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和讨论不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出于对自身发展方向的忧虑,一改当年“历史终结论”的傲慢,开始炒作起所谓“中国模式威胁论”。其中心论点是,以威权和集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中国模式”同以个人主义、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为核心理念的西方价值观之间具有本质的冲突。“中国模式”受到热 捧,势必会挤压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生存空间,对西方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构成威胁。

　　顾名思义,所谓“中国模式”,乃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本质总结和概括。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一些西方观察家所总结的政治控制加经济自由、重商主义加出口主导之类的观察就显得过于肤浅,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表象而未触及本质的低层次解读。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呢?笔者看来,“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内涵,在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和国家发展道路的艰难进程中逐步认识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思路,都需要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根据中国自身的具体情况不断中国化。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这一本质进行了不断的验证和阐释。因为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方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小平同志面对“文革”后的百废待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走出一条崭新发展道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面对苏东巨变,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中国取得世界罕见的发展成就;同样因为坚持实事求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又适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在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后危机时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中国更好地应对未来更加艰巨的挑战,不断推进国家发展大业,并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仍将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认同实事求是、立足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身特色发展规律就是“中国模式”的最本质内涵,那么某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因为中国没有照搬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或与西方的发展道路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而对“中国模式”威胁西方体制的担心就显得有些过虑了。因为“中国模式”对世界最大的启迪,不在于向世界展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而在于从更深层次还原了科学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以自己近代百年来的艰苦探索和正反两方面经验,向世界阐述了一个深刻思想: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别的什么模式,学习借鉴、开放思路是必要的,但盲目照搬、僵化思维却是危险的。

　　“中国模式”的这一本质内涵超越了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竞争关系,呈现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理念转变的价值。笔者希望,沉浸在所谓“中国模式威胁论”中的部分西方媒体和学者,无论是因为自己内心太不自信,还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摆脱西方二元思维的机械模式,尽快跳出那种过时、僵化、落伍的思维定式,勇敢面对多样化、鲜活的世界。唯有如此,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不断开拓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讨论“中国模式”真正应该带给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启迪。  

中国模式及其前景

    ■姚洋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既然中国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决定未来20年中国走向的最重要问题。
    
    中国模式是最近学界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总量增长了1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2倍；按现价计算，去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400美元，即将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无疑是了不起的奇迹。那么，中国是否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来看，都非常重要。国内的意义在于总结过去、指导未来。过去30年的前20年都在改革，而后10年的改革，似乎中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需要探索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在国际上，这涉及到中国如何将自己呈现给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未来20年，中国可能还会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上进行正确定位。国际上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说，前者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者提倡政府干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把代表前者却失败的美国和代表后者且成功的中国进行对比的风气更加盛行。比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北京共识’认为，高速经济发展需要以增长为目标的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然而，这个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如果威权体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则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应该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必要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中国不可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把“华盛顿共识”当作对新自由主义的总结、把“北京共识”当作对威权体制的总结本身就是对这两个“共识”本意的误解。“华盛顿共识”是由时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其本意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总结，而新古典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有着显著差别；“北京共识”是由时任《新闻周刊》驻京记者的约舒亚·雷默提出的，主要包括创新、平等且可持续增长和独立自主三点内容，并不涉及政府的性质问题。国外一些人把中国模式贴上一个扭曲的“北京共识”标签，其意实际上是要贬损中国。中国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可以效仿的榜样，西方一些人对此高度警惕。把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威权体制，表面上看是学术观点，实质是想通过贬损中国达到阻止其他国家效仿中国的目的。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总结中国模式就变得至关重要。中国经验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但是，以世界为背景，我们要总结的是那些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的东西。以此观之，“中国模式”这一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也许更为合适。但是，因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讨论话题，本文仍然沿用这个词。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有四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这个词来源于英文meritocracy，有人把它翻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而本文认为翻译为“贤能体制”，也就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更加合适；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中国模式四要素
    
    首先讨论社会平等。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政策的改变较快消除，比如说今年“两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社会不平等则不同。社会不平等意味着社会被人为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成分。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典型的社会不平等。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56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连续不断的革命，这些革命打破了旧有社会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和思想。比如，历史上文字是为特权阶级准备的，掌握了文字就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再如，土地的集中导致无地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而这种土地所有关系往往得到社会认可。
    
    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首先，它消除了进入壁垒，增加了社会活力。社会不平等意味着人分三六九等，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很弱。高等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垄断社会资源，而且往往拒绝新技术和新事物，因为它们可能动摇其优势地位。其次，社会平等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一个平等社会，人们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印度是一个社会不平等很严重的国家，其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比例高于中国，但文盲率却达到近40%，远高于中国。印度的制造业不如中国发达，与对工厂工作的轻视及缺乏合格工人有关。第三，社会平等消除了强势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促进了中性政府的产生。
    
    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旧势力因此得以保存。在一些民主体制运转失灵的国家（如菲律宾），这些旧势力非但没有衰退，而且还得到壮大，掌握国家政治和经济命脉，极大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印度的民主政治是发展中国家当中几个少数的成功案例之一。但是，随着印度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将不可避免地拉大，而社会不平等将是决定收入差距态势的主要因素，低种姓和穆斯林无疑将是收入增长最慢的阶层，这对印度政治生态将产生决定性影响。由于独立之初没有消除旧有的社会不平等，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民主的框架下完成一场社会革命，从而为未来经济发展扫清道路。
    
    其次，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和以科举为主轴的官僚体系。今天，国家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遴选官员，今天则通过层层选拔提拔干部。一个人要走上领导岗位，就需要从最基层做起，做出了成绩才可能提拔。在贤能体制里，培养一个干部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
    
    贤能体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首先，贤能体制的核心价值——选贤任能——可用来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民主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养成，民主在一些国家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最终结果是，国家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决策。贤能体制强调少数精英的自主作用，因此容易做出决策，提高政府的效率。同时，贤能体制强调官员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起到了约束作用。
    
    第三个要素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早就说过的，也得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但是，一个好制度的核心，是提供正确的激励。所谓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制度。发达国家的学者总是不自觉地拿最优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比次优还要低的状态，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状态呢？中国30年的实践证明，追求有效的、而不是最优的制度是完成制度转型的最优方案。所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不是纯洁的，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目标。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却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的优势，在1980年代的制度框架下，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他如价格双轨制、地方财政分权等，都属于这种中间状态的制度。就单个制度而言，它们无一是完美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把中国的制度变迁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许多这样的步骤加总在一起，就完成了中国的制度转型。
    
    最后一个要素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不会被少数利益所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因此就更可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性政府。改革本身是政府向社会让渡权利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英的革命。与此同时，政府虽然为老百姓办事，但也没有一味地迁就部分人的要求，放弃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些，得益于两方面条件。第一是政治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政党的自主性和包容性。在过去的30年间，党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党员成分日益丰富，并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作为国家决策中枢，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舞台，并在内部消化集中，最终形成国家政策。第二是社会基础，即前面提到的社会平等。在不平等的社会，强势集团时刻威胁政府的统治，因此，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和强势集团结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相反，在平等的社会，由于不存在强势集团的挑战，政府容易获得独立性，成为中性政府。
    
中国模式的前景
    
    中国模式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成功；但是，任何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模式也不例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是最大的问题，并与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正在热议的结构失衡有关。
    
    结构失衡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报酬，由于工业比农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因此，别国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然而，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见。第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48%，下降更为剧烈。这一方面说明老百姓的福利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得到相应改善，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我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第三是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10%，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被消费掉，也没有全部变成投资，而是变成了净储蓄，输出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给别人花掉了。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很多，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首先，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导致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过高，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一比例在40%-50%之间，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这一比例是25%。政府生产性支出多，好的方面是政府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着想，不好的方面是扭曲了经济结构。政府的生产性投资是对企业的补贴，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促使企业进行更多投资，反面是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其次，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地方政府往往难免做出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第三，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政府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改善基础设施使老百姓受益，但也有很多基础设施并不能造福百姓，而是政绩工程。第四，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经济发展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它就很容易和强势集团结盟，中国也就失去了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创造了“巴西奇迹”。但是，巴西当年也和现在的中国一样，贫富分化剧烈，随之而来的是20年的高通胀和经济停滞。这里当然有债务危机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可能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巴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观一些成功转型的国家，民主的扩大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步骤。如韩国于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它的人均收入按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0000美元。我国现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8000美元，接近韩国当时的水平。当然，韩国的成功转型还有很多原因，但民主化与转型之间的这种关联至少值得仔细探讨。
    
    在目前，更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是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民众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政府投资，而可能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社会保障。第二是有利于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而相对忽视了民众福利的改善。第三是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救火队”，哪里出了问题就去那里救火。民众参与政府决策意味着民众自己变成了决策者，而政府变成了执行者，民众和政府同时要为决策后果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同时也为政府减轻压力。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既然中国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决定未来20年中国走向的最重要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秦晓：所谓中国模式扭曲资源配置 有悖市场化改革目标

秦晓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

本文论述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而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特征。但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金融[2.65 -1.49%]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使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 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 动。

这种体制既有“东亚模式”的影响，也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

概括地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李玲：中国模式或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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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怎么了？

——天下为公

李玲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事实上，不论是跨越纵向空间的信心，还是跨越横向空间的国际环境，当我们跳离狭义经济学对市场交易中公共产品界定的条条框框之后，公共产品与人类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已经跃然纸上：我们以怎样的方式与社会和整个世界中的其他人进行沟通，我们便也在享有怎样的一种公共产品。从而，这也让公共产品的存在进一步深入到哲学的讨论中。在这里，我们不能绕过的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人的本原意义的哲学思考。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在反思海德格尔(Heidegger)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类和整体世界关系的新的人格观念。她强调，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个人也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拥有、共同分享、共同建造一个“共同世界”的过程中积极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意义。在后来的哲学学者眼里，阿伦特的新的“共同人格观”被誉为成功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个人沉思”的地位；然而，在经济学的眼光中，我们毋宁说，这样的观念其实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那天然的整体本性的回归。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私有产权意义下的个人最优化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信条式权利，而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的个人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是，阿伦特直截了当的为我们点明，个人与整体世界的关联，从来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纽带，这就是由人格和基本人性中的共同元素所决定的。这种依赖他人在场的“共同性”，才最终让人类脱离于平凡的动物群体。不难想象，对于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是最为“私有”的个人身体和个人生命，在阿伦特的哲学体系中也不再是完全私有的：因为对于我们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与我们不仅仅因为交易而联系的他人而言，尽管他们无法直接对我的身体和生命负有责任，但是，个人身体和生命受到的伤害对他的亲人带来的痛苦，不一定就比其自身承担的痛苦更为轻微。事实上，日常生活里普遍意义上的生命“无价”，并非仅仅强调“自然人”的肉体生命价值，自然人无非是一种大脑高度发达的生物，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不应该与普通的生物具有相异的价值标准；相反，我们更为珍视的，是我们被赋予了人格尊严的“社会人”的生命价值，只有在天然的，因为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所构建的一个正义的社会整体中，我们才能享受到这种作为“社会人”的无价生命。应当记得，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而作为“社会人”才能获得的这种生命价值，也是完全满足在狭义经济学意义上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定义的。在这一意义上，人类的身体和生命本身就被赋予了公共产品的价值，所以，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的“私有行动”的物品，也因为人格和人性的天然公共性，而都十分正当的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就是经济学家最爱引用为个人经济代表的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战斗”过。在漂流前的风暴中，他向上帝许下的最后一句誓言是回到父母身边，而他最为局促的一句评论则是：“最没有用的就是那三十六英镑金币了！”所以，在这个因为人类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逐渐变小的整体世界里，公共产品无处不在，层出不穷。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中国。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与公共产品的“公”字，缘分可谓源远流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的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梁先生生动的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彼此顾恤、互相负责，与阿伦特的共同人格观何其相似！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再翻开《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也不就正是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雏形？诚然，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过于强调公义而忽视个人价值的倾向。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民主、自由和共和思想的多元融合，尤其是德国哲学的批判主义元素和美国现实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双重变奏，是让中国大众走出封建，回归对人的本性认同的一股最为积极的力量。但是，我们同样无法、也不应刻意抹去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这一厚重的文化色彩。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巨大张力，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往往呈现更为生动的形态。而如今，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逐渐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和科学发展观，则正是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对这种张力在中国新时代发展中更为理性的统一方式。毋庸置疑，和谐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公共与个人的平衡；而且，我们能够享受的和谐社会本身，不正就是一种最为可贵的公共产品？

所以，对于如今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公共产品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公”的度量标准，也在面临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们自信地宣称“历史终结”，断定美国模式将成为人类历史终点的时候，我们也许并不应该过于自谦。相反，我们可以更为理性的说，在上世纪早期，是西方文化为中国走出封建蒙昧的“公”的状态提供了启蒙；那么今天，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另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公”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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