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露出真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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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位历史学家。
沈志华
和一般学者的儒雅内敛不同,他身材魁梧,喝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样子更不“斯文”,震得屋子里传来回声。他说起历史事件的年月日随口道来,可却总是记不住自己最喜欢的冰淇淋“哈根达斯”4个字。
在中国历史学界,沈志华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异类”。
他身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
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以大量丰富而可靠的档案文献和适量的口述史料,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作了澄清、填补和纠误……”他本人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更有学者认为,沈志华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代表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克服了从概念出发、以结论剪裁史料的弊病,重视从材料出发、就史实发言的本源。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1979年,29岁的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研究生。
最初对历史的兴趣,完全出自好奇。“中学时看丘吉尔回忆录、隆美尔回忆录,怎么和我们知道的都不一样呢?真相到底是什么?”他说,这种兴趣的加深,是当你自己发现了历史的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
然而,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所公布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多年来,这个文件被广泛引用,人们普遍认为10月2日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
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上,这个问题成了热门话题。有学者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应邀参加此次会议的沈志华,事先从美国华人学者陈兼那里得知了华盛顿会议的情况,他亲自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核实查证,证明中国公布的电报,确有毛泽东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而俄公布的电报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都是一致的,也不像是伪造。经过仔细研究,他认为,两份电报都是真实的,中国保存的文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沈志华还推断,这份文件没有发出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有意见分歧。
他的解释被与会学者接受了,这也是他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第一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过去,很多研究都是根据师哲回忆录的说法,认为在此之后的7月初,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毛泽东的“一边倒”讲话是为中苏领导人的谈判铺路。
而根据沈志华在俄国档案中的发现,刘少奇等人实际是在6月21日动身,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并在26日至27日夜间与斯大林会晤,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说明,毛泽东的决策是刘少奇访苏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就新中国在美、苏之间的选择而言,毛泽东“一边倒”宣言的发表,颇有背水而战的意味。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特有成就感!”这就是他所说的“发现历史”的感觉。
说这话时,他的重音落在“特”字上面,54岁的他孩子气地用手半遮着嘴,好像是在告诉你一个特别的秘密。
由于特殊原因,沈志华后来未能顺利从社科院毕业。如果说,当初返回历史学界还多少带有一点负气想证明自己的意思,现在,他做历史研究,已经完全是兴趣使然。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还原和解读历史,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为它们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简单化、概念化。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韩刚教授说,我们目前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现代史研究,严格说来,很多都不是科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结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每个事件都有预先定好的结论,无论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研究者只能按照那个结论来诠释史实,只能增添论据而不能改变结论。这种研究,根本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所有人都赞成,都认为太应该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办得成”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向封闭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开始解密。上世纪90年代初,俄国一些重要档案馆已经对外开放,这一情况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德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图书馆都开始收藏并陈列大量俄国档案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关于某些历史专题的档案集也陆续以俄文和英文形式出版。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沈志华说。
因为社会环境所限,过去很少有学者能走出国门找档案。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依据的都是别人书中转引的东西,基本没有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这样的历史研究很容易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而有关苏联问题情况更严重,因为和西方国家相比,它的档案材料在本国国内也不开放。
俄罗斯档案的解密,是个机遇,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可以与国外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1994年,刚刚返回学术界的沈志华,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机缘巧合,他有了亲自去俄罗斯搜集档案的想法。
可是想一想,太难了。他连单位也没有,办个护照都麻烦。
1995年初,沈志华出面、出资,邀请国内苏联史研究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在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宾馆召开研讨会,专门论证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所有人都赞成,都认为太应该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办得成。”沈志华说。
他又去找当时社科院一位副院长。可社科院没钱,如果等国家批资金,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商量后两人达成协议,由社科院立项,沈志华出资。
1996年5月,沈志华率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一行4人来到了莫斯科。
第一顿饭,就吓了沈志华一跳。他们4人加上一位俄罗斯科学院的接待人员,5人花了460美元,还是一个很普通的餐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他们都是每周乘地铁到郊区市场,买回一周的面包、黄油、香肠、咸菜,自己在住处煮稀饭吃。
吃饭委屈自己不算什么,可档案问题麻烦大了。
首先是价钱昂贵,复印费每页便宜的1美元,贵的要2.8美元。俄罗斯档案管理落后,官僚作风严重。调档特别慢,条子交进去,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早上恨不得11时才上班,1时午休,下午3时上班4时关门。
他们原计划待一个月,可要是这样,半年也不够,时间和钱都搭不起。
几人一商量,决定兵分两路。两人留在档案馆,专门摘抄复印目录,购买档案指南。沈志华和另外一位俄语好的人,出去公关。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远东所、东方史所,差不多是同行的,都去拜访。
请不起客,他们住的旅馆有厨房,自己动手,香肠沙拉和国内带去的二锅头茅台酒,也可以待客了。酒过三巡,拿出目录,说明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复印具体的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外加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宾主尽欢。
“他们本国人复印费用要低得多,而且省了多少事啊。”说起这事,沈志华又得意又无奈。尽管有“内线”帮忙,他们还是发现来得太晚了,搜集档案在俄罗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
因为在开放过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纠纷,1996年,俄国档案的开放程度已经有所收缩。而在那之前抢占了先机的,大都是美国的学术机构。
1997年、1998年,沈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沈志华特别爱说这句话。如果说过去只能吃别人嚼过的剩饭,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不抓住,就太不应该了。
美国的好处在于,只要你有护照,无论是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还是各总统图书馆,5分钟就能办一个出入证,什么都不问你。复印价格便宜,一页只要10~20美分,有的还免费。像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国家安全档案馆这样的专业档案馆,文件更是分类清晰,不用你自己一页一页地找。他们要做的就是整卷复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两次下来,一共带回了十几箱档案,比在俄罗斯收获还大。
为了找“粮食”,沈志华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收获颇丰。可碰上的头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门口的“粮食”找起来,比大洋那边还要困难得多。
在黑龙江,他们夫妇专门住在档案馆对面的宾馆,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周末还要给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加班费。忙了10天,复印了几千页,却因为差了一份人情,不许他们带走复印的资料。电话从省外办一直打到外交部,尽管有《档案法》,尽管外交部说既然是开放档案按规则办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让带走。直到现在,那些资料还存在那里。
为了研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沈志华专门去了一些大企业的档案馆。在鞍山钢铁公司一个档案馆,人家说,你只能看和抄写,不许复印。
有的地方情况更糟,连大门都不让进。不得已,他只得动用各种资源,贴人情、贴钱,苦苦寻觅那些别人眼中的“故纸”———他的“粮食”。
开国际会议时,沈志华和其他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你研究中苏关系,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
“真是让人尴尬的问题。不明白的,都以为是中国学者不勤奋,不趴档案馆,不做基础工作。”他说。
在档案馆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绝不止沈志华一人。
中央党校韩刚教授说,我们对待档案,仍是保管高于利用;而美国人的想法是,到我这里看的人越多,用我档案的人越多,我的档案价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不仅不要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2002年8月,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出版了。全书收入1917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共277个专题。据沈志华说,除俄国本国外,这是目前收入俄国档案最多的文献集。在34卷中,沈志华自己完成了8卷。如果加上因为内容敏感而最终没有被收入《选编》的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部分,他一个人做了十几卷。
他觉得作为一个独立学者,10年来社会对他的认可不仅是对他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是对他个人研究方式的认可。在体制之外,学术运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为通畅和自由。“我想做什么题目自己决定,用不着审批。我想写什么自己知道,找什么我也知道,也知道哪里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笑言,在某种意义上,沈志华可以作为衡量学术研究宽容度和自由度的标尺。
也许,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用新发现的史料解读历史,赋予历史生命和灵魂,让自己活得明白,也让更多的人活得明白。
《中国青年报》7.28 冯玥文