临阻力。□(作者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瞭望》文章：商业调查统计之惑

一边是行业高速增长，一边是质疑之声愈发喧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实习生俞泽

5月11日，《理财周报》向赛迪公开致歉似乎给沸沸扬扬了近十天的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数据造假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围绕着由第三方发布的数据引发的争论并未停止。

赛迪顾问直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是中国首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并在业内率先通过国际、国家质量管理与体系(ISO9001)标准认证的咨询公司。5月初，上述周报发文称其不顾职业道德，对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提供的行业排名等分析数据进行收费造假。5月3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赛迪顾问因此报道而停牌，5月4日，该公司股价下跌7.27%，当天恒生指数下跌0.23%。

“目前国内提供第三方数据的机构，主要有专业的市场信息调查机构以及一些国家和高校的调查研究机构，至于一些咨询公司的数据是如何来的，我们也不清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说。

进入2010年以来，由专业的市场信息调查机构发布的数据也频遭质疑。较早之前零点调查为北京市所作的限行调查，CTR(央视市场研究公司)的“央视春晚同步调查”，因与网络调查数据大相径庭而被炮轰其数据公正性。

一边是愈发喧嚣的质疑，另一边是高速增长的行业。柯惠新介绍，据中国市场研究协会数据，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在全球的总水平由去年的第9位上升到第7位，行业规模已经达到70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超过4万，从事市场研究行业的公司近2000家，调查范围基本覆盖全国一、二线大中小城市市场。

零点调查总裁袁岳认为：“5年以前中美的GDP之比是1:5，双方在市场调查研究投入额之比是1:50。从去年来看，中美GDP之比是1:3.8，但是在市场调查研究投入额比仍达1:30。”

“有争议其实挺好的，特别是对这个统计行业，起码引发了大家对于调查统计的关注。”零点调查研究总监吴垠说。

快速增长背后的阴影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信息调查行业的增速基本保持在每年20%。即使是金融危机期间也有17%的增速”。市场信息调查协会主席刘德寰说。

黄河在2003年进入了武汉的一家市场调查公司，那一年武汉只有五六家调查公司，目前已经发展到50多家，其中负责执行的配套公司就占了30家。调查业的触角深入内陆省会城市是伴随着WTO的进程逐步开始的。之前，只有较大的公司能够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有调查机构。第一家民间的市场调查公司即成立在开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广州。

黄河之前任职的调查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在武汉地区为大型调查公司进行调查执行。包括安排座谈会、入户面访、接访等。“一些大型公司的调查项目遇到跨省调查，或者访问员不够时，就需要转包、分包。到我们手上的这类调查执行，有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或者第四层转包了。”

调查行业细分整合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进行的。大公司成长为市场研究公司，小公司则演变为专业的执行公司或地方代理公司，服务于大的研究公司和一些地方小客户。“低端的执行层竞争非常激烈。现在调查行业的门槛低，而且没有监管，很多公司都不注册调查公司，一些注册广告或者公关的公司，却在做数据(调查)。”曾任职于国内某著名市场调查公司的刘可(化名)介绍说。

上世纪80年代末，外企进入中国成为市场信息调查行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市场调查行业的兴起是在宝洁进入中国以后，宝洁带来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调查流程。早期本土的市场调查公司就是在为宝洁这样的客户服务过程中建立起了质量意识。”刘德寰说。CTR副总裁田涛也持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有两个动力推动了市场行业的成熟，第一是国际公司的示范效应，第二是MBA在国内大型企业领导层的普及。”

但是，面临着上游公司的压价以及同行的低价竞争，追求数据质量往往让位于生存的压力。刘德寰说：“客户方给的价格越来越低，调查公司给的执行端的价格也越来越低。那么，执行公司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就需要减少符合要求的样本量。这和利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问题。柯惠新说：“从这些年来看，调查业项目量在增加，但是利润率却在下降。”

《2008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有半数的调查公司认为，“恶性竞争，低价代理”是经营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低价竞争有损数据质量，但是如果在竞标的时候都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办法。”黄河就曾多次在竞标过程中被甲方暗示价格不够低后放弃竞标。显然，如何适应环境才是这些小公司的生存之道。黄河说：“有的时候为了拿到项目，给上游公司的员工一些回扣也是存在的。”

黄河透露：“克扣礼金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一般的上游公司在执行后是不会核实调查礼金是否按要求发放的，我们在签收时也不会注明礼金的金额。省下来的礼金就返回到成本里了。”

“压低成本的方式还有很多。”刘可说：“比如一份问卷答完全部问题才算完成，但是有的调查执行公司说我样本做不完，时间也紧，另外钱也没有那么多，那么我10个题答8个题就算过了。剩下的题目怎么办？一种变通方式是我可以和客户说，我这些数据是缺失的，在数据上做缺失处理，另一种变通方式是压根就不告诉客户，直接帮着打一个勾就行了。”

执行端作假只是裸露在外的冰山一角，专项调查中的数据问题才是威胁市场信息调查行业的致命伤。“现在一般的市场调查公司主要依靠两类服务，一是专项调查，就是甲方委托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后一种是辛迪加服务，像索福瑞对收视率的数据是自己花钱来做，然后变成产品来卖报告。”柯惠新说。

“专项调查的水很深，在执行时提问题稍微变得带有一点倾向性，就可能导致最后数据相差十几个百分点。”刘可透露：“另外，就像会计师做财务报表一样，即使前期统计数据没有问题，后期我们换一个指标，数据也可以满足甲方的需求，而且很难让你查出来。”业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调查员说：“企业自己发放或者自己委托调查公司所做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公信力的。”

缺乏强有力的行业规范，令市场信息调查行业难以实现质的提升。虽然业内加强行业规范的呼声很高，但是行规的出台仍一拖再拖。柯惠新认为：“缺乏约束就等同于没有准入制度。标准规范的行业准则，成为研究服务提供方以及客户服务需求方等不同群体之间履行规范、解决纠纷等的权威依据。但是目前关于从业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资质标准、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权威的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标准，还十分缺乏。”

网络时代的市场信息调查

2010年虎年春节，是付晓东在CTR度过的第十个除夕夜。在这家不足50平方米的CALLINGCENTER里，还有100多个从附近大学临时招募的电话访问员。

CTR针对春节联欢晚会的同步电话调查始于1996年，一直未曾间断，但其数据近年来饱受质疑。今年的81.6%的受访者认为春节联欢晚会办得好的结果，也不例外。

大年初二，多家媒体援引新浪网“央视春晚观众调查”数据，直言双方数据大相径庭。和CTR的同步调查不同，新浪网的调查一直持续到了3月1日，在共计115万张投票中，有近七成认为不好，只有14.5%的投票认为好。

与网络调查相比，CTR的同步电话调查对象只有2000多户，不足网络调查总数的一个零头。“这样的网络调查看起来访问量很大，但是既不能表明是谁点击了网页，也不能表明能否代表中国的大多数。”袁岳说。

CTR媒介研究总经理刘会召表示：“我们认为2000户家庭是具有代表性并可以推及总体的。这个总体可能难以达到13亿人，但是应该可以达到9亿人。而新浪网调查的人群虽然有115万，但是只能代表上新浪网中关注春晚并愿意回答问卷的这个群体。两者在代表性上有很大的差别。”

柯惠新也认为网络调查在目前代表性不强。“其实用网络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调查，就像早期用电话进行调查一样，在电话普及率不高的时候，用电话来作调查，数据肯定也不准确。”

在春节联欢晚会开始后的半小时，一直到晚上11点45分，付晓东和他的执行团队成功访问了2290个家庭。这些家庭遍布全国182个省会及地级市下辖的406个市辖区、县和县市。这项调查使用的抽样方法是，首先根据人口分布对全国2000多个县进行概率规模成比例抽样，确定了抽样点。然后把收集和购买的电话号码汇总起来，形成一个数据库，使电话的前四位可以代表不同的地区，最后随机生成电话号码的后四位。

“这样的方法可以说是业内通用且非常成熟的调查方法。”田涛说：“同样的方法我们用于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60周年的阅兵以及奥运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没有引起争议。”

江西南昌一位38岁的男性受访者就是成功的调查对象之一。在不足3分钟的调查中，他回答了8个问题。包括被访者的年龄，被访者家中有没有电视，8点以后有没有打开电视，有没有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如何收看，认为春晚办得如何，和去年比较如何，等等。“我们的调查问题从1996年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这是为了能够保持数据可以比较。”田涛说。

“这就是电话调查的特点，你无法问很多问题，除非提前预约。”吴垠说。但是，新浪调查的问题更少，一共只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对央视春晚的满意度，分为好、不好、一般三个选项，其二是给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打分，分别从1分至5分。虽然该调查避免了相同IP地址多次填写，但是依靠受访者主动参与的模式，依然使业内人士认为其结果准确性、代表性无从评估。

并非所有的网络调查就意味着不科学和不准确。目前基于网络调查的方法，主要分为被动参与式和主动参与式。被动参与式网络调查一般采用发邮件通知受访者，并提供登录密码，然后受访者到指定的网址去填写问卷，或采用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向约定的受访者发送问卷方式，而且每位受访者只能填写一次问卷。这样“调查组织者对受访者身份、样本分布有控制、有了解。”袁岳在零点内部撰文说。

柯惠新认为：“和传统的调查方式相比，网络又快、又省钱、覆盖面又广。用网络来调查，主要争议在于代表性不够高。因为网民比例在大城市还好，二、三线城市或者农村就很低了。还有真实性，有些因为调查有奖品就不太真实了。另外，网络调查大部分是自愿去做的，自愿去做和你去找他去做，样本会不一样。”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一些针对年轻人的调查，网络调查就很具有代表性。另外，可以在网络中建立很大的数据库，从数据库中抽取一些人群，有目的地通过这群人来作调查。或者建立一种固定样本库，虽然是网上样本，但是通过严格的统计方法抽样出来的，并经过他的同意，而这些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柯惠新说。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网络调查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市场信息调查协会的数据，2007年全球市场信息调查项目中，比例最大的是网络调查，占近三成，其次是电话访问和面访。而中国的网络调查比例只占了16.9%，位居面访和电话访问之后。

《瞭望》文章：统计改革之年

不是一“统算”就灵。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每个月的3日和4日都要收8张表，主要是经营表。3000多家企业，会收到网络瘫痪。”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有一年工龄的统计员李江(化名)对本刊记者表示。“别人都以为我们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实际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在规定的报表截止时间前，我们得不停地催企业上报。”

“填报表是有规定的，3、4日企业上报、5、6日我们就要往上报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要求当月的数据最晚也必须下月初就出来，所以必须这么快。”李江说，“等到13日再收财务报表，然后我们还要审核报表的错误。因为企业有的时候会漏填一些数据。”

“每个业务口的报表都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统计局要分不同的口，如果一个人做所有的表，那肯定也会晕的。”

湖北省某市统计局能源科的小金也很忙碌。由于对计算机程序熟悉，爱钻研，小金自己琢磨出了一些识别异常数据的程序。尽管小金只是没有编制的聘用人员。

一套表

李江所催报的表是北京市2004年就着手搭建的统计数据平台的一部分，这个平台在统计系统被称为“一套表”。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企业一套表”试点工作方案》，包括小金所在的湖北省在内，8个地方开始了搭建统计数据平台的试点。

据小金所在市统计局综合科杨姓同志介绍，这是他经历的数据上报的第二次改革。最早是下属的区县统计局将企业上报给他们的表，录入之后将总数以及轻、重工业等类别的汇总数据报给市局，每个企业具体的数是多少市里并不掌握。第一次改革是由报总数改成将属于统计范围内的企业的具体数据逐级上报，而不再上报汇总数。系统内形象地称为“超级汇总”。第二次就是实行“一套表”试点，在他看来，这是今年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现在每个企业的报表不必经过基层统计部门就可以直接上报国家统计局，各级部门都没有修改数据的权限。

“我们只是负责催企业及时填写报表。”小金表示。

“一套表”以调查对象为核心，在不改变现有组织机构设置和专业分工的情况下，整合报表，规范指标，对数据采集过程进行统一组织，逐步实现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调查单位、统一数据采集流程和统一数据处理平台。

“在这一系统内，如果有任何人修改都会留下痕迹”。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这就解决了之前最可怕的事情，不知道数据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企业一套表”是在新技术条件下，改变传统的统计生产模式，重构统计业务流程。“一是减轻企业负担，二是更真实。”

其实，在1993年，国家统计局就准备推出“一套表”，但是，由于缺乏“信息高速公路”，没有成行。

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湖南、北京等地开始自费试行“一套表”改革。2009年，国家统计局再提“企业一套表”方案，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并且计划明年在全国推开。

“有了‘一套表’这个平台，GDP核算将提高准确度。”在叶青看来，更深远的意义是，“这实际上就是‘金数工程’的前奏。”

自1993年以来，国家分别进行了“三金工程”(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和“多金工程”的建设，从而拉开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序幕。电子信息高速公路、海关信息网络系统、电子货币网络系统的“三金工程”，以及与教育科研、工业生产和流通、公安系统等有关的“多金工程”。叶青认为，这些信息系统的建设，为与统计系统有关的“金数工程”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

下算一级

“今年是我到统计系统8年以来提出改革最多的一年。最根本的一项是在GDP核算上实现下管到下算，即由分级核算改为统一核算。”叶青表示。

“公众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GDP总额与各省区市之和的不一致。全国由分级核算到统一核算，地方之和大于全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叶青认为。

而在此之前，中央为发现可能存有“水分”的地方GDP增长率，常采取的手段是要求地方GDP增长率必须与包括投资增速、生产增长率和用电量等在内的一系列基础数据相匹配。

对于目前的核算，叶青将之定义为“准下算”，因为除了“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非营利性服务业数是由各省自己给出，其他都是来自于国家局各专业的数据。若这一部分数据国家局也能自己采集到，就是名副其实的“下算一级”了。

在叶青看来，审算结合-下管一级-下算一级，是我国GDP核算制度的改革方向。从技术上来讲，到明后年已经可以实施这样的改革，但是，叶青提醒说，也不是一“统算”就灵。要改变现行的GDP核算制度，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既有阻力，又有难度。还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比如，目前国内对于服务业的产值统计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国家核算可能并不比地方核算更准确。跨地区公司究竟采取何种标准核算、纳入哪个省市等问题，都需要明确。

目前全国仅有建筑业和农业的增加值实施了统一核算，其他行业，如工业、批发零售核算尚未统一。“目前最关键的是一些行业的增加值核算方法要统一。这样有利于整个GDP的核算，也有利于国家对省市一级的GDP直接核算”。叶青建议。

新组服务业统计司

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正式推出主要统计指标环比制度，认真实施“企业一套表”和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工作外，在密集改革之年，国家统计局针对一直以来存在的服务业调查统计薄弱的局面，近日新组建了服务业统计司(服务业调查中心)。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服务业统计是制定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提高服务业管理水平、促进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现行的服务业统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现实各方面的需要，在国家统计局内部缺乏一个具体负责服务业统计总体规划、组织指导和协调的牵头部门。

为了促进服务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和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统计支持，新组建的服务业统计司将自己定位为：一是“牵头”，即组织制定服务业统计的总体规划、发展思路和方针政策，组织指导协调地方与部门的服务业统计工作；二是“兜底”，即在不打破现有工作格局前提下，努力弥补服务业统计工作的缺陷，做好服务业统计的兜底工作；三是“攻克薄弱环节”，着力解决服务业统计中的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重点攻克服务业统计中的薄弱环节。□

《瞭望》文章：祛除统计数据焦虑症

纠错机制缺失，惩罚制度不完善，增加了失真的可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实习生王凤玲

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且近几年来它引发的民意反弹越来越强烈。

统计数据失真，有其客观的技术原因。比如统计大都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通过局部来估计和推断整体的情况，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这其中存在误差当属在所难免。而即便是普查，也不能保证每个数据来源都完全符合事实。

然而，还会有其他一些情况导致数据失真，比如以下几个实例：

一家调查公司经理刘先生介绍道，某个电子产品有一系列型号，大约有几十个。他们被要求调查所有型号产品的销售量。问题就出现了。要真正去调查每个型号的销售量，既费时间和精力，完成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作为调查公司，不可能因此不接单子。于是他们只好和该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达成默契，提供了一些看似不错的数据以应付公司领导的要求。

另一家调研机构的调查员透露，“我们有一次做一个电子产品的客户满意度调研，雇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帮我们做调查问卷，每份问卷有8页。后来回收问卷时，经仔细审查，发现20多份问卷中只有三四份是能用的，其他的基本都是作废的。后来我们不得不再找别人，重新做一次调研。”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二平专门研究各地群体性事件，他叙述了在采集数据时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国调查了200多个县。目的是通过老百姓的态度来分析当地的社会形势。在我们的研究中经常用到统计，要求当地政府提供每年群体性事件的次数及人数、各种信访数字，和职务犯罪的数字。我们每年都要2004年以后的各种数字。后来我们核对了当地报上来的2008年的数据和2009年的数据，结果发现只有职务犯罪数据还算比较稳定，但是同一个年份的群体性事件和信访数据前后很不一致。这就不可信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其中一个数据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两个数据都是假的。”他说：“有一次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基层调研，当问及相关数据的时候，当地一个工作人员请示领导：‘我们没有这个数据怎么办？’领导看了看，瞪着他说：‘编一个！’就当着我们调查员的面。”

还有一个已经众所周知的例子，2009年全国GDP增幅为8.7%，但各省区市GDP总量加起来，其增速比8.7%要高得多。根据各地公布的数据，经济增速低于8.7%的仅有3个省市。其余28个省市增速都高于8.7%，其中有2个省超过16%……

以上实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数据统计过程中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硬伤”。

正如王二平所说的：“统计相当于号脉。号脉是为了发现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的必备条件。”正是基于此，人们对数据真实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以前很多概念可以是自己造的，现在数据的观念已经在加强了，总是要有百分比、要有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说法，这是进步的表现。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进步要靠相应的核心数据来支撑，所以数据现在已经成了新的核心”，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如是说。

真实的数据固然能够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描述出进步的真实幅度，注水的数据、虚假的数据、令公众生疑的数据，不仅不能承担描述进步的责任，反倒有可能增添社会争拗，甚至引发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当前，一些统计数据的“快餐化”，各种充斥着经济新闻和广告宣传的数据，不但没能加强受众的信任感，反而导致了越演越烈的数据信任危机。有论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患上了“统计数据焦虑症”。

统计，本应服务于个人或者机构群体等各种的决策过程。然而现实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了被调查单位与统计部门，上下级统计部门及数据使用单位之间的博弈。

纳什均衡原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每个局中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优的策略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的统计质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统计技术和统计学的课题，而是各方博弈后达到的均衡效果。遗憾的是，这种局部最优的策略组合并不总是整体最优的。

纠错机制的缺失，惩罚制度的不完善，增加了数据失真的可能性。公众用自身的感受来定性数据质量，对有的数据失望、反感甚至愤怒，可是谁也拿不出更真实的旁证。

权威不张，公信难立，面对公众仍在加重的焦虑，净化统计数据，依法保障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的权威与公信力，社会各界都须作出努力。□ (本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