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改变对中国技术出口控制机制的可能性

美国改变对中国技术出口控制机制的可能性 兰德公司目前，美国在政策目标及执行这些目标的手段上缺乏一种全面的战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断断续续的，但将来可对此加以更好地利用。另外，随着冷战时期对技术出口更有利地控制的全面削弱，技术流动特点发生变化，一国若否认技术出口会产生许多问题，以及全球商业利益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的多样性，上述这些对美国政策构成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为了自身安全利益，不得不在国内处理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产生的影响。美国及盟国需要作出努力，促使中国政策向这个方向转变。这样，中国的某些利益和需要就与美国的利益和需要相重合，从而能找到与控制中国技术出口相配合的更有效的政策方法。但是，为了既要达成高层政治的相互谅解，又要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作出工作层面的安排，这就需要一种策略组合。同时，国际技术出口控制进程要求新的多边结构和多边安排来处理新出现的技术转让方式。由于技术转让越来越多地依靠人文科学专家和技术程序，越来越少地依靠具体的零部件，对技术转让实行控制也变得日益困难。还因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政策研究领域，美国应当寻求支持中国早日参与建立新的出口控制机制的国际进程。最后，要在把中国与某一出口控制体制相联系中取得进展，美国及其他国家需要鼓励在中国行政机关内部及各个企业的层面上形成一种更加清晰的控制意识。要实现这几个大目标，首先需实现几个更为具体的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一系列多边、双边策略组合，以及在中国国内实现这些目标的需要。我们已确定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四个不可缺少的政策组成部分：（1）使得中国更有效地遵守，更全面地参与国际协定；（2）改进中国出口控制体制；（3）取得对中国军事体制， 包括了解军事企业的更大渠道并提高其透明度；（4）加强中国对本国企业法律的实施力度。中国更全面地同意并参与现在的国际协议，是对其正式同意不扩散协议的补充和扩展。中国体制内出口控制的改进，例如正式管制规则和准则，可为更强有力地支持国内出口控制提供基础。美国及盟国与中国国防工业部门和出口企业不断增进的相互影响将加深中国国内对不扩散目标的意识，并会补充相关的情报及实施活动。最后，成功的美国政策必须最终能引导中国实施出口控制法律规则以限制特定企业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最成功的政策方法是多边的，但美国也应做好在双边范围内工作的准备。中国为什么基本上处于出口控制进程之外呢？首先，长期以来中国被排除在该进程之外。美国及其他国家并没有企求中国成为参加出口控制机制的一员。其次，还存在着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敏感性的问题；中国对表面上侵犯其自身决策程序和制定政策的行为或要求持极为谨慎的态度。第三，中国国内对于把出口控制与国家安全利益结合起来亦缺乏足够的支持。第四，出于资金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武器出口（包括一些敏感的武器技术出口）仍对中国某些部门及政策制定者具有诱惑力。例如，中国公开同意企业取得硬通货外汇收入，因为中国不再准备对这些组织的活动进行补贴。中国国防工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境迫使其越来越倾向于出口，不仅出口军用产品，而且也出口民用产品。军事和非军事部门的一系列活动亦旨在促使中国企业更关心市场的力量。向南亚和中东各国的武器出口就与此有关，因为中国明白这是出售武器的绝好机会，同时这些国家也愿意购买。第五，中国武器出口也有地缘政治的动机。中国希望能与那些对本国长期利益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国家保持可靠的政治关系。更广义地来看，中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一不确定的时间里保留灵活的选择权。我们已制定出几种可供美国选择的策略方法。其一是致力于高层政治层面的工作。也可致力于另外两个领域：（1 ）科学技术及官方合作，（2）两国国防机构的相互作用。 美国可将技术准入与中国融入出口控制机制联系起来，尽管该政策会由于其他有能力向中国最终使用者提供相关技术的国家的行为而变得复杂。美国可寻求在中国市场拥有利益的本国企业的参与。美国可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更全面地参与国际协议的谈判。美国亦可试图与中国在那些被认为出口可接受的产品市场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最后，美国还可利用其影响把香港的出口控制程序作为一种模式在中国大陆加以宣传和发展。我们在前面部分概述了美国的四个主要政策目标，即（1 ）使得中国更有效地遵守，更全面地参与国际协定；（2 ）改进中国出口控制体制；（3）取得对中国军事体制， 包括了解军事企业的更大的渠道并提高其透明度；（4）加强中国对本国企业法律的实施力度。 需要一综合策略组合来纳入所有的政策目标。特别是，要推进所有这四个目标，有必要把高层接触和工作层面接触结合起来。同进，我们也评价了其他几种策略。这些策略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及美中关系状况下看来并不具有可行性。其一是对中国放弃技术出口的企业进行直接补偿，其二是明确把美国对台湾作出安全承诺的武器出口与中国参与国际出口控制体制相联系。该策略的一个更为广义的说法，就是重新考虑美国在亚洲军他部署的总体结构，作为在该地区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的一项功能。美国及盟国与中国的未来关系将决定于何时实现上述的策略。美国对安全政策的策略选择无疑会受到其盟国包括日本、南韩、欧洲国家的顾虑和行为的影响。由于目前美中关系及国内政治环境表明这些策略并不可行，我们就不再对下列选择作进一步的估价。另一种策略是利用美国及盟国的影响抓住香港出口控制体制所带来的机会。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出口控制体制，该体制是在英国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不得不承认该体制比中国大陆的小得多，并且香港仍存在着进行许多违法贸易活动的渠道，将来更充分地发挥香港的能力依然具有潜在价值。中国将于1997年继承该体制，还有香港其他行政机构。中国已承诺与香港政府官员更密切地合作以发展职业的上的关系并提高双方的专业技能。另外，香港出口控制机构正试图在九七回归以前独立于英国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专业科学人员的交流，其中包括与美国及欧洲国家的重要交流关系。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利用在香港的关系，以巩固专业官僚主义机构并通过扩展将它们移植到中国大陆。假如中国声称出口控制是一种技术性复杂的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实施，美国及其他国家就可指出中国很快就会有它们能够移植到中国并加以发展的出口控制体制模式（在香港）。我们以向美国未来政策提出四个主要建议结束本文。美国在与中国讨论中应强调双方在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利益分享。这些利益分享，尤其在核领域，为把对话扩展到其他领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基于此重点，美国政府必须致力于在国内形成关于政策目标的更为广泛的一致意见。美国应当对技术转让不断变化的性质作出反应。目前技术转让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内容，更小的系统，零部件，而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已形成的军事系统。这些变化要求采用新的方法来处理技术流动问题。尤其是，对新的出口控制机制的需要，提供了一个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出口控制规定的机会。与中国接触，使中国早日参与出口控制机制形成进程，将为中国以后遵守国际准则奠定潜在的基础。同时要采取行动与中国通力合作，以提高中国对国境以外技术流动全面、有效的监管能力。摘自美国兰德公司报告《在国际技术控制程序中的对中国接触政策——美国政策的选择》 1997年7月
【原文出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53～54
【作者简介】［美］兰德公司
【译 者】高雁霞/黄仁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