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档案解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中情局档案解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文汇读书周报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进行过十分详细的调查与评估，相关报告于近期通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批解密档案予以公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写的《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收录了有关内容。本版内容摘编自该书。
 
——编者
 
大跃进
 
中国有两个基本经济问题。第一个且最根本的是，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压力。第二个问题是获得高强度资金积累的困难。苏联集团已经满足了中国进口资本货物的需求，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贷款得到的，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已经从其富裕的苏联盟友那里收到过一个红色戈比的经济补助。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军事借贷，北平从莫斯科那里得到的所有资助就是两次总数为4.3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自1956年以来，北平从苏联那里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是以货款两清为基础的。除此之外，为了报答前几年苏联的贷款，北平还必须大力增加出口。
 
虽然中国领导人一开始为1958年制定了相对保守的目标，然而在那年的上半年他们做出判断，决定利用中国众多人口的劳动潜力，在各个领域发起“大跃进”运动。
 
中国共产党“大跃进”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农业生产中所迸发出的惊人的生产能力：灌溉工程，数以千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后院工业。这些后院工业的最佳代表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农田间、校园内、办公院里众多的小型炼钢炉。这些自制炼钢炉一般由学生、家庭主妇、职员和农民等志愿者操作，使用一切能够得到的碎钢片（包括农民烧饭用的锅）和地方上生产的矿石和煤炭。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占1958年生铁总产量的40％和钢总产量的20％。然而，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质量低劣，根本无法使用。
 
人人参与劳动：幼儿园儿童拔草；小学生做鞋子；家庭主妇挖水渠，为炼钢炉加燃料；老人养猪，照顾小孩。劳作的时间长，而志愿者也没有假期。同时，追求“多、快、好、省”的压力常常存在。发动并保持这一史无前例的工作狂潮正是其动机、组织和管制的绝招之所在。
 
尽管还远远没有达到北平政府的生产目标，中国在1958年的生产力纪录仍是引人注目的。在这一年，农业和工业第一次同时有了大幅度增长。据我们估算，195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7年增长了20％左右，大大超过了1956年增长13％的现有纪录。
 
1958年的产量纪录的取得是以巨大经济和人力成本为代价的。对产量的迷信和家庭工厂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特别是，劳动力经常不必要地浪费在几乎没有产值的工作上。结果，大量的庄稼要么无人收割，要么收割得太晚，要么在等待运输的过程中腐烂。在超负荷运转的工厂里，由于任务紧迫，管理人员不愿收回设备做维护和修理，而维修厂也转向了生产。
 
1959年，产业不均衡导致一些经济部门不得不减产，并且转换投资方向，这些变动代价高昂。到1958年底，当局承认国产煤炭、生铁和钢的质量低下，导致这一项目的急剧减产。北平仍然将努力集中在生产的现代化和设备的扩展上，而且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钢铁及相关产业上的投资显著增长。这些不均衡不会因为一些快捷和简单的方案而得到解决，反而会因为强迫产量大幅度增长而在一些产业部门持续下去。
 
人民公社
 
为了实施于1958年制定的新的“大跃进”计划，这个国家探索到一种组织和控制形式，它既能突破集体农业的限定界限，又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能产生自己的资本并将可获得的人力资源发挥到最大效力的单位。从1956年开始，中国通过将合作社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而进行了零星的试验。1958年春，一些省市中出现了这种合并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湖南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被命名为卫星人民公社，后来成为公社运动的典范。这种尝试显然使共产党领导层确信他们至少已发现一种组织形式可充分利用全国的劳动力——包括妇女儿童乃至老年人，并满足“大跃进”事业的经济需求。因而，全面组建城市公社的运动在1958年8月突然开展起来。
 
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合作社试验的探索中自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7年的整风运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感觉到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一个重大的新步骤。到1958年年中，由“大跃进”激发的热情和乐观在意识形态复兴潮流中反映出来。在意识形态的前线大步前进的迫切要求在公社激进的概念中找到了完美的答案。一举建成公社体系，不仅可以巩固社会主义的成就，甚至引进了一些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
 
1958年11月初北平宣称99％的农村人口纳入到了26500个公社中，平均每个公社拥有4750个家庭。可以使用的数据表明，到这个时候，公社组织的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极端是，这样的组织仅停留在纸面上，另一个极端是，作为一种高度管制的社区团体，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孩子由公社养育，衣食和其他必需品都由国家供应。然而，到了1959年中期，属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公社只是极少数。很多纸面上的组织至少被部分地实现了，而高级公社一些极端的特点已经按照中共1958年12月10日的指示做了修改。
 
当这些公社成立4个月时，他们的倡导者已经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了。一开始，新的形式尚未完善，旧的制度已经被抛弃了。结果是在管理、账目、税收、地区商业等等方面出现了混乱。对农民管理的加强和对其时间的额外征用造成了辅助性粮食作物的急剧减少（谷物和甘薯之外均被认为是辅助粮食作物），如织布、工具制造等的传统家庭副业也遭到相应损失。
 
即使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也很难完成艰苦的长时间的劳作。尽管现在公社最长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允许有8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仍会要求一日18小时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计划不可避免地给政权带来很大灾难。
 
尽管全国范围没有农民暴动的风浪，但是很明显农民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怨恨公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痛苦。许多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越境逃到了非共产主义国家。这其中很多人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盗窃集体的生产资料和保留上交国家后返回的粮食等事件都发生了（这些事件有时还有共产党干部的参与）。但随着国家管理机器的健全，这些行为都被禁止住了。
 
公社计划中一个明显的失败可能是“免费供给”制度。在这种按需分配的体制下，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农民在总体上比以前吃得好得多的情况。但是粮食消费的略微增加就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夸张的统计数据。公社社员一开始是抱怨饭菜冷而无味，而现在开始抱怨吃不饱。1959年初很多公社关闭了食堂，“允许”农民在自己家吃饭。国家同样也关心起“免费供给”制度造成的革命动力的损失。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得不提醒公社领导不要以免费供给的方式来供应公社成员，并且近来食堂饭票的发行量已经与完成工作的类型和数量相挂钩。
 
公社计划直接牵涉到5亿人，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对政权有利，但是对人民施加的不必要的和无休止的压力最多只能在民众中间造成勉强的顺从。这种勉强的顺从与公社要创造出“共产主义新人”的意图有很大差距。不能成功地激发人民热烈的拥护，这在将来只会导致更多的怀疑。然而，鉴于当局具备应变能力和监控能力，问题没有被进一步激化。
 
党的问题
 
党的领导阶层和团结。虽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之间基本上仍是团结的，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25年来的紧密团结关系已经受到了影响。毛泽东的个性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至少，一些党员认为他对政策的引导是错误的、不明智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被迫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本人主动放弃了次要的职务，目的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党主席的职务上，投入到基本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而且，毛泽东可能在考虑建立一个明确的最高领导人继承次序。很明显，他至高的地位没有遇到挑战。现在，他比作为国家主席接班人的刘少奇还要更加引人注意，得到了更多的好评。他还是党的首脑，我们认为他会继续在中共内保持其主导地位。
 
政党和人民。中共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避免党的革命活力低落，高层领导人已经从匈牙利革命的客观教训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不能允许自己脱离群众。中共已经寻求各种途径来避免产生与人民脱离的“新特权阶层”。这些途径包括党内整风，把官僚和党内积极分子大量地输入农村，送官员到部队基层服役。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领导人也偶尔参加体力劳动。
 
政党和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其雄伟的目标，中国必须全力使用知识分子和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尽管当局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非马列主义者。这些人被任用但是并不被信任，这和当局多方努力要求他们全力支持的做法是明显矛盾的。
 
这种需要是毛泽东1956－1957年发动“百花齐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他已明显地确信，共产党体制在中国已经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并认为更为自由的氛围将促成知识分子为这个政权提供更加热心的支持。当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提出批评（1957年5月）并开始攻击政权本身的基础时，这样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这些人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农村改造或以其他的方式被镇压。尽管共产党还继续采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名义上恢复了一些被指控为“右派”的人的地位，但是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策似乎只是容忍知识分子和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此同时，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