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顺德改革的“智囊”力量 orz //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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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改革的“智囊”力量//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2010年05月07日08:41 来源：《光明日报》 顺德改革的“智囊”力量--中国共产党新闻 
新闻提示 2008 年8 月25 日召开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拉开了地方机构改革的序幕。按照时间表，全国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完成后，同时启动市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提出改革的要求以及预案。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机构改革正在全面推进。
2009年9月，备受关注的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亮相，一下子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41个党政机构减至16个，精简幅度接近2/3。
2009年9月16日，顺德大部制改革“石破天惊”，引发全国关注。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在近日结束的全国编办主任工作会议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先行先试、党政联动的改革获得肯定。
半年时间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被称为“当代中国最为大胆的体制改革”背后，有一批默默无闻、尽心尽职奉献着自己的慧心和才华的“智囊”，他们就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公共行政学者许耀桐、马庆钰、宋世明和竹立家。他们用才识和智慧为顺德改革制定了改革方案、构筑了理论基石，推动一向以创新著称的顺德，将改革的手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政治领域，再次成为改革的先锋。
为什么是国家行政学院
2008年12月下旬的一天，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区委书记刘海到国家行政学院，造访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专家许耀桐。他提出，请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力量组成课题组，开展《顺德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项目。
许耀桐回忆说，早在2007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及北京大学就同顺德有过合作，为顺德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的课题，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次合作，是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再一次合作。
“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方针，在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要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的许耀桐介绍，多年来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一直承担着决策咨询的职能。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研发》、《山西省长治县“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湖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对策研究》、《吉林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研究》……翻开国家行政学院建院以来的科研项目一览表，看到的很多题目都是在为各级政府决策咨询服务。
在政府管理创新的理论前沿不懈地探索前行，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发挥知识库、智囊库的作用，是国家行政学院一路走来的生动写照。截至2009年底，国家行政学院共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软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68项，包括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体系等重要决策咨询研究任务。
为了加强国家行政学院的决策咨询工作，2008年中央编委批准国家行政学院机构调整方案,同意学院成立“决策咨询部”，把向中央政府建言献策、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服务的职能从科研部分离出来，对外开展工作可使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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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晶）
相关专题 · 许耀桐专栏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虞崇胜 2010年05月11日11:00 来源：《学习时报》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中国共产党新闻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人为设置的种种思想禁锢，将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上来，认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可行性，积极、有序、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是要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的核心的问题，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明确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强调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同时，曾经反复阐明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须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中彰显其优越性的。必须明确，如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样，政治体制不同于基本政治制度，它不姓“资”也不姓“社”，政治体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可以为不同政治制度所反映和利用，是实现基本政治制度的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不能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讨论上，耽误改革的大好时机；必须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轻装上阵，积极而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要破除“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思想禁锢
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改革的教训，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亡党亡国。这种思想认识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误解，也是高看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革命不同，它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添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身健体的工程。
自从苏联解体后，一些人由于对苏联改革的情况不了解，简单地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搞错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极为片面和有害的。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不如说苏联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所以一旦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临界点，苏联原有僵化的政治制度的解体就是势所必然了。至于20世纪后期苏联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制度转轨），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机理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基本政治制度的放弃即所谓“易帜”——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因此，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并非是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总结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教训，从苏联和东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稳妥、科学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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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国权教授 2010年05月07日15: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新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亟须理论界提供有分量、有深度、有价值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下一步的科学决策服务。
这项重大的任务最终授予了由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今年年初，他们在申报“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激烈竞争中招标成功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课题的攻关之中。他们对于“权力制约监督”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为此记者专门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国权教授进行了访谈。
“制约”比“监督”重要
记者：“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新提法，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陈国权：在权力缺乏制约的情况下，权力会成为一种“危险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必然成为谋利者千方百计寻租的对象，领导岗位也因此变成容易诱发违法犯罪的“危险岗位”。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这一岗位的“危险系数”在一些重点领域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所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目标就在于从根本上抑制和降低权力的“危险系数”，切实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
应该说权力制约监督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有权力就必然伴随着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这一提法的新意在于把“制约”一词放在了“监督”前面，表明中央开始高度重视权力制约。长期以来，我们比较依赖于用强化监督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现在要更加重视和突出权力制约的地位。
保证权力健康运行的基础是权力的科学配置，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权力结构需要转型，就是从传统的集权结构向合理适度的制衡结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正是试图从权力制约这个角度解决权力滥用问题。
记者：您认为“制约”比“监督”更重要，而习惯上很多人不太注意区分“制约”和“监督”这两个词，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陈国权：严格来说，监督与制约是有区别的，监督往往是权力的单向运行，是权力授予主体控制被授予权力的行使，以保障权力行使符合授予意图。而制约是权力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钳制，以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具有权力运行的双向性。但监督与制约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都体现了对权力的控制，因此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一般可以将其统称为“制约监督”。这样既体现了“监督”的重要性，又能够凸显出“制约”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
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记者：您刚刚提到权力制约监督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提到它在新形势下的特殊意义，那么您是否能够具体为我们阐释一下这一命题的“新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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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提示 2008 年8 月25 日召开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拉开了地方机构改革的序幕。按照时间表，全国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完成后，同时启动市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提出改革的要求以及预案。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机构改革正在全面推进。
2009年9月，备受关注的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亮相，一下子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41个党政机构减至16个，精简幅度接近2/3。
2009年9月16日，顺德大部制改革“石破天惊”，引发全国关注。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在近日结束的全国编办主任工作会议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先行先试、党政联动的改革获得肯定。
半年时间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被称为“当代中国最为大胆的体制改革”背后，有一批默默无闻、尽心尽职奉献着自己的慧心和才华的“智囊”，他们就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公共行政学者许耀桐、马庆钰、宋世明和竹立家。他们用才识和智慧为顺德改革制定了改革方案、构筑了理论基石，推动一向以创新著称的顺德，将改革的手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政治领域，再次成为改革的先锋。
为什么是国家行政学院
2008年12月下旬的一天，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区委书记刘海到国家行政学院，造访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专家许耀桐。他提出，请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力量组成课题组，开展《顺德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项目。
许耀桐回忆说，早在2007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及北京大学就同顺德有过合作，为顺德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的课题，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次合作，是在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再一次合作。
“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方针，在教学和科研的同时，要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的许耀桐介绍，多年来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一直承担着决策咨询的职能。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研发》、《山西省长治县“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湖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对策研究》、《吉林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研究》……翻开国家行政学院建院以来的科研项目一览表，看到的很多题目都是在为各级政府决策咨询服务。
在政府管理创新的理论前沿不懈地探索前行，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发挥知识库、智囊库的作用，是国家行政学院一路走来的生动写照。截至2009年底，国家行政学院共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软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68项，包括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体系等重要决策咨询研究任务。
为了加强国家行政学院的决策咨询工作，2008年中央编委批准国家行政学院机构调整方案,同意学院成立“决策咨询部”，把向中央政府建言献策、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服务的职能从科研部分离出来，对外开展工作可使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研究中心”的名称。
相关专题 · 许耀桐专栏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虞崇胜 2010年05月11日11:00 来源：《学习时报》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中国共产党新闻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人为设置的种种思想禁锢，将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上来，认清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可行性，积极、有序、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是要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
综合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争论的核心的问题，还是邓小平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明确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强调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同时，曾经反复阐明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必须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须创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中彰显其优越性的。必须明确，如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样，政治体制不同于基本政治制度，它不姓“资”也不姓“社”，政治体制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可以为不同政治制度所反映和利用，是实现基本政治制度的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不能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讨论上，耽误改革的大好时机；必须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轻装上阵，积极而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要破除“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思想禁锢
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改革的教训，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亡党亡国。这种思想认识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误解，也是高看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革命不同，它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是给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添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强身健体的工程。
自从苏联解体后，一些人由于对苏联改革的情况不了解，简单地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搞错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极为片面和有害的。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不如说苏联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所以一旦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临界点，苏联原有僵化的政治制度的解体就是势所必然了。至于20世纪后期苏联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制度转轨），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机理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科学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基本政治制度的放弃即所谓“易帜”——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因此，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并非是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总结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教训，从苏联和东欧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稳妥、科学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亟须理论界提供有分量、有深度、有价值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下一步的科学决策服务。
这项重大的任务最终授予了由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今年年初，他们在申报“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激烈竞争中招标成功后，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课题的攻关之中。他们对于“权力制约监督”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为此记者专门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国权教授进行了访谈。
“制约”比“监督”重要
记者：“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新提法，对此您是如何解读的？
陈国权：在权力缺乏制约的情况下，权力会成为一种“危险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必然成为谋利者千方百计寻租的对象，领导岗位也因此变成容易诱发违法犯罪的“危险岗位”。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这一岗位的“危险系数”在一些重点领域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所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目标就在于从根本上抑制和降低权力的“危险系数”，切实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
应该说权力制约监督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有权力就必然伴随着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这一提法的新意在于把“制约”一词放在了“监督”前面，表明中央开始高度重视权力制约。长期以来，我们比较依赖于用强化监督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现在要更加重视和突出权力制约的地位。
保证权力健康运行的基础是权力的科学配置，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权力结构需要转型，就是从传统的集权结构向合理适度的制衡结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正是试图从权力制约这个角度解决权力滥用问题。
记者：您认为“制约”比“监督”更重要，而习惯上很多人不太注意区分“制约”和“监督”这两个词，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陈国权：严格来说，监督与制约是有区别的，监督往往是权力的单向运行，是权力授予主体控制被授予权力的行使，以保障权力行使符合授予意图。而制约是权力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钳制，以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具有权力运行的双向性。但监督与制约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都体现了对权力的控制，因此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一般可以将其统称为“制约监督”。这样既体现了“监督”的重要性，又能够凸显出“制约”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意义。
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记者：您刚刚提到权力制约监督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提到它在新形势下的特殊意义，那么您是否能够具体为我们阐释一下这一命题的“新意”呢？
顺德改革的“智囊”力量 orz //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陈国权：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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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改革的“智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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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思考---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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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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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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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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