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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环境与我国税收政策选择

庞凤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引爆的金融危机，已演变为全球经济体系共同面临的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在受到此轮危机冲击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自身内在的结构性隐患。税收作为政府直接经济调控手段，理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国内经济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迫切需要通过明确税收政策确立与税制设计的目标及其选择原则，厘清税制改革与建设的基本思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税收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09-03-20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社会保障权的实施成本及其控制研究”（08JA790135）；教育部应急课题“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资助（2009JYJR015）

作者简介：庞凤喜（1962—），女，湖南湘潭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2008年全世界范围暴发的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它既不仅仅是美国一国或几国的经济危机，也不仅仅是纯粹的金融危机，而是二战之后曾创造无数经济增长奇迹的全球经济体系共同面临的经济危机。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其宏观数据已急转直下，足以显示其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为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包括税收措施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政策的实施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我国政府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为保增长、促就业，尽快地为我国走出危机阴影作出贡献，同时，应以这次危机为契机，厘清税制长期建设与健全发展的基本思路，尤其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的国内经济环境

（一）由点及面：美国次贷危机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发生在美国的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引发的金融风暴。自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起，美国迄今已有25家金融企业倒闭，4 000多家金融企业陷入财政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的汽车行业以及制造业已经连续17个月出现萎缩[1]。其中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纷纷以“破产”为由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连续数月创下历史新高。

在与美国联系紧密的欧元区国家，2008年第四季度15国经济环比下滑１.5％，为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2]。各国经济形势严峻，失业人口猛增，也使得欧盟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一直过分依赖西欧和美国信贷的东欧，目前正遭遇外资抽逃、金融体系混乱、本国货币贬值、出口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危机[1]。在日本，尽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与欧美相比较为轻微，但间接影响仍比较严重，表现为一是股市低迷；二是出口疲软[3]。

显然，正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日益紧密的关联度，从美国这一世界经济大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许多国家，从而引发为一场大规模、深层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二）表征与实质：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隐患

1. 就表征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自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显现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放缓趋势明显。目前，尽管我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应对，但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其主要宏观指标的基本状态主要包括：一是进出口总值双双下降；二是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回落；三是工业企业利润明显降低；四是发电量增速大幅放缓；五是股市财富大量蒸发；六是失业人数增加；七是GDP增速全国性下滑；八是CPI、PPI进入负值等。

2.就实质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我国国内经济内在隐患暴露的时间

观察2008年的宏观政策取向，可以说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其中，上半年是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并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而到下半年后，新出台的所有政策工具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向用来保证经济较快增长，以致于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史无前例地出台了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总额高达四万亿元。尽管事发突然，但无疑有其必然性。其实质是我国经济内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的爆发，也是我国经济多年内在隐患的暴露，是中国30年经济发展模式严重后果的集中体现。

近30年来，受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且以迅速增加GDP作为追求的突出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使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度、高污染、低内需的发展道路。因此，与时间的推进同步，经济结构的扭曲加剧，矛盾不断激化。具体来说：

一是需求结构不合理。其突出表现之一是投资率超高，而消费率超低。建国以来，我国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架构，一直是有利于快速工业化发展、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发展路径在改革开放后也未改变，并集中表现为投资率超高，而消费率超低。据统计，2003～2006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平均为42.4％和53.2％。而据世界银行统计的101个国家的资料显示，1970～2002年期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费率由74.2％上升到79.6％[4](P455)。显然，我国投资率可以称得上畸高，而消费率则可以称之为超低。其突出表现之二是消费需求结构不合理。包括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比重不合理，以及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不合理。其中，1990～2006年，我国政府消费率由12.2%增至13.5%，而居民消费率由45.8%降至38%[5]。2004～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比重由72.5%增至74.37%，而农村则从27.5%降至25.63%[7]。

二是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一般认为，贸易依存度是判断一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据统计，加入WTO后，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快速增长，其增幅不仅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15.4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长，使得我国外贸依存度出现快速上升，从2000年的43.8%上升到2006年的64%，2004年更是曾经高达70％。而从世界范围来看，1980～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之间。而在进出口贸易中，我国出口又是明显大于进口的。据测算，2007年我国对外出口几乎占到GDP的40%，不仅远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而且缺乏稳定性。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相当开放的经济体，其出口占GDP的份额1992～2007年十多年的时间里，仅从不到10%上升到大约12%[9]。而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与出口份额，足以说明我国经济是全球化程度极高的经济，也是极开放的经济，一旦外部消费需求滑坡，我国经济就可能萎缩和停滞，甚至遭遇灾难性重创。

三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的粗放经营发展模式。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付出了惨重的环境、资源与社会代价。以2006年为例，我国GDP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到约5.5％，但能源、钢材和水泥消耗却分别占世界的15%、30%和54%。同时环境污染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据测算，我国日耗水量和日均污水排放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余倍，每年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超过10%。换言之，仅仅考虑环境污染这一因素，我国绿色GDP基本就只是“零增长”[6]。况且，总体上而言，我国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已从过去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约束转变为“高能耗、高污染”为特点的“资源紧缺”的约束，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说明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二、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确立面临的目标选择

（一）公平与效率的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之一，公平并不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概念，相反，它带有较强的伦理学色彩。因此，公平大致可以分为经济领域的公平和社会领域的公平。前者是指进入市场领域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应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后者是指人们的收入差距应保持在社会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以避免贫富过分悬殊。显然，经济领域的公平强调的是等价交换。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该领域的公平可以说只涉及交换的双方。而社会公平强调的是社会认可。但社会能否认可，这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公平，而且也涉及整个社会资源各种分配方式综合而成的结果是否公平，以及决定这种综合分配结果背后的理念及其制度设计是否公正公平。而效率同样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永恒目标。经济学中所说的效率，是指对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今社会，之所以要强调效率，是因为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资源配置制度无效，必然加剧经济增长与资源不足的矛盾，从而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一般认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即要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公平，通常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要得到较高的经济效率，则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但实际上，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其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且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提高为基础。而分配的公平合理有助于劳动者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地充分发挥，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最终影响效率。

税收作为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税收公平同样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通过税制安排应为所有市场利益主体建立平等的竞争环境；后者则是指通过税制安排影响收入分配，使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结果处于相对均等状态，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而税收效率具体包括税收的经济效率与税收本身的行政效率。前者是指税收政策的实施，应该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其基本衡量标准是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取得既定收入的基础上，使税收征纳过程中的成本耗费最低[7]（P14-24）。显然，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之间同样存在着一般性公平与效率之间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

在我国，正是在长期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效率优先”的思维支配下，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其结果是：在中国经济十多年高速发展的最佳时机内，却始终不能有效启动内需市场。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启动国内市场。但启动内需的关键在于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税收作为政府掌握的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应固守公平优先的原则，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中都应该积极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

2．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选择——短期与长期相互搭配，并服从于长期税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在我国，尽管2008年人均GDP首次超过3 000美元，但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和人均量方面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有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才能较为迅速地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况且，我国目前还面临着包括就业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也难以解决。因为就业率过低必然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并使得就业率降低与经济增长下滑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维持经济增长是当前确保就业的基本要求，也是税收政策首先面临的近期目标。从长期来看，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强调的集约型发展、内外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与公平发展。即长期目标主要体现为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具体包括：一是将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由投资转变为消费；二是在保增长的同时，要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积极开发节能降耗技术，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

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短期利益大多具有矛盾的尖锐性、时间上的紧迫性，套用传统手法、依循传统路径的经济干预措施极易出台并获得实施。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从短期来看，经济虽然能保持一时的高速增长，并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就业等问题，但实际上解决不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因而极易出现以短期利益损害长期利益的局面，从而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波动，一定要加以避免。总的要求是，致力于短期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应与着眼于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制改革相互搭配，不得以短期利益损害长期利益，妨碍长期税制建设的健全发展。同时，短期税收政策应视经济情况灵活调整，避免短期政策变成永久性制度。

三、未来我国税收政策确立的基本思路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影响，我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据测算，2009年通过税费改革将减轻企业负担5 000亿元。同时，本年度财政支出大幅攀升，而税收收入全面下滑，财政赤字将出现近万亿元的巨大规模。但税收政策仍有作用空间，尤其是进程滞缓的税制改革必须抓紧机遇有序推进。可以考虑的基本思路是：

（一）进一步减轻税负，促进民间投资与就业的增长

当前，我国税制仍存在着因税负不合理、税制不规范、税制结构不科学而导致的税负过重的问题，因此，进一步减轻税负，促进民间投资与就业的增长，途径之一是直接减轻税负。其中：流转税可考虑将增值税税率、适当降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并提高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消费税中应取消现已成为生活必需品的汽车轮胎、工业酒精、医用酒精的征税；所得税中可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及微利企业税率适度调低。同时，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困，可允许中小企业用前3～5年的盈利弥补当年亏损。途径之二是规范税制。在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及时进行增值税扩围，以实现增值税的真正转型。在目前个税征管基础环节的建设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对现行个税制度进行稳健改革，包括减少征税等级、降低税率，尤其是降低中、低收入段税负，以减轻工薪收入阶层或低收入阶层的个税负担。途径之三是适当降低流转税比重，同时，大力提升所得税、财产税收入比重。

（二）强化税收公平收入分配体系与征管体系的建设，确保税收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

在我国当前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迅速扩大的现实背景下，为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应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消费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其中，个人所得税改革应采用多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综合所得税制或综合、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以增强税制的公平性。财产税改革，一是应继续完善房地产税制，调整对个人自用性质的住房的征税制度，并应将房地产税制的改革作为完善地方税制的突破口。二是及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使之成为遏制因财富差距而引致更大的收入差距的最后一道税收补救措施。而消费税作为调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主要应对征税范围及价税搭配方式进行调整与改革。

为了使个人收入分配体系真正发挥其调控功能，还必须着力加强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设，包括：改善现行现金管理办法、建立税务号码制度、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以及各部门之间信息资源共享制度。这些都是深层次税制改革成功实施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基础环节[8]。在当前税收收入下降幅度明显，经济危机影响尚未见底的情况下，强化整个税收公平收入分配体系与征管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有效地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而且有助于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筹集足额的财政资金，以此为基础，也有助于整个税制的全面改革，并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真正完善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加强环保税制与资源税制建设，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税收支持

环保税是指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的范围、程度，而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特别税种。环保税开征的理论依据在于环境资源利用上的“市场失灵”。在我国，尽管经济发展之初即提出过要防止走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但实际经济建设中，由于受对GDP的过分热衷，对政绩追求的急功近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实际上重蹈了发达国家的覆辙，并严重损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本着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开征环保税有助于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

而资源税广义地来讲也属于环保税的范畴。但与狭义的环保税又有较大的区别。我国资源税自1984年正式开征。理论上来讲，该税种应承担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但实际上，资源税更多地成为了地方的一种财政收入来源。必须及时改革其征税范围、税率及结构、计税方式、税目、计税依据等，以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四）积极推进社会保障“费改税”建设，为社保筹资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投入社会保障的力度不断提高，使得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财政风险越来越高，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实践中由于一直存在着制度不统一、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社会保障资金征缴体制不合理等原因，社会保障资金管理面临着扩面难、缴费基数不统一、缴费基数不实、资金安全存在隐患、征缴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化解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诸障碍的突破口，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因而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与完善的理性选择[9]。因此，应及时推进社会保障“费改税”建设，社会保障税应该尽早出台，以更好地明确社会保障中政府承担的责任，更好地保障社会保障的收入能力，从而更好地统筹安排各项事业，并有效地化解财政风险。而且在当前的环境下，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不必通过大量储蓄来防范未来的各种风险，从而有可助于刺激更多的即期消费，这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我国经济暴露出结构性矛盾，但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信用环境亟待改善、服务意识和服务措施欠缺、中介组织不发达、非公有制经济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改进税收，还需要改进其他相关工作，发展我国经济，以便让越来越多的公民有获得更多收入与财富的机会，从而增进民间消费能力，并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何伟. 中、东欧危机成亚洲金融危机“翻版”[N].东亚经贸新闻，2009-03-04(18).

[2] 魏红欣. 欧盟今协调立场救经济[N].国际金融报，2009-03-02(5).

[3] 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EB/OL].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1/16/content_10365023.htm.

[4] 汪海波.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 车春鹂等.低消费率对中国经济危害的实证分析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8（11）:69-73.

[6] 高辉清.好字优先正当其时[N].上海证券报，2007-12-07(4).

[7] 杨斌.治税的效率与公平[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8] 庞凤喜.税制改革应整体推进[J].涉外税务，2008，（5）：1-4.

[9] 庞凤喜.论社会保险税的征收与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系, 税务研究[J]，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