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政治巫师”李光耀

解读“政治巫师”李光耀 

李光耀自幼就接受英语教育，13岁（1936年）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18岁（1940年）时考入原校的高中部，后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殖民统治倾向。再后来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取得律师资格。1950年李光耀在英国加入了由旅居当地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1952年，李光耀因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为其将来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与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参加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这次选举中，李光耀本人顺利当选立法议院议员，开始与新加坡方面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负责人林清祥等合作，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1963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东姑阿都拉曼（东姑拉曼）政府达成协议，“星马”正式合并。“星马”合并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很快就产生严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政府借此指责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企图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并在幕后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反对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联邦政府高层则对此十分反感，也因随后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导致新加坡最终在1965年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并于8月9日被迫宣布独立。

李光耀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在政治上他“以廉反贪”、“以法去乱”、“注重和平而避免冲突”、“协调种族而拘除仇视”、“带领新加坡走向富强之路”等。不仅如此他还在新加坡发起了反对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喂养鸽子的运动，还禁止乱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和说粗话脏话，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他还强烈推广了几项他最为倡导的行为：微笑、礼貌待人以及在公共厕所主动冲水。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但是留任内阁资政至今。由于他在指导公众行为方面所做的指令性研究，李光耀获得了1994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心理学奖。

对李光耀的政绩，《光明日报》等报刊这样评论他：以任何标准而言，李光耀都是世界上罕见的杰出领袖，是他的雄才大略，使得马来西亚半岛这脏乱、拥挤、豪无矿产资源的港口小岛在三十年间，变成世界第二大港，亚洲金融中心和国际会议中心，人民年平均所得高达八千美元以上，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高收入国；变成最为摩登、整洁、秩序井然、绿茵遍地的花园王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李光耀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他精通英语，也懂马来语，还掌握了日语、泰米尔语，30岁以后又开始学习华语。语言方面的出众的才华使得他能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这对于实行种族协调倒是至关重要的。李光耀对数学格外感兴趣，无论在国家经济的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具体计划制定方面，他都精心计算，善于策划。李光耀还特别喜欢生物学，很善于观察各种生物的生活习惯。对文艺李光耀也颇有兴趣，他会唱歌、跳舞，会玩多种乐器。在一次文艺晚会上，为了活跃会场气氛，他即席唱了一首客家山歌。令人特别惊讶的是，他竟能用英文把这首歌翻译出来。

李光耀是个极为重视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者，他始终把经济发展视为其治国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新加坡是个面积仅有641平方公里、人口292万、既没有腹地又没有资源、处于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般的弹丸小岛国能够取得今天的这样的成就，当然也是和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思想分不开的。他说：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决定我们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生产力运动是一项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要使生活过得好起来，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生产力。1981年他在政府设立生产力局，将每年11月定为“生产力”月，开展“生产力运动”。国家通过生产力局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建立起劳资集体协作精神，推动生产力的增长。他奉行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首先要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怎样做对发展经济有利就怎样做。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快捷的办法和途径上，李光耀认为竞争、物质刺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他说：在一个以平等机会为基础的社会里，如果报酬是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相一致，你就可能给予你的人民为他自己和为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刺激。”

李光耀深知政党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夺取政权要靠政党，执政后维护政权和巩固政权也要靠强有力的党。因此，他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李光耀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确立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以民主和非暴力方式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随后人民行动党利用政权的力量，清除了党内坚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和工会领导人，使人民行动党拥有一个思想路线一致、团结合作较好的领导核心，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推行既允许多党并存，又让人民行动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长期垄断政权的“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到了1968年以后，新加坡议会中竟然清一色全是人民行动党议员，这种“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也使政府领导人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两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便利，避免了议会内的争执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使许多政策能够迅速贯彻并取得效果。

李光耀非常不喜欢反对党政治那种反对党政治，他不断告诫青年人“必须懂得反对党政治的代价”。他认为反对党政治“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并没有实质意义，“反对党所做到的只是在国会中制造不同的声音和装模作样的愤怒情形”。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口号是：“真诚团结一致行动”。人民行动党的党旗白底象征纯洁、清廉，蓝圈象征团结，一道红色的闪电表示雷励风行、快速高效。人民行动党的名称、口号和党旗图案鲜明地反映了新加坡政府的为政风格和形象。李光耀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有了这样的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就能战胜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其它各种威胁，建设一个崭新的、独立自主的、繁荣富强的新加坡。李光耀崇尚精英治国思想，他对马来亚大学教授帕金森在其《帕金森定律——组织病态之研究》著作中指出的“机关的高层领导者若非一流者，其下层就不可能有一流的部属。一个机关首长是二流人才，他的身边一定都是二流货，而那些三流人才也自然选四流货作为助手。于是，立即出现了愚蠢比赛，每个人都竞相表现其愚蠢，因为无能的首长最嫉恨部属中的人才”的观点非常赞同，他说：高素质的部长领导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他相信机关组织运作中的成败完全取决于领导者所做的决策正确与否。如果没有好的领导者，手下的执行者的作业能力再强，也是徒劳无功的。为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从严吸收党员，他说：我的职责是罗致最优秀的人才，负起领导新加坡的责任。始终坚持把受过高等教育、有政治斗争经验和与他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新加坡最优秀的精英接纳入党作，从而保障在党政领导机构形成一个对政治热情、内行、善于组织群众、在人民中有威望的领导班子，把有限的人才都集中在一个政党内，从而保证国家机器的高效率运转。

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是儒家思想。为寻找一种适合于指导新加坡的政治哲学，他涉猎了中外古今许多著作，通过对比历代各大思想家的学说，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套实际和有理性的原则，目的是为了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必须保留四千年文明生活的精华”。他坚持以儒家思想和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和教育下一代，让他们懂得有些基本的价值是应该牢牢遵守的，他认为孔子的伦理观是解决人际关系的好原则，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视为儒学思想的核心，并提倡把这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忠”就是要忠于国家，要有国民意识。要求每个新加坡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归属新加坡。要求每一个人都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乡土而扎根于此地。“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 认为如果孝道不被重视，生成体系就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变得粗野。号召新加坡人都要热爱自己的家庭，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仁爱”就是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他力促各族之间和各教派之间的友好和睦，用心解决劳资矛盾、新老两代的所谓“代沟”的问题，做到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亲善友好、秩序良好、社会安定团结。“礼义”就是文明礼貌，反对奇装异服和“嬉皮士”作风。李光耀认为礼貌导致良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则是提高生产力的要素。他规定每年6月为文明礼貌月运动，逐步扩大到社会各服务行业，进一步深入到工会、学校、居民委员会等基层单位，收效很大。如今新加坡文明礼貌风气是举世闻名的，这和李光耀推崇文明礼貌和开展文明“整治”活动是分不开的。“廉耻”就是不贪污，不被利诱。新加坡政府明文规定，各级官员不得贪污舞弊、搞裙带风、不得接受馈赠约宴、从政人员，不能与企业有经济上的联系，新加坡还设有反贪污局直属总理署，主要监督对象就是国家公务员。若贪赃受贿、营私舞弊，不论地位高低，数额多寡，一律绳之以法。这些措施都保证了政府的廉洁与公正，保证了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行。

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李光耀不赞成“按劳分配”，也不赞成“福利国家”的口号。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他认为通过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福利制度则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和对国家的依靠，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有人在总结新加坡成功的因素时指出：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新加坡道路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融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优点，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国情的综合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

在世界上，李光耀不仅被公认为是一位善于治理国家的领袖，一位独特的、成绩显赫的政治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李光耀也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世界政治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李光耀是第一流的世界政治家”。在国际关系上，李光耀有时被称做“政治巫师”，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游离在大国之间的幽灵！”他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点评世界时事与国际关系，为此甚至有人在评价到他的时候说：因为“他说得很准，但有时候说来会让你害怕”。尤其是他对中国的一些评论，由于直言不讳而常常引起国内网民的口诛笔伐，其实只要分析一下李光耀的人生经历和他对新加坡的感情，就不难理解李光耀发表这些言论的真实内心。

从本质上说李光耀发表的一切政治言论和国际关系评价，最根本的出发点都是站在新加坡的立场上为了维护新加坡的利益。李光耀是华人，30岁开始学习华文，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很深的解读，虽然他少小留学西方英国，但他的国际关系哲学其实并不高深，说穿了就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平衡哲学。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其实李光耀心里是既不希望美国在东亚独大，也不希望中国独大的，这样新加坡在大国之间的外交施展空间和国际影响力才不至于下降。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发展的天平不断向中国倾斜，李光耀一来怕美国影响力下降中国填补美国空间，从而导致东南亚诸小国像古代那样成为中国的附庸，二来也怕美国真的撤出东亚导致他李资政失去纵横腾挪的空间和手段，中美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力量均衡存在、相互制约才是李光耀内心里真正希望的。从这个角度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李光耀为何在中国问题上一会进行赞美，一会进行制衡了。90年代初当中国力量无法对抗美国时，他积极斡旋促成海峡两岸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了举行“辜汪会谈”是玩的平衡术，近期他在游历美国时发表“在二三十年内，中国庞大的体积将使得包括日本与印度在内的整个亚洲，都不可能在分量与国力上与之抗衡。亚太地区因此需要美国来发挥平衡作用。”的演讲，不惜开罪13亿中国人，也是玩的平衡术，李光耀讲话的实质其实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的问题，这不仅是新加坡的担心，其实他也向中国泄露了东盟小国的普遍担心，说出了东盟诸小国的共同想法，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对中国还是有警示和参考作用的，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李光耀那么出离愤怒，只是埋头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发展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了，待到我们的国家真正强大到足以引领世界的时候，我想李光耀资政又该用另一种口吻和态度来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