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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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孙中山
早在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页150,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从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可以看到,这一年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出版物: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而在30-40年代,这类孙研究的出版物主要还是要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而叶青的论著又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有限。
中共则是以意识形态起家,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的看法上,毛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哈佛博士崔书琴(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之一)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是国民党“新解释”的代表作之一。蒋介石在50年代后亲自出马,对孙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说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葛贤宁是“歌颂蒋总统”的长诗《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诋,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也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在大陆是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环,孙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此为统一的
孙中山研究,既和政治相关,同时也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海峡两边的学界虽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但也都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两岸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两岸都成立了研究机构:台湾有国民党的“党史会”(现易名为“党史馆”)、“国史馆”、“国父纪念馆”;大陆则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个纪念地的“孙中山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社科院历史所,1979年后,全国成立有“孙中山研究会”,南京等地还有当地的“孙中山研究会”。
在史料和文献的整理方面:罗家伦等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台湾出版有《国父全集》,大陆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旗主编)等。
在有关孙中山史实的考订方面:台湾出版的《我怎么认识
在孙中山研究的方面:两岸有关论著汗牛充栋,各有其价值,但是也有许多教条化的论著,带有明显的“官学”的色彩。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岸互相打笔仗,一打几十年,各不相让,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是1981年在美国芝加哥,所谓“不打不相识”,两岸都是中国人,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在台湾,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没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研究单位纷纷改名,中研院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早已易名为“社科所”,各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都改名,各大专院校原设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据我前几年在台湾客座半年的观察,绿营群众受台独思潮的影响,其集会场所已不见、不闻
大陆的近代史学家,走到二十一世纪,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两岸学术交流活跃,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推动孙中山研究走向了学术化。学术化研究兴起的标志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脱魅化”,
在台湾,
两岸的孙研究在一段时间里和国外的孙研究也有较多的交流。美国、日本、欧洲都有一些学者研究孙中山,他们的研究较少意识形态色彩,有较强的学术性,而前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则受到政治因素的一定的影响。
无可讳言,孙研究中也有一些敏感地带,孙中山在其后期选择俄式道路,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过去一直被正面高度肯定。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