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观念与思维创新 - Qzone日志

二十一世纪观念与思维创新
有关观念的诸多概念
 
 
 
第一，知识的再上一个层面就是观念，观念是怎么形成的，是外界的信息和知识输入到头脑中，再和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地位相结合，是一个主客观相融合的产物，与信息、知识是不同的，信息和知识主要是外界形成的。观念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有价值取向，什么样的观念决定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什么可取不可取。这和知识、信息都不同。观念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不是故意的，而是在不知不觉地按照所形成的观念形式去做。现在我们的女士们美的观念就是瘦，要是唐朝就是胖，这是观念在起作用，什么道理不一定说得清楚。观念再往上一个层面就是理论，我说的这个理论是每个人头脑中的理论，虽然大多数人都不是理论家，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理论，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些道理。理论就是观念的理性化和系统化。理论再往上一个层面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高超的思维能力，是反映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智慧，那为什么有些人做得到而又有些人做不到。往往说到智商，当然智商是一个方面，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观念。观念处在这五个层面的中间，如果观念发生问题，即使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正确的知识，但是你的选择标准有问题，那取舍就有问题，最后造成的理论是歪理，形成的是愚蠢。最可怕的是观念常常在不知不觉地起作用，你的选择错了也不知道。观念对我们形成智慧还是愚蠢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从我们的企业和单位来看，企业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如果经营发展战略不对大家再努力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怎么形成，据我的观察，很重要的是取决于主要决策者的观念。主要决策者有什么样的观念他就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从这种意义上讲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是主要经营者的观念。中国有两个很著名的家电企业，一个是长虹，一个是海尔，长虹是军工厂，技术很雄厚，无论人才、技术和设备，而海尔街道厂，技术很差。所以在90年代初期前长虹大大超过海尔，在全国的品牌价值中居第二位，但是到现在，海尔已经跃升到全国品牌价值第一位，已经非常接近世界五百强的规模。我不认为倪瑞峰的智商和魄力低于张瑞敏，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主要是两个人在观念上有差别，或者说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到观念上的根源。长虹很早就得到了“彩电大王”的称号，长虹对“大王”的观念实质是一个“霸王”的观念，“霸王”的观念是天下第一，天下唯一，所以采取的战略就是拼命扩大彩电的产量，利用规模优势把其它的彩电厂统统挤垮。97年我在长虹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全国彩电销量是2600万台，他们要做1500万台。我说你很难做到，就算做到了可能是全国最脆弱的企业。你的目标应该是8个字“优高而大，以大托高”，应该进入“以大托高”的阶段，而不是再继续做大，但是这个观念他没听进去。所以98年长虹继续膨胀彩电的规模，生产了980万台，但没有销售出去，积压了300多万台，受了一个大的挫折。海尔采取的策略是每一种产品不做到那么绝对大的市场份额，实行多元化，高品位高质量的定位，整体加起来规模做大，而每一种产品与同行业的竞争就不是那么你死我活，减少了竞争成本，也减少了某一种产品的风险。说这些我只是想说明观念和本事、智商都不完全等同，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的观念也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的观念，对于企业来说重视战略的选择来自观念。
 
第三，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需要特别重视观念。当今中国的特征国内外称为“转型期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人们的各种行为都在转型，两种规则并存、交织，并且同时起作用。这种社会特征反应到我们的观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是是而非”的观念特别多。完全对了当然好，完全错了容易发现、矫正，唯独是是而非既不容易发现，又不容易矫正，而且负作用很大。比如说我们的国企多年就有“工人就是企业的主人”的观念，这个说法我认为就属于是是而非。说它不对吧它又对，因为国企是国家的，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当然是国企的主人，工人是企业的主体，他的行为对企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我们也希望每个职工都有一种主人翁的感情，那么这个企业就能够办好。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就有问题了，“企业主人”指的是出资者，谁出资谁就是主人。国企即使没有改革的时候没有个人的出资者，国有制在我们国家是全民所有制，他的出资者是13亿人，企业再大也不过10万人，对于13亿人来说是零头的零头，13亿人的财产怎么变成为10万人的财产，所以从出资人的角度他不是主人。工人虽然在一段时候也很喜欢“主人”这个帽子，常常不是按照“主人”——出资者的规律去行事，有一部分“主人”管得不严还会偷“家里”的东西，拿到家里才是自己的，放到工厂是国家的。现在还讲这个理念时，工人并不满意，“主人”下岗了，为什么呢？因为“主人”在工厂的角色是劳动者，是借助这个资产出卖自己劳动力来获得工资，不可能所有、支配资产，除非改制以后。所以我们多年信仰的理念，细推敲，现在的负作用很大，需要加以分析。
 
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第四，我们中国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解决这些新课题都需要新的观念，前提就是要树立新的观念。比如十六大确定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经济上到2010年要再翻两番，按数字计算就相当于现在的日本，当然这是一个诱人的前景。但是认真思考的话，这个愿望非常艰巨，而且风险也相当大。列一组数字来判断风险在哪里，我们现在的GDP规模消耗了全世界25%的钢铁、30%的煤炭、50%的水泥。这是现在的规模，如果再翻4番，那要消耗多少钢铁、煤炭和水泥，我们目前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是靠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换来的，在规模比较小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到，在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做到，而且对环境的破坏和产业的布局等各方面带来的问题都会很大。4倍翻上去了是一个什么结果，对环境是一个什么结果，中央在十六大提出了“一定要有新的发展观”，我们现在的发展等同于增长，认为多了就是发展，而不研究实际的效果，不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去研究。我们现在很多方面还在按照发达国家的样本去做，但是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像美国资源那么丰富，只有2亿人口，我们资源那么缺乏，却有13亿人口，照他的样本怎么做。美国现在2亿人消耗全世界30%的能源，我们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全世界的能源都能我们还缺8%。我认为目前特别是各级领导最重要的是要把发展观调整好，目前20、30年的城市建设将决定200-300年的中国面貌，你的发展观不对，你的城市建设就不可能对，房子建完了进入GDP，但作用是相反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发展一定要建立新的发展观，这是新的课题。
 
还一个新的课题，应对加入WTO。我们中国对WTO的观念还没有到位，比较通行的是“狼”来了的观念，认为加入WTO后，外国大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对我们形成了很多的威胁，特别是对我们的企业。这个观念我认为是“是是而非”的，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大家的观念不完整。我记得在讨论中国加入WTO的多哈会议，那天晚上中央电视是直播的，白岩松采访了三位企业家，就加入贸谈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位就是张瑞敏。白岩松问，加入世贸面对跨国集团更直接的竞争，请问海尔和跨国公司相比有什么优势？张瑞敏回答说，资本没有优势，技术没有优势，管理没有优势。白岩松就说，那你什么优势都没有吗？张瑞敏说，我想我们只有一个优势，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的销售和服务网络比他们好。那你怎样利用你的优势和他竞争？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就遇到了观念问题。如果用老观念回答“我要利用我的优势、销售渠道好好卖海尔的东西，不卖外国人的东西，让他们的东西进入中国也卖不动”。但张瑞敏的回答是相反的“我要让外国人的跨国公司利用我的渠道卖他的东西，换取在外国利用他的渠道卖我的东西”。他不仅说了而且还做到了，过十天后就与日本三洋签了协议，三洋利用海尔的渠道，海尔利用三洋的渠道。传统的思维可能更注重于优势对抗，新的观念则更注重于优势对接。在美国的市场上，有一种灯泡是节能的、是美国政府补助的，这种灯泡的产地就是中国浙江衡电，我也看过那个流水线。在那看了几天，老板就说你给我们指导一下，我说指导不了，只是学习，你的经验我认为就是三个字“高+低”，美国的高技术加中国的低成本。在美国市场上你有竞争优势，是因为你有低成本，在国内市场你也有竞争优势，因为你有高技术，所以在国内外市场都立于主动地位，就是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了。过去我们出口没有利用别人的优势，只是利用自己的优势，也就是便宜，东西好不好不管，只要便宜，所以进不了主流市场，只是地摊货。如果用优势对接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对策，那就不同了，信心也会增加，我们不是要打倒人家，而是要利用他的优势。
 
第二个新的课题就是西部大开发。在这我只想说两个问题，开发的核心是什么？开发的主体模式什么？我想应该在观念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如果用老的观念也许会走到负面。开发的核心是资本，围绕资本是三个环节，资本的流入和流动，以及特色产业的形成，在这三个环节上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特别是西部地区观念都有严重的缺限，资本的流入大家知道招商引资，但是怎样招商引资？现在主要靠两条，一条是优惠,一条是哭穷，这都不能持续和发展。包括许多理论都认为是西部大开发的原因是东西部差距拉大了，这是个非常偏驳的理念。资本是先天而富的，你本来就穷，现在差距又拉大了，那投资者怎么会来投资。我是延安政府的经济顾问，五年前我就曾说过，延安少宣传老少边穷，应该宣传你的优势。更要命的是，你们还有一首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让人一听就觉得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当地人居然把刮风当歌，建议你们把歌改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坡上挂满红红的苹果”，这不是不可能的，延安有40万亩苹果园进入盛果期，是全世界最好的苹果。江泽民到延安考察的时候，看到延安苹果摆在桌子上，很生气，以为美国进口的，说自家人干吗用外来的苹果招待我，延安说这不是外来的是当地产的，苹果非常漂亮。后来延安文工团就把这歌词改了，在西安开苹果交易会时，就放这歌，写着“延安苹果红又大”的大广告，宣传效果很好，第二年苹果全都售出去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穷就得帮助我”的这个观念阶段，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再讲一讲主体模式，我认为西部大开发不仅是西部的事情，是全国的事情。主流模式是东中西一体化去开发西部，把东、中、西联结起来，国务院已在这方面做了示范工程，就是“西气东输”，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输送到上海，我们把它定为东部项目，其实它也是西部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到西部，东、西、中错落有致，为此创造了条件，如果大家水平都一样，那就无法合作。北京前几年要搞电站，又没有煤、又没有水，还要污染空气，那为什么要搞呢，就是要东中西一体化的思维，用高新技术，只有这样每个地方的优势才能发挥。企业也是一样，虽然是个反面企业，但也是个很好的例子，“银广厦”是用一个很好的思维炒起来的，也就是大跨度组合的思维。深圳的企业根在宁夏，在宁夏买了两万亩荒地种麻黄草，提炼出麻黄素，经深圳的窗口销售到美国市场，这是一个大跨度的组合，把三个优势结合在一起，这种思维是正确的，在其它方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有见地的企业都是在做这种大跨度组合的理念。
 
最后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加快城镇化。中国对工业化的观念很强，城镇化的观念是负数。多少年来我们不是推进城镇化而是抵制，主要的表现就是害怕农民进城，50年多年来从主观上做的工作都是把城里人疏散，很多人都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观上做的都是与城镇化趋势相反的工作事，事实证明，成效是暂时的，但代价却是很大的。城市人增加是不可阻挡的，也是进度的趋势。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如果按高标准算是40%，这也滞后全世界平均的47%。城镇化严重滞后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特别是做企业的，从97年以来，所有的产品都是供大于求，这在经济学上是不好解释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需要买东西，但为什么东西又卖不出去，老百姓不是没钱，又缺东西，又有钱，为什么不买东西，简单的方法是很难解释清楚，实际上产品的相对过剩是因为城市的相对短缺，城市的数量太少、容量太小、城市的事业不发达，目前的产品过剩不是市场经济周期的表现，而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城市不发达、城市短缺的表现，产品过剩是因为购买力不足，在中国主要是农民购买力，九亿人购买力不足，什么原因，第一农民钱少，第二农村的基础条件限制了他的购买力，有钱也不好买东西。比如说有钱了想买一台洗衣机，洗衣机的条件是要有上下水，农村没有上下水怎么用，从井里打水，肥皂水一院子，那还不如抱个脸盆在井边洗洗方便，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一些商品是以城市设施为基础的消费品。有的农村大姑娘出嫁非要洗衣机，但后来就用来装粮食。有些地方农民有钱了主要是用来盖房子，钱多了就把老房子拆了重建，再多了又重组，浪费很大。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就是城镇化，即可提高农民的收入，又改变农村的基础条件。十六届三中全把“二元结构”写进去了。所有的问题都可找到“二元结构”的根源，“二元结构”也就是城镇化不足，中国经济长了两条腿，农村这条腿又细又长，人数众多，效益低，城镇这条腿又短又粗，人口少，效益高，北京人叫“瘸子”，这样一个人走路都很困难，但中国不仅要走还要跑，跑不了多远就累得喘气。看我们发展50年，快速发展很短的时候，但调整的时间就有3、5年，为什么，因为是一个“瘸子”跑路，以前还能调整，以后调整就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要注重观念创新？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注重观念创新？下面讲一讲“市场观念”，讲三个是是而非的观念。
 
第一个“商场就是战场”的观念。这是一个是是而非的，而且在当前的中国更多的是非，现在的价格战太多了，不仅影响到宏观效益，也影响到微观效益，很多产业、行业都不怎么赚钱。其实战场和商场这两者是很不同的，战场上的两个基本特点商场上都不具备，第一个是对方直接伤害，商场直接伤害对手是不行的，第二个是一方的胜利必须以一方失败为前提，商场不是，你的企业搞好，不以其他企业搞坏了为前提，而且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必须是其它企业搞好了你才能搞好，市场的本质是多赢和双赢。市场的竞争确实很激烈，但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争夺消费者，谁争夺到消费者，谁就立于不败之地，恰恰我们在这一点上可看出企业的经营思想，有眼光的企业把重点都放在争夺消费者。有些企业经常打价格战，最后也不见得办得很好，我不是反对打价格战，只是说要知道你的侧重点是什么，争夺消费者有很多手段，打广告、搞营销等等。我认为争夺消费者的基础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这个非常简单、基础的观念在中国企业扎根不牢。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很多，但却又很少，比如说我们到商店去看鞋，很多很多，但是眼前一亮的，非要掏钱买的鞋却很少，我想大家都会有这个体会，为什么你眼睛不亮呢？因为产品和你的需求没对上号。我在上海参加过一次皮革年会，我讲了一个苦恼，想买皮鞋但买了4年没买到，要求只有两条，一是休闲一点，二是能和西服配套，但两者加在一些的却很少。我现在到处宣传什么是质量？质量不是理化指标，是人文指标，特别是消费品。企业的心思应该更多地花在产品上，你的产品有特征，是别人赶不上的，那用不着降价，消费者也会购买。
 
第二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说这句话的人不多了，但按这句话干事的特别多，就是如果对待合作者，中国企业目前对待合作者的基础理念是个负数。这是个非常大的误区。李嘉诚善待合作者，总是给合作者以超出期望的利益，这样大家都愿意与他合作。那有人会说他钱不是少了吗？不是这个道理，钱不是你赚我、我赚你，而是我们通过很好地合作产生新的生产力来赚钱，是靠资源优化整合、优化组合来赚钱。那么李嘉诚这种方式就能找到每一个项目的最佳合作者，项目往往能够成功。美国对企业家有一个定义“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整合资源的能手，是利用市场手段整合资源的能手。”而市场手段的核心，一是平等，二是互利。
 
第三句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这在生活中看到并不如此。80年初的乡镇企业与当时的国企相比是劣势，但发展了，并不是优一定胜劣一汰。比如，五年前我到哈尔滨的动物园，里面养了几只老虎，游人可以喂食，看到后觉得它真的很厉害，但走出来却觉得老虎很可怜，如果人们不喂它，那么这个物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再联想到老鼠，从58年开始就列为四害加以歼灭，结果没消灭还很繁茂，最多的是在黄河源头，有6亿只老在咬草根。那是老虎厉害还是老鼠厉害？老虎很厉害，但快灭亡，老鼠很不厉害，但却很兴旺。这对我们企业建立发展目标的观念很重要，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愿意做老虎，不做老鼠，但是我们看到许多想做老虎的企业还没做成就灭亡了。这奥妙在于我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到市场经济中，引得不全面。用8个字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我认应该为16个字“市场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要能就比较全面了，市场竞争、物竞天择是总纲，市场竞争是两条线，一条线是物竞企业间的竞争，一条线是天择市场选择，优胜劣汰是物竞的法则，适者生存是天择的法则、市场的法则，如果企业不适应市场的法则就会灭亡。
 
许多企业就是在做大的过程中丧失了适者的本事，只想到做强者，最后倒闭。为什么中国流行企业这么多，很多企业做得很强冒出来了，但被掩盖的适应力的减弱却被忽略了，只要市场一变化，没有适应力就很快垮台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的雪哈冰箱，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冰箱厂，开始是为医院做冰箱的，后来冰箱进入家庭，它就有优势了，所以产品卖得非常好，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就拼命地扩大生产规模，扩到80万台就突然破产了。原因很简单，在扩大80万台的过程中，其它后起厂家在研制新产品，消费者就不买老式的产品，就是在强大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市场的变化。
 
第三个大问题资本观念。给资本一个全面的理论定位，过去我们谈到资本在这么几句话“资本剥削劳动”、“资本从诞生起从头到脚都是血淋淋的”、“资本的私人占有和资本的社会化形成不可解脱的矛盾”，有这三句话资本的丧钟就敲响了，但用这种观念看现实就看不通了。比如说，引用外资是用外国的资本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引用外资的人就应该抓起来，结果没抓起来反而给予奖励。我们的现行的政策原来的观念是不重合的，是有冲突的，那是改变观念还是改变政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资本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资本是劳动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劳动要实现就需要有人出资办工厂。第二句是“劳动力的及时实现是劳动者的最高利益，不是唯一利益”。劳动力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实现就消失，不能储存。二是劳动力不实现但成本还要付。劳动力不实现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是一种灾难。说简单点没有收入还要吃饭，哪有钱。最早发现这个理论的是刘少奇同志。上面讲的都是从生产关系考虑，但放到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来看“资本也是生产力”，这也是第三句话。我们根据马克思的道理，生产力的三要素，一是生产工具，二是劳动对象，三是劳动力。三个要素中除了第三个要素外，都要靠资本形成，而且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为什么要发重金引进先进设备，没钱就买不了。所以我们对资本的看法一定要跳出原来的框框，放在整个经济中来看它的实际地位，也是生产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生产力的基础。
 
根据这三句话加以一起得到一个总的结论，发展是硬道路，发展=资本+劳动，整个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统一过程。我们中国缺少的不是劳动，缺少的是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大量的劳动力形成有机的统一，所以很多人下岗、待业，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办企业，所以我们才引用外资，更需要发展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资本解决好了就解决了发展的瓶颈，相对来说资本是一个很硬的瓶颈制约。回到现实中很多中国人的观念就不相融，资本的出现，特别是在总体比较贫穷的中国，资本的出现一定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少数人有很多钱，多数人没钱。我最近出了一本书《世纪宏论》，其中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假如我有100万元和100个人，按照过去的观念，最合理的办法是每人分1万，但是每人把钱拿回家后什么也不能干，就买点吃的、喝的，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分配不均，全让一个人拿走，其余的99个人没有，那这个人吃喝不完，就会办一个企业，那假设剩下的99人就给他找工，如果企业办好了，这99人挣的绝不止1万元，而且整个社会的财富也会增加。中国要承认资本的重要，就要破除根深蒂固的财富观念。单纯地只讲比例说不了问题，比如说报道一个企业，去年赚1万，今年赚3万，比去年我赚2万，那就觉得没赚多少吗，但换一个说法，今年的利润是去年的3倍，大家就会吓一跳。所以用比例说明问题，不看看绝对值往往是骗人的，不要被比例弄得晕头转向。我最近反复宣传，在中国人民前有三个好的定语“勤劳、勇敢、聪明”，我还想加一个“人数众多”，但“勤劳、勇敢、聪明、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干了5000年，到1949年出了什么业绩？毛泽东同志说“一清二白”，这怎么解释？勤劳、勇敢、聪明、人数众多却什么都没干出来，但这却是现实，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辉煌过，但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汉代、唐代、清代都曾辉煌，据说唐代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1/3。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文化，有光辉烂灿的一面，但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一个是权力文化、一个是人才文化、一个是财富文化。权力文化太复杂了，今天就不讨论了。人才文化中国的缺陷，对干事的人求全责备，对不干事的人委曲求全，对干事的人设计了种种标准，干事的人都是完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这样的文化象是抬高了干事人，实际上成了打击干事人的鞭子，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我的理论，缺点就是优点的延长。在中国冒尖非常难，再立住又更难。财富文化缺陷更大，中国财富文化的主流“不怕寡怕不均”，不怕少就大家不一样多，这个文化与财富运行规律是相抵，因为财富的社会存在不可能均的，也一定是不均匀的，每个人的差别非常大，先天的素质、后天的努力和社会的机遇这三个方面决定了财富的拥有是不可能一样的，而且财富只有在不均中才能升值，财富发展到今天都是由不均发展的，大家一样多是无法发展的。所以财富和不均就两句话，财富靠不均发展，财富的发展一定不均。财富一不均就想要他均，就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等，均了后发现社会生产力破坏很大，赶紧又靠各种政策扶植大家发展经济，一扶植后又不均，就再来一次革命。中国几千年就是均与不均的折腾，老发生革命。现在老百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两恨”文化，“恨能人、恨富人”。哪个能人、富人不行了，就高兴，没有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是对中国的损失。两恨文化对中国的阻碍特别大，恨富人，富人的防御就是不露富，到现在中国人的宗旨还是还露富，地主老财就把钱换成银元埋在地底下，认为很保险、安全，但是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把农业社会很难积累的资本用这种方式不失时机地转化为黄土，全中国的老地主们把多少资本转化为黄土，如果不化成黄土用这些资本去发展工商业，中国的工商业会很早地发展起来。很多理论实际上是很具体的，老说封建社会制约，从哪制约，我看文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今天在老百姓心中“两恨”文化还是根深蒂固，现在有钱人心里很紧张的，害怕共产党一变脸，群众就会收拾他，但他们比地主们聪明，不埋地底下，但换成美元存在美国银行里，一有风吹草动，就飞到美国了。大家可能会批评，但还是不要批评的好，说不准一批评钱会走得更快。这一个是觉悟问题，一个是本性。钱是有倒刺的，顺走很容易，倒走很难，装进自己袋里很容易，拿出来却很难，保护财产的本能使财产能够保存，这可能也是人的本性。现在应该说中国遇到了一个千载难的机会来改变这种文化，一个是从国内看，从领导层来看，一个是与国际接轨，世界的各种文化给我们一个新的融合机会，这两个机会应该抓住，不要再干几千年还是一清二白。第一个扭转中国财富文化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如果只有第一句，没有第二句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这就符合了财富的规律，小平同志这两句话通过20多年都已实现了，中国确实富了，也的确出现了一批富人。江泽民遇到的问题是邓小平这两句话的结果，这一个结果很容易处理，大家都高兴，中国富了，但第二个问题就难处理，中国是不是出了一批新资产阶级，新资产阶级是不是掌握了共产党，如何对待新富人是江泽民面临的难题，江泽民就用“三个代表”予以解决。十六大又有一句非常明确的话，不能以有没有财产和财产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人政策表现的标准，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语言，这不仅是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述，又是对中国传统财富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拨乱反正。我宣传这种文化为大家所接受，当然光这么讲是不行的，还要大家一起来研究。比如说如何看待钱的问题很需要往深层次去想，我想，不管到任何时候，钱多的人总是少数，钱少的人都是用多数人，在文化上没有解决这种革命是很容易出现的。人拥有的财富多到一定程度就成两部分，如果直接消费不了就成为生产资金，那么对你直接消费没有意义，这两块资金运行规律是不一样的，消费者以个人为专利，生产资金以社会需求为专利。办企业如果不研究社会需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会倒闭，想要增值就一定要研究社会需求，就这种意义上讲有钱人是没钱人的打工仔，他要天天研究打工仔的需求，把企业办好，他自己才能发财。我接触很多企业家，他的迷茫是“我挣钱干什么”，如果没有事业心就一点动力也没有，完全为个人已经不需要赚钱了。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体验，大多数人看到他生气，这种财富文化需要一种新的沟通，使大家对财富有一个平和的看法。现在好多美国人都不想发财了，发财太累，还不如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我们中国远远没到这种地步，但这种文化我们要有。
 
资本和企业的关系。“企业是资本的躯体，资本是企业的灵魂”，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在企业内部各行其职、各得其所。用这样的标准看国有企业的最大弊端在于企业内部没有所有者的合格代表。80年代让厂长当主人，厂长负责制，但是厂长是经营者不是所有者，有相当多的厂长是短期行为，是管花的不管还的，但是私人企业不敢借钱。还不了就得破产。国企改革的任务是在企业内部造就所有者的合格代表。为什么现在提出混合所有制为主体，不光有国家的，还有各种股，必须通过董事会。当然也不只有这一种形式，今天只是说从观念上的一个基本原理。
 
 
正确认识“人力资本”
 
 
 
正确认识“人力资本”，从西方引进，我认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知识，只有知识成为资本人力才有现实意义，不是任何知识能成为资本。只有通过技术和管理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获得效益的那种知识才能够称为资本，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资本。只有掌握这种知识的人，通过他的活动把知识投入到企业中，这才别人才承认有知识，所有任何现实中的技术资本都是人力资本，通过人的活动才能成为真正现实中的资本。对我们现在的企业有什么用处？在中国人力资本的主要对象就是企业的主要经营者，他们的劳动性质和工人的劳动性质是不同的，他们是知识资本的投入。投资10个亿的工厂交给一个糟糕的班子过几年就会只有几千万了，反之，交给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就可能会是几十个亿。过去多少年我们对于经营者定位不准，我给经营者一个定义，经营者就是以劳动形式实现的知识资本投入者。他们获取报酬的渠道是不一样，应该从利润和分成中获得，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经营者是需要靠占有制来调动积极性，不完全靠所有制。国外大的跨国公司的CEO不可能有大的股份，而是靠占有制。我们的国企改革应该从两方面做，一方面是所有制的调整，一方面是占有制的调整，占有制的调整被大家所不重视，所有制提供的可能性，占有制提供现实性，所有制提供的是舞台，占有制提供的是演员。我们只要抓住人力资本这个环节，对经营者承认是人力资本，而不是混同于劳动力，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我们手中。中国的企业文化关键还是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没有分清，一定要让大家各就各位，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和企业文化。比如说，到美国问看门者你一年挣多少钱，5万，CEO呢？挣500万，那如果把500万给你行不行，看门的连忙说不行，我干不了，这是美国工人的回答。同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像美国人这样，绝对不会说我干不了。我不反到全员执股，但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劳动者认同的是按劳分配，所有者认同的是资产增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