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收入分配改革触动利益太强大 高层必须拿出政治决断

邓聿文

有些事情可以慢慢来，有些事情则等不得。收入分配改革就属于等不得的事情之列。说它等不得，是因为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解决它的条件已经在逐步成熟；另一方面现实又非常窘迫，官方前几天已正式承认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客观地说，高层对收入分配的改革不能说不重视。最近几年，每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调整都是内容之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就曾透露正在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到如今，大半年快过去了，还没见这个方案的影子，倒是早些时候，有专家放出风声：“方案今年出台不了。”

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久拖不决？不是因为社会缺乏共识，也不是缺乏解决的基本条件。看看今年1~4月，全国财政收入27552.7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013.53亿元，增长34.1%；全国共完成税收收入2628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2%，增收6545亿元。两项收入增幅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更高于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今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08元，同比只增9.8%。这些年，国家财力每年都以20%以上的高速增长。再加上国家和各级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家雄厚之财力应该已具备。

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缓慢的根源，在于缺乏推动力。尽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乃至群体性极端事件日益增多，这为倒逼收入分配改革形成了一股社会压力，但社会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具体行动，必须要有人去推动。现在正是缺乏这种推动的力量。普罗大众作为利益的关联一方，虽有心却无力去推动，因为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和途径有限；政府官员虽然感受到了来自民众的压力，但由于他们也属于收入分配的既得利益者，除非外界的压力足够大，否则他们没有动力真正去推动改革；至于各种垄断力量，压根就不想改革。由于垄断力量和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操盘手的政府官员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当改革触动到垄断力量的痛处时，前者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对官员施压，在这顶“大帽子”前，官员们不得不退缩，于是收入分配改革就胎死腹中了。

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来看，它存在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行业和阶层之间主要是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以及公务员阶层与劳动者阶层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二是职工、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过低，而企业特别是政府占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三是在国民宏观税负水平增加的同时，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却偏低。曾有学者计算，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近年来达到了35%左右，高于世界多数国家，但在财富源源不断流进国库的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种公共服务支出虽然有所增长，但占比并未提高或提高不快，原因就在于增加的财政收入被政府用于自身消费。近年来，政府行政支出已经占到整个国民收入的20%多，如果把行政经费削减几个百分点，就是几千亿元的规模，将它们用于改善民生，则能解决很多问题。

可见，当改革，改革要推动起来是何其难。但是，收入分配改革又不是一般的改革，它直接涉及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民众长期无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果实，必然会让他们失望透顶。这不仅会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使长期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法实现，中国永远只能做发达国家的“加工基地”；更在于它会丧失一种合法性，当广大民众无法从体制和制度内改变自身困境时，就会寻求以一种非制度的方式，取得本属于自己的那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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